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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波
（华东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运用党的红色资源“活教材”来培育新人，其优势体现在易见人、见物、见精神。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百年党史中，我们曾有过全国革命低潮的井冈山军事斗争初期，“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1]78。
这深刻揭示出，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如何做群众工作。
一百年来，只有从党史、国史中汲取群众教育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才能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优势。
只有全面加强士兵政治训练、疏导青年政治困惑，才能赢得群众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伟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也正因此，我们必须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意识。
中国革命历史是士兵教育最好的营养剂。
在革命战争年代，突出政治训练是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对红军士兵加强政治教育是政治训练的最基本形式，亦是提高官兵政治觉悟的有效途径。众所周知，“党指挥枪”生动表达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铸就了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军是立军之本、强国之魂，深刻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一思想反映在早期革命军事斗争中，明确了政治原则是决定军队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一）武装斗争策略
加强士兵政治训练，促进了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萌芽。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专门论述过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问题。
可以说，中国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不做民众动员工作，直至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时才略有改观。
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策略而言，重心在工农运动，而忽视了革命军队建设。
在改进过程中，有些革命同志将红军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两者相割裂， 提出单纯发展军事工作的片面主张。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人用血的代价认识到革命斗争形势的新变化，那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63。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兵源补给、没有高素质的士兵保障，那么，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白色恐怖局面就无法改观。百年前，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形势正面临着如何增强士兵政治觉悟和政治素养的问题。
（二）军事斗争实践
加紧士兵政治训练，缘起于革命军事斗争的残酷现实。一是形成军民斗争合力。井冈山时期的军事斗争，是湘赣边界党和群众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由于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当群众没有组织动员起来之前，近代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其消极性表现为顾小家而舍大家、自私自利、盲从盲信和麻木不仁等方面。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要彻底改变旧的社会、改造旧的国民。
比如，湘赣边界群众围绕“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63。面对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会剿”“围剿”，苏区人民早已有了艰苦作战、英勇应战、灵活抗战的心理准备。
二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1]77，到古田会议提出“官兵的政治训练”[1]87问题，集中回答了如何解决士兵中农民阶级思想带来的局限性，为建设一个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政治基础。三是增强军事战斗力。在斗争实践中，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革命年代，红军战斗异常激烈且频繁，尽管群众补给不断，但是如何保证补给新兵的战斗力尤为关键。要处理好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训练、军事操练的方法入手，提升新兵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仰、政治忠诚、政治意志和政治担当，进而增强红军的向心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避免“伤、亡、病、逃”[1]63的现象。
（三）政治斗争经验
全面加强士兵政治训练，不断积累治兵用军的政治经验，源源不断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红色资源的“活教材”。首先，寓兵于工农，提高了人民军队“为谁而战”的阶级觉悟。近代中国革命是以军事斗争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那么为谁而战、靠谁而战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红军与白军（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反映在他们看待战争目的方面，白军既是由旧军阀整编而来的雇佣军，又是一群拿钱战斗、为钱而生、拥兵自重的新军阀。这就意味着，国民党新军阀以赏格方式围剿中国共产党人必定会失败。虽然早期红军队伍人数少、装备差，但红军战士知道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红色苏维埃政权而战斗，所以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英勇善战和艰苦耐战。
尽管是从敌对阵营里过来的俘虏兵，一旦彻底认识到这点，就会转变思想立场，变成真正的勇士。
其次，支部建在连上，形成了人民军队“有备而战”的阶级力量。
党对士兵的备战训练内容，包括改造旧军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改变过去新旧军阀吸食鸦片、好赌博和好女色等恶习，改良旧有军事技术条件，并且在士兵中建立普遍的党代表制度。这些实践探索，有助于将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教育工作紧密结合。再次，官兵一致，明确了人民军队“官怎么管、兵如何做”的阶级使命。
在政治纪律方面，红军注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规矩，这是区分新式红军战士与一切军阀兵根本不同的标志。具体来说，包括“党指挥枪”的政治领导铁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事原则铁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民关系铁律以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铁律。
在政治民主方面，官兵物品配给无差别，即便在物质生活、医疗救治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也能同甘共苦闹革命。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革命队伍里，民主意识体现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1]65。士兵的民主自由精神一旦被激活，它所释放的革命热情就会高涨。
历史是青年最好的老师。从青年成长来讲，要树立“大我”的人生理想，就必须赓续红色血脉这门人生重要的必修课，而且必须修好。
正所谓青年群体是社会政治变革的踊跃推进者，这与他们所“具有的理想性、积极性、开拓性、未来性和继承性、过渡性、成长性、可塑性等质的规定性”[2]密不可分。
特别是青年群体特征中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表现，是教育引导青年成长、疏导青年困惑、赢得青年支持的关键所在。
首先，对青年农民的革命教育。
1920 年代的中国私塾汉学和洋学校教育体制，从教育现代化来看，无疑是后者更有进步意义。
但考察发现，近代中国青年农民偏爱农民学校，创新发展为一种“私塾+夜校”相结合的模式，办学经费也改变了以往私塾先生自收自营的方式，争取到了一定的政府资金支持。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其实，洋学校的国民教育并不适合中国农民需要的重要原因是“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可以看出， 教育方法和教育情怀是做好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开展青年政治教育的疏导工作，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契合主体的内容以及贴近教育的方法。
其次，对青年党员的信仰教育。对于中国民主革命“高潮”抑或“低潮”的形势判断，革命青年不能局限于哲思层面，还应就如何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进行实践层面的伟大斗争。
唯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1]98。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白色政权的重重包围，红军党员官兵依然初心如磐，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湘赣边界迅速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随着白色恐怖下政治斗争的加剧，“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1]49。显然，这是疏导教育的理论解释力不够而导致青年党员政治信仰的认识危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也须遵循人类社会的认识规律。所以不难理解，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的认识，历经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到对“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和军事上逃跑主义的批判，由此确立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政治路线。这不仅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前行的方向，而且让青年党员对党的伟大事业更加坚定和自信。
再次，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教育。
五四先进青年是堪当历史重任“转变的一代”[4]，在革命意义上，五四青年政治时局观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主题中应运而生，为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目标，从最初50 多人的小党如今一跃成为拥有95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并由大向强。
从最初组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到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战线，汇聚形成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爱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1]173在这里，发展是指新时局下人的思想发展的新变化。换言之，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爱国思想不能一味的墨守成规，总是抱着阶级斗争理论不放而不顾民族危亡，也不能照抄、照搬以往革命斗争经验，这在中国的现实情境根本行不通。
需要强调的是，青年对中国道路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政策变化的认识，如不能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消长、统一战线工作的使命，就不能促成政治共同体理念的大格局，也就不能动员中华民族各阶层力量形成最大的民族合力。
余英时、李泽厚等学者阐释这一民族合力，认为是反帝救亡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然。
美国学者安德森，则是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来看待民族主义情绪的内生动力，并归咎于“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5]7。
实际上，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新变化，阶级矛盾不但不会被想象所遮蔽或消弭，反而越来越清晰地澄明，在阶级社会里凭空构想的平等理论，不过是超阶级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诉求。
近代中华民族合力得以形成的真正原因，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所迸发出的民众革命力量，这让中国先进青年甘愿为民族利益而从容赴死，绝非西方学者所说的对民族情绪的非理性煽动，恰恰相反，而是爱国理性的正当性、合理性的宣传鼓动使然。
中国革命历史具有资政育人、成风化人的作用。
党的早期革命历史中的政治认同是指工农群众对于党的红色政权存在的赞成态度、支持程度，以及群众对红色苏维埃政府为民、爱民形象的信任和支持所产生的精神归属感。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广大人民的心，因而民心工程是赢得群众的最大同心圆。
党旗所指、民心所向，代表着群众运动的正确政治方向。
群众则以自觉参与方式，表达自己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认同。
（一）政治认同：红歌传唱颂赞党
红歌传唱颂赞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
红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冲锋号角”和“劳动号子”。
红歌一部分来源于党的理论宣传创作，一部分由苏区群众民间创作，无论谁之首创，一旦为百姓流传，就有再创作空间，以最通俗化形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红歌。
正是因为红歌易懂、易学、易流传，苏区群众自发传唱起红色革命歌曲，传颂保留了大量红色革命的经典故事。
这一情感表达，为中国革命“声”入人心，正向阐释了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充分发挥了民间音乐艺术审美价值的亲和力作用，而且，广泛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影响力、传播力和受众面。既然红歌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围绕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砥砺前行的民族奋进史，以红歌传唱模式表达最质朴的革命精神，那么，这一革命精神询唤的新人爱国奋斗精神，就是动员党员群众革命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再到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刻下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印记。
追溯我党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情境，党深入挖掘红歌的文化育新人资源，结合群众方言传唱方式，让群众自觉抒发革命热情、启发革命觉悟、坚定革命理想，展现了苏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寓教于乐方式。
经过党史国史教育来传承红色基因，“在一定意义上说，红歌的历史，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心灵史”[6]。
红歌传唱源于井冈山苏区，兴于延安苏区，用于激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中的奋斗之志。
侯书生等学者在《红歌的力量》一书中，把《歌唱祖国》《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长江之歌》《走进新时代》等红色经典歌曲，分别归类为颂歌、壮歌、战歌（军歌）、赞歌、欢歌、凯歌、雄歌七种情感表达类型，全方位观照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脉络。关于中国革命纪念活动史的话题，中央苏区政府创办的《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五一”斗争曲》《八一歌》《“一二八”纪念歌》等红歌，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政治行动和政治路线的现实写照。
（二）政策认同：紧跟党走闹革命
紧跟党走闹革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认同。
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化危为机的关键所在，是党的正确政治领导与有效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结合。引导革命青年紧跟党走闹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一方面，党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解决了农民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这一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使农民真正从封建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苏区人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与农民政治参与热情双向耦合。土地革命初期，党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提出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的新任务，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总方针，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在土地分配过程中有部分群众因为土地肥瘦分配不公而发生内部矛盾。针对群众疑惑，苏维埃政府先后实施了“抽肥补瘦”“抽多补少”“二次分配”的原则，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这些获得土地的农民亲切地称苏维埃为“老苏”“老埃”“埃政府”。
由于党的群众教育宣传工作接地气、入人心、聚人心，加之党在土地分配方面逐步落实了“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得红色政权进一步赢得了工农群众的广泛支持。
不难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何同样出现人民群众积极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生动场面。
从1928 年3 月，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揭开了湘赣边界土地大革命的序幕，到12 月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不到一年时间，边界的土地革命实践，已经深刻影响了农民群众期盼翻身做主人的政治热情，因而展现出群众自觉“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踊跃参军和捐粮捐款参战的生动场景。
具体来说，从红军兵力分析，1929 年4 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3000 士兵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 年8 月底，组建红一军时，兵力已到4 万余人。历经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央苏区红军保持在10 万兵力。
从人民解放军兵源分析，1946 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提出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个最大民心工程赢得了群众对党领导的政治认同。
到1947 年底，解放区60 万农民参军参战，6000 万群众自发出钱出力支援战争前线，从而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历史洪流。
另一方面，党领导工人采取了联合经营政策，开展了“生产合作社”运动，以解决红色区域工业品遭国民党经济封锁所致的匮乏问题。
在福建苏区，素有“红色小上海”美誉的汀州（即长汀），“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7]。
苏区政府鼓励私营商店、洋货店、中华织布厂等公营厂、中华苏维埃贸易等公营商业同时并存，以多种经营方式丰富了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产品。党还进一步组织苏区人民对外贸易，搞活苏区经济市场，以满足苏区人民多层次的现实生活需要。
（三）形象认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党员形象，激活党员昂扬的革命热情，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
如何将党员干部的忘我胸怀、人民情怀和政治关怀转化为革命斗争的内生动力，始终关心无产阶级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始终在政治行动上表现出亲民、爱民和为民的政治立场态度，始终永葆政治忠诚、扩大政治民主、提升党性能力修养，这些政治素养是培育革命新人思想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鼓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工作热情，塑造了苏区模范县、模范乡的好干部形象。凝聚起民众的革命合力，是毛泽东在江西七年领导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1929年井冈山斗争形势严峻，井冈山前委经过柏露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方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地区出击，扩大并巩固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而面对苏区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党创新了群众工作方法，展开了帮扶服务工作。
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
”[1]140苏区兴国县的党员利用走乡串户扩大宣传、召开群众大会总结斗争经验、开展联谊活动丰富精神生活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使党的政治路线更好地为群众所知、为群众所用。
基于对“政治认同”的上述认识，我们发现文字标语宣传和红歌艺术激励，是党在苏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体验方法。将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革命主体斗争意识紧密联结，在广大工农民众内心产生强烈的革命情绪，这是党的鼓动宣传教育带来的直接影响。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更加牢固，不断激发工农群众为自身解放而联合斗争，并由此创造出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方法和斗争艺术。
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意识。
所谓“生命线”，是保证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保障因素，具有首要的、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多次使用“生命线”理论的比喻提法，是在中国共产党保卫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原则、方法来锻造铁一般的红军队伍。
1932 年7 月，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首次提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概念，这一概念突出了红军军事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认识作斗争，从而解决红军作战听谁指挥的正确政治方向问题。“生命线”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全方位开创多领域建设的新局面。
（一）不断开创军队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选择单纯军事观还是党指挥枪，选择最后决战还是灵活战术，选择“正规”战还是人民战，选择阵地战、持久战、堡垒战还是游击战或运动战，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军队必须回答的问题。
然而，党内曾受到投降主义、主观主义、本位主义、经验主义、逃跑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一度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推入到低谷。在红军道路抉择的生死关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创了工农红军建设发展的新局面。
党指挥枪和政治工作的良好开局。
1934 年2 月，王稼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所作《关于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中，首次系统化、理论化地表述了红军“生命线”的重要论断。他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
”[8]早期政治工作，始于红军军事工作，是通过把握红军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尤其是党的青年干部来保证红军是为了解放工农的革命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就政治工作问题、周恩来以《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为题目，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说，产生了深远的时代意义。
这说明，党的军队政治工作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开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军队建设的军魂。
（二）不断开创经济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经济建设领域的价值指引。
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9]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经济发展就像是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航船，如此，经济发展为了人民自由和解放的政治理想也就无法实现。
正是基于这一点，作为对毛泽东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运用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政治学习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学习、忽视了政治的作用，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
”[10]经济发展方式不同，社会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就会有差异。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发展正道，是以一种和平方式的崛起。相比之下，社会发展邪路，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以军事扩张的掠夺式发展。这表明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工作来掌舵领航，因为朝着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方向发展，不是经济发展方式自身所能决定的。总而言之，从政治理论的学习到政治行动的社会革命，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的主体性。
（三）不断开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习近平在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将“生命线”理论具体落实到学校教育领域，推动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学校课程教育的方方面面，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更深层次的推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11]理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智育和德育，同时还肩负着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
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12]马克思要摆脱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教育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治革命理论。
2021年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加快构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
”[13]结合融媒体时代的新特征，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当好红色文化的“研学者”、红色故事的“讲述者”、红色精神的“传播者”，就要让红色文化价值观靓起来，在青年观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要让红色人物活起来，成为青春奋进砥砺前行的榜样；
就要让红色基因直抵一代又一代新人的灵魂深处，接续传承下去。
概而言之， 思想政治工作在青年一代意识形态教育领域起到了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之所以说一代又一代新人接续锻造出共产党人过硬的“政治品格”，是因为新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肩负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
以史鉴今，新时代学校要不断加强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价值引领作用，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少年理想信念的精神血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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