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办学研究

【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报告表一直采用表四，实习内容为编制各种类型目录卡片。从第三班以后各届则采用表五、表六所设内容进行考试，共分中文分类、中文编目、西文分类、西文编目四项。

上述表格可知，第一、二班实习考核以学生掌握各种类型目录卡片的编制为原则，从第三班以后实习考试要求用中西文分类法分别编制各类中西文献目录卡片。所依据方法亦有变化，其中1946年中文分类应用方法为“暂按刘国钧氏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字样，而1947年则为“依刘国钧氏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1946年中文编目应用方法为“暂按刘国钧氏中国图书编目条例编制书名著者及标题目录卡片”，1947年时则改为“依桂质柏氏之中国图书编目法编制重要目录片”；西文编目法应用原则也有变动，这种不稳定性反映了当时中国书馆学尚处不断发展学术争鸣的阶段。

实践科目除图书馆学实习以外尚有看护学、书法、打字等，这些课程与文华图专课程（打字与固习字、看护）类似，学习内容也大致相同，不过成职图书科还设有珠算、应用文、统计制图法等课程，这是文华图专所没有的。

5 与文华图专的比较与联系

5.1 与文华图专的对比及思索

就办学时间及办学连续性而言，成职图书科是民国时期国内少数几个开办图书馆学专业，且办学时间较长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之一。就毕业人数而言，成职图书科相对人数较多，它还是全国较早开设档案学课程的教育机构之一，理应在中国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成职图书科的历史一直以来极少为外人所知，194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仅有“成都女职学校征求书籍”的简要报道，其中未谈及成职图书科的情况。就连当事人廖洛纲在其《文华图专毕业生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对四川地区各图书馆做出的贡献》一文中亦未提及他在成职图书科的任教经历。1941年陈辈所作《谈设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之必要》一文：“然以我国幅员广大，而专门训练图书馆员的机关，仅有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与图书馆专修科，因此人才异常缺乏。……”文中也未提到成职图书科的办学。在当代学人著作中，也只有《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提及“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图书馆管理科第一届学生毕业”一事。这些情况至少说明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成职图书科的社会影响也很小，若以结果而论成职图书科历届学生也鲜有成就者，与声名远扬的文华图专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因素。

其一，学生素质较差，课程设置专业性较低。文华图专招生标准为大学毕业或大学二年级以上肄业学生。内迁改招专科班学生时，招生标准也要求高中毕业。而成职图书科招考学生为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历者，为尽力招生还降低标准，学生中同等学历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相较而言成职图书科学生学习能力较差。至于已至毕业期，学生因考试不及格反复补考，以致迟迟不能领得毕业证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而笔者查阅文华图专相关档案未发现学生考试不及格反复补考的情况，仅见《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5卷第2期《校闻》部分有一则报道“（专科第十届）准予毕业者，计有：吴元清，于镜宇，强佩芬，童世纲，吕绍虞，陈鸿飞，赵福来，陶善缜等八名，陈季杰一名，须俟补修西洋目录学一年后，考试成绩及格，再呈报教育部给予毕业证书。”可见从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来看，两者均有极大差别。在1945年成都女职呈四川省教育厅的公文中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

窃本校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高级图书管理科第四班学生前学期考试各科成绩，业经汇算完竣，除李静淑，张碧华二名，因病休学。张正清一名，因病退学，无学期成绩外，其余一、二科不及格学生，均已参加第一次补试，成绩及格。惟孙慧祥等五名，仍有一科不及格，暂准随班附读，俟二次补试后，再行汇算呈核。兹谨缮具该班学生前学期成绩一览表、简表、暨休、退学生表、简表，备文呈请鉴核。再贺际华一名，系同等学历，前表误为毕业，合并陈明，仍乞指令祗遵。

谨呈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

计呈送前学期成绩表、简表、暨休、退学生表、简表各一份。

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陈毓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同时，成职图书科课程设置专业程度方面亦远不能与文华图专相提并论。以文华图专独立初期的课程设置为例，除党义、体育、语言类课程、打字、看护学等少数课程以外，基本为图书馆学课程或毗邻学科，如金石学、现代史料等。而上文所述成职图书科仅不到一半的课程为图书馆学档案学课程。从课程设置来说，学生所学要粗浅的多。

其二，政府虽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然而抗战时期适合女性的工作机会不多，存在就业困难的状况。在1936年成都女职的提议案中，虽然当时还未开设图书管理科，然而其他各科学生亦存在严重的中断学业现象。政府对于就业问题没有相应对策，以至学生心忧未来，不能专心于学业，外界稍有影响即意志动摇。“职业学校以不收学费为原则，可见政府对职业教育之提倡，但许多学生意志薄弱，中途更变，每有一班学生至卒业时，往往不足入学时之半数。长此以往，国家损失，实非浅鲜。……内地各省职业教育，兴办有年，其不发达之原因，固甚复杂，而学生卒业后，不得相当出路，实为重要原因之一。故今后政府对于学生出路一层，尤宜特别注意，职业学校之卒业生，似应有正当之用途和保障。在国难期中，政府尤应多给女子办事机会，俾得共济时艰人尽其才。”以第二班学生为例，1941年9月第一学期入学时为18人，同年11月时已有7人选择休学[28]。占入学总人数比重为38.9%，第二学期继续休学4人，最终毕业学生仅12人，休学原因多为不假不到、生病、有事等，可见不少学生将学校当作暂时的权宜之计而非学习之所。虽然成都女职在招生时为避免这种情况，要求考生在入学时缴纳伙食费412元（可能为三年之用）由学校代管，以达到减少辍学现象发生的目的，但从结果来看效果不佳。

相较而言，文华图专在校生不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学生学膳宿费，还资助学生杂费。文华图专通过各种宣传，比如寄送各大图书馆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来宣传学生，树立学校声誉，到毕业时，用人单位纷纷来函招聘，学生既无生活之虞，又无就业之忧，自然专注于学业。而从历年成职图书科学生申请奖学金的资料中查知，绝大多数学生家庭是清贫的，可能存在借贷读书的情况，因此不能安心学习，学生在校期间一遇就业机会，即可能以种种托辞离校而去，加之抗战时期全国图书馆业严重萎缩，因此，虽然笔者未能找到成职图书科就业情况资料，但从历届学生严重流失情况来看，就业情况应不理想。

第三，成职图书科所招学生全为女性，民国时期虽提倡男女平等，但旧有思想仍严重束缚当时的女性，成职图书科以培训职业技能为重，没有文华图专崇尚学术研究的传统，很多学生仅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可，并不想成名成家，从而导致成职图书科毕业学生显得默默无闻。而这种性别的影响可能具有普遍性，当笔者查阅文华图专相关资料时也较少发现有女性成名者，因此在对成职图书科教育作出评价时亦应考虑此种因素。

5.2 与文华图专的联系

在调查中除发现成职图书科骨干教师大多来自于文华图专，课程设置及实习安排与文华图专类似以外，笔者在查阅武汉大学档案馆文华图专相关档案时，意外发现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卷《历届学生入学毕业证书（民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中一名来自四川中江名叫邓崇玉的学生，她的入学毕业证书签发机构为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为罗家蕙（见图1）。这份文件与笔者在四川省档案馆查询到的1940年成职图书科入学新生一览表（见表1）中邓崇玉的籍贯相一致，年龄相对应。从而有力地证明成职图书科的办学情况，同时证明了成职图书科学生在毕业后继续选择文华图专深造的事实。但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该生在文华图专的毕业信息，亦未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整理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校友名录（1920级-2010级）》找到她的名字。该生是否中途辍学抑或毕业情况尚未收录？这些疑问只有留待进一步的考证。

6 余论

笔者在整理资料时，曾想拜访当事人廖洛纲先生，然而查阅电话时四川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却告知廖老已于2009年辞世，所以已无法从当事人那里直接查证其在成职图书科任教一事。虽然从办学效果来说成职图书科并不尽人意，也未有在中国图书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以致时日稍久几乎湮灭其存在；然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笔者还原了部分历史真实，对成职图书科教学进行了深入考察，弥补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一段重要空缺。

推荐访问:职业学校 办学 管理科 民国时期 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