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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森 杨玲茱
（保山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当前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普遍落后于城市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年由于各种原因选择外出务工，农村出现“留守人群”“空心村”“老龄化”等现象。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经过8年的鏖战，2020年11月，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标志着我国精准扶贫取得前所未有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振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对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1]。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实施，是对我国乡村文化的再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农村理念的诠释，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的重要抓手。
（一）历史渊源深厚
社会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英国的睦邻自治友好运动，他们是有社区居民发起的自助互助运动，之后社会工作的使命一直聚焦在乡村的建设和扶贫救助方面，在农村社会工作策略方面、实务方面、评估方面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国际视野角度来看，扶持乡村建设一直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2]。20世纪初，我国的著名的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切实可行的乡村建设理论，重点开展农民教育，他相信农民本身具有改变的潜力和决心，他将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源归纳为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并运用“四大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改变愚、生计教育改变穷、卫生教育改变弱、公民教育改变私[3]。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中途夭折，但是他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服务农村的社会实践，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服务对象一致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要是解决广大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民自然而然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服务对象，共同富裕是乡村政治最终极的目标，也是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具体的领域，在“助人自助”理念的指引下，改变农村主体的弱势现状，增强他们的权能，应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无力感和急迫感。因此，二者的服务对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工作的至关重要，乡村振兴不是某一个乡村或者群体的振兴，而是乡村整体的进步和发展，也包括农村老人、留守妇女、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扶，他们是最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的幸福感是衡量乡村振兴的标尺之一，而直接影响村民幸福感的公共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是党和政府重要的责任，也是社会组织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解决农村“三留守”等公共服务的问题上，社会工作有着天然的优势和独特的专业方法。
（三）理念目标相融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城乡协调一致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更要实现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
社会工作不仅关注农村养老问题，还关注农村留守、人际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的建设，社会工作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关注社会关系的构建。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向城市集聚，各种资源也在向城市集聚，导致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化以及文化缺失引发了很多远比贫困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因素之一。而社会工作通过专业的理念、技巧及方法解决这种社会的问题。通过专业的介入方法解决人们问题，发掘人们的潜能，最终是实现助人自助。
社会工作有着“三大直接服务方法”和“三大间接服务方法”，把服务对象看做一个和自己具有平等价值的人，相信服务对象有改变的可能，发掘和充分调动服务对象的优势，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服务对象发展，而乡村振兴终极的目标是让贫困地区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和谐友善的乡村，这和社会工作的使命存在高度契合，同时，在建立健全应对贫困和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方面社会工作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社会工作中的反贫困理论、优势视角理论等都能够为乡村中的弱势群体更好地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四）工作模式相仿
乡村振兴的工作模式注重不同地区特色经验的总结，强调因地制宜，看重村民的参与，互助合作，充分调动村及社会的资源，看重的是村民能力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比如：“互联网+”模式、“大数据”模式、“特色产业”、“合作社”模式，等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经验总结和探索；
社会工作服务农村地区主要从地区发展模式角度入手，地区发展模式关注社区共性的问题，强调居民的参与，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建立社区的自主能力来实现社区的整合，注重过程目标。
因此，乡村振兴模式和社区工作的模式有较大的一致性，都关注农村共性的问题，注重村民能力的提升，强调村民的参与，都具有中国特色，因地制宜，适合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村民，促进乡村的发展。
在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理论方面，有学者认为反贫困是一种整合行动，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要整合各参与主体，同时注重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据此提出了制度—能力整合的模式[4]。有的学者从城乡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不仅仅需要依靠乡村内部力量，同时还需要注重内外资源的整合，基于此，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城乡链接路径，动员城乡内外部的资源[5]。有的观点认为乡村振兴要以地方情景为基础，重视乡村发展中的情境性问题，探索在社区层面进行乡村振兴的路径，提出了实践取向的乡村振兴实践模式[6]。有的学者着重讨论乡村振兴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的关系，从理论层面讨论梳理“乡村性”和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关联，讨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7]。
在实践方面，有的学者从社会工作角色的角度讨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性，社会工作应该发挥修补者、启蒙者、革命者的角色来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8]。也有学者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入手提出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以资产建设为主要着力点，把经济嵌入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之中[9]。有的学者从社区营造、社区增权、社区介入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反贫困实践的过程，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10]。有观点从农村社会工作本质入手，提出了“社区为本”和“关系为本”的视角，建构社会工作对于乡村振兴的价值，要以积极的社会保护激活农村的社会资本，激发农村自身的活力，以此来探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使命[11]。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时间层面，都非常关注激发农村的社会活力，增强村民的内生动力，这也和乡村振兴不谋而合，不论是之前的精准扶贫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都是“授之以渔”，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从本质上解决贫困问题，由此也可见，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的探索，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一）项目背景及服务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把社会工作者作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的一类人才，提出“每年引导十万名左右优秀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工作或提供服务。”在《规划》中两次提到社会工作，其中在第二十七章第三节要求：“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第三十章第三节要求：“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将残疾人普遍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予以保障和扶持。”[12]
云南省保山市垭口村村隶属隆阳区瓦渡乡，地处瓦渡乡东边，距乡政府所在地24公里，到乡道路为土路，交通方便著人，距市区62公里。东邻永平县，南邻安和村，西邻水寨，北邻水寨。辖阿田寨、小河坡等9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381户，有乡村人口1 697人，其中农业人口1 697人，劳动力1 016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1 016人。主要经济来源是核桃、蚕桑、畜牧等产业，属贫困山区农业村。
2019年保山市四叶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借助2019年“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把“三区”项目引入垭口村。项目以儿童保护、儿童发展、乡土文化、乡村治理为理念，以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参与性为基调开展活动，旨在调动儿童的参与性、增加对家乡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二）垭口村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
1、乡村振兴主体流失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不断迫使农村中的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记忆当中的乡土在渐渐远去。垭口村的情况和中西部农村的情况一致，老人和儿童成为农村的主体，成为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的主体，但是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乃至农业生产，还要依靠农村中的中青年群体。乡村振兴的实施为农村注入发展的活力，但是很多乡村振兴的项目都找不到合适的主体承接，儿童和老人乃至部分女性无法承担乡村振兴的大部分惠农政策，乡村振兴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
2、内生动力不足
在部分村民意识当中，不论是之前的精准扶贫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都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和自己毫无关系，他们也只是在新闻中听到而已，相关人员来到村里，他们认为是为了完成上级政治任务来作秀的，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更“舒适”，家里面需要什么家具就可以直接和帮扶人员索要，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就可以得到，可以说精准扶贫让一部分人变得更懒了，他们找到了适合他们生活的方式和手段，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做好了不接受外界的价值理念，排斥发生某种改变的可能性，他们对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缺乏必要的理解，缺乏内生动力，可以说他们是自愿贫困的。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不论是在推行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都会选择行政化的手段来推行，并没有照顾到村民的意愿，也没有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注重所谓“亮点”“典型”“样板”乡村的打造，忽视村民的主体性。行政化的乡村振兴可以让某个地区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等等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大的改善，但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发挥村民的主动性、参与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尤其是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以及治理有效还需要通过计划农村的内生动力，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才能最终实现[13]。
（三）资源与能力匮乏
垭口村处于偏僻的山区，距离乡镇府42公里，村内道路为土路，交通不便，主要的经济作为核桃和依靠外出务工等，近几年核桃市场低迷，价格普遍偏低，而垭口主要进行核桃的粗加工，村民生计不稳定，更多的青壮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加剧了乡村振兴主体的流失。留守村民收入过低，陷入贫困循环，当地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土地产出效益不高；
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当地教育资源落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工厂、工地等出卖劳力的工作。当地的教育相对比较落后，垭口村只有一所村级完小，初中高中要去到乡或者市去读，学校的师资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有时一个老师需要兼任不同班级的不同任课教师，教师精力有限，只注重教学基本任务的完成，忽视学生的其他需求。
（四）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增能社会工作理论，力图将个人层面的改变与社会层面的改善相结合，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和政治层面多维度实现改善，通过优化服务对象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工作者的协同，从而实现服务对象的能力提升。增能社会工作注重实践中增能的服务逻辑，使其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大有作为。
1、七彩课堂助力教育扶贫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乡村振兴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延伸，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让贫困地区的儿童接受优质的知识教育，不但是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项核心任务，垭口村的儿童照顾者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或者忙于农活无法给他们进行假期作业辅导以及更多的引导，电脑等智能电子设备普及程度较低，他们平常接触的知识有限，对外界缺乏了解。鉴于此，项目团队一方面辅导他们完成暑假作业，社工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课业辅导，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照顾，另一方面，根据教育部推荐的小学生必读文章及古诗文结合当地儿童的特点选取符合他们特定的文章和诗词，同时还会依据他们的兴趣讲述地理、历史等小故事以及国内知名大学，拓展他们的知识面。
2、梦想起航促进儿童发展
作为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之一的小组工作，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儿童等多个领域。正如学者克那普卡所描述的那样：“小组工作透过有目的的小组经验，提高个人的社会生活功能，并协助每个人能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小组和社区问题。”小组工作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动力，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改变小组组员。
社会工作者从儿童的梦想、兴趣为出发点手来开展小组工作，充分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以互动形式来活跃小组氛围，给予儿童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儿童在学习中成长，提升儿童的自信心。主题小组活动以“梦想”为灵魂，以抗逆力为骨架，以梦想之源、认识自己、成长的烦恼、情绪处理、放飞梦想为血肉，层层深入，活动通过浅显的故事，让他们学会发现自己的长处并欣赏自己，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激发儿童积极面对逆境的勇气，在逆境中发掘积极光明的一面，展望未来，实现梦想。
3、多彩活动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对于建设美丽农村、和谐农村、充实村民精神生活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发挥在那导致乡村社会发生变化，农村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不良风气逐渐蔓延，成为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的重要阻碍。乡村振兴离不开当地的乡风文明的建设，乡风文明的建设也会促进乡村振兴的推进，在当地的文化土壤之上，以垭口村特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当地特色的文化内容，对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有着独特的作用。儿童作为未来乡村发展的主体，对他们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教育可以提高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工作者依托当地的文化脉络，结合现代化元素，设计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儿童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拓展他们的眼界，培养对家乡的自豪感，进而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以儿童自编自导自演的“我和我家乡的故事”为主题的乡土剧充分发挥了他们想象力、创造力，把日常生活融入其中，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自己，不同的家乡；
以“家乡”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提高了营员们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同时也培养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以“我想对家乡说”为主题的“粘贴画”等活动展示给我们了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家乡。在本土文化的环境下开展对儿童的教育，以儿童为契机，对其他村民进行教育，本土文化教育能够让他们熟悉当地文化的内涵，提升了他们家乡文化的自信和归属感，追本溯源进一步提高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接纳[5]。
4、资源链接推动多重主体参与基层治理
社会工作注重以人为本，在服务过程中注重发挥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强调不同主体共同参与，比如政府、社会组织、高校、企业、新乡贤以及有威望的长者等。通过不同主体的参与，挖掘他们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潜能以及优势，最终撬动当地居民对家乡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培养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和潜能，促进当地居民自治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乡村振兴之中。
5、自治组织汇聚乡情民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人情，“差序格局”理论很好地诠释了我国的人际交往事实。差序格局在中国的农村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们日常行为和言行。远亲不如近邻一直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邻里之间似乎不再那么亲密和依赖，乡村邻里互助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但由于地缘位置特点，人们对邻里的关注并没有消失，只是频率减少了，但依然存在。
以当地舞蹈队的自组织为代表的互助组织，又逐渐浮现在村民眼前，他们通过自组织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群策群力商讨娱乐事项，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平常满足娱乐需求，农忙时节又可以相互帮助。促进了社区的交流和邻里之间的互助氛围的营造，增强了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一）持续推进教育扶贫，打造常态化机制
精准扶贫让老百姓富起来了，在富起来的同时更要关注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让乡村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重要途径，是拔出“穷根”的关键手段，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教育扶贫应该为乡村振兴贡献“硬核”力量。
通过推进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施素质教育以及健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提高人口素质，为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夯实基础，提升乡村人口的内生动力和自我造血能力；
通过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多种方式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使劳动力更充分的就业，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促进文明浸润乡土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乡风文明建设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文明程度以及质量和水平，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只有把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深化乡村振兴的内涵，增强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活力，乡村振兴战略才会稳步推进。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引，倡导创新和灵活，让乡土文化“活”起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三）社会工作要对内激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社会工作要从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出发，不断培养当地的社会工作者，当地人对本村情况比较熟悉，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社会工作要主动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以便弥补该类人才在当地的短缺，在服务的过程中，基于本地、本民族的独特优势，激发当地青年的爱乡情感，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把他们培养成一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力量，同时，社会工作也可以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目标。
在注重内部人才培养的同时，社会工作也要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包括但限于政府、社会组织、高校、企业等等，获取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源。比如：此次垭口村的社会工作者链接到的民政部门、社会组织、高校的资源，只有方面资源的聚合，乡村振兴才能平衡协调发展。
（四）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倡导互助合作
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乡村振兴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民缺乏内生动力，主动意识不强，能动性不足。社会工作在介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强村民的权能，增强权能强调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善相结合，帮助村民树立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增强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形成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的氛围，通过村民之间相互帮助和支持，增强村民的信心，减弱他们的无力感，增强实现目标的信心。
（五）紧跟乡镇社工站建设新时机，发挥社工站的统领功能
乡镇社工站是巩固脱贫攻坚和承接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乡村振兴时期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载体平台。云南省民政厅要求在2021年6月底前全省1410个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全覆盖，截至目前，云南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云南省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4〕50号）、省民政厅联合17部委办厅局印发的《云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云民〔2015〕1号）、《云南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和人才激励保障的实施意见》（云民〔2020〕45号）等一系列文件，为进一步吸引专业社工人才聚焦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乡镇社工站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乡镇社工站的建设不单是衔接乡村振兴的有效平台也是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路径。社工站的建设需要当地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大学生村官等有机结合，开发农村社会工作者岗位。因此乡村振兴必须紧跟社工站建设的契机，形成党委领导，村委配合，社工发力、社会配合的多方合力的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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