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 吴金花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类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正在改变传统的交往方式。它突破了群体交往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使得青年群体无须圈囿于固定的时间、空间内社交，这就为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的发酵与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学者们研究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构成要素及其对青年群体的影响。例如，陈尧提出了网络民粹主义主要由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两股力量汇合而成［1］。谭毅认为，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上出现了网络民粹主义行为，表征为造谣、传谣、盲目转发和盲目崇信、“人肉搜索”、精英敌视等［2］。此外，石立春基于政治心态的视角，指出了当代青年学生的“仇+”心理与精英批判、普通生活浪漫化与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心态等倾向［3］。近来，有学者开始关注网络社群民粹主义话语的溢出风险，如张彦华等发现，网络社群民粹主义在话语的信息编码标准、话语能量的分布频谱等方面的新变化，常会诱发诸多负外部性并使其风险超出某种安全状态［4］。然而，这些研究更多限于青年群体网络民粹主义的外在表征，对于内在运行机制则观照不够，且这些研究多是宏大叙事［5］，对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尤其是对社会理论与情感叙事的微观互动关系的解释乏力。经过几十年演变的网络民粹主义，它究竟有何负面影响？共情理论视域下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机理如何？还有生发后的网络民粹主义需要怎样的治理方式介入？基于此，本文从共情理论视角探究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发生机理，试图在抽象理论与现实样态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要对当前网络民粹主义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就不得不触及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而要对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内涵予以界说，首先必须明晰“何为民粹主义”，并澄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需将网络民粹主义与另一种关联甚密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作一甄别。
1. 从现实运动到虚拟渗透：一种社会思潮的演绎历程画像
从字面上看，网络民粹主义是由“网络+民粹主义”这两个词汇组合而成，因而首先可以在厘定民粹主义概念的基础上，进而挖掘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及其与网络民族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极具论争意味的语词，民粹主义兼具模糊性和歧义性，乃至于学界现今仍未形成一个较为明晰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学者们对民粹主义的内涵描述大致可分为四类：观念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体系、类型学意义上的样态划分和行为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其一，基于观念学的视角，学者们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中心稀薄型”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将社会群体界分为两大趋同和对抗的集团，即“朴素的人民”与“浮华的精英”之间始终以分庭抗礼的情状示人，并强调政治应充分表达普罗大众的广泛诉求［6］。其二，基于语言学的角度，学者们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话语形态，并把整个社会描绘成人民和寡头对立的道德的、摩尼教式的话语体系，意见领袖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刺激人民，人民通过群体行动拥护意见领袖［7］。其三，透过类型学的视域，有学者将民粹主义概括为“民粹主义的民主、民粹主义者的专制、政治家的民粹主义以及保守者的民粹主义”四种基本类型，并得出结论：民粹主义的连结点在于“政治性”，不同类型民粹主义的共同要旨就在于“依靠对人民的感召力，不信任精英人士”［8］。其四，通过行为学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主张“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政治表达方式粗鄙化，以戏剧化表演引导危机，从而营建需要采取关键性行动的氛围的政治实践活动［9］。虽然这些学者都是在一定的“前理解”或“前认识”下探讨民粹主义的内涵，但仍能从中寻得一些“共通点”：第一，“民粹主义”中的“民”意指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人民。他们在形式上被看作具有真理客观性与力量优越性的“同质共同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身处社会底层，饱受生活压迫且相对剥离感强烈，这一巨大落差促使“人民”口号更具煽动力。第二，“拜民教”倾向明显，视“人民”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原点，同时全力抵抗精英群体，以“反精英”为根本价值指向，彰显了“民粹”的深刻意蕴。通过对民粹主义“共通点”的梳理，可将其基本内涵概说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极力夸大“人民”大众的地位和价值，并奉行反精英、反体制和反权威的社会批判立场，在政治活动中往往采取过于激进和非制度化的参与形式，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意识形态。
在初步厘清了民粹主义的内涵之后，我们还需明晰民粹主义是如何推演为网络民粹主义的？及其与网络民粹主义之间有着何种内在关联？诚然，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流行，引发了“社会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技术社会协同论”三种观点的交流交锋［10］。然而，不管是过度强调社会要素禀赋的“社会决定论”，还是过分夸大网络媒介技术的“技术决定论”，都未免有失公允。相比之下，基于“技术社会协同论”的视阈阐释民粹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则更具合理性。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为民粹主义的展衍提供了新的“温床”，促使其不断派生出新的表征样态与行动机理；
另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的叙述逻辑从根本上来看依旧是民粹主义，它不仅是现实问题的网络映射，也是传统社会思潮的网络延展。虽说两者之间实存关联，但对民粹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之间区别的释义仍有必要：一是在历时样态上，民粹主义具有延续性、持久性特征，网络民粹主义则更具偶发性、聚集性的特征；
二是在共时样态上，民粹主义通常呈现出间隔性、范围性的特征，无法像网络民粹主义一样成长为跨时空的关系集合；
三是在实践样态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心态，处在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而网络民粹主义则时常与社会重大热点事件进行“绑定”，挟带着隐性的政治目的。
不得不说，网络民粹主义和另一种网络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着实“暧昧”，人们甚至一度将之合称为“网络民族民粹主义”。这就表明，要界说网络民粹主义，就必须进一步澄明其与网络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已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指民众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外显或内隐地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和观念，传播和制造民族主义言论的行动过程［11］。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借助网络传播技术，并通过网络进行思想传播、政治动员和行动指挥的民族主义思潮［12］。因此，从内涵上看，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之间既存区别，又紧密关联。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其指涉对象和价值取向之维，即在指涉对象上，网络民粹主义指向的是精英和权威群体，而网络民族主义则趋向于包括精英和权威群体在内的国家全体人民；
在价值取向上，网络民粹主义的内在诉求是“强调平民的价值，追求平等的理想”［13］，网络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利益至上”，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若将二者聚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在作用方式上，它们都善于用夸张猛烈的话语感染网民，促使网民的群体心理接受这一暗示，并走向狭隘和极端，表现出偏激性；
在发生场域上，都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盲从性、蛊惑性、聚集性、非组织性等特征。
透过以上与网络民族主义的对比分析，并结合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指网络虚拟空间出现的以民粹取向彰显斗争精神，以民粹话语动员平民百姓，以民粹归因解释是非曲直，以民粹理想颠覆政治体系为基本样态的一种激进平等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相耦合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思潮。
2.从观念动员到行为实践：网络民粹主义负面效应的整体呈现
网络民粹主义，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矛盾问题演化的独特映照，又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精神世界。作为一种“弱挑战性”的社会思潮［14］，它以离散和歪曲权威理念、否定和抹黑精英阶层、共情和逢迎普通民众为中心议题，通过泛道德化批判和现实销蚀的动员方式，在观念、制度、情感、行为等层面生成诸多负面效应，其所抱持的对抗性和非理性态度与当前社会中树立积极正面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
第一，从观念层面看，网络民粹主义重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使得社会共识日趋离散化。当今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点，实现中国梦的纽结就在于凝聚全民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生动局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业已成为汇聚人心、凝合力量的社会共识。然而，目标与共识的达成，须臾离不开社会中各群体的勠力同心与奋楫笃行。网络民粹主义动辄对社会制度、社会精英、政治权威进行“扣帽子”和“打棍子”，这不仅徒增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敌视与隔膜，更为重要的是，其所构筑的诸多社会“景观”，如群体极化、狭隘争论、偏激维权、性别对立、仇官仇富、“人肉搜索”、虚假爆料、炮轰打倒、道德绑架、煽动民族仇恨等，在挑战道德底线的同时，增加了网上网下的戾气和怨恨，持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根基。不仅如此，网络民粹主义还惯常打着维护平民利益的幌子对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网络民粹主义站上了道德制高点，但却极易造成社会共识的离散化，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矛盾与猜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从制度层面看，网络民粹主义旨在破坏社会秩序，造成泛道德批判日渐极端化。网络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对重点人群和社会现象进行泛道德化批判，无差别地给一些社会群体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这种“一刀切”式的做法，经由网络空间的“放大镜”效应及群体极化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裹挟歧见与极端情绪，敲击出污名化的“字眼”以诋毁和抹黑现行体制、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对社会中实存的公平正义置若罔闻。不仅如此，网络民粹主义试图基于对少数群体的自我认知作出道德判断，其行为极具魅惑性和误导性，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物与社会现象背后实际隐藏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这一客观规律的忽视［15］，也是对潜隐在行为主体背后复杂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等现实因素的轻忽。追根究底地说，这种泛道德化批判终将落入人治与德治的窠臼中，从而背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精神实质。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6］。若是在社会秩序建构历程中绕开制度建设，那么就难以破解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们所期许的“美好生活”更将无从谈起。
第三，从情感层面看，网络民粹主义意在“点燃”民众，致使阶层对抗日益剧烈化。网络民粹主义对负面社会事件的评论，往往从构建民族对立、城乡对立、官民对立、警民对立、贫富对立的叙事模式着手，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歪曲解读，刻意制造和渲染争议话题，有意无意间将特称判断转换为全称判断，旨在“点燃”民众的民粹情绪，导致阶层之间的对抗日益剧烈化。在情感认同上，网络虚拟空间具有学生多、青年多、底层人群多的特征，网络舆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解构、偏激、负向等特性。借助这些特性，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制造共同的敌人”的方式来实现广大网民之间的抗拒性认同。在情感取向上，网络民粹主义通常以绝对化取舍为手段，如“信任人民而怀疑甚至反对精英分子，强调大众参与而反对代表制，要求平等而反对一切等级关系”［17］。在这一思维的牵引下，网络民粹主义者习惯于忽视问题的复杂样貌，常以强分阵营、硬贴标签的方式进行情感表达。故而，每当有牵涉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舆论热点事件出现时，他们会不假思索地以一种泛道德化的思维逻辑作出“道德审判”，在情感层面主动倒向普通民众的立场。当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不断走向剧烈化时，其裂隙的缝合亦将变得愈加艰难。
第四，从行为层面看，网络民粹主义志在耦合思潮，促使真实世界日臻虚幻化。塔格特提出了现代的许多“伟大”思想—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极左思潮，都迫切需要一些装饰元素来附着其上［18］。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无政府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发展诉求与网络民粹主义不谋而合，加速了其耦合进程。在耦合机理上，网络民粹主义“反权威、要自由”的理念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无缝衔接；
“询唤民主、呼吁法治”的取向与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
“反强权、撑平民”的倾向与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式贯通吻合；
提倡通过“平均主义”手段保证平民利益，暗含了新左派思潮的观点主张。这样一来，网络民粹主义与这些非主流思想沆瀣一气，进而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热点事件时，网络民粹主义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触即发，并很快与上述思潮交互、耦合，臆造出一个充斥幻象的世界，它看似真实，却只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倒影。真实世界虚幻化所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就是人的主体性的沦丧，人们的主体意识被社会思潮操纵，真实的世界被藏匿在虚拟的对话之中，人们感受真实的意识和能力日渐式微，人由网络文化传播的主体被异化为被动接纳者。
在“人人皆是自媒体”的时代，原子化、片段化的传播环境使得原本单一的信息源不断扩充、弥散，促进了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无声滋长。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极化叙事中，情感成为民粹主义展开网络动员的重要依托。青年是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情感不仅是青年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引擎，亦是民粹主义“点燃”其极端情绪的有效方式。于此境况下，共情理论的出场则可以为剖析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发生过程提供新的解读视角。所谓“共情理论”，是指个体在体认他者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仿佛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世界中，沉浸式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思量问题，切换成他人的视角去思考、感悟、行动［19］。从共情理论的基本要素来看，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机理可以阐发为“共情认同—共情传导—共情聚合—共情行动”。
1.共情认同：在“多元叙事”和“共同记忆”中达成观念合流
在肯尼斯·博克看来，情境认同是言说者为了拉近与受众之间关系、与其达成同盟，通过构设大家一致认同的某种情境或者塑造“共同敌人”以达到聚拢人心与联合行动的一种动员策略［20］。在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生产过程中，部分激进分子透过网络拟态修辞中的传播内容、外化情绪、行为举止、价值观念等要素快速而有效地将青年网民的民粹主义情绪调动起来，以尽可能促成广大青年网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发挥话语动员的政治导向功能。
第一，以多元话语叙事形塑青年情境认同。在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通常源自于国家或民族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等方面遭受威胁，使得原先散布在网络各处的民粹主义者通过偏向性认同，聚集、筛选及剥离出与“民族认同、国家先行、个人至上”等相仿的观点，构建出一条“民主联盟战线”。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话语得以不断穿透物理壁垒而达成动态层面的“共情效应”，煽动性的话语驱使青年网民日趋极端化。一般而言，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叙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话语叙事，即运用刺激性话语鼓动青年网民勇于诉说对政治体制或现实境况的反抗情绪，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广泛共鸣；
二是道德话语叙事，它通过道德修辞、道德语言对热点事件中的人、物、事展开批判，在情绪叠加的过程中激起更多青年网民的愤懑；
三是文化话语叙事，强调网络虚拟世界广泛存在的非理性，并生成一种影响青年网民思想观念的感性文化，以此吸引潜在的青年民粹主义者。可见，网络民粹主义信息过滤与持续传播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通过多元话语叙事获致群体性认同。
第二，以共同情境记忆强化青年身份认同。共同情境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21］。共同情境记忆具有关系建构的功能，相异群体由于共享、传承、建构相同的事物，而拥有了共同的身份，使得独特的时空纽带得以联结。“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
另一方面，将以前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22］。在相同情境记忆的感召下，民族国家、群体组织的向心力、认同感日益增强。在网络空间中，为快速而有效地将青年网民的民粹主义情绪调动起来，共同情境记忆策略被网络民粹主义频繁使用。它在攻击揭批对立者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实现广大青年网民的身份认同，在青年网民中制造共识情境，展现出话语动员的双向政治功能：一是树立并瞄准人民“公敌”并使之具象化为攻击的标靶；
二是强贴“人民”“平民”标签，将普罗大众所共有的抽象美德强加给遭逢不幸的弱势人群，唤起青年的同情之心，实现广大青年网民的团结一心和认同凝聚，从而最大限度地动员青年群体，为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叙事提供政治资源与发展动力。
2.共情传导：在“情境渲染”和“情境表演”中强化二元对立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网络民粹主义者推演出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话语策略，即把现今社会矛盾的根源言说成“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通过群体标签简易区分“精英”和“大众”，以不断刺激青年群体的敏感神经。这种“简单粗暴”区隔的背后，隐藏的是网络民粹主义者通过抢占话语权，把所有社会负面舆情以“情境渲染”和“情境表演”的形式予以述说，强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场景，助推青年网民情绪发酵与传导，让“沉默的螺旋”不再沉默。
第一，基于网络拟态情境渲染的情绪共振。情绪是底层群众进入公共空间的情感载体以及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23］。虽然青年初入网络空间时能够保有理性情绪，但随着网络民粹主义者频繁渲染拟态情境、输出偏激话语，使青年在消化和认同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易于采取激进的话语采撷方式，话语不断走向民粹化和极端化。一是利用话语勾连调动青年网民情绪。在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者利用话语勾连将现实论题与官商勾结、社会腐败、以权谋私、司法不公等负面社会问题串联起来，通过借题发挥的形式扩大议题影响、引爆现实冲突、煽动网民情绪。如此一来，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生态就将从青年网民共情酝酿逐步推演为众声喧哗的沸腾民怨。二是回溯创伤场景塑造青年网民观念。网络民粹主义者运用创伤式的场景回溯，把青年打造成饱受社会虐待的群体，并在网络语境中抒发出对青年的同情意向，以获得其对民粹势力的簇拥。他们擅长用突发事件、热点新闻来诱发青年网民的情绪，善于将民主、自由、同情心、愤懑等通过网络话语叙事植入政治生活之中，以触发青年群体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考量，在情绪共振后凝合成群情激愤情绪，使得青年网民为排解愤怒而“冲锋陷阵”。
第二，基于网络情境表演仪式的情绪感染。作为一种外显的符号，表演仪式是行为主体在规定场合展开的仪式性表演实践。沉浸传播时代的民粹主义者以网络“舞台剧”的表演形式，大幅提升了表演情节的观赏度，强化了信息的传导功能，使民粹主义的理念和情感易于被青年人所接纳［24］。在政治性表演仪式方面，网络社交媒介不仅减少了人们集合起来的综合成本，而且促进了社会交往形式的更新迭代，加速了要素的积聚，致使以民粹主义话语建构起来的“侮辱观众智商”的政治性表演仪式得以产生。在政治表演仪式的浸染下，青年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占得上风，进而引发其与网络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情绪共振，最终形成集体情感传导。在符号性表演仪式方面，由于网络虚拟空间本身固有的将离散的诉求、愤恨、敌对情绪凝合起来的“串联力”，因而网络民粹主义较多地以象征符号、舞台演出类的“表演性聚集”的形式呈现于人，其中，舞台幕前的全视角展现，是幕后脚本、场景、编剧等因素系统集成的结果［25］。在舞台表演者看来，其目的不在于达成明确的利益目标，而在于集体象征符号的现场表演中传达对既存体制的灰心、愤恨和挫败感。
3.共情聚合：在“虚实转换”和“网际互动”中汇聚极化情绪
伴随网络新媒体技术“全民化”而来的是更加畅快且廉价的意见发表通道，这不仅为现实生活中社情民意的聚合延展了崭新空间，也为民粹主义的出场和发声提供了广阔舞台。基于聚合机制的视角，网络民粹主义是由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与微观层面的民意表达两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网络舆情表达过程中，情感的聚合促使舆情热度骤增，较易导致舆情的集中迸发与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对网络和现实社会造成秩序的破坏与集体价值观的崩坏。
第一，民粹主义传播诉求从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延伸和聚合。由于在生活世界中以“批体制、贬精英”样态显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始终无法形成统摄多数人的集合，青年探求平等、发泄愤慨情绪的渠道亦是零碎和局限的；
而在虚拟世界中青年能够挣脱传统枷锁的束缚，在共同爱好、愿景、体验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工具的链接，实现同频共振、集体行动［26］。从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境看，青年往往会将其生活实践中所遭受的心理挫败和打击转化成对政府、精英、富人等的不满，并将之以“抓眼球”的方式宣泄到网络空间中，进而形成民意集聚。在此语境中，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逐渐趋于民粹化，使得一种观照现实参与途径的“代偿效应”随之而来，表征为青年以网络舆论式民主代替了有限的民主参与制度。网络民粹主义甚而以一种倍增的乃至攻击性的状态，将生活世界中难以集中抒发的公平诉求、民主期待等倾泻而出。
第二，网际互动中生成民粹“合力”。在网络虚拟空间中，青年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沟通成本运用网际互动手段，在“人民”话语的濡染下最大限度地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民意、诉求和愤世情绪汇聚起来，在青年“统一战线”心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合力”和“牵引力”并掀起众多网络民粹风浪。不过，只是以浏览量、点赞量、发言量、转发量来表达自我主张和态度并不足以填平网络民粹主义的“欲望沟壑”［27］。一旦条件允许、时机成熟，网络民粹主义者便会依托网络平台煽风点火，串联起线上线下的情感聚合链条，随之催生的虚拟政治参与通常能够推演、转变为青年的现实参与。久而久之，不同群集间切近的情感基调聚合为相同的情感体认，继而生成感知维度的群体极化景观，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与政治共识难以形成和维系。可见，这一携带群体价值指向的民粹主义，恰是由青年情感异化引发的实然危机，这也深刻地透射出互联网时代凝聚价值共识的必要性。
4.共情行动：在“群体狂热”和“系统互构”中促成激进实践
基于共情认同、传导与聚合的发展样态，情感客体为了达致心理上的代偿与平衡，本能地仿效情感主体的行动路径的活动即可谓之共情行动。在美国学者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行动者、行动目的、行动语境、行动手段和行动规范取向是构成社会行动的五个基本环节［28］。从发生过程看，共情行动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个人行动狂热化；
二是集体行动狂热化；
三是狂热行动社会化。这就意味着，在规范取向、情境要素以及人格体系的约束下，共情行动可以促使青年的个体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与此同时，共情行动还将受到社会结构、文化体系的牵制，使得狂热行动在青年网民群际交往中形成人为控制系统，支配着集体行动的社会化实践。
第一，群体极化驱动狂热化行动由个体转向集体。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认为，情感、地位、利益、义务和评价五种因素对于个体的行动轨迹影响至深，而“行动者—行动手段—行动目的”的实现则受到情境和规范取向的普遍规约。同样地，共情行动的达成亦受到上述变量的制约，而且在相异情境和参与群体的交流中，个人择取行动变量的意愿在经受角色系统的“驯化”后，逐渐向目标、利益、义务等方面倾斜，并最终促成了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转轨。在现实空间中，民粹主义者时常利用相对特殊的极端个案来否定体制、精英和权威，以此引发排斥个别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抗争行动。事实上，这类盲从化、极端化行为的出现，还需“归功”于狂热化的刺激与策动。伴随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的狂热化发展，青年网民的情绪在其影响下变得愈发不可控。在网络空间中，当青年群体的情绪逐渐狂热化时，其言论便将裹挟着偏狭与歧见而弥散开来。此可谓是民粹主义通过网络聚集和排他，从而“进化”成群体极化的症结之所在［29］。
第二，“三大系统”的串联互构促进狂热行动从集体化向社会化转变。共情行动促使青年网民的行动样态由个体渐趋演化为集体，并在人格、社会、文化三大不同系统的合力推动下促成了狂热行动的社会化。就社会系统而言，它是由不同行动者在社会化体系中互构而成，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阶层固化、经济衰退、教育不公、就业歧视等显性问题，为狂热行动社会化的延展提供了外驱力量，狂热行动者穿上弱势群体的“马甲”顺而把现实问题和诉求渗入到制度解释框架之中；
就文化系统来说，它的构成要素包括认知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等，其存续与拓展依循一定的社会契约，并为整个行动系统提供基本的伦理尺度，促使行动系统的整体运行得以为继。网络民粹主义者通过制造高度的紧迫感、强力的渗透感以及深度的沉浸感，持续开掘青年群体间的互动潜力以尽可能多地吸引“目标用户”，让青年网民沉醉在对未来“民主国度”的完美臆想中，并借此散播其构筑“民主政治”图景的价值意旨。为了在达成预期效果的同时吸引更多青年网民与之为伍，网络民粹主义者不断通过社交软件、电子邮件、社交论坛、应用软件等途径向青年网民传导和渗入其价值观念，从而为狂热行动社会化的扩张“保驾续航”。
当今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不断发酵、传播和蔓延，在与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联姻”中，使青年普遍陷入焦虑、宣泄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鉴于转型期中国的复杂国情，对青年群体“去民粹化”时要摆脱教条主义、技术主义的窠臼与局限，在深入考察分析其共情认同、共情传导、共情聚合及共情行动的基础上，从凝聚价值共识、强化技术支撑、回应现实关切、完善制度安排等维度，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框架中进行价值反思，坚持“以青年为本”的原则，探寻新时代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防控与规制的治理之道。
1.凝聚价值共识：以升级价值引导方式来构筑青年的情感认同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0］。在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要深入人心，获得青年网民共情，就要满足青年受众的情感需要和认同需求。这就要求青年的“去民粹化”建构能够回到青年本身，通过内外引导的方式来提升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第一，形塑青年网民的智媒素养，以主体素养提升来涵育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智媒时代，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表达已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引导作用，传统的媒介表达对青年的吸引力不断式微，青年已被民粹话语制造的景观世界所遮蔽，对自身缘何置身于此以及如何跳脱出来缺乏理性思考。为此，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客观体认智能媒介的本质，提升科学甄别网络民粹主义信息的能力，穿透虚拟世界的幻象。要认清智能媒介的本质，就需让青年明晰智能媒体运转的技术机理，明辨潜隐在智能媒体深处可能存在的权力操控和价值裹挟。故此，可充分运用多样化智能媒体平台进行宽领域、全覆盖的智能技术常识的教育与宣传、培育与传播，切合时宜地在青年关注度较高的信息资讯中嵌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内容，提升青年获取、分析、评价网络民粹主义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引导青年科学运用智能媒体，发挥智能媒体的媒介优势，廓清网络民粹主义的迷障。由于长期浸泡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潮涌之中，一些青年业已吸收了价值冲突与情绪失控带来的负面信息。这就意味着，青年在了解熟知智能媒体的技术机理基础上，还需以主体价值理性导控技术工具理性进而实现技术为我所用。因此，要透过提高青年自身的智媒素养来激活其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内生动力，穿透青年网民社交圈层、打破网络民粹主义的社群垄断，从而实现青年群体的情感共振，最终达至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第二，升级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版本”，实现对青年网民“去民粹化”的价值引导。一是优化价值引导方式，逐步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网络空间中无所不在的“回音室”“信息茧房”“过滤气泡”以及各式各样隐匿的网络集群，使得过往“大水漫灌”式的宣传教育方式难以行之有效；
相反地，通过智能算法加强对青年群体个人偏好和生活习惯的关注，并利用大数据监测网络民粹主义的“技术”发展趋向，以主动姿态进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准滴灌”式传播。具体而言，要不断创新话语呈现形式、更新话语表达方式，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能够直抵青年感性的内心情感需求，让青年在“感兴趣”中进行意义建构；
聚焦青年所关注的时事热点主动进行议题设置，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捷足先登”成为青年价值评判和情感取向的基本原则。二是变换话语传播样态，渐趋从“权威说教”转换为“平等交流”。较之于传统的权威式道德说教，网络空间中平等姿态的横向式交流情境更受青年人的偏爱和信赖。因此，在一些青年聚集而官方媒体、权威声音较微弱的社交媒体平台（如贴吧、微博、知乎、B站、豆瓣等）和网络直播平台（如淘宝、抖音、快手、斗鱼、虎牙等），需积极架起与青年群体平等交流的桥梁，选取青年人有意向的话题适时适度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因利乘便、步步引入，不断浇筑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摆脱“信息茧房”“网络圈群”的价值闭合与情感撕裂，将其转化为涵育青年情感认同的要素禀赋。
2.强化技术支撑：以规制智能算法技术来匡正青年的情感传导
网络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活跃在网络空间并在“版本升级”中长期存续，就在于广大青年网民业已深陷网络信息技术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而不自知。因此，穿透网络民粹主义幻象的前提，是要将对智能算法的规制贯穿于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信息采集、信息存储、信息传播的全景视域，让网络媒介在信息散播时实现对青年情感的正向牵引［31］，以防范和抵御网络民粹主义的销蚀。
第一，擢升算法推荐技术的“亮度”和“宽度”，实现信息推送中的动态平衡。随着智能算法技术在信息传播平台中的广泛应用，其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网络空间中青年的情感传导如何在算法技术影响下做到趋利避害，无疑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诚然，由技术发展引致的问题，理应从技术的角度探寻问题本因，通过技术矫正来破解问题。一方面，要擢升算法的“亮度”，创构青年与算法平台间的信息平衡生态。提升算法推荐“亮度”的纽结在于推开“信息茧房”的“天窗”，使算法平台最大限度地将其算法流程、算法数据、算法运行等进行公开，从而弥合青年网民与算法平台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裂陷。譬如，算法平台应当适时地将信息收集范围、用户画像要素公之于众，让用户充分了解其数据隐私，以智能算法技术的改进匡正青年的情感传导弊端。另一方面，要延伸算法的“宽度”，实现信息推送中个性化与多元化的动态平衡。若要匡正算法推荐所造成的青年认知狭隘化问题，就需从源头上延展平台算法模型的信息“选择池”。例如，可以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反方向的个性化推荐应用，在精确描画青年趣缘图像的同时为青年推荐一些他们也许不感兴趣、不喜欢、不想关注的内容，从而避免青年沉浸在自身狭窄的兴趣范围内，压缩网络民粹主义的存在空间。
第二，善用区块链技术，消解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失衡之困。网络空间中由智能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民粹主义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抗。其反抗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民主政治过程中由于权力失衡通常较易引发政治失信、以权谋私、系统性腐败等问题。相较之下，本来企图约束政治精英权力的网络民粹主义，却被智能算法技术所导控，使得算法权力超出了已有界限。这就需要对数字时代的民主政治权力进行规约，而区块链技术的出场则可兼顾对算法权力和政治精英权力的双向制约。在算法权力制约方面，区块链中的分布式存储、对等互联网、非对称加密等技术及其可溯源、可公开的特质，也确保了算法技术寡头始终保持在边界之内。实际上，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必须有一套成熟机制特别是法律对其加以确证和规范，而区块链技术开创了一个跨领域多中心化的新纪元，人为影响被降至最低，信任机制从一个组织管理的代理人迁移至一个开源代码。在这一分布体系框架内，开源代码即被视作法律。在政治精英权力制约方面，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计算机协议）等技术可被用于候选人的竞选承诺中，即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在选举前可以智能合约的样式生成，如其未能完成选举承诺，那么对其惩罚也将自动生效。不仅如此，智能合约也可应用于“打虎”实践之中［32］。智能合约中校准每笔交易与规定标准是否一致的功能，既能监测到不合理的付款条目，又可大大缩短经济腐败调查的时间。这样一来，便能有效防范腐败、政治失信等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减少“冲浪”青年对社会精英、公权力的积怨，进而规范青年民粹情绪的传导。
3.回应现实关切：以主动释疑焦点问题来消解青年的情感聚合
在重感性轻理性的网络民粹主义中之所以出现青年共情聚合引致的秩序破坏与价值观崩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年现实中的诉求无法得到纾解。如果一味地对民粹主义实施暴力堵截，必将导致青年的心理叛逆和拒斥。因此，需要及时回应青年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消解来揭示网络民粹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有效疏通青年情感郁积的“堵点”。
第一，满足青年的合理利益诉求，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激荡、变革的时代，剧烈的社会变动特别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严重扰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尤其是经济利益分配中的一些不公平状况使得青年群体心理失去平衡，并对精英阶层、政治体制、政府官员等颇有怨言。这种网络民粹主义的情绪宣泄如同水龙头阀门，若是始终将这个阀门关闭，一旦打开，难免生发“一泄如注”式的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风险。因此，应把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和市场调控的“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以保障青年的切身利益。就政府层面而言，需优化宏观调控手段，推动第三次分配机制改革以消弭“社会不公”的声音。作为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中的流行地带，网络慈善有着充沛活力和广阔发展前景，政府可为其提供更多支持和引导。不仅要对网络慈善的边界限度、捐赠办法、法律职责等进行系统规范，还应高度重视作为网络慈善主体的青年，坚持从青年群体的角度出发加强对网络慈善模式的管控和制约，以抚平青年的民粹情绪。就市场层面来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利益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市场竞争。具体而言，即要回到治理本身，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加大对行业垄断行为的惩处力度，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公平竞争，以此增强青年网民的归属感，使其站稳政治立场，共同抵御网络民粹主义的侵袭。
第二，及时回应纾解青年群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其困惑和质疑。在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圈囿于较低的政治、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通常被遮蔽、被轻忽。长此以往，难免导致青年情绪的民粹化倾向。这便需要政府、主流媒体等及时回应青年关注的敏感问题和焦点问题，占据青年网民“去民粹化”的主动位置。其一，网络民粹主义时常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涌现的诸如经济上的贪污腐败、政治上的官员不作为、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教育上的地域倾斜等社会热点话题进行“省思”，实际上往往夹杂着“借热点问题点燃青年情绪”的私欲，企图抹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可观成就。所以，主流媒体应当主动观照社会现实问题，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青年所关注的热点、前沿和争议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以此提升青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拭除网络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其二，由于当代青年几乎都面临着学业、工作、恋爱、婚姻、住房、人际关系和身体亚健康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状况加剧了青年情绪的民粹化程度。这便要求从青年群体出发，将其差异化、多维度的情感和价值诉求有序嵌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青年压力的有效排解还原主流价值观念解释框架中的“事实”之维，离散青年的情感聚合态势。其三，对青年网民“有所疑”的问题，予以及时回应。青年网民对事实真相的碎片化、原子化理解，对政府的不信赖，以及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失当等都会引发青年的质疑。劳伦斯·巴顿曾指出，人们在危机事件中通常会产生三个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你将采取什么行动［33］？政府若能在第一时间对这三个问题给予妥善回答，有理有据地陈述事实，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抚慰青年情绪，进一步消除青年疑虑。
4.完善制度安排：以构建对话沟通机制来引导青年的情感行动
“去民粹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覆盖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牵涉政府、媒体、公众、企业平台等多个层面。制度问题则是重中之重。从去民粹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中树立“一盘棋”理念，并不断完善去民粹化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机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对话沟通机制的建构，能够有效协调青年的利益冲突、规范青年的情感行动，切实保障青年的合法权益。
第一，推进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保障青年情感的有序阐发。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不仅关涉主体、技术和释疑，更关乎制度建构。换言之，唯有对现存制度不断规范、调节和更新，方能从制度层面截断网络空间中青年群体民粹化的感性行动，从而确保青年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协调互动。其一，通过制度的规范，促动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一定意义上而言，网络民粹主义的行动力量在被合理利用和制度规约后，全然可以蜕变为政治稳定和网络治理的有力武器。具言之，可以“网络专题研讨”的形式，搭建平台让不同立场和身份的青年网民在公开活动中展开实时性、开放性的互动，使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参与政治议程设置，推动青年民粹情绪的纾解。其二，通过制度的调节，优化青年政治参与路径。基于现实导向的视角，网络民粹主义的共情行动从侧面映射出现实社会中底层民众维权困难、表达不畅的事实。因而，唯有积极探寻和健全民主协商的具象机制，如网络问政制度、网络回应制度等，不断因应青年的政治意见、倾听民主真实的声音，才能真正浇灭网络民粹主义的旺火。其三，通过制度的更新，拓展政治参与的广度。这便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不断拓宽青年网民意见表达的通道，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推动网络协商制度、网络回应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而使共情行动的青年以制度化的形式重新凝合起来，促使“广大青年参与政治”成为现实。
第二，构筑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平台，争取青年网民的情感和立场支持。面对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狂热化表达行为，柔性的治理方法就是民主协商。其一，要通过传媒平衡话语表达权力，建构民主协商平台。在民粹化事件中，不同主体以自身利益旨归为依据，迅速构筑起事件的言说模式。这一过程中，青年网民囿于资本及渠道等因素限制，注定难以进入主流传媒的视域。在此境遇中，青年群体就会选择诸如民粹主义的话语方式及互联网的渠道，寻求发声机会。鉴于此，作为民粹化事件传导者、诠释者、交流者的传媒，就须将多元化观点展示出来，防止某一观点垄断话语平台，并尝试为青年网民的观点觅寻合理化、透明化的诉说途径，避免青年网民因缺乏发声渠道而步入极端化险境，继而选择激进话语来展开共情行动。其二，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平台作用，营造良好的民主协商环境。当前，网络空间中的舆论结构已由早期的“舆论领袖+围观人群”演变为“舆论领袖+舆论主力+围观人群”，而且舆论主力人群正呈现出扩大之势。事实上，就人员数量而言，青年群体无疑是活跃在网络空间舆论事件“最前线”的人群。这样一来，就要求政府部门将政务、媒体的协调作用最大化，建构良好的民主协商环境，引导青年群体有序参与到民主决策中，以对话达成基本共识，从而争取其情感和立场支持。
作为网络信息技术与民粹主义的综合体，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呈现出观念上离散社会共识、制度上破坏社会秩序、情感上“点燃”基层民众、行为上耦合各类思潮等负面影响。基于共情理论的视角，青年情绪民粹化的叙事机理可以阐发为“共情认同—共情传导—共情聚合—共情行动”。不难发现，民粹主义在规模庞大的群体性政治事件中快速地积聚了青年网民的民粹力量。但仍需看到的是，相较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才是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话语最需关注的面相［34］。网络空间中青年群体民粹化的最终取向并非为了颠覆政权、推翻建制，而是为了在具象实践中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
当前，泥沙俱下的民粹化内容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的推动下，逐步将虚拟情境中的民粹化事件从虚拟拉回现实。特别是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时代背景下，各种问题和矛盾的交织助长了网络民粹主义，多元叙事与共同记忆、情境渲染与情境表演、虚实转换与网际互动、群体狂热与系统互构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共同催生了青年的民粹化情绪。从社会实践维度来看，青年情绪民粹化的影响广泛且深远，它不但具有“暸望塔”和“红绿灯”的功能，而且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就可视作政治制度实践张力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当青年情绪从民粹化“进化”到极端化之时，就将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政治困局和社会危局。这便预示着对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不应在理论层面上止步不前，还需深植中国实际，以“内外并举”“源流并控”为原则不断凝聚价值共识、强化技术支撑、回应现实关切、完善制度安排，循着认同构筑、传导矫正、聚合消解、行动治理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共情治理。
事实上，对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展开共情治理，根本目的在于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现实情境进行整饬和重塑。诚然，网络新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等为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支持。但更需看到的是，伴随智能技术而来的生存境遇和思想观念问题更为紧迫，隐匿在技术逻辑背后的依然是资本逻辑的阶级叙事。因而，不管技术的力量多么强大，也不管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多么深刻，任何民族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信仰追求、道德约束和心理认同。明乎此，我们应当时刻关注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或内心疑虑，关注其因生活挫败而滋长的精神懈怠与疲累，关注其因生活艰难而诉说的辛酸与静默的泪水，关注其乐于探寻美好生活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可奈何与麻木不仁，而这一切真实的境遇，才是助长青年网民走向民粹化的本因。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35］。唯其如此，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疏通政治运行“堵点”，减少社会摩擦冲突，降低社会发展风险，真正实现青年人向往和追求的民主与公正。■
猜你喜欢 民粹主义共情网民 共情疲劳家庭医药(2022年5期)2022-05-18发现高潜人才：共情与谦卑商业评论(2022年4期)2022-05-05人们为什么不想感同身受心理与健康(2020年4期)2020-04-19价值观与经验现象：民粹主义概念的尴尬及其重构社会观察(2019年3期)2019-11-17“台独联署”被岛内网民嘲环球时报(2019-10-14)2019-10-14不科学的安慰会伤人启迪与智慧·上旬刊(2019年8期)2019-01-19西方民粹主义专题研究党政研究(2017年6期)2017-11-27有感“网民节”网络传播(2009年11期)2009-11-18２．９亿通信产业报(2009年1期)2009-06-09首届网民节遭遇“尴尬”网络传播(2009年12期)2009-04-16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425/5891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