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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鹏，武文豪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00；
2.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史观作为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运思前提。从党成立之日起，以何种态度来认识与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下简称“党史”）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回答的正确与否，“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786。有鉴于此，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意蕴丰厚的关于党史的根本看法与基本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史观。
回溯学术界近些年的研究状况，不难明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研究呈现出微观剖析较多、宏观叙述较少的特征，即现有的成果更多是以专题式的方式对某一历史时期、某一代表人物的党史观展开研究，而从整体性视角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史观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成果却鲜有见之。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党史本质论、党史价值论、党史主体论、党史经验论、党史研究论等多维视角深入探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核心要义，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党的理论的认知与理解，进而实现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对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核心要义的理解，首要解决的是“党史是什么”的问题，而这其中对于党史本质内涵的回答是最核心、最根本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历程中不仅着力于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更致力于从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我革命史三个方面对党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进行系统性勾勒与理论性思考。
第一，党史是一部不懈奋斗史。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救中国于危亡之中、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重任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2]343精神在南昌起义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3]3，在长征中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4]150，在遵义会议中挽救党于生死存亡之际，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5]329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2]347，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2]343从此站了起来。在百废待兴、万业待举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英勇顽强、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6]497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7]2，以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精神开启了工业化发展之路，推进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起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强不息”[8]37、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多方面的转变，在破除思想障碍、解决发展难题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历史伟绩。
第二，党史是一部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演进史，不仅是其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衔接，以此孕育出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需要的理论创新史，也是其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9]14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近代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别国经验神圣化”[10]94的两种错误倾向，相继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思想，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自我创新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1]557。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对既往经验与教训的反思省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不同阶段的时代任务，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兼收并蓄的胸怀、直面问题的态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党的建设、中国发展等诸多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紧扣时代课题，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从学理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问，也从实践层面阐发了该问题得以解决的具体路径。
第三，党史是一部自我革命史。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是党用以克服风险挑战、破解行进阻力、应对执政考验的关键密钥，是党始终保持纯洁性与先进性的重要保障。百年的党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气势恢宏的自我革命史。民主革命时期，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囿于成立时间较短、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较少，加之推进革命的紧迫性与严酷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道路中充满了艰辛与曲折，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挫折与损失。中国共产党通过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运动等形式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逐步认识到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渐次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等问题，进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世界对新生政权长期执政的质疑、党内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等方面的挑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12]258的整风运动等。这一系列整党整风运动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要将自我革命融入党的所有领域，对贪污腐败进行严惩，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推进思想解放，传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江泽民和胡锦涛以高度重视学习型政党的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培养、重视党的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重视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等方式，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有效回应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在新时代，为了解决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的难题，习近平以零容忍的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以系列教育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等举措，赓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此革除党自身的“弊病”、切除党身上的“腐肉坏质”，使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
党史的价值实际上表征的是作为客体的党史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即其对于人民、党、国家、民族等主体发展需求的一种肯定性满足的关系。建党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党史以“鉴戒资政”“凝魂聚气”之价值定位，并主要从党史对于治国理政与民族复兴两个维度展开翔实的论述。
一方面，党史具有鉴戒资政的价值。“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13]121，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精辟的经验之谈。百年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崇史、研史、学史、用史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论认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阐明了党史经验对于党各项政策制定的作用。他指出，“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14]417，中国共产党当今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在总结其艰难困苦、曲折斗争的经历之中得出的。同时，在《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文中，他以辩证的思维对历史经验作了区分，认为历史经验可分为正确与错误两种，前者起到激励与鼓舞的作用，后者起到教训与警示的作用[15]338。总结与凝练这些经验可以把党像“铁一样巩固起来”[16]614，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把党史弄清楚的前提下，才能推进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17]316。邓小平认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8]651。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其都是一种“宝贵财富”[19]235。在汲取这些宝贵财富中制定的方针政策，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党同志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以五个“极为重要”[20]94阐明了党史的价值所在，即党史对于“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坚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蕴。胡锦涛认为，中国革命史是一部“生动教材”、一个“精神宝库”，深刻把握过去，方能全面了解现在、正确创造未来[21]。习近平以“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最好的老师”“一面镜子”等词汇道明了党史的价值定位，强调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与总结教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党史具有凝魂聚气的价值。在民族历史的实践中锻造而成的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2]9，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在百年砥砺奋进的党史历程中所铸就的系列伟大精神，所形成的精神谱系，不仅是我们“立党兴党强党”[23]15的力量之源，也是实现“强国梦”与“复兴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于革命时期孕育而成的红船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百色起义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红岩精神、沂蒙精神、大别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历练而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塞罕坝精神等，于改革开放时期凝练而成的女排精神、孔繁森精神、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于新时代锤炼而成的工匠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24]231，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25]4。这些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走向民族独立、从贫困潦倒走向繁荣富裕、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央奠定了厚实的精神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鲜明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行动着的群众”[26]287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演进轨迹。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理论思维和卓越的战略远见，在延续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基础之上，从动力主体、价值主体、评价主体三重向度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懈奋斗史是“靠谁推进”“为谁推进”“由谁评价”的问题。
第一，人民群众是党史前进的动力主体。回首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辉煌历程，其在历经沧桑、饱经风霜之后，依旧能够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勇立潮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在于其是以人民群众为最基本、最深沉的动力支撑。人民群众作为党史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剧作者”兼“剧中人”，是决定党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没有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觉醒，中国无法从沉沦中崛起”[27]164。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深刻体悟这一道理之上，提出了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8]1031之论述，明确了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均在人民[5]552之观点，并将这些论述与观点熔铸于党的指导思想之中，践行于党的治国理政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团结一切进步势力”与“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17]255无疑是必要的，因为革命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4]139。唯有如此，战争时期所涌现的一切困难与强敌，方能得以克服与战胜[29]381。在新旧问题相互叠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各项任务只有在依靠群众与联系群众[30]342之中得以完成。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亦是重申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指出汇群众之智慧、集群众之力量乃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工作路线[31]271。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秉承了依靠人民群众“打天下”与“坐天下”的信念与优良传统，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32]6，指出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33]233。这些论述集中表征了人民群众在推进党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人民群众是党史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表征的是作为客体的中国共产党，其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治国理政实践等方面与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满足关系。这种关系在“为民”的理念与实践中得到全方位的诠释。纵览百年党史，尽管“为民”二字的话语表达范式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坐标下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但其却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的目的在于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28]864的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这种利益首先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经济幸福”[34]16“物质福利”[35]1273。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的“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方针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需求。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116。江泽民同样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36]19胡锦涛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37]16的理念，实现了“为公”与“为民”的有机统一，从国家与民族层面拓展了谋利于民的思想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33]17的崇高使命情怀，以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脱贫攻坚战的取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等历史性成就的取得，逐步推进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3]19之奋斗目标的实现。
第三，人民群众是党史成就的评价主体。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同向性，评价历史功过应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尺[38]113。只有当人民群众能够“判断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39]347。将人民群众作为党史成就的评价标准、作为治国理政实效的评价原则、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检验准则，是渗透于中国共产党人血液之中的一种思想传统。邓小平从国际的视域切入，指出各国方针路线的好坏与否，应由各国的党和人民去判断[30]318。从国内而言，他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基本标准，以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与否，即人民的意愿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立足于新世纪，江泽民进一步深化了对人民群众作为评价主体的认识，提出人民才是党的一切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0]181。这是因为党的工作所涉及的主体较为广泛，不同的团体、组织、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党的相关工作作出评价与判断，但是居于主导地位、处于裁决地位的应当是人民群众。站在新起点上，胡锦涛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诉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即“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40]774。同时，他强调党各项理论的形成与实践的推进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37]9。迈入新时代，习近平在承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评价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对“最高裁决者”的论断作了深入的补充，提出“最终评判者”[41]698这一论述。“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从程度与时间相结合的维度，凸显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地位。
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党的历史和成功经验是我们走好未来奋进路的一个基本前提[23]5。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依照“考察历史—审视现实—谋划未来”的运思范式，于不同历史阶段科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精准凝练了系列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且须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宝贵经验。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基本遵循、走自己的路是方向指南。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31]26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逐步完成“两大历史任务”[24]2，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之所以能够创造“两大奇迹”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页。，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之所以能够领导“两场伟大革命”[33]174，即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28]809。事实雄辩地证明，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得以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能从饥寒交迫的革命与战争年代进入到温饱得以解决、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的和平与发展时代；
中国能够实现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能够改变“挨打”“挨饿”“挨骂”的局面，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诚如毛泽东所言，离开了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16]651。而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能够把“全党的力量”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汇集起来，进而干出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30]267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推进与发展的。对此，习近平总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2]5。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3]122。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其视为是改造与革新中华民族的动力引擎，视作是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层层挑战的思想利器。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无疑是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坚守，而某些时候出现了挫折、陷入了困境、遭遇了失败，往往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是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挑战、战胜执政考验、赢得人民信赖的先决条件。所谓坚持，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传承[31]66。换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要“原汁原味”地领会与掌握经由实践检验与时代验证的、具有真理性与科学性的、能够管控全局与影响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时空如何辗转，我们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勾勒的认识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图式，在当今依旧奏效。对此，毛泽东指出，遵守“老祖宗”的基本原理是必要的，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5]109。我们还需要在不丢掉“老祖宗”[19]369的前提下，破除“教条式”“本本化”的桎梏，摒弃各种机制体制的束缚，聚焦人民之需、中国之问、时代之求，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释放理论改造世界的巨大伟力。唯有如此，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292。
第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43]620。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探索现代化建设之道、民族复兴之路，是一项极为艰巨与富有挑战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人是在经历了走俄国人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演变中，在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付出巨大代价[44]92之后，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与超越（苏联模式在经济上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权力绝对集中、在文化上推崇单一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对于革命与战争年代政权的巩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弊端却逐渐显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地弥补了苏联模式的不足，提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多领域协同推进、全面发展），是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克服（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形成了成熟的经济体制、完善的政治体系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参照；
但在资本运行逻辑所确立的利润为本、利益至上原则主导下的国家，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残酷无情的阶级剥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警戒），是对拉美、北非、西亚等国家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总结（这些国家将他国的发展模式奉为圭臬，忽视了对本国国情的关照，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化、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以致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警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传承与发展。有鉴于此，习近平以“必由之路”“人间正道”“康庄大道”“正确道路”等词汇阐明了坚持与发展这一道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所在。
“何以认识与看待党史”之问，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更是一个学术命题。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积淀，没有透彻的理论支撑，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则难以有效发挥其回应时代需求、展现中国特色、彰显人民意愿、指导实践发展的作用。而学术研究作用能否发挥，关键在于方法论的正确与否。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党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即以“全面、历史、辩证”[45]11的观点看待与分析历史阶段、历史人物、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进而作出系统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
第一，系统把握历史阶段。党史研究是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14]399作为研究对象，而整个党的发展历程是由若干个历史阶段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党史研究必然涉及对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的考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应以何种原则将党史合理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明确强调了某些阶段之间的关系。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依据历史的发展顺序，按照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三个维度，将党史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说明党史的发展，他还强调应当将党史成立前期的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14]400，404。邓小平作为对党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19]272有较为深入把握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一样直截了当地言明党史的分期，但是系统回溯其相关论述，可以看到，他将党史划分为了三大历史阶段、七大历史时期，即1921年到1949年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前半段属于党的幼年成长时期，后半段属于党的成熟时期；
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国后的头八年”（1949—1957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1957—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两年徘徊”时期（1976—1978年）；
1978年以来为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85周年、90周年、95周年、100周年等大会上，以党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重大的政治变革为依据，依次将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阶段，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四大历史阶段中完成了三件大事，即“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46]4。
第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阐明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秉承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研究党史除了要看到历史产生的客观原因，还应看到领导者（历史人物）的作用[14]406-407。历史人物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47]470-471推动历史发展的。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线性的思维、简单化的形式加以分析，而应当将其置身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45]11加以省察。同时，囿于人们所持有的立场、所具备的素质水平、所占有的资料不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可避免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提倡以全面的科学的观点，在避免片面化与感情化用事的前提下，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的评价[30]244。邓小平在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既看到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发展所起到的积极性作用，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科学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所在；
同时，邓小平也客观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来不能将过去所有的错误都算成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二来要将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区分开来。基于此，习近平以“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45]12三个词汇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失误与错误时所采取的态度。
第三，科学分析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作出正面的回应、客观的评价，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毛泽东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一方面，他提出以“古今中外法”来研究党史。作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中的一个方面，“古今中外法”[14]400指的是从时间（即历史与现在）与空间（即中国与外国）的双重维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事件。其中，在中国与外国的空间层面，研究应“以中国为中心”[14]407，按照中国立场、中国特点、中国实际去分析问题。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评价可以说是对这一方法最好的诠释。他认为，如果不对两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国内国际情形作出有效的说明，就很难理解两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另外，他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历史问题。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分析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28]799，“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8]815，换言之，就是要在掌握史料中了解“实事”，探寻其中的“是”。同时，毛泽东强调，对问题的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48]94，应以辩证的态度观之。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了使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史研究层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层面，倡导理论工作者要突破传统错误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超越个人的喜好与偏见，客观公正地推进党史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创新性地提出了“恰如其分”[30]309的分析原则，即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的分析要有分寸、把握尺度。而这种分寸与尺度是以历史事实与现实实际为依据的。面对党史浩瀚繁杂的状况，他还从总结历史经验、提炼历史规律层面，提出了“宜粗不宜细”[30]292的总结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恰如其分”原则的深化，其对于党史上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党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党内的团结具有重要意蕴。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的系统回顾、对党史发展面临的现实境遇的科学审视基础上，习近平有力驳斥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相互割裂、相互否定的错误论调，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13]3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但不能互相否定，强调能否正确认识这一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回答不好易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关于党史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其中，党史本质论、党史价值论、党史主体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基础性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的深刻阐释；
党史经验论与党史研究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应用性理论，是从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应如何对待的实践论问题的深入阐释与宣扬。基础性理论与应用性理论相互作用，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核心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