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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婷,周勇杰,顾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北京 100700)
儒医称谓的产生,发端于士人尚医风气浓厚的北宋时代，其范畴则从尚医士人中的医学精湛者,逐渐扩大到弃仕为医的士人,乃至“医而有儒行”的专业医家等。在这一转变中,医者的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在后世的发展中,儒医这一称谓不仅持续存在,儒、医不分的现象更出现了世代相传的特征[1]。从儒医的身份构成上看,包括了“知医之儒”和“儒行之医”这两类群体。前者代表人物如林亿、苏颂、沈括等,后者如许叔微、朱丹溪等,彼此间身份和职业又多有交叉、重叠。
我国古代中医学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发展的影响,愈到后期愈加明显。到了传统社会末期的清代,如谢观先生所云:“起自明末、盛于有清,为主张复古之期。”“明末诸儒,厌其末流之空疏,而复求之于古;至于清代,汉学乃代宋学而兴,所谓主张复古之期也。”“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清代医家多承之,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2]在学术上提倡思求经旨,返本溯源,尊崇《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及仲景之学;在文献整理方面,表现为大量经典医籍注释著作的涌现。这一潮流有力推进了中医学术的纵深发展。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影响之烈,至今未歇。在西学传入的大潮中,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无不遭受到冲击和洗汰,中国医学也概莫能外,必须直面和应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的挑战,从而走过了一段从“中西汇通”到“中西结合”的艰辛曲折之路。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廖平、张骥、孙鼎宜三人,是这一时期“知医之儒”的代表人物，但其医学著作大多未得到充分整理。其中廖平的医著基本上已全部整理出版,张骥的医著迄今只整理出版过一部(王小平等校注的《汲古医学校注三种》),其余著作以及孙鼎宜的医著仍尘封于史料之中,其学术价值还未被关注和发掘。本文拟对廖平、张骥、孙鼎宜三人的生平及著作略作介绍,并在对其医著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发掘其在援儒入医、医儒会通背景下研治医学所体现出的学术特色,对比总结清末民初儒医群体在新旧交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时代气息的学术精神,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廖平、张骥、孙鼎宜三人皆是儒学出身,其中廖平还是著名的经学家。研治医学后,三人皆勤于著述,有大量医著传世。由儒入医的共同背景,使得三位儒医的生平经历及学术兴趣表现出颇多相似之处。
1.1 廖平
廖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学者、思想家,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光绪五年(1879)中举后改名廖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廖平出生寒门,少年时期入学私塾,其间曾师从廖荣高学医。少年廖平资质平常,极不擅长背诵,便另辟蹊径,走上勤于思辨的道路。参加科试,被张之洞拔为优等,调入尊经书院学习。先后出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华西协和大学等校校长、教授。晚年患偏瘫之疾,仍笔耕不辍。廖平于1921年将平生著作已刻者编为《六译馆丛书》,统由存古书局印行。1932年疾病发作而卒,时年81岁。廖平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经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一生致力于经学的研治,融合古今中外多种学说,形成一套独特的经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1-18。
廖平医著现存43种,撰于1912年至1918年。其著作初就《内经》中有关诊络、诊皮等问题进行专题考释,并对日本丹波元坚所著医书进行删辑,撰有《释尺》《诊络篇》等。继而对脉络诸说、诊皮之法平议补证,撰有《脉学辑要评》《脉经考证》等。此后,专治《内经》所论经脉者,于杨上善之说有所辨正,间论伤寒诸证,撰有《伤寒讲义》《隋本黄帝内经明堂》等。后又于《内经》论筋骨与论疑难者,以及“三部九候”诸说,详辨疏证,撰有《诊筋篇补证》《十二筋病表》等。最后,围绕伤寒进行专题研究,撰有《伤寒总论》《伤寒古本考》等。此外,又撰成医著目录三种,即《四译馆医学丛书目》1卷,《隋本灵枢目录》1卷,《素问杨氏太素本目录》1卷[3]26-27。
1.2 张骥
张骥，民国时期著名中医学家、医史文献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四川双流人。张骥年幼时拜入槐轩刘氏(仲韬)门下,先后师从戴吉双、刘豫波,并与当时硕学名流如宋芳子、廖季平等人都有交流,对诗辞、古文、考古、中医学等皆有钻研。毕业于政法学堂,曾辗转多地担任县知事。后辞官回乡,以行医为业。1932年至1935年,成都城乡瘟疫流行,他日夜应诊,并自制“避瘟散”“急救丹”免费施送。1936年,在成都开设“义生堂”药号,坐堂应诊,并与孙子方先生合力创办“汲古医塾”。后受聘四川国医学院任教。1951年,殁于成都,享年77岁[4]。
张骥生平所著医书主要辑录于《汲古医学丛书》中,这套丛书是张氏毕生对医学研究的心得和著述总汇,集中了中医学术专著16种。张氏治学注重探源发微,尤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文献有深湛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其所编著《医古微》之中。《医古微》为《汲古医学丛书》中的一种小丛书,包括著作6种——《周礼医师补注》《左氏秦和传补注》《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后汉书华佗传补注》《子华子医道篇注》。[5]34
1.3 孙鼎宜
孙鼎宜是清末至民国年间的学者,湖南湘潭人。少时习儒,1899年其母因病为庸医误治而丧命,孙氏遂弃儒而转攻岐黄,数年后其医术渐至精湛。1905年赴日本参习西医之法,后因国内取缔中医事件发生,孙氏愤然归国[6]。孙鼎宜致力于中医事业,悬壶济世,著书立说,晚年任教于湖南国医专科学校[7]。
孙鼎宜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一生著述丰厚。著有《黄帝内经章句》《难经章句》《伤寒杂病论章句》《伤寒杂病论读本》《脉经钞》《医学三言》《明堂孔穴针灸治要》。除《黄帝内经章句》外，其余六书汇集为“孙氏医学丛书”出版。
综上可见，廖平、张骥、孙鼎宜三人均有少时习儒,后投身于中医事业及悬壶济世、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经历。廖平和张骥先后在成都(前者在尊经书院,后者在法政学堂)读书学习,二人间也曾有过学术上的交流,如张骥在《左氏秦和传补注·自叙》中提到:“吾蜀以学人而精究于医者,有井研廖季平、郫县姜伊人两前辈,顾廖则精于考订,姜则勤于校勘,而皆无补于治疗。余也以学殖谫陋之身,乃欲与廖、姜争席。”[8]可见张骥对廖平的医学著作是熟悉的,并以之为超越的标杆。且三位医家在其生平所编撰的医书中均有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籍的整理研究,体现了以经学思想研治医典的学术特色,为后人从传统文化视角研读医学经典铺就了道路。由此可见,这三位医家在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将自身深厚的儒学功底和医学素养互相淬砺,取得了医文并茂的成就。他们医德高尚,崇尚仁义,在追寻医道的漫漫长路里,始终把救死扶伤当作医家的本分;他们也博史通经,著书传世,在坚守严谨治学精神的同时,促进了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从以上著述目录不难看出,廖平、张骥、孙鼎宜主要致力于《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籍的整理研究,其研究体现出浓厚的尊经复古思想。受其学术素养及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中充分运用了清儒治经的治学方法,并不同程度地引入了西学知识。
2.1 尊经复古的思想
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善变,其学历经“六变”,故晚年自号六译老人。一变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二变“尊今抑古”,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三变“小统大统说”,认为孔子经说有小统、大统之分;四变是“天学人学说”,认为孔经中有天、人两种制度;五变是“天人大小说”,把天学之神游、形游与人学之小统、大统加以贯通;六变是以《内经》五运六气解释《诗经》《周易》。从第四变后期开始,其学术思想便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平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尊孔宗经,其医学思想也就体现出尊经复古的特点。以脉诊为例,廖平所言“各经之病,必专诊本经之脉,乃为切直。使两寸可代九藏,则三部九候,《经》(《内经》,下同)又何必立此繁重之法以困后人哉?”[9]210“坊民犹有专诊两手,尽废诸诊之伪法,孤行数千年,比之儒法,其祸岂不较刘歆尤为酷烈哉!”[9]80可见其力主恢复医经中的三部九候诊法，而贬斥寸关尺诊法为谬误。他认为《内经》诊脉本人迎、寸口、趺阳之三部九候遍诊法,原无关、尺二部之说,经文中的“尺”字乃指皮肤。还有所谓缓、滑、坚、急、涩等并不特指脉象,也是皮诊之象[9]71-73。故廖平除力主三部九候诊法外,又发明皮、络、经、筋、骨“五诊法”;并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太素》)中分门汇辑出各有关内容加以论证,撰成专著。他斥言《难经》《脉经》为变乱古法的始作俑者,曾拟撰书“诊法删伪”,力使《伤寒论》《金匮玉函方》等医学典籍不掺《难经》一字一句[9]1049。至于如何恢复古法,他认为应推行女医,便能克服古法对妇女诊脉的不便之处,使古法得以恢复[9]1043,[10]。此仍不脱典型经学家的观念。此外,廖平也勤于《伤寒论》的研究,对唐初《伤寒论》进行古本原貌的考证,并力主维护《伤寒论》的古法奥旨[11],这同样体现其尊经复古的医学思想。
张骥以经学的治学方法深度研读秦汉时期的医籍,其学术思想倾向于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但其医学思想同样倾向于尊经复古。与历代医家普遍推崇黄帝为医学之源不同,张氏认为中医学的源头应追溯到扁鹊。他在《医古微六种提要》中说道:“扁鹊行针、仓公诊脉,备载史公本传中,第儒者不谈医家,从何了解?”在《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自序》中又说:“后儒攻医而有涂辙之,可寻堂奥之能入者,皆于扁仓乎!是赖于是叹史迁之大有造于医林也。”可见张氏对扁鹊与仓公两位医家极为推崇,并指出其学与《内经》中所引之古法息息相关。张氏还认为扁鹊医书不仅与诊法、医经相关,并且囊括方剂之书,《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之“经方”亦涵盖扁鹊一脉的药方。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医学的源头不止于黄帝一家。[5]49由上所述,张氏在《医古微》中通过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等非相关医学著作的解读,结合对《内经》《难经》等传世医学文献的考证,为我们构建出另一种先秦两汉医学的框架。
孙鼎宜尊经复古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颇为强烈。如对《内经》成书的认识,力主《内经》“其书实出于周季也”,认为“非夫黄帝之圣、岐伯诸臣之贤,有能阐阴阳之奥,明天人之秘,综万有不齐之态,而仁慈恺悌,时以百姓为心者”则不能作此书;并对考证《内经》真伪者加以抨击:“世之挟其考证以攻《内经》之伪者,其无人心也哉!”感叹“居今日而欲求《内经》之全,其可得邪?”[12]坚决维护《内经》出于圣贤“传心”的经典地位。
2.2 清儒治学的方法
廖平在医籍源流的考订方面给人以启迪性的见解,比如他从古籍体裁的角度论《内经》成书颇有见地。他认为《灵枢》《素问》古本应当和《礼记》的体裁一样,文中本无问答的形式。后来学者苦其难读,便分析篇章,加以问答,托之黄帝、岐伯,就像《家语》一样,分析古书,加以问答,新立篇名,遂成今有问答之本,现仍有十数篇无问答,则原书体裁犹可考见[9]534。廖平考证《伤寒论》古本时,从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文献著录出发,分别通过考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伤寒部分的目录,力图复原初唐、中唐、宋代某版本《伤寒论》的面貌[9]1265-1268,1308-1314;并认为《伤寒论》各古本之不同,可比于《春秋》三传“本出一源,而传本各异”[9]722;指出今本《伤寒论》“方证同条,以方附证”的体例,乃《千金翼方》所改[9]758,这一见解比其他学者提出得更早[13]。此外,廖平凭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关注到当时刚从日本回归的杨上善《太素》和《黄帝内经明堂》,并将目录学方法运用于《太素》的篇目研究中,与今本《灵枢》《素问》篇目进行详细比对,开《太素》文献研究之先河[9]16-42,[14]。廖平还将疑古辨伪的学风引入对中医脉学的研究,认为《内经》、张仲景诊脉并无“独取寸口”之法。后世通行的《伤寒论》《脉经》《千金要方》中含有的寸关尺诊法均是受《难经》的影响[9]1046-1049。于是将辨伪的矛头指向《难经》,断言《难经》“书出齐梁以后,非晋人,盖出在《脉经》之后”,“又此书之作,立意在端诊寸口”,是不足凭信的“伪书”[9]1132,[15]。由此可见廖平极力要推翻寸关尺三部脉法的正统地位,提倡恢复扁鹊、《内经》“三部九候”“人迎寸口合诊”之古脉法。
张骥对经学典籍有所研究,能熟练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对古医籍加以注疏。比如他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的解说,旁征博引《尔雅》《说文》《庄子》《汉书》《说苑》,逐字逐句加以注解,并疏通文义[5]41,对外科手术的描写绘形绘影,跃然纸上。张氏在学术研究方面着重考据的运用,旨在还原古籍文献与医学历史的真实面貌。如通过对今本《内经》的考证,指出黄帝之书统名《内经》,无《素问》《灵枢》《针经》之别;又根据王冰注《素问》引《灵枢》的94条内容,明确指出《内经》被后人所乱,篇第不同,名称各异,早非原本之旧貌[5]42。
孙鼎宜亦善用清儒治学的方法来整理研究《内经》与《伤寒杂病论》。其所作《伤寒杂病论序章句》综合运用多种文献学方法,“删其重复,补其阙佚,正其豕亥,辨其真伪”。如删去《伤寒论》中被认为是王叔和重集的“诸可不可”8篇,又据《脉经》补入今本《伤寒论》《金匮玉函方》所不足者;辨正“瓜蒂散证”之“胸中有寒”,其中的“寒”字应作“痰”字;考证《伤寒论》《金匮玉函方》二书乃由后人所分,命名各别,实则本为一书——《外台秘要》称仲景之作为《伤寒论》,《证类本草》称仲景之作为《金匮玉函方》,各据所见的缘故[16]。《素问·大奇论》中“脉至如省客”素来难解,孙氏运用音韵学知识,为“省客即塞也。以省客二字合之,即得塞音”[11],其说由本篇下文“省客者,脉塞而鼓”可证,显示出其擅长借助小学来研治医籍的学术特色。
2.3 西学知识的引入
近代西学东渐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医学界也由此产生了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潮。廖平的医著中出现许多主张中西汇通的言论。如关于经脉、营卫学说,他认为“中人详外,西书详内”[9]149,“二说交相为用,缺一不可”[9]163;“今以泰西动静二管为营卫,泰西所图在内之定位,中医所传在外之运行,一离一合,一出一入,而中外可通矣”[9]346。其著作中对西方医学知识时有引用,例如：“络脉西人谓为回血管,由肺气别管出,而仍回润于心窍”[9]202;“西洋人身图说,子宫在膀胱直肠之间,形如膀胱而多两角”[9]363等,显示廖平在面对西方医学的传入和冲击时,能努力汲取新知以补益旧说的开放心胸[9]。廖平引用西方医学知识来印证古代医经之义,这与他广采现代思想与科学知识为尊孔宗经服务的经学研究是一致的,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汇通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清末民初医学界曾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张骥在此情势下,通过运用西方医学的解释使某些中医学术语“科学化”。如将“血脉”释为“人体内输送血液之管,有自心脏以分布于全身者,有自全身以归来于心脏者,十二经络由此而分统系,周身血液亦由此而循环流行,不能一刻停阻,阻则病停则死矣”,试图用西医解剖学知识来解释中医学术语。再如注释《周礼》“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时提出:“是劀，乃刮磨。刮摩，扁鹊之割皮解肌、决脉结筋,如今西医之小手术。杀则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如今西医之大手术。”即用西医的大小手术来解释古代部分中医外治法。“代则络脉有过”,注云:“……络脉,即今生理学上之静脉也”,将“络脉”注释为生理学的“静脉”。又言“西说人体纵有九窍,横有八万四千毛孔。纵窍有阴阳升降之气,横窍有出入往来之气,内外上下，纵横诸窍，不可稍有闭塞,闭不通则疴疾生矣”,即用西方医学九窍毛孔的概念与中医升降出入汇通进行论述[5]60。
孙鼎宜虽曾赴日本学习过西医,但对西医的态度却更为保守,认为今日的中医有不及西医之处,是由于自身的衰落。但在“道”的层面上,中医仍非西医所能及:“夫以今日之中医,与西医之有实验者较,其不及固矣。若语以古先圣帝之道,又岂习西医者所能知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则有规矩易循,道则奥妙而难识。凡今西人之学,皆恃其器用者也,医特其一耳。”且西医治病不重经络、不讲五行,制药不用煎法,亦是其短处:“西医虽言经络,不与中土同,其治病亦不以经络重,此大谬也。五行之说泥之者非,废之者亦非。若泰西止有四行,曰水、火、风、土,亦无关医术。……若西医全弃煎法,徒蒸取其气,则于香燥之性犹为相宜;若取味为治者,则全无药性矣。”而西医治病重视脑与神经及长于解剖,此在中国亦古已有之。[17]
综上所述,廖平、张骥、孙鼎宜三人受其“儒生”出身的影响,在清末儒学的发展潮流中,尊崇圣贤,返本溯源,在医学研究中主要围绕经典医著《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展开:如廖平力主恢复医经的三部九侯诊脉古法,考证《伤寒论》古本原貌,维护古法奥旨;对于中医学源头的认识,孙鼎宜坚持捍卫《内经》出于圣贤的崇高地位;张骥虽与历代医家主张“中医学源于黄帝”不同,但也极力推崇中医学之源应追溯到扁鹊。三人在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籍的整理研究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尊经复古的学术思想,这与其儒学背景是分不开的。同时,在治学的过程中,三者也都运用了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以及目录、版本等文献学方法研治医籍,对医学经典考订源流,辨伪存真,以还原古籍的真实面貌,并对古医籍加以注疏,是对清儒治学精华的汲取和运用。在近代“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思潮下,三位医家的医著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其影响,其旨在应对西学的冲击以复归中医学传统:廖平虽在其医著中引入西学知识,但其目的是为印证经义,即以现代科学知识比附传统医学;张骥以西学知识解释中医学,试图使中医学“科学化”;孙鼎宜虽有西医的学习经历,但对西医的态度反倒较为拒斥,认为西医治病之道远不及中医。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阅历的原因,我们对于他们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应有客观认识:廖平虽在少时习得医学基础知识,但他一生致力于研治经学,以“经学大师”闻名于世,临床实践是其所缺乏的,故其对于医学经典著作虽钻研极深,却难免因为与实践脱节而出现较多空疏之谈；
张骥既有丰富的行医经历和诊治经验,也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文献有贯通的理解和深入的研究,但惜其未曾系统学习西方医学知识,因此其运用西学知识解释中医的尝试难免流于表浅和浮泛；
孙鼎宜的岐黄医术可谓精湛,甚至曾赴日本学习西医,但他却更鲜明地表现出对中医学之道不遗余力的推崇,以及对西学知识不够理性的贬斥,未能顺应时代潮流,将中、西医学知识有机结合,互补短长。持平而论,三位“知医之儒”都自觉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在时代浪潮中担当了存续传统的角色。
综上可见,廖平、张骥、孙鼎宜是典型意义上的“知医之儒”,他们的医学著述丰富,成就斐然,远超一般以医为业者,堪称清末民初儒医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同时对于中医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未来,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回溯经典,使中医学的传统复归纯正,从而站稳脚跟,坚定地应对西学的冲击与挑战。他们的著作对古代的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整理研究,提出了不少超越前人的独到见解,对其医学贡献的认识和评价尚有待学界深入关注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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