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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当前，全党和全国理论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关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的讲话精神，围绕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掀起了一个新的理论探讨高潮。其中，如何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总结和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经验，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课题。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为什么能够成功，其根本奥秘就在于我们党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1]。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对此，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表述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又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尽管《决议》中只把毛泽东思想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表述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但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指导思想上的“三大历史性飞跃”的寓意[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形成和走向成熟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主要标志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时期，主要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4]299-300。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他的科学著作是这一理论的集中概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不应被忽略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和辛勤著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学理支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走向成熟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间毕竟不长，毛泽东曾说：幼年时期的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5]610。由于建党初期党内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才非常稀少和宝贵，党的领导人大都是革命家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就造成了刘少奇曾说：“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6]221。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出了“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挑选优秀同志继续在其他的情形比较更为静寂的环境之下，发展与加深自己理论上的认识”[7]418-422的部署。在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推动下，一批具有理论功底且处于分散状态的知识分子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从各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等方式，在艰苦的环境下直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创作，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特别是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之后，形成了一大批既有学术造诣、又有相当人数和规模，而且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著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从此，党领导的社会科学活动开展起来了”[8]77。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项不世之功，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掀起了继五四运动之后的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以“社联”为中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不但总体力量雄厚，而且专业分布广泛，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部分，并将研究领域延伸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哲学、中国政治学、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社会经济，所推出的研究成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就适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提供了基础性的前提条件。
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失败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经过了一个广泛传播的阶段，但总体上体系还不完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为例，长篇著作的全译本只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少量几部，其他大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节译和摘译，或是短篇文章的全译。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的主要途径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而是译自苏俄或日本的常识普及本。这种状况对于完整和准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实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化，显然是有局限性的。1928年以后，随着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的形成，这种状况就有了很大改观。据统计，仅1928年至1930年，不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仅新出版的译著就将近40种，其中大部头的原著全译本有杜竹君(李一氓)译马克思《哲学之贫困》(《哲学的贫困》)、彭嘉生(彭康)译恩格斯《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李膺扬(杨贤江)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海中外研究会译列宁《国家与革命》、陈文瑞译列宁《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翻译出版的全译本经典著作有潘冬舟(潘文郁)译马克思《资本论》、陈仲涛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郭沫若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吴黎平(吴亮平)译恩格斯《反杜林论》、笛秋(陈韶奏)朱铁笙(朱泽淮)译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吴凉译列宁《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彭苇秋和杜畏之(屠庆祺)译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至此，不但重要的经典著作都有了中文全译本，而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撰写了许多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等，翻译或编译了苏联学者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辩证法唯物教程》等著作。
作为一项基本建设工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译介的马列经典著作和撰写的马列原理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第一手资料。1932年4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克福建漳州时，在漳州中学图书馆找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三本书正是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刚刚翻译完成的中文版本。毛泽东在读了《两个策略》后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9]183在读了《“左派”幼稚病》后说：“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9]183这反映了我党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统治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坚定了开辟符合中国国情革命新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正是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同样，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大量参考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译成果。在《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著作中，都有对理论家有益成果的采用和吸收，如何思敬对《论持久战》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据参加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的莫文骅回忆：“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10]201。再如，杨松、吴亮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编写，毛泽东在发表这一著作时特别在题下注释：“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5]621《新民主主义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些成果，如何干之此前发表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曾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体是“工农民众”，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11]165。这对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显然具有借鉴作用。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还提到“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5]670，并摘引了其中《再论民族问题》中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是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也参考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译成果。李达所译苏联学者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毛泽东阅读了3遍，写了1.2万字的批语，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画[12]2。《实践论》采用了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分析等观点，《矛盾论》吸收了关于主要矛盾制约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等思想。另外，艾思奇所论述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丰富”[13]186，张如心所提出的在唯物辩证法三个规律中“应特别指出矛盾合一律是他的基础”[14]118，李何明(李正文)所提出的“研究对立的统一法则，必须要指出矛盾的主导方面之意义来，更需要指示出每一个矛盾的特质来”[15]447等，都得到了毛泽东的吸取和借鉴。《反杜林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据译者吴亮平回忆：“《反杜林论》中译本被毛泽东收集到后，得到他的异常珍视。……他曾说过，这本书把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扼要地作了介绍，对他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和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很有帮助”[16]序2。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又一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来的，而在此之前，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已经初步开展了关于“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期讨论。
最早提出“中国化”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陈唯实，他在1936年4月出版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说：“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17]7在这里，陈唯实使用了“中国化”的说法。在此之前，虽然有学者曾使用过这种说法，如“教育的中国化”“西洋哲学中国化”“中国化的社会学”等，但都与马克思主义无关[18]。陈唯实讲的是辩证法要“中国化”，虽然是从语言表述角度提出的，但所指“中国化”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也就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
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李初梨，他在1937年12月发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署名李初黎)一文中指出，1935年以后“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是进步了。通俗化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成绩”，在此基础上还应该“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19]。这种提法，已经明确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动。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3]387。在这里，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强调要“中国化”，已经具有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意蕴。
柳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中提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20]11这是从文化的视角提出“要中国化”的主张，并比较明确地点出了“中国化”的实质是要把世界先进文化加以“融化”而创造出中国内容的文化成果，而不只是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形式。
胡绳在1938年7月题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通俗化小册子中，也使用了“中国化”的说法。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中，他特别说明，“为了真正做到所谓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就不但应该“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而且还应该“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21]162。他的论述与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提法是相吻合的。
以上5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期探讨，尽管还是在文化和学术领域里的讨论，但是这一表述的既成则为其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概念做了话语上的铺垫和思想上的准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内涵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积极作出回应，不但明确认同和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且从学理上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化论证。
艾思奇在1939年发表的《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和1940年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两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艾思奇认为“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他强调要在“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的同时，“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4)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他提出要坚持两个方面，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另一方面“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13]477-483。(5)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他提出要遵循三个步骤：“第一步，要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这只是研究的开始和准备。第二步，就要暂时丢开哲学公式，把所遇到的现实事物的本身作具体的考察。第三步，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引导下，分析事实材料的各方面，并把握这一切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要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法则的具体表现。”[13]453-454
杨松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中，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任务和方法等问题：(1)关于意义，他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是为了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了解现实，而且是为了改造中国”，“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若不把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去，若不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使马列主义更加深入中国，就不能更加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2)关于任务，他认为一般任务是要“成为实际斗争的先导，配合着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具体任务则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中国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且要“彻底批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历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哲学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3)关于方法，他认为既要防止那种强调“把握中国特殊性”而“否认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倾向，同时也要防止那种“教条式的搬运西欧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到中国来”的倾向，指出只有在“把握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共同规律性”的基础上去“把握和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发展的特殊性”，才能完成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22]9-15。
以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展开性论述，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和学理上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有两大主体力量，一是党的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核心力量；
二是专业学者群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基本力量。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这两大主体力量分别战斗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一个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实践上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条新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论证；
另一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聚集在“社联”周围的学者们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里，艰辛地从事着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著述工作。
就党的领导集体这一主体而言，一般来说，应该是中央领导层在党的理论建设中发挥着主导和组织作用。然而，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尽管中央领导机关也对如何开展理论建设作出过许多具体部署，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统治长期占据领导地位，党的理论建设虽取得了一些进展，却是比较有限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斗在农村武装斗争前线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显示出了突出才能并创造出了卓越成果。毛泽东不但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而且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3]111-112，实际起到了党的理论建设核心主体的作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代表作主要有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以及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著作。这些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前途，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由此全面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不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同时也表明这个领导集体已成为成熟的理论建设主体。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党中央”[24]185,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建立起作为党的理论核心主体的自信，同时也对党的学者队伍形成了吸引和凝聚、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就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这一理论建设主体而言，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之后，大多数学者陆续离开白区，奔赴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两大主体力量的会合，开创了两大主体力量合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新局面。从1938年到1940年，聚集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理论研讨社团，主要有新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这些研究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学者，但也有中央领导人，如中国问题研究会有张闻天，党建研究会有陈云，新哲学研究会有毛泽东等。其中，以新哲学研究会的讨论活动最为活跃和最有成效，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领导人和在延安的学者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张如心、吴亮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等，都参加过新哲学研究会的活动。在新哲学研究会之下，还成立了许多哲学小组。据温济泽回忆：“1938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由艾思奇、何思敬同志主持，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还帮助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或学习小组”，“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这个小组每星期开一次会，持续了三个多月。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六人：除毛泽东外，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25]。另据杨超回忆，这个六人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说：“哲学问题主要围绕‘两论’进行。对《矛盾论》谈得更多些。讨论不拘形式，敞开思想，自由漫谈，各抒己见。……毛泽东同志后来修改‘两论’时，都把大家讨论的意见概括进去了。”[26]247-248毛泽东还通过书信形式与学者们进行交流。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1937年7月到1940年底的书信有28封，其中就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等问题与学者讨论的通信就有14封，通信学者包括艾思奇、吴亮平、潘梓年、何干之、范文澜、周扬、萧三等人。另外，杨超在回忆中还提到他与毛泽东的书信交流，说：“我结合学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写了一些稿子，后来我把这些稿子综合起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同志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非常谦虚地说，从我的信中得到了益处，受到了启发。”[26]247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与学者群体之间的广泛互动及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毛泽东之外，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会参与学者们的交流互动活动。据温济泽回忆：“在当时的学习小组中，有两个特别小组。一个是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另一个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专门学哲学”，“经常发言的有朱德、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莫文骅、柯柏年等同志”[25]2。这些频繁而深入的交流和互动，对于两大理论主体从各自的视角开展学习和探讨，无疑有着很大促进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长征到达延安之前，是以政治领导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见长，虽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毕竟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而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到达延安之前，则是以书本理论见长，与革命斗争实践的联系还不够紧密。通过频繁的交流互动，两大主体之间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7]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智慧。其中，通过回顾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中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和所表现出的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探索精神，进而总结出对今天的借鉴启示并汲取力量和智慧，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研究、阐释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于新时代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非常有必要且意义重大。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需着力培养一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并充分发挥他们在党的理论建设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群策群力。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无疑是一支其他社会群体无可比拟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8]2为此，需“下大决心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功底扎实、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要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29]99-100。说明建设一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有专家又有大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充分发挥学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二，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应勇于承担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开展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任务。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8]9-10这里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包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创见，不断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第三，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两大理论建设主体互动学习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曾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成立中央学习小组，要求“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30]。中央的学习小组与延安马克思主义学者社团建立的互动讨论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2年正式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到2021年9月共进行了153次集体学习，平均每年8次。集体学习采取专家学者授课、现场考察调研以及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学者授课和解答为主要方式，即先由学者授课，然后由政治局委员提问和讨论，最后由总书记做总结发言[31]。这是中央领导集体与智库学者群体之间的一种新型互动交流形式。从内容上来说，尽管每次授课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全党共识，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四，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不仅要进一步做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文章，而且要下大气力做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章[32]。党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就曾经作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如柳湜关于“要中国化”的主张，都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提出来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胡绳的《哲学漫谈》等著作也融入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素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广大民众的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对待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安全传承和发展。”[33]党的百年历史证明，要把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决离不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否则就无法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也讲不好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明确宣示了新征程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推进路径。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4]。因此，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应当也必须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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