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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格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游牧生产方式是草原牧民以移动放牧的形式利用水草资源，并保持草场可持续利用的特殊生产方式。自古以来，草原游牧民族在对草原生态特征不断摸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有效结合为基本前提的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人-草-畜”有序、有度、有机地协调统一。国内外学者对“游牧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效果”的研究成果颇丰，学术观点和主张有所不同，但基本都认同游牧生产方式对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现实意义。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卡洛琳·汉弗莱与戴维·斯尼斯合著的《游牧的终结——内亚地区社会、国家与环境》一书开创性地提出，作为草原畜牧业的关键技能，保持高度的游动性不仅可以避免草场退化，还可以与现代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相结合[1]。日本学者山村则男等为了阐明草原植被和传统游牧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关系，从1999年到2010年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传统的游牧会以适应植物群落特征的生产能力灵活调节，这在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国内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游牧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效果及其内在机理。包庆德从游牧文明的生存智慧及生态维度入手深入研究，他指出，游牧方式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性，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原则，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规则[3]。崔思朋认为，在人与草原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游牧生产方式体现了人对于自身行为的有效调节与对草原自然环境的正确认识与利用，是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实现了人与草原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4]。孛尔只斤·吉尔格勒则指出，游牧生产方式的显著特点在于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对于易于破坏的富含高寒腐殖土的草原地带来说是唯一的生产适应方式[5]。
游牧生产方式的主要生态价值在于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游牧生产方式正在大量消失。而关于游牧生产方式的消失原因，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观点有：制度变迁、草原生态恶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等。制度变迁成为主流观点。
20世纪80年代“双权一制”政策（即草场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大部分草原牧区的传统游牧方式逐步向圈养舍饲（半舍饲）方式转变。承包到户意味着草场的碎片化和网围栏的大量普及，而草地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实上，人类、草地资源和草食动物（人—草—畜）一直以来的“共生共存”的生态平衡体系被弱化和破坏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柯柯镇卜浪沟村是以蒙古族人口占多数的纯牧业行政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村人口为137户472人，牲畜数量为33 698头（只），以小畜（绵羊）为主。村域土地面积为335 300 hm2，占乌兰县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一，是典型的地广人稀类纯牧业村。其境内有几条内流河及支流，湿地内天然泉溪较多，属于青海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区域。该村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地势凸凹不平，地形地貌特征较为独特，山地、沙漠、沼泽、湿地和草地纵横交错，土地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雅丹地貌。
卜浪沟村是青海省为数不多的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纯牧业村。事实上，该村能够保留传统游牧方式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除了定居点附近的冬季草场，其他三季草场均距牧民定居点比较远，夏季草场距该村更是有几十千米。因路途遥远、使用期短，加之生态保护的需要，全村大部分草场至今没有被划分承包到户，而是当作集体草场共同使用。卜浪沟村转场游牧方式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1 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卜浪沟村地理位置特殊，紧邻青海湖流域自然保护区和柴达木河流域湿地，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当地的土地类型以盐化荒漠土为主，草甸土、沼泽土一般均有盐渍化现象。植物特征是植被稀疏、植被结构简单，荒漠沙地植物以由梭梭和红砂灌木组成的荒漠植被为主。而湿地植物主要由芦苇与赖草等盐生植物组成。因生态保护压力大，故当地政府针对畜牧业经营方式出台了休牧、轮牧政策，将全村草场划分为四季牧场，严格按照季节转场游牧。同时，除村民定居点（冬季营盘）外，禁止在任何营地修建棚圈、房屋和围墙等永久性建筑物，只允许使用蒙古包或帐篷等可移动式简易设施。
1.2 集体草场使用时间短
卜浪沟村的季节性集体转场要求牧民严格遵守进退统一的原则，转场和撤回时间是根据气候变化情况、降水量以及牧草的长势，由村委会研究决定的。以夏季草场为例，该村2020年夏季集体转场时间是从7月中旬至9月末，实际利用时间只有2个多月。夏季草场位于卜浪沟盆地的核心，由一大片湿地和沼泽地构成。草地盐渍化较为严重，牧草长势一般，植物类型相对单一。为了保护极为脆弱的湿地生态环境，卜浪沟村严格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将草场的利用强度严格限定在合理载畜量之内。该村“以草定畜”的显著特点是根据牧草长势和全村转场牲畜总头（只）数估算集体草场的总载畜量，并以此判断草场的利用周期，而不是在固定时间内掠夺式使用集体草场。
1.3 重视牧民互助
草原牧民自古以来非常重视人与人合作与互助，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互助文化。互助作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机制，是草原畜牧业的有机构成部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的互助模式正逐渐被诸如雇用劳动力等市场化行为替代。但在研究卜浪沟村集体转场游牧的过程中，笔者见证了传统互助模式在当地被相对完整地保留和传承，这在当今社会是较为鲜见的。当地牧民在转场和返程时，以互助合作的形式集体行动，尤其对老弱病残和劳动力不足的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帮助。合作放牧行为较为典型，即距离驻扎牧点较近的几户牧民会将畜群合在一处，以轮流放牧的方法进行合作，这种方法对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社会整合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湾镇马场村是以蒙古族人口居多的纯牧业村。该村地形地貌属于高寒山区和干旱砂砾戈壁区，境内有山岭、谷地和戈壁，海拔多在3 000 m以上，土壤相对贫瘠，植被稀疏。村委会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末，该村人口为114户313人。全村土地面积为253 600 hm2，可利用草场面积为170 900 hm2。全村过冬牲畜数量为3.75万头（只）。
2.1 因自然条件所限，夏秋季草场可利用时间更短
马场村牧民定居点位于县城周边，沿党河流域分布。该村的天然草场大部分位于党河南山腹地，距牧民定居点有几十千米。根据当地草原气候及生态保护的需要，马场村将村域草场划分为四季草场进行游牧轮牧。冬季草场设在定居点附近，主要为方便舍饲和保证母畜过冬及冬季接羔安全。而夏季草场设在距牧民定居点最远的山地草原。这里海拔高，为冰川雪山环绕，气候相对恶劣，无霜期短、冬季风寒雪大，只适合在暖季短暂利用。以2020年为例，该村集体转场时间为7月初，返回时间为9月中旬，草场实际利用时间仅为2个月左右。
2.2 牧民草场边界观念不强
为响应政府号召，马场村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将夏季草场基本分包到户。然而，虽然牧民对所承包草场的面积及权属概念已经清晰，但并没有划定草场边界线，更没有修建围栏等排他性设施。实际上，该村的夏季草场即类似集体草场，包括为数不多的水源地（泉水及河流）等均由全村牧民共同使用。
2.3 畜群结构独具特色
马场村牧民养殖的牲畜以适应高寒山区且善于攀登的牦牛、山羊和绵羊为主。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因具备耐寒能力强、耐粗饲等特点成为当地主要饲养畜种。此外，村民饲养的肃北山羊（又称河西绒山羊）是我国优质绒山羊品种之一，非常适合在高寒草原养殖，其存栏数约占该村牲畜总数的一半。当地的绵羊品种以毛肉兼用型的肃北蒙系羊及新蒙细毛杂种羊为主。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后那杰嘎查是以蒙古族人口占多数的传统牧业嘎查。嘎查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后那杰嘎查土地总面积约为8 700 hm2，冬营盘面积约为 7 800 hm2，夏营盘面积约为900 hm2。截至2020年末，全嘎查总人口为212户535人。牲畜头数为35 402头（只），分别为绵羊31 530只和牛3 872头。该嘎查是内蒙古地区为数不多的将传统游牧生产方式保留至今的牧业嘎查。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嘎查的游牧方式被保留至今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后那杰嘎查的草场分布于两处，分别在牧民定居点附近的冬季草场和北边罕山附近的夏季草场，两者相距约60 km，这在客观上迫使牧民在利用夏季草场时不得不远距离游牧。偶然性是该嘎查在草场分配中采取了两种方式，即冬季草场划分到户、夏季草场集体使用，上述两个原因为该嘎查保留传统游牧方式创造了客观条件[6]。除此之外，后那杰嘎查的传统游牧方式有其特点。
3.1 现代化程度高
后那杰嘎查的夏季草场虽然距牧民定居点较远，但其海拔低、地势平坦且交通便利，转场游牧不存在任何自然条件的约束。当地牧民在转场游牧过程中普遍使用越野车、皮卡车、农用车、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鉴于在牧点上不能修建固定建筑物，牧民一般会居住在蒙古包或自行改装的“房车”内，而且配备了风光互补发电设备和燃气灶具等现代化生活用具。此外，当地的通信及网络信号很畅通，物资补给、人畜饮水等条件亦比较完备。
3.2 夏季草场面积小，可利用时间短
后那杰嘎查的夏季草场面积只有900 hm2，全部转场的牲畜约有4万头（只）。从草场载畜量来看，其放牧密度是非常高的。事实上，该嘎查的转场游牧时间并不长。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有些饲养牲畜较多的牧民在集体草场上放牧较短时间 （有的只有1个多月）就需要再次转场，原因是畜群难以吃饱，而夏秋季正是牲畜抓膘增膘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下一个转场目的地是从其他邻近嘎查、苏木（乡镇）租赁来的他人的草场。由于附近可租赁的草场越来越少，个别牧民甚至跨旗县跨盟市租用草场。
游牧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生态哲学智慧在于遵循草原生态规律。这种对草原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适度开发可以维持发展与生态的平衡。游牧生产方式及其生态平衡向度具有研究价值[7]。
从现实情况看，在牧区恢复纯粹的自然游牧已无可能[8]。但作为其关键技能的游动性是可以延续的。这里所说的游动性，并非指要恢复纯粹的传统游牧方式，而指的是科学合理的“设计性游牧”方式。如在承包草场上划区轮牧、牧民整合草场合作放牧、合理利用集体草场、林地资源进行游动放牧等。上述方法对实现均衡利用草原（放牧空间的均衡和牧草资源利用率的均衡）和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具有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天然草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41%[9]。被称为地球“皮肤”的天然草原，不仅具有为畜牧业生产提供天然饲草料的功能，也具有独特的生态功能。因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事关生态安全。如何平衡生产与生态这一双重功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课题，也是牧区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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