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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海洋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地球表面有70%被海水覆盖，海洋产生了空气中70%的氧气，全球40%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60公里内的区域，人类社会90%的商业运输通过海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洋在人类的历史编撰中长期处在相对边缘位置。二战结束后，西方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逐渐改变海洋史在历史学中的边缘处境，并在近年进入西方主流史学的研究视域。对于西方海洋史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做了多方面的介绍与探讨，不过对二战后西方海洋史的整体述评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海洋史研究的沿革、方法、议题，以及研究意义与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着眼展开讨论。
西方海洋史研究历史悠久。海洋历史的记载可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地中海则提供了书写的背景。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记述了希腊与波斯的海上对抗，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写了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上力量。在大航海时代，海洋史在西方兴起。以英国为例，理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在1582年发表了《英格兰民族的主要的航海、航行、交通与发现》一书，记述了英国人航海发现的历史，以激发英国人的开拓精神；
17世纪初，英国与荷兰在海洋归属问题上产生矛盾，英国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写作了《海洋闭锁论》，从历史视角论证海洋可以为国家所占有；
到18世纪，英国海军史受到关注，例如约翰·坎贝尔(John Campell)的《英国海军将领的生平》以传记形式记录了海军军官的生平John Campell, : , , 4 Vols., London, 1779.。19世纪，随着西方世界进入帝国角逐的时代，海洋史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大国争霸背景下，美国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以欧洲国家海军战史为轴，考察了海洋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海权理论。Alfred T. Mahan, , —, Bost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 1890.
二战前的西方海洋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征。其一，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作为叙事框架。民族国家与帝国是近代欧洲主要的政治组织形态，西方历史书写受此影响形成了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主的叙事框架。海洋史研究概莫能外，主要在民族国家或帝国的结构框架下展开。其二，作者背景多元，研究服务现实需要。马汉在任教美国海军学院前曾长期在海军服役，与马汉齐名的英国海军史学者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曾有律师从业经历，七卷本皇家海军通史William Laird Clowes, : , 7 Vol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897—1903.的主编威廉·克罗斯(William L. Clowes)则是一位记者。马汉写作海权的历史，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当局实施积极的海洋政策。马汉的观点当时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德国、日本等国的海洋政策选择。第三，研究主题集中于精英人物及其政治军事活动。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等英国海军史上的著名人物备受研究者关注Julian S. Corbett, , London: Macmillan, 1890; John Knox Laughton, , London: Macmillan, 1895; J. R. Tanner, “Samuel Pepys and the Trinity House”, , Vol.44, No.176, 1929, pp.573-587.。总的来看，二战前西方海洋史研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在史学研究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
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这段时期，见证了海洋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公共事务的需要深刻影响了二战前的海洋史写作，公众的关注则使之能够获得必要的财政支持，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削弱了海洋史研究的基础，造成了相关研究在战后的衰落。Richard Harding,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s, the SNR and Maritime History”, " , Vol.97, No.2, 2011, p.18.二战结束后，历史学内部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其一，西方史学研究的重心发生转向，从政治史研究转向了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
其二，历史学内部出现了专门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农业史、交通史、城市史、妇女史、劳工史在内的诸多分支学科。在此背景之下，一批侧重商事研究的海洋史学者追随主流历史学的演变趋势，积极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提升海洋史研究在史学领域的专业化程度。
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海洋史，其兴起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开展的。法国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策源地”的作用。例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949年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首次将整个海洋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巴黎大学的米歇尔·莫拉特(Michel Mollat)的作用更为突出。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巴黎多次举办“国际海洋史研讨会”(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国学者，他们对海洋史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历史学科大学的建制下，成立了国际海洋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Maritime History)，莫拉特作为创会主席任职长达20年，委员会的成立是海洋史研究学科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到20世纪80至90年代，海洋史学科在建制上获得新的发展。1990年，国际海洋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Maritim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它延续了法国的海洋史传统，成为海洋史在国际层面上的又一重要组织。Gelina Harlaftis, “Maritime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Thalassa”, in Gelina Harlaftis, Nikos Karapidakis, Kostas Sbonias, Vaios Vaiopoulos ed., : ,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10, p.221.学会旨在促进海洋史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为此，学会刊发《国际海洋史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作为海洋史研究的发表阵地，同时从1992年起举办四年一度的国际海洋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ritime History)，为研究者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
海洋史研究的身份界定也引起了学界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研究者试图以排他性方式界定海洋史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商事海洋史方面。1971年，由伦敦大学教授罗宾·克雷格(Robin Craig)主编的《海洋史》杂志将海军史研究排除在刊文范围外；
1978年，英国学者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指出，海洋史研究的是“船舶上的人，以及雇佣、指导或服务他们的人的历史”，并提议“海军史与海洋考古学应排除在外，将研究集中于商业航运所有方面的历史”转引自：David M. Williams, “The Progress of Maritime History, 1953-93”, , Vol.14, No.2, 2014, p.129.。排他性的身份界定在国际学术界没有获得广泛的响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海洋史学家弗兰克·布洛泽(Frank Broeze)就海洋史的内涵提出新观点。他认为，海洋史研究采用“Maritime History”作为名称，就意味着对所有限制性含义的放弃。Frank Broeze, “Introduction”, in Frank Broeze ed., : ,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xx.在他看来，海洋史的目的是“研究人类与海洋之间相互作用的所有方面”。这一新的界定方式赋予了海洋史研究相当大的包容性，同时强调了人在海洋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具而言之，海洋史研究“是以人类对海洋的利用为基础的，除此之外还牵涉与海洋利用有关的一切事务，和导致那种利用的一切事务，以及由那种利用产生或受其重大影响的一切事务”Frank Broez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Mainstream: The Challenge of Australia"s Maritime History”, , Vol.11, No.1, 1989, p.2.。鉴于此，布洛泽将海军史纳入海洋史研究范围。海军史学者积极响应了这一界定，例如罗杰·奈特(Rodger Knight)明确地指出，海军史“与更广阔的海洋史紧密相连，本质上是后者的构成部分”Rodger Knight, “Changing the Agenda: The ‘New’ Nav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ailing Navy”, " , Vol.97, No.1, 2011, p.228.。布洛泽的包容性提议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成为海洋史研究广受接纳的界定方式。Amélia Polónia, “Maritime history：A Gateway to Global History?”, in Maria Fusaro, Amélia Polónia ed., ,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Malcom Tull,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Maritime History from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 Vol.29, No.2, 2017, p.33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洋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空间转向”(Spatial Turn)Maria Fusaro, “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n Maria Fusaro, Amélia Polónia ed., ,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7-282; Gelina Harlaftis, “Maritime History: A New Version of the Old Version and Ture History of the Sea”, , Vol.32, No.2(2020), pp.384-385.的新趋势。它的形成主要受到美国世界史学者的推动。所谓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与传统民族史学不同的、以研究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为面向的历史。世界史研究通过对横向联系的关注，试图突破以往被民族国家、帝国等传统叙事框架所界定的史学研究。海洋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突破点。199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便资助了杜克大学一项名为“海洋连接：文化、资本与商品的跨洋流动”的项目，以“探讨海洋作为研究任何数量主题的空间框架的价值”，历史学家也受邀参与此项研究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A Maritim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 Area Studies”, , Vol.89, No.2, 1999, p.167.。199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发表了《作为历史分析框架的海洋盆地》一文，指出“海洋盆地(Sea and Ocean Basins)展现了作为某些历史进程分析框架的巨大前景”，“它们尤其有助于使人们聚焦于贸易、生物和文化交流的进程，这些进程对各个单一的社会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Jerry H. Bentley, “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 Vol.89, No.2, 1999, p.215.由此可见，这一新趋势更侧重于海洋史的方法价值，关注作为空间单位的海洋，学者们在追溯学术史时通常将布罗代尔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视作起点。Kären Wigen, “Introduction”, in 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and Kären Wigen ed., : , ,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13; Michael Pearson, “Oceanic History”, in Prasenij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ed., ,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p.342.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史视域下的海洋史研究日益兴盛，从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及出版物的累积可见一斑。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举办了一场名为“历史海洋”的学术论坛，研究者就各式海洋史议题展开讨论。凯伦·魏根(Kären Wigen)介绍这场会议时称：“海洋史研究似乎已经突破了它的界限；
它跨越了学科边界，大海正在映入人们的眼帘。”Kären Wigen, “Oceans of History: Introduction”, , Vol.111, No.3, 2006, p.721. 2007年，由杰里·本特利、蕾娜特·普登赖特(Renate Bridenthal)与凯伦·魏根共同编辑的论文集《海景：海洋史、滨海文化与跨洋交流》得以出版，此书收录的文章源于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召开的一场学术会议，与会者借鉴世界史的学术路径，对贸易、海员、海盗、移民等海洋史问题展开探讨。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Kären Wigen ed., : ,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对此书的评介参见陈博翼：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Kären Wigen, eds.,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1期，第183—188页。2009年7月，《威廉与玛丽季刊》刊发了名为“革命时代的大西洋经济”的特刊。2010年，玛利亚·福萨罗(Maria Fusaro)与艾米莉亚·普多尼亚(Amélia Polónia)合编的论文集《作为全球史的海洋史》得以出版，集中讨论了海洋史与世界史结合发展的前景。Maria Fusaro, Amélia Polónia ed., ,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2017年以来，剑桥大学开始出版一套“剑桥海洋史”(Cambridge Oceanic Histories)的系列书籍，这一系列书籍旨在“分析世界上任何地方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海洋人类和自然历史”。在2021至2022年度，剑桥大学进一步举办了“海洋历史研讨会”(Oceanic and Maritime History Workshop)，为海洋史研究搭建交流平台。对于这股新的研究趋势，魏根不无乐观地指出：“海洋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空间被重新发现”，学者们正“努力将海洋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转移到中心。”
二战前形成的海洋史研究与主流历史学距离较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被视为“古物学家的避风港”Lewis R. Fischer, “Are We in Danger of Being Left with Our Journals and Not Much Else: The Future of Maritime History?”, ’ , Vol.97, No.1, 2011, p.366.。在批判传统研究的基础上，一批历史学出身的海洋史研究者尝试探索海洋史研究的新路径。二战后新兴的海洋史研究注重与主流史学的互动，重视海洋空间价值的挖掘与利用，进行跨学科交叉发展，为海洋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首先，引入主流史学的问题意识。二战前的海洋史学者习惯小题小做，不擅长小题大做。这造成对具体问题的考证缺乏全局意识，碎片化特征明显，这一研究特征限制了海洋史同主流史学的对话。二战之后，学者们意识到这一问题，努力推动海洋史研究向主流历史学界靠拢。斯基普·费舍尔(Skip Fischer)与赫尔格·诺德维克(Helge Nordvik)在《国际海洋史研究杂志》的创刊词中强调：“不首先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海洋史学家”，他们因此“鼓励作者将其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家提出的更广泛的问题的背景下，而不论他们选择研究的特定主题是什么”Lewis R. Fischer, Helge W. Nordvik, “The Context of Maritime History: The N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 Vol.1, No.1, 1989, pp.viii-ix.。例如，在专著《英国沃尔波尔时代的海军行政》中，丹尼尔·鲍(Daniel A. Baugh)借助对沃尔波尔时代皇家海军行政问题的观察，讨论了18世纪英国的官僚组织问题。这本著作对于海上战争鲜有着墨，它的内容主要涉及海军的组织、军官、海员、造船、船坞、基地、后勤、财政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表明，皇家海军在行政上存在着严重的腐败与浪费，海军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在于英国政府有能力调动敌人所无法调用的庞大财力与物力。Daniel A. Baugh,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其次，以海洋本位替换陆地本位。人类历史的编撰长期以陆地为中心，海洋居于附属地位，或被视而不见。陆地本位的书写模式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对陆地本位的超越可以上溯到马汉提出的“海权论”。通过对欧洲海军战史的梳理，马汉揭示了海权决定历史的开创性观点。马丁·刘易斯(Martin W. Lewis)与魏根的《陆地神话：一项元地理学批判》在批判陆地神话的同时，强调了海洋本位的重要性。他们以经济活动为例指出，长距离经济网络时常跨越文化区域的边界，水运提供了最为便宜的交通方式，而陆地书写框架不适此类问题的探究，“只有以海洋为中心的视角才能揭示这些经济区域，它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分割了传统的以陆地为中心的区块。”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 , Berk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99. 海洋本位并不意味着海洋与陆地的对立，或是对陆地的排斥；
相反，海洋本位强调从海洋来观察陆地，在此基础上建立两者的联系。在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N. Pearson)看来，“一片海洋的历史不应像许多早前的作品所做的那样从陆地向海上看，必须要扭转这种视角，从海向陆地上看，尤其是向海岸上看”。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与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是构建海陆联系的新近典范。作者将地中海作为研究中心，将它周边的陆地纳入视野，建立了地中海史写作的新模式。Purcell Nicholas and Horden Peregrine, : , Malden: Blackwell, 2000.
最后，将海洋空间作为书写框架。海洋史通常是在国家或帝国的叙事框架下书写，掩盖了作为自然地理空间的海洋对于研究跨国及全球问题的特殊功用。20世纪下半叶，随着民族国家与帝国的书写框架受到批判，以及世界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海洋的空间价值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开发。
第一，是以海洋区域作为书写对象的“总体史”研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首次将整片海域作为研究对象。此书以三部分刻画地中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历史，其中第一部分描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第二部分着眼于社会状况，第三部分是对政治史的阐述。这三部分分别与三时段理论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相对应。布罗代尔主张地中海内部具有统一性，这构成海洋总体史得以书写的基石。霍登与珀塞尔的《堕落之海》是地中海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作者采用了“微观生态方法”(The microecological approach)，对史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地中海史进行了探究。在他们笔下，碎片化与连通性构成了地中海的主要特征。地中海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提供了大量生态位，而地中海地区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促使不同地区的居民交换生产的产品，以对冲多变的自然环境带来的诸多风险，从而使地中海区域连为一个整体。Purcell Nicholas and Horden Peregrine, : 地中海史的书写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将之应用于其他海域历史的撰写之中。例如，印度洋史的书写便从中取经，研究成果包括柯提·乔杜里(Kirti N. Chaudhuri)的《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迈克尔·皮尔逊的《印度洋史》，以及修伽陀·博塞(Sugata Bose)的《百重视界：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等。
第二，是比较方法下的海洋史书写。费舍尔与诺德维克认为，比较方法可以适用于海洋史诸多问题的解决，例如“不了解其他国家的船队状况，就难以探知某一国商业船队的独特性或一般性。”Lewis R. Fischer, Helge W. Nordvik, “The Context of Maritime History: The N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 Vol.1, No.1, 1989, p.viii.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也以“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指代对大西洋两岸不同区域展开比较的研究方法。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 —,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2002, pp.18-21; [美]大卫·阿米蒂奇：《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会议纪要，2018年5月16日。比较方法不仅运用于某海域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也可灵活运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史撰写。詹卡洛·卡萨莱(Giancarlo Casale)的《奥斯曼帝国的大航海时代》是采用此法的典型著作。卡萨莱在此书中诠释了一个简明的观点：与欧洲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同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参与者。为论证这一观点，他建立了一个奥斯曼与欧洲的比较框架。他指出欧洲海外探险有四点特征，包括地理与文化相对孤立的起点、对商路与航海尤为关注的扩张性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使海外扩张成为可能的海陆军技术几个关键领域的创新以及知识分子对海外世界兴趣的空前强化。作者提出，奥斯曼帝国的海外扩张不同程度上共享这些基本特征。而且，奥斯曼人相比葡萄牙人更早在印度洋海域展开扩张。他因此否定将亚洲的近代早期视为“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欧洲中心论观点Giancarlo Casal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因此，由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可窥全球局势的总体变迁。
第三，是在海洋空间的背景下展开特定问题的探讨。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跨国及全球问题的考察，具体又可细分为两条研究进路。其一，是对跨洋传播、联系与互动等现象进行研究。在本特利看来，作为地理空间的海洋对探究大规模移民、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换、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等大规模历史进程具有独特的框架价值。Jerry H. Bentley, “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 Vol.89, No.2, 1999, pp.215-224.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与阿图罗·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áldez)在论文《生而富贵：1571年世界贸易的起源》中以太平洋的白银贸易为中心，追溯了全球贸易的出现。他们将1571年视为全球贸易诞生的年份，当年菲律宾马尼拉市的成立是其标志事件。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首次建立亚洲与美洲的直接贸易联系，美洲白银借此流入亚洲换取商品，全球贸易的闭环由此形成。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 Vol.6, No.2, 1995, pp.201-221.其二，是将特定的海洋问题置于全球脉络下讨论。这一取径着眼于一地一事之变迁，将地方问题与全球视野相勾连，由此把握全球层面的历史脉动。詹姆斯·沃伦(James F. Warren)针对18、19世纪“苏禄区”(Sulu Zone)的研究便是一例。所谓的苏禄区是亚洲海域荷兰与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地带。在18世纪，位于这一地区的苏禄苏丹国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强国，其背景便是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苏禄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创造了条件，从而为该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动力。但在19世纪以来，苏禄面临的外部压力日益增长，最终遭西班牙吞并，华人移民接管了相关贸易，苏禄区不复此前的繁荣。故而，苏禄区的兴衰展现了全球局势的变迁。James F. Warren, The Sulu Zone, —: , ,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随着海洋史研究方法更新，海洋史在史料选择上也有所改变。首先，非官方的档案资源受到了海洋史研究者的重视。二战后，海洋史研究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相关方向的史学分支相结合，此类研究对非官方史料的重视影响了海洋史的史料取向。例如，弗朗西斯·海德(Francis Hyde)在他的商业史著作《蓝色漏斗：阿尔弗雷德·霍尔特与利物浦公司的历史(1865—1914年)》中，研究了19世纪利物浦的一家航运公司，其研究资料来源于这家公司的相关档案记录。Francis Hyde, Blue Funnel: 1865 1914,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6.同时，西方世界以外的史料也被采用，以揭示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例如，沃伦对苏禄区的探讨采用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地方史料。不仅如此，史料来源不再局限于书面记录，例如对跨大西洋黑人移民的研究便运用了音乐、绘画、雕塑等更为广泛的史料来源。
此外，海洋史研究者对跨学科方法给予了重视。海洋史研究不仅与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交叉互动，而且从历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汲取养分，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的书写便采用了跨学科方法，从而撰写了一部有关地中海的总体历史。2015年，在山东济南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跨学科作为海洋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得到与会者赞同。Ingo Heidbrink, “Closing the ‘blue hole’: Maritime History as a Core Ele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 , Vol.29, No.2, 2017, p.366.跨学科方法对于海洋史的重要性，一定程度是由于海洋史对空间地理特征的强调。多学科参与有助于海洋史研究的完善。
相比于二战前以海军史为中心的海洋史研究，二战后西方海洋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大大拓宽，丰富了海洋史研究的内容，主要议题包括：
一是人口、动物、植物、疾病、技术、知识、思想等要素的跨洋流动。海洋的自然环境赋予其高度流动性，且影响范围广达全球。各类要素的跨洋流动打破了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推动了人类社会连为整体。因此，跨洋流动现象受海洋史研究高度关注。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一项人口调查》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展开细致研究。他的研究超越了“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的传统，转而以大西洋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了“被跨洋运输的可测量的人数”这一具体问题。通过运用港口与殖民地档案、船运档案、补给品合同等多方面史料，柯丁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数进行了估算。Philip D. Curtin, : , Mads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则对哥伦布远航之后，新旧大陆间的跨洋微生物与动植物交换展开研究，提炼出了“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历史概念。通过对物种与疾病交换的历史考察，作者评估了大交换对东西半球生态平衡的影响。他悲观地认为，大交换的破坏性超过了建设性，造成地球基因库的损失。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 Westport: Praeger, 2003.欧阳泰(Tonio Andrade)讨论了大航海时代东西方的技术交流。根据“军事革命”理论，近代早期欧洲帝国凭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在东方海域快速崛起。欧阳泰以阿曼的雅鲁比王朝与中国的郑氏集团作为反例，表明欧洲人的技术优势并非攻无不克。在面临西方入侵，东方社会有能力快速学习欧洲技术展开反制，如采用欧洲的火炮、船舰和航海图。因此，他提醒研究者在运用军事革命理论时应持谨慎态度Tonio Andrade, “European Expansion and Maritime Asia, 1400—1750”, , Vol.14, 2010, pp.165-186.。
二是航运、海外贸易、合股公司等涉海经济活动或组织。航运业是建立跨洋联系的基本经济活动。拉尔夫·戴维斯的专著《17、18世纪英国航运业的兴起》是英国航运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此书考察了英国航运业的作用及其发展的原因。他不仅描述了英国航运业的增长状况，同时针对航运业务展开具体分析，包括船东合伙关系、船长的功能、市场因素的影响等。戴维斯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他的目的还在于为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提供基础信息。Ralph Davis, ,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2.海外贸易也是海洋史关注的重点，凯瑟琳·比约克(Katharine Bjork)对西班牙马尼拉贸易的讨论颇具新意。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相关研究中，墨西哥人的作用受到忽视，比约克则试图还原墨西哥商人在马尼拉贸易中的作用。他力图展示新西班牙的利益，尤其是墨西哥商人与殖民官员的利益，如何影响到大帆船贸易的维持，而这些贸易使得亚洲殖民地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Katharine Bjork, “The Link That Kept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Mexican Merchant Interests and the Manila Trade, 1571—1815”, , Vol.9, No.1, 1998, pp.25-50.在近代早期，合股公司在欧洲组织海外贸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乔杜里的《亚洲的贸易世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1660—1760年)》以东印度公司为中心，运用公司的丰富档案重建其在17、18世纪的历史，并分析那些与东印度公司建立贸易联系的亚洲国家的经济生活，据此探讨在前工业社会中长途贸易的普遍问题。Kirti N. Chaudhuri,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三是劳工、妇女、黑人、同性恋者、海盗等社会边缘群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影响下，海洋史学者对海洋社会的边缘群体进行了研究。作为劳工的海员受到关注，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的《在魔鬼与深蓝海洋之间：商船水手、海盗与英美大西洋世界》一书通过对18世纪上半叶大西洋世界水手的研究，否定了传统研究将水手生活视为人与大自然搏斗的浪漫主义观点。在雷迪克看来，17世纪英美海洋世界的商船水手不仅要应对危机重重的海洋环境，而且要就待遇等问题与船长展开斗争，后者受到商人与王室官员支持，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具体化身。作者认为，船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船上作业的水手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先驱。Marcus Rediker, : , , -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苏珊娜·史塔克(Suzanne J. Stark)挖掘了英国皇家海军中的妇女的历史经历。皇家海军通常被默认由男性组成，但苏珊娜发现一批为海军服务的妇女，包括码头妓女、军嫂和女扮男装的水手。苏珊娜通过书写女性的海上经历，展现了皇家海军鲜为人知的一面。Suzanne J. Stark,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7.肯尼斯·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所著《伊丽莎白时代的私掠者：西班牙战争时期的英国私掠(1585—1603年)》是对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私掠者的一项系统研究。私掠是近代早期欧洲一种常见的海盗现象，私掠者由国家授予特许状，有权对敌国的船只实施劫掠，并捕获战利品。安德鲁斯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讨论了私掠的组织、私掠者的来源，以及私掠者与英国海外扩张的关系等问题，结论是私掠活动为英国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Kenneth R. Andrews, :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四是岛屿、海岸、港口等滨海区域。就岛屿史而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森(James W. Davidson)主张“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戴维森的主张是基于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他试图以此批判传统的东方主义研究视角。戴维森从原住民立场出发，指出欧洲人在大洋洲的霸权或许在政治与经济层面改造了本土秩序，但未真正改变习惯、实践与地方知识的本土基础。他曾以西萨摩亚为中心展开研究，追溯了西方人对萨摩亚社会秩序的影响，并就西萨摩亚的独立进程进行探析。Arnold I. Davidson, James W. Davidson,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海岸是海陆之间的过渡地带，它自古便是人类栖居的重要场所。约翰·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人类海岸》从海洋本位出发，以十万年的超长时间跨度记述了人类文明在滨海地区的历史。鉴于海岸对人类早期社会重要性，吉利斯提出将海岸作为伊甸园在现实世界的替代品的观点。由此出发，他对海岸的记述从远古逐渐推向古代、近代，直至现代，全景式地呈现了人类与海岸关系的演变John R. Gillis, :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港口史是海洋史与城市史交叉发展的产物。肯尼斯·摩根(Kenneth Morgan)的《布里斯托尔与18世纪的大西洋贸易》对18世纪英国布里斯托尔港的“黄金时代”进行了研究。作者将布里斯托尔港的演变置于日益精细、专业和严密的大西洋国际贸易背景下，展现了大西洋世界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Kenneth Morga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五是海洋环境。海洋环境史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9年启动的“海洋生物普查计划”(Census of Marine Life)将环境史引入了海洋史研究领域。这是一项全球性计划，旨在研究历史上的海洋生物，以及它们如何受到人类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影响。目前，西方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海洋生物资源问题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题。杰弗里·博尔斯特(Jeffrey Bolster)的《致命的海洋：风帆时代的大西洋渔业》对欧洲人与北美居民在西北大西洋的渔业活动进行了研究。透过这一案例，博尔斯特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在前工业时代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当一种鱼类资源枯竭，渔民们迅速将目光投向另一种类，从而使得原本丰富而多样的渔业资源快速枯竭。Jeffrey Bolster, : ,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格里高利·库斯曼(Gregory T. Cushman)的《鸟粪和太平洋世界的开启：一部全球生态史》就太平洋地区的鸟粪等资源进行了深入研究。鸟粪中富含的氮、磷等元素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欧洲人对鸟粪农业价值的发现令其成为全球性商品，从而19世纪末推动了鸟粪热的兴起，以及南美洲与太平洋地区硝酸盐与磷酸盐的开采。这项研究表明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时展现了太平洋地区在殖民主义、贸易、农业，以及世界大战起源等方面发挥的推动力。Gregory T. , :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六是海洋文化。玛利亚·福萨罗在2010年敏锐地注意到，海洋史研究中出现一股“文化转向”的研究趋势，以文学和人类学方法对海洋史的相关现象进行讨论。Maria Fusaro, “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n Maria Fusaro and Amélia Polónia ed., ,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81.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以大西洋世界的黑人流散群体作为切入点，展现了非洲文化在黑人流散中的变迁，及其如何对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带来的影响。Paul Gilroy, :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A. Rodger)的论文《伊丽莎白女王与英国历史上的海权神话》从记忆史的角度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国的“海权神话”(Myth of Sea-power)，他认为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海上战争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海权的民间记忆，深刻地塑造了17、18世纪英国的公众态度与政治选择，并辨识出“海权神话”的三大要素：政治自由、经济利益与新教。他认为，直到老皮特时期，这一神话才真正成为现实。N. A. M. Rodger,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Myth of Sea-Power in English History”, , 2004, Vol.14 (2004), pp.153-174.学者们也注意到海洋史中的身份认同问题，邓肯·雷德福(Duncan Redford)主编的论文集《海洋历史与身份认同：现代世界的海洋与文化》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其中收录的文章通过认同视角探究海洋历史，考察了从近代早期至今，海洋如何在国家、地方与个人等不同层面，影响不同地区民众身份认同的形成。Duncan Redford, : , Maritime History and Identity: I.B. Tauris, 2014.
七是海军建设、帝国扩张、海洋政治等传统议题。在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影响下，西方海洋史长期关注的军事政治及帝国扩张等研究议题得以更新。罗杰的专著《木质世界：乔治王时代英国海军之解析》是从社会视角研究海军历史的典范之作。罗杰以七年战争中的英国海军将官与海员作为研究对象，他尤其细致地讨论了水手的经历，议题涉及日常生活、后勤保障、征兵训练等各个方面。罗杰的研究否定了视海员生存环境为炼狱的传统观点，表明海员获得了良好的生活保障。在他看来，正是英国良好的舰船环境确保了英国海军的高效运转。N. A. M. Rodger, :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6.欧洲帝国的海外扩张也受到海洋史研究的影响。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主编的论文集《帝国、海洋与全球史：不列颠海洋史(1763—1840)》以海洋视角作为切入点，从军事、认同、贸易、知识、技术、种族、性别等多方面讨论了17、18世纪的大英帝国历史。坎纳丁认为，从海洋视角观察英国的扩张历史，有助于消除对大英帝国历史的狭隘解释。David Cannadine, , : " 1763—1840,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此外，海洋政治史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伊丽莎白·曼克(Elizabeth Mancke)的论文《海洋空间与全球国际体系的建立(1450—1800年)》研究了海洋空间与全球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欧洲国家的早期扩张意味着对海洋空间的控制。通过将世界海洋定义为行使管辖权的政治空间，欧洲的国家体系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从而形成了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Elizabeth Mancke, “Oceanic Space and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1450—1800”, in Daniel Finamore ed., , C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除此之外，有关海洋技术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也都属于海洋的范畴。
二战后西方海洋史研究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历史角度观察海洋的可行路径，同时有助于从海洋反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海洋史研究为解释当下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能够为诸多海洋现实问题提供历史镜鉴。
第一，海洋史研究能够有效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二战后，西方海洋史研究的新发展是通过与主流史学展开互动所取得的，突破了原本狭隘的研究范围；
反过来，海洋史研究的容纳力，又为历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不同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子学科，海洋史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空间特性，从而易于同其他分支学科进行交叉，从而形成了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史、海洋文化史等细分领域。约翰·埃尔曼(John Ehrman)对海军史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比作一块蛋糕，其中的不同层次代表了国民生活的不同方面，那么海军史不是一层，而是一块完整的蛋糕。”John Ehrma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xxii.布洛泽引用了这个比喻，将海军史替换为海洋史，认为海洋史是与历史学同构的“小而完整的馅饼”，可以容纳诸多史学子学科。Frank Broez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Mainstream: The Challenge of Australia′s Maritime History”, , Vol.11, No.1, 1989, p.5.此外，海洋史也能为世界史、跨国史等以空间为基本属性的史学分支学科提供分析框架。有鉴于此，海洋史研究有效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
第二，通过对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分析，海洋史研究能够挖掘受到民族国家叙事框架遮蔽的人类历史。传统的国家叙事框架遮蔽了诸如物种交换、技术交流、跨文化贸易等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进程。海洋空间方法价值，就在于提取这些重要历史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建立在陆地本位的基础之上。海洋史研究同时将陆地本位替换为海洋本位，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海洋史研究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在《海权国家：海洋文化、大陆帝国与塑造现代世界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海权国家”(Seapower State)的概念，指代那些对海洋给予关注，有意识地构建海权文化与身份来强化海洋控制，以便夺取经济与战略优势的国家。Andrew Lambert, : , ,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在作者看来，符合海权国家标准的有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与英国。这一研究从海洋文化视角丰富了学术界对国家问题的认识。
第三，通过对非西方历史的关注，海洋史研究能够平衡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以近代早期欧洲在亚洲的扩张为例，传统研究往往将之塑造为欧洲人不断取得成功的历史故事。在这一叙事下，东方人被视作欧洲扩张的被动接受者。有研究者便将亚洲的近代早期历史称作“瓦斯科·达·伽马时代”。海洋史研究通过对亚洲历史的关注，批判了这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指出，葡萄牙并非“发现”好望角与亚洲，1498年之后的“探险”亦非西方原始全球化的开端；
相反，它们只是亚洲与非洲主导的东方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进而指出，在1500年至1800年间，欧洲并未对亚洲进行重塑，而是亚洲在500年至1800年中帮助重塑了欧洲。在他看来，“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提法，是欧洲中心主义论者的一厢情愿。John M. Hobs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四，海洋史研究为人们理解全球化提供了一条历史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海洋史研究的兴盛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紧密相关。本特利指出：“如果说区域研究提供了反映冷战时期政治、军事和经济关切的世界图景，那么围绕海洋区域并强调交互进程的研究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的反映。”Jerry H. Bentley, “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 Vol.89, No.2, 1999, p.222.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海洋问题实际上超越了某一国家所能应对的范围。以海洋环境问题为例，诸如海平面上升、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破坏等问题的应对需要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西方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洋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通过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消费模式、海洋资源枯竭、能源生产与有害废弃物管理等议题的探讨，海洋环境史为人们处理全球时代的海洋环境问题积累了历史背景知识。推而广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海洋史研究的兴盛是西方社会反思全球化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的史学呈现。
尽管西方海洋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海洋空间存在固化风险。海洋作为民族国家等传统叙事框架的替代品，有助于激发历史学的活力。但是，将海洋空间固化则会减损海洋空间的作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指出：“史学家原本选取了新的地理单位，但最后却往往将这些新单位变成了特定单位……海洋未能用作具有启发意义的空间，反倒迅速凝成变动不居的区域实体。”海洋空间固化所体现的“容器式思维”忽视了海洋空间的开放性，可能对海洋史研究发展形成制约。其二，语言运用有待加强。例如在“黑色大西洋”的研究中，吉尔罗伊的讨论对象是讲英语的黑人群体，其他操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的黑人则未纳入讨论。又如，对跨大西洋贸易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英国与北美之间的贸易联系，而较少涉及非英语地区。其三，跨学科程度有待进一步深化。海洋史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尽管海洋史研究者积极从跨学科角度展开研究，但是目前学科分立的状况不利于海洋史的发展，因戈·海德布林克(Ingo Heidbrink)将历史学家在海洋知识方面的匮乏称为“蓝洞”Ingo Heidbrink, “Closing the ‘blue hole’: Maritime History as a Core Ele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Vol.29, No.2, 2017, p.329.。跨学科研究的加强，有赖于学者的自觉，更关键的是改变学科分立的现状，从制度层面降低跨学科交流的阻力。
总而言之，二战后西方海洋史研究的新发展，改变了海洋在历史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使海洋史进入了主流史学的研究视域。新的研究成果在选题上突破了二战前海洋史研究的狭小范围，从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着眼来扩张研究版图，研究议题涉及跨洋流动现象、海洋边缘群体、海洋经济活动、滨海区域、海洋文化、海洋环境等诸多方面，同时也使传统海洋史所关注的政治军事议题也得以更新，进而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此外，海洋史研究突显了海洋空间的方法价值，有助于史学家跳出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削弱了海洋中心论，更有助加深全球化现象的历史理解。二战后西方海洋史研究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回顾其发展历程对国内海洋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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