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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
他从遥远的雪山走来，带着雪山的嘱托与希望。
他从青藏高原之脊走来，带着莽莽昆仑的厚重与质朴。
他从基层部队走来，带着生活的新鲜泥土。
他走向人才济济的首都，并且在这里扎住了根脉。
他走向文学的高峰，并且摘取了文学的桂冠。
他走向总部机关，并且引领着新闻战线的潮流。
他走向广袤的大地，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之子。
他是我们许多作家与作者的恩师，著名作家王宗仁。
访者李骏，军旅作家，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冰心散文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等。著有《仰望苍穹》《住进铁营盘》等。
被访者王宗仁，陕西扶风人，著名作家，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代表作《藏羚羊跪拜》《拉萨的天空》《青藏线》等，其中《藏地兵书》获鲁迅文学奖。
李骏：作为学生，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一起访谈。现在人们都讲初心，在我的记忆里，您在任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的时候，让总后勤部成为文学最为鼎盛的时期。我们有幸赶上了那个文学的盛宴与繁荣年代。如果说每个人都有文学的初心，您的文学之初来源于哪里？还记得第一篇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那时什么感觉？
王宗仁：有句话是说“万里长征路，走好第一步。”我当然不会忘记我在文学创作上踏下的第一步。处女作散文《陈书记回家》，今天看来那片脚印浅浅的，甚至颤颤地弯曲在刚犁开的文学沟垄里，但毕竟是一个起点。它发表在1955年第8期《陕西文艺》上。内容是讽刺我们村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瞎种”乡官，他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个题材是我听胖子三爷老长辈讲的。2004年12期的《中华文学选刊·少年写作精选》刊登了我写的《我和我的处女作〈陈书记回家〉》。文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我当年写作的艰难和幸福：我几乎把课外时间都用在了写稿上，家里没有桌子，我就趴在炕边上写。没有稿纸，我就从作文本上撕下纸页写。信封是我用牛皮纸自己糊的。那时投稿寄信不用贴邮票，将信封的左上角剪去一小块，写上稿件二字，便可以寄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去。我寄出去的散文，只是偶尔在一些报纸上露个面，大多都成了几百字的消息报道，火柴盒。散文变消息，我很纳闷。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文学，照葫芦画瓢，写的全是村里的好人好事，有真名有村名，又都是真事，编辑就给改写成消息报道出去了。
这就是初学写作时的我，除了把一丝浅浅的讥笑留在嘴边，除了不动声色地回望远方的起跑线，还能有什么呢？
李骏：每个人都有自己文学的一方邮票。有人说青藏线、青藏高原和昆仑山之所以在今天这样被人关注，与您当年的摇旗和呐喊相关。为什么对这块土地情有独钟？
王宗仁：奋战在青藏高原上的官兵是我的战友，不管是在我之前还是之后上高原的，我始终视他们为战友。军人的血性是有灵魂的，是百年不化的永冻层把我们的心铸炼在了一起。我把为高原战友写作的过程作为锤炼自己灵魂的熔炉。每次我站在昆仑山下的烈士陵园，瞻仰那800多块或用石块或用木板做的很不规则的墓碑时，觉得自己能有今天，还能在阳光下写作，是他们在地下仍然跳动着的脉搏在促动着我活着。他们的灵魂不会死！他们离开自己的亲人时很年轻，有的只有十八岁，第一套军装还没穿旧，没有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生活。在写作中，我努力表现他们的刚毅与不屈、正直与善良，但我总感到灵气的不足、语言的单薄和意象的脆弱，写出的作品还显得在气势上有些拘谨。我总是在努力揭示他们生的秘密，让更多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有价值！
写高原战友于我是一种人生的积累和成长。对于那块高地我曾经热爱的一切，现在依然热爱。
李骏：从青藏线走入北京城，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作家生活基础条件和生活的改善，与创作有无直接关系？您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王宗仁：1965年盛夏，我参加解放军报社第9期新闻学习班结业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纸命令调到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新闻科。平心而论，我舍不得离开那块爬冰卧雪七年的高地。七年啊，是块石头也该焐热了！具体原因有三，一是我刚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二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青藏线上》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三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约我和窦孝鹏创作一部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的电影剧本。甘蔗难有两头甜。两相衡比，我还是选择了北京。首都嘛！尤其投我兴趣的是，我热爱新闻工作，它可以让我有较多的时间深入部队采访，获得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结识很多官兵。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工作了23年，一手写新闻，一手搞创作，互补长短，相得益彰。1985年1月1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我的写作随笔《我的两套“马车”》，有这样一段自白：在我的肩上拉着两套马车……我酷爱文学，也偏爱新闻。八小时之内写新闻，八小时之外搞创作。拉两套“马车”当然要比单枪匹马费力多了。但我心甘情愿。曾有几次，一些好心的同志为我创造离开新闻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和机会，我再三思考后，都谢绝了。我总觉得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也许我的创作也会随之枯竭。偏见吗？大概有点儿。
新闻职业像文学创作一样，是我穿过布满荆棘的小路获得的。弃之，舍不去呀！我一直这么想，每个人尤其是军人，都应正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在尽自己责任时有多少不利因素，都应该坚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我热爱新闻工作不放弃它的原因！
多走些路，多爬几座山。翻过最高的山脊，才能看到最美风景。这是我一直追求的。
李骏：关于青藏高原的书写，有人说没有作家可以与您相较。因为没有在那块阵地上生活的人们，写不出那样带有泥土气息的作品。你从写散文到写报告文学，已经赢得巨大声誉。但后来突然连续写起了大散文，也就是新散文。从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转向故事性叙述。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改变？是否与年龄相关？
王宗仁：许多人对我的创作历史还不甚了解，其实我最初是酷爱写诗的。我1958年入伍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诗，顺口溜，很幼稚，但它毕竟是我军旅文学的第一块砖，垫底的基石。后来我出版的50多本书，包括《藏地兵书》都是垒在它上面的。
我出版的散文诗集有《遥远的拉萨》《枯萎的歌》《雪山壶中煮》等5部。我总是说，诗歌是我创作报告文学、散文的基石。在整个文学创作中，我总是努力用诗人眼光去追寻生活中的美，诗意美是我作品的生命、阳光、空气和水，是我的通灵宝玉，须臾离开不得。“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我信这话。
我写过一章散文诗《兵站窗台的花》，如下：
在这荒原上，没人知道它的名字。无须知道。
它亮在雪山上，像放在漆前的小灯。不是开放，而是燃烧。把一切娇气拒之门外。
只为兵而开。
喝着雪水，吃着冰碴。它没有自卑感。
当班长把舍不得吃的维生素喂它时，它猛地窜高一节，表示了感谢。
兵们就是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把美和美的态度种在了雪山上。
它很有情。
每在兵缺氧卧床时，它低下头悄悄忧伤。
有时还张开花唇，不是讨要，而是有话要说——
这天，班长的女朋友专程上山把它探望。那花陡然间变成一只小船。它要载着姑娘和班长出门，远航。
班长有言在先：慢点，我有条件，我们可以走到天涯海角，但是还得回到雪山……
我在创作中，努力将写诗的功夫贯穿其中，废除那些拖泥带水带来的叙事、抒情不明晰、不节制、不及物的废话。好散文既不是风花雪月的散文，更不是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它独具魅力，有节制的诗性，开阔的叙事，睿智的意趣。这样，作者就能开掘出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蕴含的诗意，透过生活的泡沫，看到生活的真相。
把诗意作为文本和语言的底色，这是我长期来心里不能罢休的追求。
李骏：严格来说，您是在退休后才成为专业作家的。因为以往，您从汽车兵到新闻干事，再到创作室主任。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本职工作上，而且成为岗位上的劳动模范，是新闻战线的标兵。宣传了第四军医大学张华和二大队等典型事迹。还有哪些重大报道在当时引起了关注？产生了什么影响？同时，工作中哪些日常事务性的繁琐与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您的创作有影响？
王宗仁：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军事工作宣传会议，总政宣传部推荐我在会上介绍总后勤部宣传先进典型经验。我介绍了十个被中央军委和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典型人物，主要有“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川藏线上十英雄”“模范科研工作者黄翠芬”“青藏高原模范干部张鼎全”“模范军医吕士才”等，这些典型的事迹宣传，我都是执笔者。
值得一提的是，对张华的宣传报道过程，那是个一波三折的过程。一瓶好酒要让大家品尝出它的真味，首先需要让人们暂时忘掉还有假酒存在。24岁的张华是第四军医大学即将毕业的学员，为救一位落入粪池的淘粪老农，他跳进粪池，没有救出老农，自己却淹死在粪池。对于张华舍己救人的壮举，一些人包括有的媒体总是固执地用僵硬价值观，衡量新一代大学生闪现的崭新思想光华，认为老农的生命与大学生难以相比，张华的死不值得。这是张华事迹迟迟得不到宣传的主要阻力。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和总后勤部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坚持在后勤范围宣传张华。为了全面搜集整理张华的事迹，我和几位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张华入学前的部队、家乡采访，整理出给上级汇报的材料。后来，中央军委给张华授予荣誉称号，报纸陆续开始宣传张华。我和第四军医大学宣传干事江林写了反映张华事迹的长篇通讯《雷锋的生命在他身上延续》，被首都各报纸刊用。我还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1982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
张华的事迹宣传后，果然由《文汇报》牵领开展了一场“张华到底死得值得不值得”大讨论，对全民，特别对促进年轻一代思想精神建设起到较好引领作用。
后来，张华成为中华民族百名英模人物中的一位。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报纸再次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他的事迹。
李骏：每个人的创作都有瓶颈，都有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苦闷期，有的人实现了飞跃，有的人却从此一蹶不振。您在创作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王宗仁：实事求是地讲，放弃文学创作的想法我没有过，从来没有。瓶颈有过，而且有多次。我深切不悔地感悟到，出现瓶颈是好事，大好事。说明你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不满足了，要奋争到一个广阔的天地去挥笔洒墨。即使创作很顺平的时候，有时有意识地给自己前行路上埋个“小丘陵”，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想起了藏家流传的一句谚语，“凡是水草茂密的地方，都是好牧场，牧人手中的鞭子始终不会挂在树上，总是紧紧地攥在手中。”我手中的笔就如同牧人的鞭子，不会让它休闲。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沱沱河兵站采访了关茂福站长，他那张被高原雪霜雕刻的脸盘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近乎残忍，脸色极不正常，不单单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深红，还透着枯黄。是心脏患了病还是肺染上了怪疾，在脸上才有了这种表露？我问他时，他只是捏着一支烟闷抽，久久不说话。我狠追问了几次，他才说：“在这地方工作，能有几个人没有病？”后来我才得知，他的心脏和肺都患了病。就是这样的身体，不久他又主动要求调到海拔更高的唐古拉山兵站去工作。那次我在沱沱河兵站特地多滞留了两天，采访他，终于用诚心打开了他的心门，他畅谈了自己的苦乐，还有梦想。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不该忘掉的人》，发表在2002年3月20日《文艺报》上。中央电视台七频道的编辑看到了这篇散文，让我在电视台讲述了关茂福的事迹。
就是这个关茂福，让我的心很久很久无法平静下来！不带杂质的自责，比浮夸地喧嚷深到更深，宁静着我的心。就是这个语不惊人的关茂福让我多次自问自责：“我能像他那样吗？又有谁能像他那样？”
我开始检点自己过往写的那些反映青藏高原军营题材的作品了。不能否认它的历史作用，但毕竟太小家子气了。我很不满意。不满意就是孕育文学精神的动力。一个人要有能力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向上的责任。我当然不会忘却来路，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今后的去向。关茂福的精神很快就成为我创作报告文学，反映青藏军人奋战高原的酵母、驱动力。我要站在更高处，力争用一览无余的眼光探寻高原战友的内心感情世界。写作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更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这样你才能观察到人的独特性。我走上世界屋脊，在没有山岗的山间仰望世界。因为精神总是在云霄之间。我发现高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故事。
1991年是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是丰收年。我创作的《青藏高原之脊——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一》《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二》《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三》，分别在《十月》《当代》《长城》大型文学期刊相继发表。接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青藏风景线》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朱向前主编的检阅军事文学的大型丛书，也将这本书冠名《日出昆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是作家最好的表白。作家所做的一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写作上。
李骏：您还有不少文章被选入小学和中学课本。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您的《藏羚羊跪拜》曾在中央一台读书栏目被展播，成为经典名篇。
王宗仁：如果冲着写出名篇流芳百世的目的去写作，这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凡是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毫不例外都是作家人生经历、认识生活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精准，达到一定火候后，偶然获得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偶然的机缘找到了非写不可的“痛点”。这“痛”不是痛苦，而是快乐。一肚子的话到了非要从笔尖上吐出来不可的时候，不吐就痛，吐出来那就是痛快、幸福！
2010年初，在《藏羚羊跪拜》选入语文教材10年后，《语文学习》编辑部主编周燕才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约我为刊物“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藏羚羊跪拜》的体会。当年6期刊物刊登了我写的《青藏高原山水的馈赠》，文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记得1999年盛夏，我乘车奔赴拉萨途中，经过藏北草原时，司机小马深情地给我讲了一只藏羚羊跪在猎人枪口前求饶的故事。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是小马讲完后，含在眼里的那伤感的泪水久久不落。人呀人，只要稍有一点善良心，一点关爱生命的同情怜悯心，都会被这只作为母亲的藏羚羊为护子而下跪的神圣一拜戳痛心肺。藏羚羊受辱曲蹄求饶，人呢，为什么如此铁石心肠？
总有一些人生活在丰盈的阳光下，不安分守己却要逃离现实，寻找阴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着生存之忧、痛苦之苦、死亡之悲、仇恨之恨、情思之痛，尔后又念经求佛。何苦来着！人呀，多么复杂的群体，那个举起屠刀宰杀藏羚羊的猎人，也许属于这类人群，也许不完全是这样。可以原谅他放他一马的是，毕竟他放下了屠刀，消失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
忧患是作家应有的本色，但不能被忧患牵着走。要跳出忧患让人迈向光亮的地方。
李骏：您一直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为此，在身体允许时，曾先后60多次翻越青藏线，每年都到线上体验生活。您记得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分别是什么时候？回忆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较大的改变？您认为生活与创作关系非常重要吗？有些作家是凭经验创作，有深厚的生活经历与现实主义风格。而有的作家完全靠想象的经验创作，只要有好的故事题材，甚至于可以虚构出一个世界。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王宗仁：应该说确实有凭经验写作这一说，也的确有这样的作家。我相信会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属于这类作家。对此，我承认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完全认可。所谓凭经验写作，就是我们常听到从生活中爬滚出来的作家，他们身上带着泥巴甚至牛粪，还能写不出好作品，谁信？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作家自认为写得很真实，都是亲眼所见、亲耳听来的事。可是在读者看来反而不真实，越看越不爱看。可以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解释这个现象：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生活不等于就是文学艺术。我们缺的往往不是真实，而是真知。
这句话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点不相悖。怎么说呢？其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讲的一目了然，“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那么，如何高于生活呢？就是作家走进生活后，还必须从生活中走出来。如果泡在生活的激流里难以自拔，那么淹没以至淹死在生活里都是有可能的。要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学艺术，不能挪用生活，而要孵化生活、酿造生活。它拔高后的失真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突破。只有站在比现实生活更高的台阶上，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人性的多姿，也才能正视人性的丑恶，历史进程中的阴暗，显示出深重的忧患意识。
那年，我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在总政宣传部召开的反映三大战役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写平津战役，还有其他作家写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都必须站在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这三大战役的位置上写，才有可能写得真实！”这话讲得不无道理，当然我们是力争这样做的！
文学创作让作家成为幸福的人！
李骏：有一段时间，军队作家许多都去写电视剧。“触电”可以挣钱，您写过电视剧吗？您如何看待作家的电视剧写作？军队作家要有哪些坚守？
王宗仁：因为不会影视作品，所以从来没有接触电视剧的奢望。倒是一直以来渴望有人把我的那篇散文《情断无人区》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且这个愿望还很强烈。自认为张艺谋编导最合适。为此，我曾经让可以见到张艺谋的周明先生给我牵线。周先生没有见到张艺谋却让我见到了吴天明导演。我当然满意了，吴老是张导的老师呀，一部《老井》撞响了全国观众的心声，还脱颖出了一个出色电影人张艺谋。那天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了吴天明，他太忙，只让我用10分钟讲了故事梗概，吴导没有任何可否的表示，只收下了散文。我多少有点失落。不幸的是，不久吴导就离开人世走了远方。我自然很伤感，不是因为他没有对我的《情断无人区》表态，而是因为中国失去一位发现、扶植张艺谋的伯乐。
为什么我对《情断无人区》有如此强烈改编成影视的愿望？这部三万字的纪实散文，是我用心用情且用文学胆识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叛匪头目的女儿拉姆，和其父恩断义绝与解放军战士李湘的奇特、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的是战争中人们经历的苦辣酸甜与人性变迁。
故事发生在1959年。战火中诞生的爱情故事照样非凡绝伦。贵族家族的千金小姐拉姆，在随叛匪头目父亲逃窜至羌塘无人区后，被为了保命的父亲遗弃荒野。追歼叛匪的解放军战士李湘巧遇拉姆，拉姆将自己的一双绣花藏靴送给因歼匪赶路双脚溃烂的李湘。李湘千推辞万谢恩后，只收下了一只藏靴，继续急追叛匪。
后来，这只藏靴成为他们爱情难以跨越的一座桥梁。
叛乱平息后，拉姆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李湘也迷路在数百里也难见到一个藏族同胞的无人区。其实，严格地讲，他俩都可以在经过千难万难后走出无人区。只是他们都在惦记着对方，在互相寻觅。李湘日夜奔走寻找那位送藏靴的藏族姑娘。拉姆也四处打听那个金珠玛米，她却丝毫没有讨回藏靴的意思。今天消逝了是明天，太阳落了月升起，每送走一天他们都觉得仿佛绕地球一周。忘记了年月日，他们却没有被遗忘吞噬。
在空旷、阔远的无人区，四大皆空，脑空心静，拉姆的心灵陡然得以净化、升华。她回想到父亲平日把农奴当马骑耀武扬威的显摆，甚至割下农奴的头盖壳当酒杯，她的心瞬间碎成了粉末。她突然有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念想！她在追寻李湘，他应该把父亲这样的恶人抓到了吧！
同一时间，李湘追寻拉姆的心境随着无人区的空旷也在一日比一日急切！
两人终于在无人区相遇并相爱。
苦涩的日子熬到头也甜蜜。
随后的故事颇为曲折、离奇。他们生子、游牧。李湘完全被藏族同胞同化了，衣着、话语全没了汉族的本色。二三十年啊！他们的儿子被野狼袭击后，狼崽竟成了他们守家的卫士。
结局：两人分手。拉姆进了尼姑庵。李湘还背着那只藏靴追寻、等待。最后呈现于他眼前的是一座尼姑坟……
人性深处的命运悲喜，与家族历史紧密黏合在一起。展示了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与人性，遇到宗教、阶级的无形或有形堑沟后无法退却。在完成这部作品后，我突然更深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无人区这位战士和这位姑娘的生活，比我以往听说过的所有的故事、读过的所有的书都要丰富宽广，我才知道文学高于生活有时是不无可能的事。
这就是《情断无人区》的故事梗概。也是我要找张艺谋的原因……
李骏：您在职时，在您的努力和培养下，原总后勤部赢来了文学的黄金时代与高峰时期。那时总后人才辈出，队伍整齐，大家都认为与您营造的文学氛围有关。许多人在您悉心指导与培养帮助下，走上了专业创作或专职编辑之路，其中不少人成为名家，为军队和地方输送了大量人才。更多的人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最后改变了命运。那个时代，至今是所有创作者包括我一直怀念的美好时光，大家充满感恩与回忆。当年，您工作与创作任务都非常繁忙，还把大块宝贵的时间用于培养文学新人新秀，当时是如何考虑和看待这个问题的？又是如何推进这项工作的？
王宗仁：文学创作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能不能创作出好作品，能不能成为作家，主要靠个人奋斗。外因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所谓培养作家，说得准确点，就是为奋斗的作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比如，保证深入生活的时间，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作品创作出来后，请编辑和评论家做实事求是的评点，等等。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踩着多少人的掌心肩膀攀爬着文学的昆仑山。我清楚地记得，为我的作品开过三次研讨会，全是总后政治部领导主动提出来召开的，从邀请参加会的人员到布置会场以及记录整理会上大家的发言稿，都是别人分工专人操持。一个受恩于军队熔炉锻炼和文学大家庭温暖的有良心的作家，他总是在寻找反哺之恩的机会。至今我无法忘记的有这样一件事：1990年初的一天下午，刚就任总后政委的周克玉上将，约请赵南起部长指名道姓地在总后礼堂首长休息室接见了我。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总后的文学创作抓起来。我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些问题：“没有刊物，也没有组织笔会的资金。”周政委问：“不是有文化园地吗？”我说：“没有资金，已经停刊一年了。”周政委问：“办刊物一年需要多少钱？”我牙一咬，多说了些：“5万元。”周政委听了望望赵部长，说了一句令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掉的和人性及事业糅合得让人流泪的话：“部长，咱们少吃一顿饭，把这个钱给他们办刊物吧！”赵部长笑笑回答：“难怪今天政委要拉上我见你们，原来是要我批钱！好，这5万元拨给你们了！”从此，周政委题刊名的《后勤文艺》诞生，我们办刊物出作品集就有了资金。
周政委说的那句“少吃一顿饭”的话，赵部长慷慨解囊救助濒临歇息的文学事业，犹如重石火花刹那击中我的心，我被燃烧，被彻悟，对人生对自己的事业有了豁然开朗的寥廓和提升。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每年5万元的资金，后来我们培养作家的口号都是虚晃一枪，难以开花结果。
我作为当面聆听两位领导谈话的作家，怎能不努力工作把总后的文学创作抓起来，且一抓到底呢？周、赵两位领导给我们输送的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是推动文学向高峰攀援的动力。事后，好些年，我们组织了一次30多位作者赴青藏高原采风笔会。
我重提这段往事，意在表露心迹：我们总后这支文学生力军，东杀西拼，是用道德的感情回报党恩。我是一个曾经遇到“贵人”的人，我也要把自己变成“贵人”！
李骏：您曾在报告文学领域里纵马驰骋，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后来您却又对散文情有独钟。不仅与他人一手创办了中国散文学会，还编辑散文杂志。当然，您也写诗。后期的大散文有人还当小说来阅读。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文体与文本的？
王宗仁：中国散文学会的名誉会长一直是冰心老人，直到老人家1999年2月28日去世。她委托林非担任会长，周明、吴泰昌为副会长。冰心老人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把扶植年轻作家作为首要任务。随后，她拿出5万元稿费设立了冰心散文奖，都是为了激励年轻的散文作者健康成长。她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理解，这指的是大爱，是时光深处的爱，从年轻时就开始。学会遵循冰心的心愿，努力去实践。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部队到学会兼职工作，十多年间，一直把冰心老人的嘱托牢记心间、见诸实践。每届获奖的作者中有三分之二为新人。例如，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的72位作家中，50岁以上只占38%。就是说60%的作者在50岁以下。冰心还叮嘱，要把老作家做人为人的好品质尽早尽多地植入年轻作家的灵魂中，这样他们的文学空间会更宽一些，人生更丰富。我在担任学会会刊《中国散文》主编时，专门开辟了“名家谈散文创作”的专栏，先后介绍了50多位老作家说长道短的文章，其中有：艾青、巴金、夏衍、秦牧、冰心、杨朔、刘白羽、柯灵、朱自清、吴伯箫、徐迟、李若冰、马铁丁、袁鹰、郭风、丁玲、铁凝、邓友梅、雷达、贾平凹等。这些老作家的文笔是我翻箱倒柜或托人搜寻到的，非常珍贵。受到了5000多名会员的钟爱。原本只是发到会员的刊物，结果成了各地散文作家传阅的抢手书。许多读者强烈要求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目前，我们已编辑好，正联系出版社。
几乎只身跑遍全国各地的散文学会副会长石英，多次带回各地散文作家和读者的反映，称《中国散文》这个小本本刊物，给学会的门面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李骏：有人说，作家都是走下坡路的。由于时间、精力、体力与题材的日渐衰微，所以多数作家最后都是沉默于世间。但您退休后，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但佳作迭出，而且好评如潮。最后还在退休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您是如何看待获奖的？您认为年龄是作家的天敌吗？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笔耕不辍？
王宗仁：那年，《藏地兵书》获奖，我自然很高兴。说明广大读者对我的作品认可。但是，认可不认可，何时认可，绝不是我能决定的事。一个作家安安静静地写作，从作品中创造快乐，多好！
在绍兴举行颁奖的那几天，我几乎每个午休都跑到那里的集邮市场，热热闹闹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一眼望不透。除了邮票外，什么旧书、手稿、淘汰了的手电筒、钢笔……真让我大开眼界。我按自己的收藏爱好，淘到了一枚邮票，是样板戏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枚，虽然少了一个角，那也是难得的缺物呀！
我在绍兴集邮市场边走边看边想，绍兴有的，北京都没有，世界就是这么大，小地方也是大世界啊！再繁华的地方也代替不了小地方独有的繁华。每个人只有一把钥匙，很难打开对自己来说所有神秘的门。所以，每个人尤其是作家要多走走，多看看，多积累，把自己交给丰富多彩的世界，从生活中提炼善意和美好，让自己富有，变得有力量！
这就是我回答你的问题，年老不是天敌，任何年龄阶段的作家，都需要用一双好奇的、“贪心不足”的眼光看世界。这样生活就会多给你一双认识世界的眼睛！
李骏：据我所知，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手稿，因为你拒绝电脑创作。从写到改，再到抄，往往需要三遍之多，这对于作品的打磨有帮助吗？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网络写作？
王宗仁：我曾经用过电脑，那是退休前，办公离不开电脑。退休后就再也没有摸过电脑，开始还成关闭状态摆在桌上，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我有个很难改掉的写作习惯，必须用笔写稿。笔下生情、生花更生根。这是我长期用手上功夫养成的习惯。大部分手稿都保存完好，包括2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青藏线》，初稿和修改稿都静静地安睡在我的书房。我也很不习惯网络阅读。这些新兴的电脑写作和网络阅读，虽然很便捷，甚至会有鲜艳的色彩、插图以及音乐来刺激感官，但是我固执地认为纸质写作更能给人理性判断和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作家在伏案写作时需要细细地琢磨，慢慢地品味。
说来奇怪，纸质写作对我还有一个奇特的独家作用：化解心头的焦虑。谁能保证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烦心事呢？每在这时，我一旦提笔进入写作状态，那是一种自我发觉、自我表达的具有自我阐述的审美、趣味和理性瞻望。烦恼、焦虑便随之远去。
李骏：很难相信，一个人的文学之路坚持了六十多年。而且，对培养年轻作家的初心也始终不变。您是如何能够永葆文学的初衷不改的？
王宗仁：一个人不管他的生命是漫长还是短暂，都摆脱不了被时间主宰的宿命。这是铁的事实，人生走到老年特别迈进七十岁的坎以后，我明显感到体力心力都在一天天弱化。过去我几乎每晚都加班写作读书，常常熬夜到十点钟以后。现在晚上加班一个小时，夜里就睡不安稳，次日体力明显不够用，甚至影响本来可以正常进行的工作效率。所以，老年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老”的身体，用承认“老”的心态对抗“老”，这样会少很多不必要的恐慌、折腾和透支。
我不能眼瞅着随着年龄老化让精神生活也随之减弱。怎么办呢？在承认自己“老”的前提下，找适应“老”的办法，适应就是顺应，顺应就是快乐。我找快乐，找不到时就创造快乐。不是有句话叫“自找烦恼”吗？既然烦恼可以自找为什么不能自找快乐呢？办法很多，可以养鸟种花，花草之乐；
也可以打牌下棋，棋牌之乐；
还可以和朋友聊天，闲聊之乐。我则用有节制地写作、读书来享受快乐，读书之乐，写作之乐。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自己乐于做的事奋斗，让生命的意义在快乐中延伸。
所谓延伸生命也只是在某个阶段或某件事情延伸。我有集邮集烟标之乐，单说集烟标，数百张纸烟盒中两种烟盒名称组成的成语或名词，靠的是长期积累和丰富的想象联姻的，非常奇妙、有趣味。“良辰”牌烟诞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景”牌烟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产生的，它们一牵手就变成了“良辰美景”，多美好！还比如：“喜结良缘”“天女散花”“花好月圆”“炎黄春秋”“丹凤朝阳”，等等，硬是由我当红娘，把它们组成一家子！
寻找烟标，并且很精巧地把两种烟标碰在一起，产生火花，它需要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这个过程怎能不是重新创作的过程，幸福自在其中！
我有一个小本子，封面上用美术字写着“每天找一件快乐的事”，记录着我寻找的、自造的形形色色的快乐。人有爱好，生活就美好！
李骏：军旅生活是您鲜明的烙印。从军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认为军队作家与地方作家在气质、题材与文本方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王宗仁：军旅作家从穿上第一套军装那刻起，就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随时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和平的环境也如此。军人和老百姓的相处也是可贵的品质，必须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我入伍后执行的第一趟运输任务就是运输战备物资。出发前每个人都把写好的遗书留在驻地。有什么可说的呢？谁也很难保证自己就能安全回营，战前出发对每一个军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军旅作家在受益社会发生变化中带来的敬重和幸福，同时，总会有比地方作家更多的思考、彷徨或不如意、不被人理解，随之而来，内心承受很剧烈的冲击甚至断裂。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以及生命拥抱、对抗这些迎面而来的挑衅和挑战。也正是这些冲击以及伤害，给了军旅作家内在的精神，使他们有了独具的高贵和尊严。
我已经不大可能像当年那样再有攀越世界屋脊的体力了，但是要把积累在胸的高原题材三思而行再动笔，用跨越时空的真情、真心打动人心，传递高原官兵巨人的精神力量，激起人们对那块高地强烈的情感共鸣！
李骏：作家是需要才华的，也是需要勤奋、灵感与生活的，您个人就是这方面公认的模范。那么，您认为勤奋、灵感及才华之间，哪一种更可靠？生活基础与写作技巧，哪一种更重要？
王宗仁：天才肯定是有的，文学创作确实离不开天才。但是如果没有汗水浇灌，天才是很难开花的，即使开了花也不能结果实。我更多地看重勤奋。高尔基、鲁迅等崇敬爱慕的前辈先圣，都教导我们要用勤奋苦练、乐于读书来催促我们攀越事业成功的峰巅。提起读书，不少人都为难的是没有时间。本职工作够繁忙了，哪有工夫读书？
1979年1月3日，《解放军报》刊登了我和马继红写的通讯《时间的颂歌》，赞扬解放军总医院九位老专家、老教授惜时如金，不以落齿为忧，不以发白为愁，和时间赛跑的事迹。他们“赶时间”“焊时间”“补时间”，在各自从事的医学领域结出了累累果实。例如，口腔科主任洪民是这样“焊时间”的：他善于把零零碎碎的时间拣起来，焊成整块用……几十分钟不嫌多，三五分钟不嫌少。去外地出差的火车上，到市内会诊的汽车里，等候病人的间隙时，洪主任的脑子里都不闲着，考虑这个手术方法如何改进，那个工具应该怎么革新……想一点，记一点，然后再集中时间把这些零星的想法进行归纳、整理。
我从老教授那里学到了利用“零碎时间”读书的习惯，见缝插针读书，而且一直坚持写读书笔记。有时间多写几行，时间紧张就写几行字，甚至几个字。
在高原当汽车兵时，我们连队每月有三天休整时间，我总会抽几个小时到格尔木新华书店去买书看书。一来二去，和书店的同志熟悉了，他们就给我“吃小灶”，允许我到他们的书库去翻阅书。在书库，我看到北京新华书店总店的一份“新华书目报”，从那张报纸上看到了许多格尔木书店没有的书的目录，他们就向总店订阅，满足我的心愿。
李骏：有人说，您有今天，是因为师母的无私支持。而现在听说师母要面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痛苦，有时连人也认不出，但您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她带着，永远陪伴在她身边。有人说，您是退休了才真正开始体验恋爱，是这样的吗？您如何看待爱情与亲情？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样的人生经验？
王宗仁：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终生穿军装的军人，每个人毫不例外都有一段愧对父母妻子儿女的辛酸经历。说辛酸也许悲观了点儿，反正提起来酸楚得像醋浸泡了似的。我18岁那年告别了结婚三天的妻子，被一列铁皮闷罐车拉着直奔青藏高原。父母离世我都没能尽最后的孝心。妻子从进我家门那天起，就成了家里的全部劳动力，靠挣每天的七分劳动工分，再加上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的补贴工分，养活一家七口人。她1974年随军后，在京城服务行业当理发员，是大家称赞的工作认真、待人热情的先进工作者。她的单位离我家大约三里地，她不会骑自行车，往返步行了20多年。她现在患上这种病实在是劳累过度、操心太多又不善于与人交往所致。
军人妻子的奉献是隐形的，一般人很难看得见，甚至体会不到。外人看见的只是挂在门上的那块“光荣之家”的牌匾，岂不知它背后的酸楚有多少！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我随青藏兵站部领导上一线给各兵站官兵拜年，来到唐古拉山兵站时正赶上几个兵在写春联，他们让我编词。来到这地方不能和亲人共度春节，我心里难免生出思念牵挂之情。于是我随口就说了一副春联的词：“缺氧气缺暖气不缺志气，想咱爹想咱妈更想祖国。”横批：“乐在高原。”怕被高原上日夜狂刮的暴风雪吹掉，春联写在一块四方红纸上，这样就减少了与大风接触的面积。
几十年过去了，这副春联我永远铭刻在脑海里。它是我的心之声。
我现在几乎放弃了一生热爱的文学创作，陪着老伴，有时不得不到京外参加什么会，也带着她。我要让她尽可能地享受在以往岁月中未曾享受到的家庭温暖。再也不能苦着她了！
李骏：过去不少作家凭着一部甚至于一篇作品吃了一辈子。而徐怀中老师93岁写了《牵风记》，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现在还在写吗？最近有什么大的作品在酝酿或面世？
王宗仁：常听一些作家说，文学创作是一路上坡，意思是说，文学的路越走越艰难，但只要坚持爬坡，就会不断出好作品。但是爬坡上到徐怀中长这样的高龄，估计一般作家都开始往下滑了。徐怀中在93岁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牵风记》，而且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在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不可复制。我们不得不钦佩他旺盛的文学力量和充沛的体力。但是我学不来。当然我仍然坚持写作，放慢了写作的速度。天快黑了，星星也许会升起来，毕竟没有月亮明丽！我会尽量延长这星星之光！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老诗人顾工，他已经失忆不认识我这个曾经和他在同一个创作室工作多年的文友了。他的女儿顾乡告诉我，就在我去他家的前一天，徐怀中专程登门看望了顾工。他俩都是从新四军战壕里爬滚出来的老作家，感情深啊！
李骏：您已是八十多岁高龄，回望过去，在您创作的道路与生活中，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哪些人与哪些事令您难忘甚至懊恼？哪些人和事令您感慨万千？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与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王宗仁：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正因为有了遗憾，我们才不断完美自己。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遗憾是创作的那部长篇小说《雪里红》，一直没有变成铅字，现在还静悄悄地躺在我书房一个角落。几次欲修改拿起笔又放下，总感到生活积累还欠缺什么，又没有充分时间去补充生活。小说内容是反映西藏牧区在民主改革前夕，发生在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小说写出来后投寄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负责人边春光颇感兴趣，建议我稍作修改后出版。我做了较大修改，未能出版。
因为创作这部小说，我应邀参加了1997年2月27日召开的陕西省业余创作座谈会，见到了从“牛棚”里出来第一次在文学创作会议上露面的柳青，听他讲了创作《创业史》的报告，印象很深。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我为柳青讲话做记录》，发表在2013年3月20日《新民晚报》。
李骏：进入了新时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思想和过去迥然不同，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文学特别是军旅文学？有哪些期许和期待？
王宗仁：军旅文学总是不断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触动读者内心的优秀作品，各个时期都有。我是一个怀旧的人，相对而言，我还是很留恋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文学火爆的岁月，当时军事文学出现了大量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那段时间我在青藏高原汽车部队服役，我们驾驶室的后备厢和宿舍的床铺下塞满部队推荐的以及官兵自己买来的文学名著。如果以《林海雪原》为线头，拽出来的是一大摞文学名著。我得益于那年月忙里偷闲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回忆起来很是受用。正是那时一批好书助力我青年时代在高原成长。艰涩苦难的磨炼给了我丰富的文学底色，比较充溢地阅读使我有了知识的胆量，我后来才敢放开手脚和想象进行文学创作。
现在，浮躁的作家不少，当然包括军旅作家。要想在文学创作上有作为，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脚心先在苦涩的生活底层磨出一层硬茧，再双手提笔写作。
2020年春节改于望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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