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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维清，莫立坡，，林长松
(1.北京工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北京 102401；
2.贵州理工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
文旅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模式，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旅游产业化是贵州省“四新”“四化”中的重要一化，依托贵州多彩文化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传承特色文化，是贵州省文旅融合的精髓所在。
国内外学者对文旅融合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方向。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为旅游与某种特殊文化融合的产物，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效率水平及驱动机制。Yu等[1]认为节日旅游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陈红玲等[2]利用仁慈型交叉DEA效率模型、冷热点分析、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文旅融合效率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
吴丽等[3]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我国文旅融合的空间分异规律及驱动因素；
周锦等[4]提出了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三种类型。莫立坡[5]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贵州旅游产业化的发展路径；
赖全[6]研究了贵州丹砂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发展路线。李响[7]基于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内在联系，分别从游客层面、产业层面与政府层面分析了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谢白杨[8]提出了文旅融合背景下，贵州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与定位。
关于贵州省文旅融合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落脚于文旅融合的具体案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借鉴我国文旅融合的研究成果，基于2013—2019年间贵州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了贵州省6个地州市的文旅融合效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为研究贵州省文旅融合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因数据无法获得，本文并未对这三个州的文旅融合现状进行研究。
1.1 Malmquist指数模型
Malmquist指数模型综合利用当期生产率和下期生产率计算Malmquist指数，可用于动态分析2014—2019年间贵州省各地州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效率水平。
Malmquist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公式表达为：
(1)
(2)
记M为Malmquist指数值，若M>1，则表示贵州省各地州市从第t年到第t+1年的文旅融合效率提高；
若M=1，则表示贵州省各地州市从第t年到第t+1年的文旅融合效率不变；
若M<1，则表示贵州省各地州市从第t年到第t+1年的文旅融合效率降低。
1.2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捕捉面板数据中个体的异质性。模型假定贵州省各地州市回归方程的斜率相同，截距项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固定效应模型使用面板数据扩大了样本容量，可以描述个体之间的个性和共性，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其模型为
yi，t=βi，txi，t+δi，tzi，t+ui+εi，t(i=1，…，n;t=1，…，T)
(3)
yi，t为被解释变量；
xi，t为核心解释变量；
zi，t为控制变量；
ui为个体固定效应，不随时间变化；
εi，t为随机扰动项。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宏观经济数据库》。表1为8项文旅产业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1 2013—2019年贵州省文旅产业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数据描述
正确选择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是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文旅融合效率分析的前提，本文基于学者们构建的文旅融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3，9-11]，结合贵州省各项指标的可获得性，选取了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8项指标的面板数据，衡量贵州省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
旅行社数量(x1)和星级饭店数量(x2)能够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旅游产业的接待能力；
旅游总人数(x3)和旅游总收入(x4)能够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
文化产业机构数量(x5)和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x6)能够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文化产业的投入水平；
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x7)和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人次(x8)能够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
Malmquist指数的计算与评价指标的量纲无关，故建模之前无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 结果分析
将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作为决策单元，使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表1中的4个投入指标和4个产出指标测算贵州省6个地州市2014—2019年的文旅融合效率，结果分别如图1和表2所示。
图1 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折线图
表2 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由表2可知，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文旅融合效率的动态变化：从时间上看，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趋势；
从空间上看，贵阳市、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文旅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大于1，遵义市、铜仁市文旅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小于1。以上结果显示，贵州省各地州市文旅融合水平不一。
综合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文旅融合效率下降，文旅产业投资效率下降，潜在的生产力和技术应用水平都发展不足。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重视文旅产业的技术革新和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扩大科学技术的应用场景以提升贵州省各地州市文旅融合效率。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使用包含2013—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8个变量的面板数据来研究贵州省文旅融合效率的驱动因素。参考已有文献[3]和文献[9-11]，本文综合选取1个核心解释变量和6个控制变量来研究驱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9-11]，选用旅游总人数(tra)来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后续建模中对旅游总人数作标准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基于已有文献[3]和文献[9-11]，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用文化机构数量(ins)衡量贵州省各地州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量纲会对回归系数产生影响，对文化机构数量作标准化处理。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3]和文献[9-11]，本文综合选取6个变量控制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别选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agdp)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sal)衡量各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
邮政业务收入(post)衡量各地区科技信息发展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out)衡量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
公路客运量(peo)衡量各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
专利授权数(tec)衡量各地区的创新能力。为了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名义数据转变为实际数据；
考虑到时序经济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表示收入的4个变量作对数处理；
为消除量纲对回归系数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控制变量作标准化处理。
3.2 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对贵州省6个地州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选择的检验。
F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混合回归模型；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P值是拒绝原假设的最低显著性水平，P值越小，拒绝原假设的理由越充分，表明结果越显著。
表4 回归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本文使用F统计量检验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构建估计模型为
Ztrai，t=βZinsi，t+δ1i，tZln(agdpi，t)+
δ2i，tZln(sali，t)+δ3i，tZln(posti，t)+
δ4i，tZln(outi，t)+δ5i，tZpeoi，t+δ6i，tZteci，t+
ui+εi，t
(4)
Ztrai，t表示对旅游总人数作标准化处理；
Zln(agdpi，t)表示对人均GDP取对数后作标准化处理；
ui表示各地州市的固定效应；
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其余记号含义与Ztrai，t和Zln(agdpi，t)一致。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5的回归结果可知，文化机构数量对贵州省各地州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文化机构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旅游总人数将平均增加0.222个单位。文化机构数量反映了各地州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文化产业发展越繁荣，越有利于吸引游客；
在控制变量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旅游总人数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能够扩大旅游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动力；
公路客运量越高，意味着该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越高，发达的交通条件能够扩大旅游产业的规模，提高边际效应；
专利授权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有利于文旅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促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发展，综合提升旅游产业服务满意度。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2014—2019年贵州省6个地州市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效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程度及驱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从时间上看，贵州省文旅融合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趋势；
从空间上看，各地州市文旅融合水平存在差异，科学技术应用水平不高。
(2)文化机构数量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创新能力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显著驱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政策扶持，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可以用于文旅融合的需求端和供给端，精准分析旅客对文旅产品的需求，提升旅游产业的管理、服务水平。数字技术的应用是推动文旅融合的重要突破点：一方面，政府要制定产权制度，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扩大数字产品的应用范围，推动旅游产业业态升级；
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多元投资体系，为文旅产品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充分调动政府、民间资本和银行三大投资主体对文旅融合项目的投资力度。
(2)资源挖掘，凝聚文旅元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城市要整合硬建设和软环境：一方面，集中城市文旅建筑资源，开发多功能综合集聚区，提高城市文旅建筑聚集度，依靠区域文化载体吸引游客；
另一方面，发挥文化软资源优势，借助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打响特色旅游知名度，将文化基因注入城市旅游，化虚为实，完成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转变，扩宽文化创意资源，打开文旅融合新局面。
(3)区域联动，促进协同发展。为缓解文旅融合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文旅融合效率较低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在此基础上，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深度挖掘各地州市特色文化资源，做到同中求异，打造差异化、个性化文旅融合模式，培养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路线，促进各区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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