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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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秉文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高等教育;近代化;郭秉文

郭秉文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学习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理念,把南京高等师范(以下简称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并一度使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郭秉文在南高、东大的办学实践正值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的贡献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它主要包括了科系设置、选课制度、组织结构、男女同校等具体内容。从郭秉文在南高、东大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上看,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一)寓师范于大学,构建综合性大学

郭秉文致力于高等教育,就是要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模式,寓师范于大学,建立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大学。寓师范于大学,首先是学科设置不能局限于师范教育,而应着眼于综合大学。因此,郭秉文主持的南高在学科结构上并未局限于师范的框架,而是根据智育标准、社会需要和学校的实际一直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1916年,“鉴于社会体育不振”,为“养成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增设我国高校第一个体育专修科。到1920年,把国文史地部和数学理化部合并为文理部,并新设文理专修科,形成8科8系的格局,使南高的科系设置逐渐突破了民初单一师范教育的界线,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实科教育于一体,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特别是农、工、商专修科,尽管与师资培养的目标无太大联系,但它却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为高师发展为大学奠定了基础。寓师范于大学还有寓师资于大学之意,即师资培养不必局限于师范学校,而应着眼于综合大学。综合大学学科齐全,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知识,培养多种人才,再选择优秀的人才加以培训就可以培养成优良的师资,而师范教育学科类型单一不利于优良师资的培养。“作为大学之后,就无须袭用师范底名称。因为既为大学,则不必限于养成教师。各学科可以各自造就各方面的人材,有愿当教师或从事教育事业者,只去同教育科联络联络,便可得相当底准备。”[1]寓师资于大学就要选聘和培养优良的师资,这为南高发展为东大提供了师资上的便利。

“寓师范于大学”的发展模式与郭秉文的留学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它是从近代的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向美国师范教育模式的转变,是舍北京大学德国模式而取美国大学模式的时代选择。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初始阶段,所以它为日后的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这些中国过去和今天的重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它在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拓展和深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形成中国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起了重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2];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掀起了高师改办大学的潮流。

(二)改革“学年制”,完善教学制度

民初,各高校普遍实行“学年制”,学生修完规定的课程才能毕业,南高开办时也采用了这种形式。所有的课程学生都必修,“往往有性之不近者,亦须随班,听讲兴趣既无,成效自难”,若实行选科,“学生可依兴趣发展其天赋之特长”;学生必须按规定修完学业,“敏者嫌其太迟,钝者觉其太快”,而“若以学分计算,敏钝各得其平”;实行学年制,“平均分数不及格者应留级,所有功课均须重修”,“平均分数及格者即可升级,即便有些科目不及格亦不再重习”,而选科制“只需重修不及格之科目”[3]。因此,郭秉文主持校务会议通过了陶行知提出的《改良课程案》,决定自1920年9月实行选科制,各科先让学生自选,然后再征得指导员的同意。选科制在南高开始推行,到东南大学时期己臻成熟,各科都有必修课、选修课,都有主辅系之分;一科学生可以选择其他科的课程,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选修制是美国大学学术的重要特征,受到选修制熏陶的郭秉文等人深知其长处,纷纷支持改革学年制度。尽管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南高的选科制已经与当今的学分制有众多相似之处。采用选科制可以开出许多新颖的课程,所以深受学生的喜爱,并且选科制在推动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志趣和发展学生的才能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被其他高校广泛采用,促进了高校近代教学制度的形成。

郭秉文时期的南高在教学制度上的改变还有暑期学校。虽然陶行知对暑期学校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但郭秉文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况且暑期学校本是郭秉文在美国留学时就极为欣赏的教育形式,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就认为,夏季学校有利于教员的养成,因此他主持南高后就适时将其实施。到了东大,暑假学校被写进了学校组织大纲:“本大学为推广教育起见,特设暑期学校及各地专修科。”暑期学校是南高、东大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进行教学制度改革的创举。参加暑期教育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授课的教师有南高、东大本校的著名教授,也有从国外聘请来的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南高开办第一届暑期学校时,因为是国内第一家,所以报名来学习者众多,规模达到了1000多人,而且社会好评如潮,这使有关人士认为暑期学校是有价值的,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南高暑期学校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众多的学校纷纷效行。在此影响下,全国有十多个省都兴办了暑期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三)同时招收男女生,实现男女同校

五四运动之前,尽管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但在高等教育界,除个别私立大学外就没有同时招收男女生的高等学府,教育史上把这种男女不能同校的制度称为“女禁”。郭秉文就读的乌斯特学院是一所进行男女合校教育的高等学府,受此影响,郭秉文就任校长后,一个重要的改革举动就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郭秉文与北大校长蒋梦麟谈论女子教育时,都认为中学毕业女生升学机会较少,于是相约在北大和南高试办男女同校。1919年,南高校务会通过了女子旁听法案,并决定于1920年暑期开“女禁”,招收女生。南高和北大招收女生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被称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谩骂声也不绝于耳。不过,经过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不懈努力,南高终于如期开考。1920年2月,北大首先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生。而南高从百余名应考女子中录取正式生8人,旁听生50人。至此,女子不得入高等教育与同学同校的禁律被打破,此举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4]

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开女禁,实现男女同校,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新时代。南高更是史无前例地实行了高等学府男女生合校制,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南高的男女合校同样犹如空谷足音,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自此,开“女禁”成不可阻挡之势,男女同校学习也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被确定下来。1920年10月,国民政府在江苏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而1922 年的“壬戌学制”更是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目前,流行而且权威的说法是“北京大学在中国首开女禁”。这种说法不无偏颇之处,应该说是“北大和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甚至可以说是“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5]。

(四)改革组织结构,设立校董会

南高在开办之初,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学校设总务处统管全校事务,总务之下设教务、斋务、庶务三处,校长与三处主任组成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学校的重大事情。郭秉文担任校长后,他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设立校长办公处取代总务处,将斋务处和庶务处合并为事务处,将校务会议作为最终的决策机构,学校的重要事情都由校务会议决定,然后再经校长批准后即付诸实施。由于学校议事机构多由教授兼职,所以,这种校长责任与教师合议相结合的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思想。在南高改东大的过程中,为了给东南大学谋求舆论上、经济上的支持,郭秉文首次在全国高校中引入了董事会。为了进一步发挥校董会的作用,他参照美国大学的做法,把校董会章程规定为:校董会可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议决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校董会议所决事项,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后施行。由此,校董会成了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意味着校长的人选必须是经校董会推荐的,东大的人事权也就掌握在校董会的手中。这种经由校董会推荐的校长任命制度,为东南大学的自治和依托地方办学的模式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6]

董事会是美国重要的决策和管理机构。郭秉文引入董事会反映了他企图把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努力;董事会加上校长领导下的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的三会制,具有较强的民主色彩,反映了郭秉文在学校管理上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努力。东南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第一所成立校董会的高等学府,校董会掌握着学校的校政大权,为南高取得社会的资助,为东南大学的崛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24年的《国立大学条例》也把校董会写入其中。

(五)重视新知,更要昌明国粹

郭秉文重视科学与科学教育,认为大学应该成为发展近代科学的重镇,但他又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大学应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就此而言,大学应成为西方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部。郭秉文主持南高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前后,他力举“科学”与“民主”,实实在在地为南高罗致了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骨干的一批新型的科学人才,使得南高和东大的理、工、农在同类学科中脱颖而出。以至于当时有人称赞南高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基础”[7]。同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人更是提出“所有的中国图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里去”,全然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郭秉文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根与源,“夫欲枝叶之茂者,必固其根;欲流行之远者,必浚其源。岂有拔其根而移接其枝可以活,塞其源而横溢之水得所归哉?”[8]因此,在课程教学上,要体现民族精神,要注意发挥历史、文学等课程对学生的积极影响;在文化上,要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解析宇宙名著之共性,趋雅音以崇文,不事谩骂以培俗;在学术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9]

因为郭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温情的敬意,所以南高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行为上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它所倡导的古典风格成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较为鲜明的是《学衡》杂志的创办,“南京高师一班维护中国文化的大师,如刘师伯明、柳师诒徵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主张发展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学衡》旗帜鲜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国文化)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10]。南高在文化使命上,“虽然在开创方面不可能说首屈一指,可是在衡量和批判一切新思想、新制度,整合新旧文化,维持学术思想的继承性和平衡性方面”,有它独特的贡献,“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性的提升方面的作用有更多的发挥”[11]。

二、郭秉文教育实践的启示

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等大学的成立,推动了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定型。而从南高成立到东大的发展,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者恐怕只有郭秉文一人。纵观他的价值理念和办学实践,郭秉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在他既坚持国际视野,又坚守本土情怀。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国际视野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是在不断接受外来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主动参与国际对话,并将外来理念本土化的过程。诚如梅贻琦所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人类文明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12] 20世纪初,我国内部矛盾重重,周围列强又虎视眈眈,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担笈负笠到西方求学,众多的人回国后又迅即投入高等教育,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现了一个令人神醉、叹为观止的黄金时期。郭秉文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学习借鉴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及办学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样一所培养中等师资的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起在当时具有相当国际声誉的综合大学——东南大学的。

综合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还将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状态要求我们不断参照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准来调整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外在影响而引发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将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也即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一种模仿别人的修正性的变革,而不可能是内生的具有创造性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创造性地拿来为我所用,并尽可能地缩小与国外高等教育的差距。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国家在外部应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尤其是对外交流的权力,使高校能自主地利用国际组织中对我国有利的资源,以利于高校引进外资与外智。高校要进行积极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吸取国际先进的科研手段与方法,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和走向,以便迅速地站到学科理论的前沿;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讲学、搞合作研究,同时请外国专家、教师到中国来讲学,参加学术讨论;在公共基础课和文化选修课中开设国际教育方面的课程,在本专业、本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及时补充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技成果,并注意选用国际上有影响的先进教材。[13]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守本土情怀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必须根植于国家、民族之中才能有其发展的动力。不同的国家或民族都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迈入世界的方式,所以,作为一个主体,大学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立足于自我,坚守自我。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学会交流与合作,更要学会立足于本土,学会坚守本土情怀。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不仅仅源于中国高等教育界肯于学习西方,更在于他们身系苦难的民族,将自己的理想与前途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去探讨适合中国的世界性的高等教育,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成长起来。然而,现在的一些专家与学者全然不顾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与20世纪初众先驱的理念与精神不同,专注于“孤身一人,背靠长城,凝视远方与海外学者对话”,“长于开眼看世界,短于低头思故乡”[14]。结果,国外的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联系现实来做学问却只能是满腹牢骚。高等教育抬头看世界是为了学习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进经验以弥补我们的不足,而并不是全盘否定或妄自菲薄。我们的高等教育话语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彼此交流基础上分歧的消失,更来自于发展基础上力量的增强。这就需要我们坚守民族特色,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出民族特色,这样才能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吸引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坚守本土成果,并把本土成果推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坚定地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坚守本国先进的理念与经验,并创造性的形成和发展本土话语,并积极地向世界展示,以赢得世界话语权;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海外市场,吸引各国学子,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在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竞争能力。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东南大学的成立引领了国内高师改综合性大学的潮流,除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改为师范大学外,其他高等师范都陆续并入或改为综合大学,师范专修科也由附设在高等师范内改为附设于普通大学教育科,甚至附设于中等师范或高中。由于没有很好地结合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加之当时的教育机构处于无计划的状态,对如何升格为师范大学,在要求上不够明确,思想及做法上缺乏研究及准备。一些省份大开高师、大学合并之风,行取消独立高师之举;一些省份为了建大学,在财力、人才等条件尚未具备的条件下,不惜牺牲已具规模,拆了东墙建西墙,把高师改建成大学。[15] 其结果导致了师范教育的严重滑坡,削弱了中等师资的培养,师资供不应求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东南大学的建立并非是好高骛远、盲目追求学校的升格,而是一整套办学理念的实施。就像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指出的,建设一流大学不能操之过急。人们普遍认为,教学、科研与服务不是某一所大学必须都具备的功能。但现实是,在学校里,学校教学的表面意义为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但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的实质体现就是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而社会服务功能又是通过人才培养来实现的。所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是所有大学的功能。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要谋取发展,实现其功能,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确定培养什么人,因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你培育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地位;要勇担人类使命,挑战人类新知,因为一所优秀大学的使命就是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促使学生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发展;要夯实基础研究,追求开拓性发展,只有基础扎实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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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川.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出版社,1994.121.

[3][5]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5,58.

[4]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8.

[6][11]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19,34.

[7]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76.

[8]杨际贤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华百位教育家思想精粹[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1.226.

[9]田正平.教育交流与现代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1.

[10]张其昀.郭秉文先生纪念集[C].台北:台湾中华学术院.1971.2.

[12]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13]石猛.透视与借鉴——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J].英才高职论坛,2008(3).

[14]刘琅.大学的精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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