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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伟
2020年末，著名批评家王尧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民谣》，成了一个令文坛瞩目的事件。近些年来，批评家从事小说创作，已逐渐增多。然而，王尧的小说的创作，依然引发了众多期待。这种期待有几个层面，一是王尧给当代小说界带来什么？二是王尧的批评实践，对他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三是王尧的小说创作，和其他批评家小说有何不同？这也许是我们解读《民谣》独特价值的重要思路。
有的学者说，批评家小说是一个无效命题，小说必须回到小说本身。王尧也反对“批评家小说”的提法。这样的判断，有其合理性。小说创作，有自身的艺术规律，不等同于批评，而感性和审美能力，对于一个批评家，也同样重要。王尧同时也承认：“批评家的身份，让我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了更自觉的意识，让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在意故事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含量。”①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小说艺术高度发展，其文体意识的内涵和类型外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学者小说，批评家小说，虽然数量不大，但也有着相当的文学辨识度和文体特征，即鲜明的哲学意味和较强的知识性，注重小说文体和语言的探索。《民谣》发表之前，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发出倡议，倡导新“小说革命”。他表达出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不满：9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历史表明，“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怎么写”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这样的蜕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个人主义话语被庸俗化后，暗渡为单薄自伤的“我自己”的故事，广袤的世界被缩减成为极逼仄的“一隅”。我不是以崇高和宏大叙事的名义质疑其他写作的合法性，而是担心久而久之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②。理解这个发言，有助于理解“批评家王尧”与“小说家王尧”之间的隐秘联系与不同面向。
《民谣》发表之前，王尧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都在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当代文学批评，缜密睿智，又有着敏锐的洞见，同时他又以“文革”研究著称，继而在当代文学史、散文史等领域建树颇丰。他提出“扩大的解放区”“文学史关联性”“过渡状态”“无作者写作”等概念，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他还积极参与21世纪以来“重返80年代”等一系列学术热点的研究。理解王尧学术思想的核心关键词在于“关联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难题在于，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左右着文学史写作，断裂不仅是摆脱影响焦虑的艺术创新冲动，也体现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干预性，以至于“重写文学史”“回到纯文学”等提法，也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化，难以形成权威经典体系，加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矛盾重重”(王尧语)的复杂性，也使得“历史化”还是“在场化”问题，长期困扰学科建设。王尧的“关联性”灵感，让他摆脱“左/右”“启蒙/革命”等诸多意识困扰，建立了一种兼具复杂性与概括性，历史化与批评化的综合态模式。他提出的“过渡状态”“关联性”等概念，有效地对当代文学史不同审美意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进行描述，且能在“历史的反复”等不同文学史发展逻辑层面，解读种种思潮和运动的生成结构，重新考量诸多作家和作品的价值。这种思维模式也能有效避免文学史解构产生的对文学史本身的消解。比如，新时期文学之后，我们通过重建五四想象，重建了现代文学标准，并试图以此改造当代文学经典体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关联性，在新时期文学之后消失了，它依然在主旋律文艺等概念有着诸多发展和变异。无视这种“关联性”，就无法建立起科学客观的文学史描述。“关联性”思维，让王尧的学术研究有了新思路，也使他有着一般批评家没有的，强烈的历史建构意识与现实介入感。他对“新小说”的呼唤，无疑也是看到目前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弊病，即历史感的消失。
同时，王尧和同时代批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虽有丰厚的理论修养、史料功夫和阐释能力，理性的学术岗位意识，但又是一个始终强调“文心”的批评家。他对批评家的限度有着清醒认识。他愿意在批评家语言不能及物之处，用另一套笔墨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正如萨义德承认：“用某一理论来认识、解释历史情境可能会有效，但是这种理论不可能‘涵盖、阻隔、预言’本质上杂乱无章、无法驾驭的多元历史情境。批评家既要明白理论不可避免，同时务必意识到它的局限，也得学会抵制理论，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③他在《收获》和《钟山》开设《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两个散文专栏，前者写“陪都”重庆的文化人，后者写西南联大教授，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介入性。通过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描述，他也写出了学术研究没有表达，或者说，没有得到淋漓尽致表达的情感和思考。这里有传统文人人格修养的继承，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质”的反思。这一点而言，王尧的小说《民谣》，也不同于很多当下的批评家小说。他不是借助批评语言的越界，制造一种“批评化的小说”(如吴亮的《朝霞》)，而是试图在广义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精神滋养和书写方式。他对中国古代文章学颇为青睐，除了严谨的学术论文，他愿在广义的文章范畴之内，表现创作者的观念、经验、志趣、人格和信仰。虽然王尧从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但由散文生出的“文章之心”，依然是他创作的重要支点。他曾在访谈中说：“我一直心仪中国的文章传统，也主张恢复和传承文章传统——我们现在缺少这种能力，这也是很多优秀小说家但没有好语言讲故事的原因之一。”④
对于“文心”的强调，最终让王尧走到创作前台，写下了精彩纷呈的《民谣》。表面上看，该小说四个正篇部分，以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与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交叉，以个人化视角形成对1970年代江南大队的追忆与重构。这期间交织着王家与胡家的兴衰，革命历史与地方记忆的交融，个人情感与时代的碰撞，残酷的历史记忆与温暖的地方伦理书写。这种以家族故事与个人叙事结合的先锋表述，似乎没有超出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叙事经验。然而，仔细阅读后，我们发现，那又是“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王尧注重文体修养，他的文学语言，呈现出淡雅节制的散文化风格，小说创作的内在结构，人物构造，也都呈现出自然行文的松弛状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在《民谣》中表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观，都有着很强的“文章学”痕迹——既能杂取日记、书信、文件等各种文体熔铸为小说(《民谣》正篇与杂篇外篇的结合方式，隐见着中国子部的文学传统)而不显文体混乱，又表现出对“自我与世界联系性”的思考。这里包含着个人的记忆、经验和情感，也隐含着拒绝戏剧化的历史理性态度。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就是将某一个事件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将其与某一可能的整体联系起来。”⑤所有人与事的纠葛，生离死别，斗争与合作，都表现出历史的存在语境。它们处于独立之中，更有着彼此之间的隐秘联系。也正是因此，《民谣》的故事不是因果情节式的，而是网状的，以人物和事件为节点，以彼此之间的联系为经纬，共同呈现出197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风貌。而《民谣》又不是完全空间化的小说，几条故事线索，比如胡鹤义的子孙、独膀的秘密、村庄的权力变迁，都潜聚在水底，时隐时见，牵引着阅读兴趣。阅读之后，有一股氤氲的水汽，神秘而忧郁，弥漫在文本之间，有散文的韵味悠长味道，又能表现小说的深刻主题性。
言至于此，必须谈谈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经历了不断解构的过程，先是从革命叙事之中剥离，继而不断从民族国家叙事、启蒙叙事之中剥离，从《红高粱》《灵旗》到周梅森的《大捷》，再到先锋小说家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的抽象暴力史景观；
从余华的具有日常与民间意味的《活着》，发展到李锐既反思启蒙又反思革命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莫言的民间史狂欢的《丰乳肥臀》，韩少功以民间词典形式解构大历史的《马桥词典》；
从刘震云充满权力黑色幽默的《故乡天下黄花》，张洁充满强烈女性主义精神的《无字》，迟子建以自然书写介入历史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到阿来的少数民族史诗《尘埃落定》，李洱的哲学气质反思历史的《花腔》。我们还有以家族秘史解构中国现代史的《白鹿原》，阎连科充满强烈反讽解构气质的《坚硬如水》《四书》等优秀作品，都在表现对抗大历史的解构思维。而以文学对抗历史，似乎成了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的惯性思路。比如， 米兰·昆德拉就认为：“一种艺术的历史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⑥
然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中国小说界历史叙事的突破，明显感觉乏力，更令人忧虑的是，伴随着历史叙事退潮，历史意识的空洞化，带来了现实感的淡化，也就是王尧说的“我与世界的联系性的退化”。人无法在文学中想象自我与过去的关系，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现实的存在状态，进而做出有效的主体建构。搁置网络文学形态不谈，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轻小说化，琐碎化，粗鄙化，伴随着中产趣味化等问题，使得作家满足于趣味故事的精巧讲述。一种封闭的内在性挖掘，正让小说丧失严肃探讨社会现实的能力。长篇小说也不容乐观，小说越来越厚，故事越来越晦涩，人物越来越抽象，除了可怜的史诗雄心，只能看到单薄的故事和符号化人物，以及思想贫乏导致的历史与现实的焦虑。新时期发轫，经过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其启蒙化隐喻批判结构与解构性冲动，没有导致有效的历史影响力，反而日益走入语言实验怪圈和虚无的历史意识解体。
由此，当下文学的历史意识问题，不是批判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批判，不是个人私历史对抗大历史，而是历史意识消逝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交互性空前增强，地域性和历时性，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平面化共时性，进而消除了历史的时间魅惑性与空间的陌生诗化。我在海南岛，可以通过互联网，观看格陵兰雪景，听B站的朋友介绍其历史，并在游戏和美剧中体验维京海盗入侵英伦三岛的历史故事。而历史本身的残酷性和当时蕴含的结构性感情和意识形态对抗性，则可能被消费时代沦为符号狂欢与冒犯的经济量。历史蕴含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性，则可能成为快速流动的现实所拒绝的深度表达。这种巨大的断裂，成为当下文学历史叙事的巨大危机。当下最火爆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来自纯文学界，而是网络历史穿越文学。而这个历史文学的亚类型，最大的特点，即在于对历史的虚拟性。这解放了文字的想象力，也更彰显了历史意识的合法性危机。
因而，重建自我和历史的联系，首先就是要有一种相对个人化的，又摆脱了意识形态规定性的文字态度。这就要求将个人记忆与情感打开，冷静地应对大历史。这里的小说结构，就不再是抵抗与压制的结构，而是游走在断裂与非断裂之间的结构模态。90年代以来小说的历史意识，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以个人性形成与大历史的对抗关系，借以隐喻意识形态对抗性，以此建立人性叙事内在规定性。例如，阎连科认为，《民谣》的价值在于，真正拥有个人立场、个人视野和个人方法去面对历史与大事件，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道德与才华。甚至可以说，最个人的记忆史和历史观，才是最有效的文学观⑦。然而，《民谣》也许不是一篇彰显个人历史叙事的私化历史小说。王尧凸显的，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历史与大历史的“联系性”。正如王尧所说：“我不是写‘我’的历史，是写‘我’在历史之中。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王尧的苦心孤诣所在。个人面对历史的疼痛与恐惧，激情与欢欣，不再是崇圣心态，或解构心态，而是既看到大历史对个人的压迫，也看到大历史与个人的联系。第一人称个人化回忆视角，让个人情感记忆与历史产生了感性的关联，而亲历者的体验性视角，则在当下的角度，让个人的理性思维具有了历史的审美距离，批评家的隐含作者身份，则对前二者又形成了观察与评述。
悖谬的是，尽管有“重建自我与历史的联系性”的雄心，这篇以1970年代江南大队为基本时空的历史小说，又有着巨大的文本分裂，即四个部分正篇与外篇和杂篇的分裂。王尧解释说：“我想呈现曾经的分裂的语言生活。卷一至卷四的叙述和‘杂篇’的注释是我今天的文字表达方式，‘杂篇’和‘外篇’则残存了另一种语言的状态。我尝试写作杂篇和外篇，既想还原我们曾经的语言生活，也想探究我们思想的来源。”⑨他谈到了60年代人的人生体验的分裂，进而谈到江南大队的语言演变史，“风”与“雅”的传统与“颂”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分裂。我想，也许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断裂、碰撞、耗散和不断的反复，才造成中国当代作家历史表达上的“巨大焦虑”。王尧执着而清醒地对“关联性”的寻找，也就变成了对于历史整体性的意义塑造与主体建构。由正篇和外篇、杂篇形成的小说文本之中，我们看到了对分裂的历史记忆书写的“颠倒”：正篇主要写王厚平十四岁到青春期经历的“文革”中后期的个人化历史记忆，用的是节制干净的第一人称叙述语体；
杂篇与外篇的零余部分，以第三人称客观视角出现，却是时代占据主流形态的语言，又与注释部分的第一人称叙事，形成了相互印证或解构的关系。
然而，这种颠倒不仅有批判意味，也有着“联系性”。这种“联系性”表现在艺术形式上，首先是每个部分的文本内部，应对个人与历史的方式。正篇之中，个人化视角穿起诸多人物和事件，却在凝视与回顾之中，将理性反思寄托于浓浓的人情。少年王厚平的记忆，串起从时堰镇到江南大队的历史变迁、地理沿革、资产变化。革命斗争、土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不是淡化成背景，而是成了一个接一个纷繁复杂的人物出场的节点，这些人物穿梭在历史中，通过厚平的视角，不断演出着悲欢离合。这里有婚丧嫁娶、风土人情、快乐的农村戏剧节，也有生死离别和残酷的斗争，比如，收听敌台被抓的张老师，为了证明清白割伤生殖器的余明。小说开头那一幕，更具有隐喻性：“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码头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岸，这是一个水与陆地的分界线，也赋予了叙事者“少年大头”独特观察视角。“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的比喻，既有化虚为实的灵妙，也通过隐喻表达时代记忆分裂的痛楚。正篇之中，在声音和气味的回忆里，独膀子、外公和王二大队长等前辈的革命往事，成为1970年代前史，却暗自镶嵌在时代背景之中。而勇子哥放弃前途与爱人结合，钻井队和村庄的人事纠葛，少年厚平的几段深深浅浅的恋爱，这些个人体验，在大时代之中，又在大时代之外。这些过去的记忆，又和第一人称“我”的当下体验(如对莫斯科先贤公墓的拜访)，形成某种“关联性”互文。正篇部分也未回避大历史的残忍，它为我们铺陈出一个个令人惊悚的死亡，比如，王二大队长被还乡团杀死，大少奶奶悬梁自尽，房老头吊死桥头，三小吐血而亡，网小出车祸。小说还写到李先生的死，曾祖父的死，外婆的死，四爹的死，胡鹤义的死等等。但是，无论隐含作者，还是叙事者，都在非常节制冷静的笔调中，将死亡和痛苦展现出来。最终，死亡和痛苦，没有形成阎连科式狂欢奇观，反而变成历史星空中大大小小，闪着光亮的星。它们一个个地亮起或熄灭，共同联结出对于历史的反思。文本中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充满悬疑的历史黑洞，比如，到底谁放走了胡家少爷？到底是谁出卖了王二大队长，是独膀子，还是胡鹤义？这些记忆与语言的“黑洞”，镶嵌在历史的星空，带着谜一般的诱惑，指引我们去思考。
相对于正篇对个人记忆的彰显(吊诡的是，正篇个人记忆的呈现话语，并非历史语境实有，乃是当下回忆话语重构的结果。而这种重构，今天也未必具有完全合法性，这又形成历史与个人的新分裂)，外篇和杂篇则更多展现历史时代主流话语文本中的个人状态，在诸多历史文本的仿真中，形成返场般“穿越效应”。之所以说是仿真，一是这不是真实历史档案；
二是在作者对于历史文本的模仿中，又有着无限逼近的真实感；
三是这种无限逼近的真实感，又形成对当下的某种质询，即当下语境中，历史真实感和深度感的消失。文学的作用，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某种建构，而是通过个人情感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唤起，形成新的审美陌生化效果。那些曾活生生地，镶嵌在我们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我们遗忘。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伦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它们还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着潜在影响，巨大的断裂和遗忘，无疑也令人担忧。因为它会让我们丧失历史的时间存在感，进而丧失现实反思能力和未来的探索能力。
在这里，正篇的讲述，形成了与外篇和杂篇的互文性，外篇和杂篇对历史的抚摸和介入，也成为重建历史联系的某种强有力的凝视。所有悲伤与愤怒，沮丧与疼痛，都像曾经的欢乐与理想的激情，有了理解的宽容和再次出发的勇气。被打捞的历史能指被再次擦亮，却因为所指本身的断裂和消失，反而更暴露了虚构行为本身的意义，即文化实践的延续。这些能指符号，有些已彻底消失，如“批林批孔”、学黄帅批师道尊严、小靳庄典型；
有些还活跃在主流语言中，但王尧通过将它们盛行于民间的历史语境的重新回溯，无疑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符号能指在当下晦暗不明的状态。江南大队图书馆建立的报告，入团申请书，毕业留言，这些或官方或个人的文本，都带有浓浓的时代气息。对儿时作文的仿写，烈士墓前对王二大队长的怀念，又和注释部分王二大队长牺牲事件，形成了补充，甚至是冲突。表姐的来信，许玲和王厚平的约会通信，也有着长长注释，进一步对正篇中个人的情感体验，进行解释和补充。对于王厚平在校政治表现的介绍信，仿写的揭发信，既让我们看到时代政治对个人的粗暴介入，也勾连起当下语境中尚未完全消失的政治文体的晦暗体验。杨网小控诉未婚夫变心的信件中，我们看到“文革”末期，伴随高考恢复导致的剧烈社会变动，通过对历史细节的仿真，我们重新回望这种社会变动对个人的影响。又比如，对检讨书的仿写，我们看到了70年代末期，个人以应对“文革”运动的方式，应对计划生育国策。外篇对杨老师未完成的小说文本《向着太阳》的仿写，不是一个简单的后现代“戏仿”，而更近乎充满历史同情的“重返”。“未完成状态”是历史焦虑的隐喻。无论对错或贤愚，历史与个人的紧密关系，在历史感消失的今天，却诡异地成为某种陌生又熟悉的体验。杂篇第十二小节，更具有隐喻意义的，是四首对民谣儿歌的仿写。中国古代社会，有以童谣为“风”，甚至为谶纬，传递民间疾苦和怨恨的做法，如“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为诅咒董卓而作。中国近现代历史，随着现代性的渗透，民谣也变异为意识形态文体，“风”只能以残存的状态，被结合进“颂”文体，如第四首“催眠歌”。然而，在当下历史语境之中，这些民谣也已变成“记忆的化石”，展现出几代人艰难的“自我的确立”过程中的分裂与痛楚，彷徨与沮丧。如何在当下语境之中，通过记忆的呼唤与质询，形成个人与历史有效的联系性，进而更好建立真正的历史理性主体，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个人成为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个体，让历史更富于情感、宽容和理性。王尧的这些意图，令人动容。
“历史的光影，破碎地散在了他们身上，他们本身是微小的存在，而不是我把他们碎片化了。”⑩阅读《民谣》，在重返历史现场时，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微观历史细部，这些重返之中，虚构的想象热情与非虚构的真实逼近，同样激活着我们的阅读欲望。读这部小说，仿佛让我找到阅读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的感觉。《民谣》既是时堰村庄史、江南大队大队史，更是革命时期生活史与心灵史，包含着很多微观记忆，比如，个人文学阅读史与写作史，个人成长史，村民恋爱史，阶级斗争史，村民死亡史，村庄财富史，村庄婚丧嫁娶的民俗史。《民谣》不是一部个人主义碎片化之作，相反，却是一部将记忆的彩陶碎片重新凝结成大历史的诚心之作。它既是一部写给同时代人的记忆唤起之书，让他们在断裂、批判与遗忘之后，有了重新检视的可能，也是一部写给当下青年的未来之书。王尧将历史的结构纹理，再次呈现在了当下语境之中。《民谣》也呈现出现代性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当大历史笼罩一切，文学的抵抗性拯救人性；
当历史意识颓败，文学的审美则拯救历史，进而为人性重塑历史精神。
由此，我们也可说，《民谣》是一部在当下历史意识颓败之际，重新呼唤历史建构精神的诚心之作。有学者指出：“如何在尊重个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漂移的甚至碎片化的现实中，重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并为这一关联寻找有效的文学表述，是现时代文学所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和难题。”《民谣》是在延续至今的新历史主义解构思潮之外，当代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之一。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言，一切历史书写，都在于历史与现实的永恒的，不间断的对话之中。《民谣》以先锋的感觉结构，结合节制典雅的语言，既有历史的虚构，又蕴含着更深层次的非虚构努力。虚构历史的想象，来自真实性的诱惑，也来自对“历史终结”的反思。而非虚构的努力，则蕴含着重建真实感，重建历史与现实联系的热情。这种双向的努力，不仅是“批评家王尧”的学术理想寄托所在，也表现了“小说家王尧”的文学雄心和境界。当然，这可能还有一层意义，即历史呈现出悲剧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以及毛茸茸的历史复杂性，而对复杂性的呈现，不仅是颠覆和解构，也蕴含着建构的热情与野心，包含着同情与思考。《民谣》对中国当代小说历史意识的突破，值得文学界去研究。
注释：
①白雁、王尧：《王尧访谈：我不能把大历史强加给他们》，《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0年12月28日。
②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5日。
③陆建德：《世界 文本 批评家.序言》，爱德华·W.赛义德，李自修译：《世界 文本 批评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13页。
④王尧、牛煜：《未尽的问题与方法——王尧访谈录》，《当代文坛》2020年9期。
⑤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186页。
⑥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112页。
⑦阎连科：《重筑小说的根基——我读〈民谣〉》，《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⑧王尧：《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⑨王尧：《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⑩白雁：《王尧访谈：我不能把大历史强加给他们》，《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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