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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教育仅仅是强国富民的工具，教育变革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工具性价值——救亡之“材”料。这样，所兴学校则以培养各种制器之人才为直接目标，以应洋务之需，富民强国；所育人才也着眼于人的器物技艺之层面，仅仅为救亡之“材”料，存在着明显的工具性倾向，并没有充分关注到人的思想观念层面。
救亡范式下的教育变革不是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而是把人理解为器物之材，进而教育变革主要聚焦于表面的技术性层面。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先后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是外国语学堂、技术类学堂以及军事类学堂等三种：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学习各国语言，培养外语人才。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北京，1862）、上海同文馆（上海，1863，后于1869年改称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广州，1864）、新疆俄文馆（1887，乌鲁木齐）、珲春俄文书院（珲春，1888）、台湾西学堂（1888，台北）、湖北自强学堂（1893，武昌）等；第二类是技术类学堂，学习西方制造、电讯、矿务、驾驶的 知识，培养技术人才。主要有福建传政学堂（1866，福州）、福州电报学堂（1876，福州）、天津电报学堂（1880）、广东实学馆（1880，广州）、上海电报学堂（1882，上海）、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南京）、两广电报学堂（1887，广州）、台湾电报学堂（1890，台北）、湖北采矿工程学堂（1892，武昌）、北洋医学堂（1893，天津）等；第三类是军事类学堂，学习军事知识技术，培养军事人才。有天津水师学堂（1880，天津）、广州黄埔鱼雷学堂（1884，广州）、天津武备学堂（1885，天津）、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北京）、广东水路师学堂（1887，广州）、江南水师学堂（1890，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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