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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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睿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因自然而生,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但目前,地球上的国家和民族都程度不同遭遇着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持续恶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应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理念,共同构建美好的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表达,从全人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了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基础和保障,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石。

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首次提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
而土地道德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换句话说,土地共同体尊重每一个成员,任何对土地的掠夺性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强调人类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这种合作状态体现在我们尊重整个大地,不仅是因为它有用,而且是因为它是活的生命存在体。他还从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大自然的美是通过自然中各个共同体结合表现出来的,达到一种整体的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这是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正式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问题进行探索,立足全球共同命运的高度,科学总结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而形成的创新理论,为人类解决生态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继续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作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理念,并将生态文明思想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重要论述的内涵进一步肯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作为自然界的长期存在发展的产物,是晚于自然界而存在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不仅明确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且指出了这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其意义是在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互进状态,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同发展、良性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从全局出发,追求人类共同的长远的生态利益。生命共同体的提出,在世界生态文明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开启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新征程。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参考,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承担着共同体中的重要责任。反之,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

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高形态和生态文明的核心。“生命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条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两个中国方案是相互包含、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能缺少生态文明思想,而生态文明思想必然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所追求的是一种共生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是一个共生的整体,人不能离开自然,自然也不能离开人类,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需要从自然界中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自身的生活,满足生存的需要,与此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那么,在“生命共同体”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保持稳定的状态,就要顺应自然,保护生态平衡,要以保护生态的方式审视自身的行为,看是否符合生态共同体的利益、看是否符合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看是否有利于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因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就是个体的个人利益是与共同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个体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能够实现共同体所有成员的个人利益,只有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和保障,共同体才真正实现了整体利益,要自觉肩负对整体利益的责任,维护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同时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整体利益为上,坚持奉献原则。

(一)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生命共同体”是从人与自然的维度,在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从生态维度对马克思“异化劳动”引起人与自然异化问题的深入反思。“生命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新,对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生态智慧和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构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并把和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前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尊重自然,才能达到和谐共生。道家也指出了人类活动应该顺应自然法则,顺应天道。生命共同体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创造性的阐释和创新发展。生命共同体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实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赋予了人与自然的新的关系。

我国历代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保护环境的相关思想。从建国之初毛泽东倡导的“勤俭节约”思想,到改革开放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思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等,其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政党的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具体体现。

(二)继承和发展马恩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马克思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人身体的一部分。

自然界是一个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劳动形成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自然形成了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通过劳动,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所需劳动对象和资料,并将生产生活废料排泄到自然中,这种排泄是自然界物质循环过程中的一环。排泄的物质在自然中会进行一轮消解,并变为新一轮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有用物质。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存在不可避免的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恩格斯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这里说明只有社会和自然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指向建立起一个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才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果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不良,就会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相互作用和联系是通过物质变换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来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2]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中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后,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理论进一步阐述人与自然之间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物质变换的裂缝。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使下,这种裂缝是无法弥补的。正像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强调“资本在修复由其所造成的所有断裂时,不是遵循自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比如在面临土壤养分被彻底耗尽时采用化肥来维持生产,而这并没有真正面对代谢断裂的社会原因。”[3]改变这种状态的唯一的办法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加深了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劳动者自身的断裂。

要想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断裂的新陈代谢关系,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这是他们对人类社会未来状态的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马克思主要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考察共同体的。他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即共产主义,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换句话说,人类与自然形成一个相互关联、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共同体。由此可见,离开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基本视域,共同体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高度契合。生命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真正立足于世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人类征服了自然,同时又不断认识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对立,导致了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濒临灭绝,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状态,造成生态危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阵营,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是两种代表性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是人类造成环境的污染,坚持自然界的绝对优先性,忽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生态中心论反对将人类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主张建立一个以生态为尺度的伦理道德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和利用,逐渐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核心,把人的利益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并把人与自然置于一种对立的方面。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利用关系,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类走向自然的对立面,也就是破坏自然,而结果导致自然对人类产生了报复。二者都没有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也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很好地解决生态问题。

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是在日益严重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为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谋求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习近平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理论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思想,是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升华与超越。生命共同体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自然,并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对只是以生态为中心的立场,不能只是把自然当作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也不能只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忽视自然,应该在实践中将人和自然的尺度统一起来。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实于现实生产与生活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

习近平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依据现实国情、立足时代背景、从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未来的角度提出的。这个理念是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而提出的。人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发展。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道路,为人民不断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产品,满足人民的生态需求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工作的重心,是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系统阐述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在构建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的能动性、创造性,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事业中,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说,不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生命共同体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健康地生活。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不断推动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必然要依靠全体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来实现。同时,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生态理性价值观,培养自觉的生态意识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行为习惯。

(二)警惕生态帝国主义的威胁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无限扩张以及过度掠夺,导致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展畸形。

以资本增殖作为资本主义获得利润的主要目的和手段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转嫁,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的过度掠夺。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承担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问题,为了缓解本国的压力,发达国家不断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倾倒垃圾和有毒废料,掠夺自然资源,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的控制方法,长久以来,不仅加重了贫富差距,而且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时,发达国家以资本运作为手段争夺土地资源,对贫困人口生存机会进行挤压,以跨国公司、金融发展等方式造成全球自然资源的非正义性分配。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来获得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援助,造成了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要优先发展经济,只能接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垃圾。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被截取,当地生态遭破坏,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造成了同一代际中发展程度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生态文明的发展不平衡。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残酷掠夺,是对全球生态公平的破坏,出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不公正的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和生态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态非正义的行为威胁着各国家的生态安全。

因此,环境问题并不只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人的不合理实践造成的。人类应该意识到人类与地球是相互依存的,树立生态共同体的意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状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三)发展生态生产力

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生产力是在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传统生产力理论没有将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并且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忽略自然对人的限制。以技术为核心,将科学技术水平作为生产力进步的唯一标志,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基本保障,生态生产力的实现要建立在对自然以及社会规律尊重的基础上,为劳动者提供富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作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态良好与生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尊重自然规律,不能只是追逐利润而破坏生态平衡,只有处理好生态与生产的关系,人类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蕴含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生态生产力的思想。生态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是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必然途径。

人类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社会生产力,也要让自然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创造生态生产力。这一理念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著名的“两山论”中。“两山论”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化。

“两山论”思想既要求人们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要求变革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也体现一种价值导向。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原则,将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的基础上。既要促进经济发展,更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发展生态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态理念相契合,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那么这种与科学技术良性结合的生态生产力就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通过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缓解生态问题的有效措施。生态生产力理论把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符合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要求,从而引领人类社会进步。

(四)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所遵循的经济理性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经济理性就已开始启动……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为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计算和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思考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人们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不顾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5]这就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经济理性遵循的是资本主义逻辑,只关心经济重量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奉行“利润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

虽然,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经济理性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关系,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日趋加剧,而经济理性驱使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高兹指出:“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唯有通过最大化的消费才可以获取资本的增值。带来的后果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领域的种种浪费日益加剧,从生态的视角看就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浪费和破坏。”[6]也就是说,经济理性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的口号是越多越好,它追逐的是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不顾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除此之外,经济理性对社会的危害导致了人生活的世界“殖民化”,以及“新奴隶主义”的产生。

因此,高兹构建了与经济理性相对应的生态理性。在他看来,真正的理性是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在分析经济理性造成生态危机的前提下,从生态的维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思考。他强调“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7]。生态理性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生态理性的目标是生态利益最大化,生态理性的口号是“更少但更好”,它追求的是用最少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倡导人们远离虚假消费,构建绿色消费模式,进行健康合理的绿色消费。

生态理性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理性倡导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导向,将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对环境的保护统一于整体的视野中,并以良好的生态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发展。

(五)生态共享的内在价值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共商形成共识、共建增进合作、共享实现共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共商,也就是各国商量的方案能够反映各国利益诉求,满足各国的需要,并根据各国的国情,实行可行性的国际方案。同时,各个国际组织都应该参与到生态治理体系建设中。共享发展的共享指全面共享。换句话说,就是各个国家应该共享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让人们拥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共享感[8]。从生态的维度上看,以生态文明建设的项目合作为契机,充分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科学技术,共享相关的技术以及经验,求同存异,积极共享,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即生态共享。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一定时期,人们共同参与、协作下,尽力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障人们生态权益公平地实现,促进人群间的平等共享、区域间的均衡共享、代内与代际间的可持续共享、实现与未来的永续共享,从而让人们能够公正平等地享有环境公共资源、共同享受美好自然环境。生态共享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要求。生态共享所蕴含的生态公正是共享发展的内在价值遵循。

生态共享以“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生态正义实现的有效途径。促进生态共享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来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新秩序,让共享理念真正融入社会运行的机制当中,才能实现有限环境资源的分配和环境责任分担的公平,社会关系的稳定能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生态共享不仅能够给人类提供良好的精神享受,而且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正义,维持生态利益关系的平衡和稳定,从而为共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生态共享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生态共享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各方树立高度的价值自觉和认同自觉,要有明确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挥政府在生态共享中的主导性作用,出台相关政策或措施。当然,要深入推进全球治理,还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相互关系。就公众而言,应增强生态共享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
参与环境治理体系各个环节,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从而形成使命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需要各主体的相互协商、共同协作、彼此监督、利益分享,在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构建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与享受共同体。

(六)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构建“生命共同体”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全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就是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理性高度契合,根本要旨在于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将人与自然、社会统一于有机生命共同体中,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要求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只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要融入“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生态生产力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作先导。绿色发展理念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规律、和谐共赢,绿色发展理念为新时代中国生态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念支撑。绿色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等、公正、协调的关系。构建绿色发展的目的在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绿色发展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实现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生态经济,从而更好地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应该发展生态型科技。发展生态型科学技术是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前提基础。只有发展这些科学技术,才能在经济发展中有效节约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生命共同体”的构建需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加强绿色产业技术研究,加强绿色领域国际合作,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有效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就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种治理观是以技术为基础,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

此外,绿色生活是我国生态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也是保证人民健康的重要措施,更是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实践路径。绿色生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主旨在于改变原来人们的消费、居住等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需要政府、企业、居民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政府要加大力度支持绿色产品的开发,企业要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做到环保、安全无污染和卫生,一些企业也要加快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研发出绿色技术,不断改进技术加快绿色产品的生产速度。同时,公民也要提高自身的生态文明的意识。例如,在大学期间开展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形成绿色宣讲团,并对相关的社区进行宣讲,宣讲绿色发展的理念以及生态文明的意义;
普及绿色环保知识,购买绿色产品;
培育公民绿色生态文明理念意识,继续完善绿色生活方式法律制度,不断为人们生活注入绿色发展的新的活力。学校要建立绿色环保体系,把绿色理念运用到生活中,进一步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型,最终实现生态美、生产优、生活好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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