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廖国海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CPH），又称临界期假说，是国内外二语习得与外语研究中争论不休的核心议题。关键期假说源自神经生理学关于大脑语言偏侧化效应（Lateralization）、模块性（Modularity）与成熟限制（Maturational Constraints）[1]来解释儿童（2岁到青春期）母语习得的生理与心理优势和倾向（predisposition），之后扩延至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假说的语言哲学基础与乔姆斯基的生物语言学范式契合，认为儿童在遵循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语言发展中，藉由遗传性、模块性与可塑性的‘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快速习得母语与二语/外语，而成人由于语言习得的认知神经可塑性衰减，普通语法难以重新设定新语言参数。这导致儿童与成人二语习得与加工的差异，也体现了母语与二语习得与加工的差异假说（Difference Hypothesis）[2]。下文将详述关键期假说的理论发展与实证范式研究，指出当前研究现状的不足，并对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一）关键期假说的理论发展与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键期假说研究围绕关键期范围及其实证研究展开，从宏观验证乔姆斯基普通语法的心理与神经现实性转向对二语习得各个范畴（语音、语法/句法、词汇/形态）特征的微观考察。在理论上取得了从强关键期假说（含练习假说与成熟状态假说）[3]到多元关键期假说（Multipl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MCPH）[4]，从弱关键期假说（敏感期假说）[5]到多元敏感假说（Multiple Sensitive Period Hypothesis，MSPH）[6]，再到反哺外语教学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跨越式发展[7]。
关键期假说聚焦语言习得的生理年龄因素，即年龄效应（起始年龄或习得年龄）对习得速度（LearningRate）与最终习得状态（Ultimate Attainment）的影响。在习得速度上，成人因成熟的认知学习策略在形态与句法上的习得速度快于儿童，但长期语言发展上儿童最终习得状态却优于成人；
其次，不同二语起始学习年龄与最终习得状态呈线性负相关，即起始习得年龄越小最终语言习得状态越优。这证实了儿童在语言关键期内的习得优势，但这些研究的泛化解释性遭到质疑。各层面语言能力发展与年龄均有关系，年龄因素对不同语言能力的限制呈现差异化特征。相关研究表明，语音[8]习得最易受关键期的影响制约，语法/句法习得[9]次之，词汇习得受影响最少[10]。对关键期内不同语言层面的实证研究也催生了不同层面的理论阐述：语音层面的“语音学习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11]强调母语与二语语音系统的同化性与异化性及其相互作用；
句法层面的浅层结构假说（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12]认为成人二语学习者仅依靠词汇、语音及语用信息对二语句法表征进行浅层加工；
词汇层面的陈述性/程序性模式（Declarative/Procedural Model）[13]认为二语学习者主要依靠陈述性记忆习得词汇，而程序性记忆习得复杂句法知识，成人陈述性模式强于程序性模式。概言之，对语言习得是否有关键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理论阐述：（1）强关键期假说：有且仅有一个起止时间明确的关键期，但不同研究的关键期起止时间不同；
（2）多元关键期假说：不同语言层面有多个不同的关键期，提高对语言习得不同微观范畴的解释力，但仍强调年龄效应的一元性与关键期的临界性；
（3）弱关键期假说（敏感期假说）：语言发展不具有脉冲式的临界关键期，而是具有过渡性与渐退性的敏感期；
语言发展不仅受年龄效应的影响，还受其他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如动机、学习策略、社会环境、认知策略、母语水平等；
（4）多元敏感期假说：有多个不同的敏感期，强调语言习得的多元减退性与非“临界”转折性；
（5）统一竞争模式（Unified Competition Model）[14]：否定语言习得与发展的关键期，强调母语与二语的趋同性，认为语言学能的下降是大脑神经元的消亡，母语与二语无本质差异，二语习得缺陷是与母语竞争下的迁移所造成的。
（二）关键期假说的研究范式演进
关键期假说理论发展给二语习得研究带来重大变革，但相关理论分散、普适性弱、假说性强，使可验证的难度大。近年来二语习得专家根据以上所述不同的理论提出一些具体的研究验证框架，或曰研究范式：（1）心理语言学范式；
（2）心理学范式；
（3）神经语言学范式。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传统心理学的语言行为实验与问卷调查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断层扫描（PET）、核磁功能成像（fMRI）等技术的重大突破[15]。
早期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心理语言学的离线测量手段，如问卷调查、自我评估、自我报告等，并借用相关心理学理论进行理论阐述，探讨关键期存在的心理成熟限制的现实性。相关研究基于个人心理发展理论，提出语言习得量变曲线，认为在青春期前存在语言习得的最大规模值与最佳速度值，从语言习得心理认知资源与工作记忆发展角度界定关键期的存在。但其他实证研究发现关键期没有绝对临界期，晚期双语学习者仍可达到与母语者同等水平。这证实了语言习得与发展除了受生物机理的影响外，还受其他心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目前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手段，采用心理语言学在线测量方式，如句法真值判断、词汇语义判断、听觉任务、句子产出等任务，涉及听、说、读、写多个语言技能维度，探寻早晚期二语学习者大脑加工母语与二语的脑区分化与异同。fMRI相关证据表明，晚期二语学习者加工二语与母语所激活的脑区不同，加工二语主要集中于布洛卡区与其他大脑皮质，而早期二语学习者出现母语与二语加工的布洛克区同质化。在大脑韦尼克区，早晚期二语学习者加工母语与二语无差别。这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关键期存在的神经限制（neural constraint）；
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证实，晚期二语学习者在二语句法加工诱发左前额负波（LeftAnterior Negativity），且句法加工诱发的左前额负波比语义加工大，表明晚期二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非自动性与认知负载；
此外，PET证据也表明不同时期的二语学习者加工二语的大脑皮层活动不同。然而，现如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发现，早期相关研究由于存在概念混淆、变量控制不当、测量手段不准确等问题导致结果并不可信。后续相关认知神经研究发现，二语习得与加工具有母语趋同性，高水平晚期二语学习者与其目标语母语者的加工机制相似[2]。晚期二语学习者在注意力、母语抑制、执行控制等认知能力上更具优势，在神经指标上体现为左背外侧前额叶（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LDPFC）更具神经维持（Neural Maintenance）与认知储备（Cognitive Reserve）。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关键期假说的年龄效应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目前关于关键期假说的实据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国外相关研究发展进行引介和评述[16]，一些实证研究聚焦汉语[17]与英语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在句法[18]、语法[19]、词汇[19]、韵律[20]等层面的语言习得与加工研究。
概言之，关键期假说的实证研究经历了从传统测评与鉴别（行为研究）到静态（ERP、fMRI）与动态（个案纵向成长追踪）监测与鉴别，提供了成熟限制、神经限制、神经维持等不同的实据。
总的说来，国内外关于关键假说研究呈跨学科、多视角、多途径之势。不足之处有主要概念混淆、变量选取与测量控制不当、研究范式不一等问题，导致研究发现呈差异化，难以上升为广泛认可的统辖理论。
首先，主要概念混淆导致研究目的不一致。许多研究将习得速度等同于最终习得状态、语言学能等同于最终习得状态、年龄效应等同于关键期。实证研究证实成人二语学习者学习速度快，但语言学能逐渐衰退，影响最终习得状态。二语习得中存在一定的年龄效应，但年龄效应的存在并不能证实或证伪关键期的存在。
其次，变量选取与控制不当导致研究结果多样化。关键期假说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年龄与外语水平的因果或相关关系展开。年龄变量选取涉及到达二语学习环境的年龄（age of arrival）、沉浸二语环境的习得年龄（age of acquisition）、二语教学曝露年龄（age of exposure），二语习得起始年龄（onset of age）、移民时间长短（length of residence）等。外语水平测量标准性差、主观性强，主要为问卷调查，被试自我评估与报告，其信度与效度不高，缺乏统一认可的外语水平测量方式。此外，许多研究存在数据统计方法上的谬误，回归分析强于相关系数分析，相关系数分析无法解释关键期的存在。
再次，研究范式不一导致研究方法选取的多元化与研究结果差异化。不同研究方法有不同的优劣势。传统行为研究聚焦被试在线与离线任务的反应时与正确率。现代脑科学ERP技术实现被试语言处理与加工的毫秒级时间精细化，fMRI具有大脑加工的脑区功能定位空间精密化。
因此，尽管关键期假说相关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但将这些研究组织起来形成有关联和强有力的论证的文献还很缺乏，这就为日后相关研究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关键期假说的目的是发现语言习得与发展机制。目前各流派所争执的焦点是什么样的习得方式、习得方法影响二语习得与发展，从而逆向考察习得机制问题。关键期假说历经乔姆斯基内在先天论的生物语言学视角，到后天论认知学习论视角，在理论上不断推陈出新，在实证研究范式上呈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但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多方面局限，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其他因素。学习者个体差异不仅只局限在具有生理限制的年龄上，还体现在学习经历、动机、情感等方面。未来更需要开展年龄与其他个体差异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二语习得关键期的影响。
第二，学习者语用系统。相关研究对关键期假说在各语言层面（语音、语义、词汇、句法）开展了充足的实证研究，唯独对语用层面的研究不多见。早晚期二语学习者是否在语用系统上具有相似性或差异性还未得到广泛关注。
第三，社会文化理论与社会语言学视角。早期学习者容易直觉性地在交际情景中内隐习得语言，而晚期学习者更依赖认知优势外隐习得语言。但是，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个体心理和认知角度来阐述关键期假说，将学习者视为社会人、将学习视为社会化的社会文化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语言学视角缺乏。
第四，翻译的认知神经证据支持。早晚期二语学习者在语码转换与二语产出的时间与脑区是否有差异还未有充足的证据。早期双语学习者在二语口笔译产出方面是否有优势值得探讨。目前相关研究发现，中等水平英语学习者在翻译实践中存在跨语言启动效应。在翻译跨学科领域上对关键期假说进行脑科学的实证验证是一块学术处女地。
本文梳理关键期假说近60年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发展，发现当前关键期存在与否还未得到证实与证伪。在理论上，关键期假说经历了从强关键期假说到弱关键期假说，从多元关键期假说到多元敏感假说的发展，体现了从乔姆斯基内在天赋论思想到后天认知学习视角的转变；
在研究范式上，关键期假说研究经历了从传统语言学（普遍语法）研究到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但是，目前关键期假说研究存在主要概念混淆、变量选取与控制不当、研究范式不一等问题。为解决当前关键期假说研究的困境，本文提出从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视角，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其他因素及语言层面中的语用系统找寻更多的实据。此外，翻译脑科学在语码转换与二语产出的相关研究将为关键期假说提供新领域、新视角、新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