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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后，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革命信念，从而推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井冈山会师；党的思想建设
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的革命形势逐步发展，对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推动，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之所以能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思想建设得到了加强。朱毛红军会师党后的思想建设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中共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结果如何？对于新时期做好党的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重要的启示。
1 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思想，又称“工人阶级思想”，是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思想。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应该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井冈山会师后，党内最本质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表现最多、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主要表现为封建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雇佣思想、军阀作风、自由散漫、书记独裁、“农民党”倾向、“独立国”现象……。面对这些危害边界党组织建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井冈山会师后，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气馁，而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和具体的解决措施。
首先，克服地方主义和“农民党”倾向。地方主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常见的。它作为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政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毛泽东还讲到：“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1]可见，要解决地方主義，单纯的理论教育灌输用处并不明显，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启发教育党员群众，引导他们认识共同的阶级关系，从而克服地方主义，提升凝聚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由于大量吸收农民入党，甚至出现了农民集体入党的现象，再加上缺乏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木知识，致使党员素质很差，严重存在“农民党”色彩。为了从根木上克服“农民党”倾向，1928年10月，党在湘赣边界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系统总结了边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克服“农民党”倾向的措施和要求。针对农民集体入党的情况，决议指出党员的发展要注重质量，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在指导机关人才的选拔方面，尽量提拔好的工人担当，以增强工人领导的力量，提拔工农分子的过程中要注意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决议还提出要扩大民主化到最高程度，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党的改造要保持无产阶级的观点，在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时，注意坚决与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散漫的思想作斗争，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其次，解决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矛盾是湘赣边界一个特殊的社会矛盾。土客籍之间的争端在党内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使边界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为了解决土客籍矛盾，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边界党组织经常给党员上党课，引导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无论客籍还是土籍都是农民，只要是受了压迫和剥削，只要愿意起来革命，就是一家，而土豪劣绅无论是土籍还是客籍，都是大家的敌人。其二、党组织还颁布政策法令、落实政策，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对于那些曾经受土豪劣绅蛊惑而反水的土籍农民，党采取宽容的态度，积极争取上当受骗的土籍农民。其三、党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调配干部，削弱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党的工作的影响。如“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2]通过采取以上有效措施，再加上边界党组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土客籍矛盾在斗争中逐步得到解决，这也保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顺利进行。
2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目前为止最科学、最先进、最严密的思想体系。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十分注重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没有训练，甚至入党仪式都没有，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强党的基木理论训练。”[3]通过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提高边界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从而使广大党员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自己，能够达到行动一致，步调和谐。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为达到“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4]，中共在湘赣边界创建特委党团训练班。
1928年下半年，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湘赣边界党、团特委在宁冈茅坪、茨坪等地举办了多期的党团训练班。分批抽调党员加以训练和教育。当时，边界特委设有“教宣委员会”，负责制定党团训练大纲、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训练班由各县党团组织选派若干党团骨干参加，原则上规定每个党、团支部各选一名，实际上参加的多是红色区域的党团员。每期时间约为一个半月，分期分批，集中学习。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如何开展政治群众工作以及军事方面的知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党团训练班，组织军队党团进行系统学习。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军、宋新怀等讲团课。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和演讲马克思主义基木原理。除此之外，训练班还有一个专门负责讲课的指导员，另外还请妇女代表、青年代表作报告。“没有课堂，也没有讲义，课堂就是我们的宿舍。”[5]，训练班以授课为主，主要是对训练班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教育和基木理论教育等。与此同时，边界特委要求各地党、团县委也相应举行党团训练班和党务训练班。永新党、团县委、东南特别区委、西北特别区委分别在小江山、万年山、天龙山举办了10余期党团训练班和党务训练班，培训了数百名党、团员。西北特区委在香炉山举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学员100余人，学习时间15天，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ABC》《土地革命》《党的章程》等。训练班由西北特区委书记刘一奇和文子勤、金文质等任教，讲授“如何发展党员”、“怎样作报告”、“怎样搞宣传”等。中共宁冈县委在砻市、茅坪等地举办了多次短期培训班。边界其他地方党的组织也都举办了各种党团培训班。
湘赣边界党团训练班党的举办，是我党早期非常成功的党员教育活动，对于党团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提高，对于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对于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思想教育，灌輸以无产阶级的先进理念，教育了边界的党员干部，培养了党的事业的“先进分子”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家”。“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而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6]
3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止、革命不息的不竭动力，也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仍处于困难的环境之中，一方面敌强我弱，革命形势还处于低谷；另一方面，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社会阶级矛盾复杂，生活环境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的一部分士兵和党员由于缺乏长期应对艰苦斗争的准备和经验，渐渐对革命的前途感到迷茫，甚至丧失了对革命的信心，这些思想阻碍了工农革命军对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毛泽东同志历来就高度重视对党员和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回答“红旗到底打多久”，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通过对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分析，坚定了根据地革命队伍的信念。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根据地党组织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使得根据地党员和干部牢固地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并始终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首先，回答“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1928年“八月失败”后，边界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这时，党和红军内有部分同志（包括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在内）对军事上的暂时挫折和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感到悲观，思想上犹豫仿徨，因而对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疑问是党内一种右倾悲观主义的思想，它存在于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党内，这无疑影响了党在组织上的团结和思想上的统一，影响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对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带来巨大危害。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7]在边界党的“二大”上，毛泽东针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理沦上作出了系统的回答，并作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这篇报告里总结了一年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透彻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的报告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批驳了根据地内存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极大地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边界党的“二大”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其次，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1929年初，湘赣两省的敌军纠集6个旅计18个团的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当时一红军只有4个主力团，人数不到6000。面对强敌压境，红军和地方党内少数人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有些人主张放弃井冈山，有些人出现游离不定的情绪。这种右倾悲观情绪在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后直至出击赣南、扩大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仍然存在。1929年，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去找出路。为了教育林彪，使全党、全军同志明确革命方向，认清斗争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念，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在福建古田专门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字的长信。在信中，毛泽东列举林彪的种种右倾观点之后，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墓木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详尽地阐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信的最后用诗画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己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8]《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进一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中国共产党人闯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不仅把星星之火燎原到全国，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在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这是能够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也为此后党的自身建设创造了经验。进入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重中之重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为这一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2]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3]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4]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第460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作者简介
刘洪，男，本科，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椐地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陈列馆管理处主任。
杨长勇，男，本科，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椐地纪念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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