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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荟，马静婕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对形势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我国立足老龄化新国情，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行动再到战略的突破（朱荟等，2021）。伴随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形成，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陆杰华等，2021）。无论是社会看待老年群体的态度，抑或是老年人对自我老化进程的体验与评价，都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紧密相关。因此，对老化态度进行相关研究势在必行。一直以来，态度（attitude）都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张林等，2003）。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客体所持的心理倾向，与情感、认知及行为相关联（张红涛等，2007）。对待衰老过程及老年群体的态度，不只是对于个体意义上的积极老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层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有重要意义。老化态度也已经成为衡量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水平的重要维度。在现实层面，“老人倒了不敢扶”“广场舞大妈与篮球场小伙冲突”“七旬老人环游记”“老年主播网络走红”等不同性质社会事件，均会影响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与认知。当今全球老龄化、高龄化趋势不断加深，学界对于老化态度也日益关注。何为老化态度？不同主体的老化态度缘何产生？如何通过干预改善老化态度？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
纵观既有研究，学界关于老化态度的讨论较为分散，涉及的学科较多，难以实现研究间的有效对话。而我国关于老化态度的研究刚刚起步，尽管目前已经积累了关于老化态度的测量指标与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初期研究成果，但仍缺乏深层次的探索。这使得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展开对老化态度的系统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作为一项研究综述，拟从老化态度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与干预机制等方面，详细介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老化态度的研究缘起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老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已发生悄然转变。1946 年，Simmons 第一次从人类文明发展视角对老化态度进行完整论述，引起学界对老化态度的关注。Simmons（1946）指出：与原始社会及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处于家族权威的中心位置不同，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被逐渐边缘化，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追求效率至上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老年被贴上“无用”“孤独”“疾病”“退化”等标签，这种对待衰老的认知与态度，使得衰老与老年人被视为一种“问题”，逐渐形成了“年龄刻板印象”“老年歧视”等消极的老化态度（Tuckman et al.，1953）。
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等，使得人均寿命延长，人们的老年期生活质量逐渐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得到提升。这使人们意识到，老年不仅仅是“问题”，老化过程与老年生活还有更多选择与可能。“优雅地老去”“积极的刻板印象”等积极正向的老化态度进入大众视野（Levy，2003；
Rachel，2015），老化态度的内涵得以拓宽。
（二）老化态度的概念界定
既有研究对老化态度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这是由老化态度的内涵多样性所决定的。当前研究主要从主体视角、对象视角、评价视角、态度的双重性视角等四类视角对老化态度进行概念界定。从主体视角看，老化态度可以分为个体、社会（或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对老化进程或老年群体的评价与认知，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般与自我老化态度（唐丹等，2014）。其中：个体老化态度是指个体对于老化的态度，或者指个体对于自身老化进程的体验与评价（尹述飞等，2014；
Laidlaw et al.，2007），老年人是个体老化态度研究的重要主体之一；
社会老化态度是社会对于老年群体或老化的认知与评价。从评价对象视角来看，老化态度的评价对象可以是人们对老年群体的看法与态度，也可以是人们对自身老化进程的体验与评价。从态度评价视角看，老化态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老化态度是指面对衰老的体验、感受、认知等是正向的、益于积极老化的；
而消极的老化态度认为老年意味着心理、生理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丧失，老年歧视和年龄刻板印象等是消极老化态度的主要表现（Laidlaw et al., 2007；
吴帆，2008）。态度双重性视角的老化态度，是从内隐和外显两个认知角度来理解老化：内隐老化态度是个体无意识的、稳定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被觉察到的态度，而外显老化态度则是有意识的、易变的老化态度（Charlesworth et al.，2019）。双重态度模型对于改善社会不同群体的内隐、外显老化态度的干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区别于心理学对于态度主观性的关注，社会学视角下的老化态度是关于社会秩序的规范性陈述，其认为老化态度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建构而成，老化态度的产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场域，因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David，2014）。
老化态度得以产生的基础是多维的，是在态度主体对于老化及老年群体的共同认知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行为、认知、年龄等的不断强化而产生的，这一过程较为复杂和漫长。从老化态度的产生主体来看，个体与社会的老化态度处于无限循环的互动状态中：个体的老化态度共同形成了社会的老化态度，而社会的老化态度又反作用于个体老化态度的形成过程。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社会与个体的主体视角出发，探究其老化态度的形成及影响。
（一）社会老化态度的形成
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老化态度何以形成？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老化态度存在何种差异？这些都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于老化态度的建构，认为衰老与老年是由文化来建构、叙述和解释的，文化塑造了社会的老化态度（Simmons,1946）。社会老化态度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架构等宏观因素，会强化社会对于老年身份的认知与态度，最后强化并形成对老年群体和老化的认知、行为与态度。
1. 文化：社会老化态度形成的基础
文化是社会老化态度形成的基础。一方面，从原始社会到传统社会再到现代社会，老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权力象征”到“社会问题”的演变；
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差异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老化态度，老化态度所蕴含的文化差异也是社会老化态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基于文化差异的东西方跨文化老化态度对比研究发现，在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尊老敬老等文化价值观、宗族制中的家庭制度，使得老年人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的“权威”，社会地位较高（Chandler, 1949）。研究发现，虽然亚洲国家和西方社会对老化的态度均较为消极，但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社会较集体主义至上的东方社会对待衰老的态度普遍更为消极（Löckenhoff et al.，2009）。具体到东西方国家研究中，对中、德、美三国的研究表明，处于不同代与年龄是人们区分彼此的“双重年龄认同”，且人们对于老年人的消极态度（如歧视）在东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对某一代人的态度也会着随时间发展而发生变化（Weiss et al.，2020）。宗教文化也会影响社会老化态度的形成。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强调对老年人及其价值、作用的尊重（Ibrahim et al.，2019）。信仰伊斯兰教的护理学生的老化态度及对老年护理的认知会更积极（Alshehry et al.，2020）。但跨文化研究大多关注东西方文化中的老化态度，而忽视了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非典型东西方文化代表国家与地区老化态度的研究，也较少涉及对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老化态度的研究。
2. 现代化：社会老化态度转变的重要契机
现代化进程是社会老化态度转变的重要契机。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对老年人不利。研究发现，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老年人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而降低，社会老化态度越消极，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社会对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的态度差距越大，这与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向工业转移、人们的教育水平提升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Palmore et al.，1974；
Weiss et al.，2020）。现代化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老年人作为智慧和权威的象征的地位面临挑战，其社会地位随之下降（De Tavernier et al.，2019）；
现代化伴随着人口流动和迁移，家庭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弱化，宗族制大家庭被多元家庭结构取代，老年人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发生改变，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主义和世俗化对于传统的规训与价值观的削弱，是导致老年人家庭支持与社会支持减少的最直接因素；
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科学管理和技能需求，使得老年人逐渐被劳动力市场淘汰，并引发失业、老年期贫困等问题，因此，各个国家纷纷通过建立养老金制度等福利措施来对抗工业时代的老年贫困（Isabella，2004）；
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例如，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被打破，由此形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问题一度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养老成为年轻人的“负担”。
3. 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老化态度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影响社会老化态度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东方文化中对待衰老和老年群体的积极与消极偏见可能同时存在，这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关（Vauclair et al.，2017）。人口结构转变带来了老年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由此造成的医疗、养老、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会压力以及老年人对于其他人的“资源代际掠夺”，会加剧社会对老年人的负面态度（Michael et al.，2015）。因此，老年人口增长率高，可能是导致社会对老年人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西方国家的一些亚洲国家更是如此（Lee et al.，2011）。
4. 结构性因素：与社会老化态度密切相关
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与社会老化态度密切相关。在养老金支出较多的国家，国家安全网发挥的作用越大，老年人越少被视为负担，其社会老化态度也越积极（Lindsey et al.，2017）。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公共支出增多，这一状况可能发生改变。研究显示，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人们对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态度发生转变，年轻人和老年人站在社会保障的两端，前者赞成削减社会保障支出，而后者则持反对意见（Quadagno et al.，2012）。政策对于社会老化态度具有引导性，鼓励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参与，推动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推动社会老化态度积极向好发展。社会政策中的老龄政策也会对社会老化态度产生影响，比如某些政策会导致老年歧视等消极老化态度（Ng et al.，2022）。有研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中对于实时年龄的使用侵犯了老年人的权益，加剧了年龄歧视（Previtali et al.，2020）。
（二）个体老化态度的形成
个体的老化态度在个体的孩童时代就已形成，在其早期生活经验中会无意识地影响其行为，即个体的老化态度是内隐认知，而态度和刻板印象具有内隐运作模式的特点（Greenwald et al.，1995）。作为一个解释个体老化认知形成的理论，刻板印象具体化理论（theory of stereotype embodiment）正是基于心理学对内隐认知的研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老年刻板印象形成过程是一个从社会到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无意识内化过程，并会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Levy，2009）。有学者通过研究进一步验证，个体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通过内化形成其对衰老及老年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并在成年期得到加强，直至老年阶段（郭俊乾等，2020）。对老化态度的评价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个体的早期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认知结构。同时，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老化认知会相应发生变化并不断强化，进而对自身老年期健康与衰老体验产生影响。此外，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经历会影响其成年后对待老年群体的行为与态度，这一点对于医学、护理学、社会工作等老年相关专业学生及从业者的影响更为明显（赵华等，2021；
刘凤等，2019；
吴如如，2018）。
个体老化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个体成年后其老化态度也会随着生活经验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既有研究将个体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含一般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等在内的微观个体因素；
第二类是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的经济与照料支持等中观因素；
第三类是文化背景、政策制度、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
1. 微观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
（1）一般人口学特征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地域、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对个人的老化态度产生影响。纪竞垚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受出生队列和地域影响显著，出生队列较晚、中西部及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的老化态度更为消极。低龄、有配偶、城市地区的女性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更为积极（谢立黎等，2021）。也有研究表明：老化态度与性别并无直接联系，但年龄与教育水平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有显著影响（黄一帆等，2010）；
在已婚老年人中，婚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越高的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白钰等，2020）。
（2）经济水平
经济状况是影响个体老年期生活质量和老化态度的重要因素，在退出工作领域后，老年人会面临收入下降。Bai 等（2020）针对香港老年人的一项研究发现，退休后的经济紧张状态会使老年人产生对老年生活的消极态度。
（3）健康状况
衰老必然伴随着身体机能下降与认知功能退化，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会影响个体老年期的体验与感受。研究发现，主观健康状况好、收入水平高的女性老化态度更积极（Yu et al.，2019）。日常生活能力会直接影响老年人对于自身衰老的态度。王会光等（2021）基于CLASS 2014年数据，在使用倾向值匹配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分析发现，患慢性病对于老年人的负向老化态度影响显著，其具体表现为身体疼痛和心理孤独。老化态度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发现，老化态度与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密切相关（Liu et al.，2021；
Bedaso et al.，2021）。
2. 支持网络
家庭、朋友、社区支持对于老年人积极老化态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开端，是影响个体老化态度的重要场所。已有研究证明，家庭代际接触会对个体的老化态度产生影响，亲子关系会影响子女的老化态度，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关系质量越高，成年子女对衰老的认知和自我老化态度越积极（Jung et al.，2019）。除了亲子关系，祖孙间的代际接触也会对年轻人的老化态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年轻人与祖父母的频繁接触，会直接影响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祖孙间积极接触可有效减少代际沟通焦虑，改善群体刻板印象，这会对年轻人的老化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Zhang et al.，2018）。年轻人对于衰老的知识了解越多，就会越少表现出对衰老的焦虑和消极态度，相应的老化态度也就越积极（Cooney et al.，2020）。对于老年人而言，社会支持不仅是其养老服务资源的外部支撑，也是其面对身体状况不佳及消极老化态度时的精神支撑（Liu et al.，2020a）。
社会参与是衡量积极老化水平的重要维度。志愿服务作为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主观身心健康状况，促进其实现积极老化（Liu et al.，2020b）。与社会参与相反，社会隔离对于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会产生消极影响。程新峰等（2021）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隔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其研究发现，朋友隔离和感知隔离会对老年人的一般老化态度产生消极影响，家庭隔离会通过感知隔离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3.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于个体老化态度的影响是显性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老化态度与认知有着较大差异。除文化外，社会政策也会影响个体的老化态度。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典型特点，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城乡老年人老化态度进行对比发现，经济保障、健康维护等政府支持措施，对于缓解城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有着积极影响（Liu et al.，2020a；
苏萍等，2021）。但是，社会政策中的年龄刻板印象、人口老龄化给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也会造成消极的社会老化态度，并进而影响个体老化态度。
（三）老化态度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明，老化态度会对个体及群体对老化进程和老年群体的认知、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消极的自我老化认知和老化态度会对个体的身体、心理、认知功能等产生不利影响。研究发现，个体生命早期形成的负面的年龄刻板印象，与个体生命后期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正相关（Bai，2014；
Levy et al.，2009）。老化态度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罹患痴呆的风险（Levy et al.，2018），老化态度消极的老年人更容易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Levy et al.，2019；
Bai et al.，2016）。对衰老持积极态度的老年人能够更好地适应老化过程，也更有可能提高其生活质量（Chen et al.，2020）。此外，消极的老化态度和老年歧视，会对个体后半生的生存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恶化而逐渐加深（Gvili et al.，2021）。在认知功能方面，一项基于历时12 年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老化态度会对个体的认知衰退产生长期影响，而认知能力又易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消极的老化态度是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的风险因素，尤其对于男性老年人更是如此（Jelena et al.，2018）。此外，消极的老化态度还会造成个体经济上的损失。Levy 等（2020）通过计算60 岁以上美国老年人一年内的健康成本发现，消极的老化态度与老年歧视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成本，进而造成个体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社会老化态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当不同群体（如不同代群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竞争资源时，社会老化态度可能会影响政府决策（Kendig et al.，2019）；
进而，社会政策中隐含的消极的老化态度会使社会群体形成对老年人的消极认知与行为。有研究在将国家层面的结构性年龄歧视操作化为歧视性的国家政策和偏见性的社会规范后发现：结构性的老年歧视与70岁及以上人群的暴力流行率显著相关；
这种结构性的老年歧视也蔓延到了医疗领域，其不仅体现在医学实验对象选择的“排老化”上，还体现在医护人员消极的老化态度与行为中（Chang et al.，2020，2021）。
整体而言，现有对于老化态度影响的研究中，关于老化态度对老年群体的影响方面的成果较为丰硕，并大多侧重于实证研究。但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大多存在视角局限，主要是围绕老年人对自我老化的体验与评价对自身的影响展开研究，较少涉及社会老化态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大多侧重量化研究，理论分析不足。
老化态度作为一个基于主观认知的概念，其内涵较丰富，对其测量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当前学界测量老化态度的主流方式是，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量表，量化评价老化态度及其强度。
相关的测量问卷种类丰富，针对不同群体及不同测量目的以及与老化态度关系密切的老年歧视、老化刻板印象等，都有针对性的问卷量表。常见的老化态度的测量包括对老年人的态度量表（Kogan’s Attitude Older People Scale，KAOP）、自我老化态度量表（Attitude Toward Own Aging，ATOA）、老化知识量表（Palmore’s Facts of Aging Quiz，FAQ）、单类内隐联想测验（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C-IAT）、老化态度量表（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AAQ）、老年歧视量表（廖敏等，2018）等。并且这些量表不断得到新的发展。例如：2018年，AAQ的作者通过改进原有量表，制成简易老化态度量表（Short Form 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AAQ-SF）（Laidlaw et al.，2007）。
已有量表对于老化态度的测量维度虽然存在重叠与差异，但也使得对老化态度的测量与研究更加详尽。未来可以从以下角度，思考已有量表对于老化态度测量的差异。首先，量表测量的目标对象不同。已有老化态度量表针对护理人员、大学生、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其测量维度有所区别。例如：对护理人员老化态度的测量，与其在工作中与老年人的密切接触相关（这会直接影响其对老年人的态度与行为），而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又对其自身的老化进程有重要影响。其次，测量的目的不同。例如：老化知识量表侧重于测量被试对老化知识的掌握及对老年群体的态度；
而老化态度量表则主要从心理社会丧失、生理变化和心理获得三个维度，测量老年人自身的外显老化态度。此外，也有研究通过访谈等质性研究，测量被访者的老化态度。
干预研究推动了老化态度研究的新发展，对于如何改善老化态度以减少消极的老化态度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以及实现社会成员个体的积极老化，均有着重要意义。
教育干预和代际接触是当下学界较为主流的改善老化态度的干预路径。教育干预是改善老化态度的有效方向。教育干预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普通学生的老化态度，而且对于医学、护理学、社会工作、心理学、营养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学生（Lucchetti et al.，2017；
Ross et al.，2018；
Gholamzadeh et al.，2018；
Demirtas et al.，2021；
Lee et al.，2020），从事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人员及相关支持机构的工作人员（Gendron et al.，2021）的老化态度和行为的改善也十分有效。事实上，通过提高学生对老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可以影响其老化态度：相比未接触过老年学相关课程的学生，学习过老年学相关课程的学生对衰老有更多的了解，相应的，其外显的老化态度也会更积极，但其内隐的老化态度以及对衰老的焦虑则较难改变（Merz et al.，2018）。此外，增强代际接触也能够有效改善不同代群体的代际态度：通过有计划地增加在非家庭背景下开展的代际互动来促进跨代群体间的积极互动，有利于改善跨代群体的代际态度，减少年龄刻板印象（Sun et al.，2019）。
在教育干预的基础上，Clermont学院让学生自主选择是否参加由老年人教授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解决冲突的方法、演讲技巧、精神追求和灵性表达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代际课程结束后，学生的年龄歧视、消极的老化态度以及相应行为均显著减少，其对于衰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Steward et al.，2020）。这一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于教育干预价值的认识。将代际互动与教育干预相结合，能够有效改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老化态度与行为。
在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改善的干预研究中，通过身体、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干预改善个体的衰老体验是主要的干预方向。通过园艺活动锻炼身体协调能力（Chu et al.，2021），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Wolff et al.，2014），这些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干预措施，都被证明可以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心理健康方面，有研究通过使用叙事疗法对护理机构中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进行干预，在进行连续8周不同主题的回忆小组干预后，实验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控制组有积极的变化，这种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被试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参与方面（Siverová et al.，2018）。
在对个体的老化态度进行干预的基础上，社区层面的老化态度干预也有所发展。有学者通过制定并实施促进社区健康老化计划，在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单组前后测实验后发现，健康老化计划干预能够有效帮助社区老年人预防和控制慢性病，使其自我老化态度有所改善（Mendoza-Núñez et al.，2018）。此外，跨文化背景的干预措施（Seah et al.，2019）也被用于对多元文化国家和地区居民老化态度进行改善的研究中。这对于丰富多元文化背景国家和地区居民的老化态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从干预对象来看，当前学界关于老化态度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老化态度干预，或是微观个体层面的老化态度干预，对于社区层面乃至更宏观层面的政策干预则较少涉及。已有研究证明，个体老化态度、社会老化态度的形成与发展均受到社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未来老化态度的研究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向社区或社会等宏观层面的干预延伸。从干预的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当前学界的理论研究多侧重于解释现象；
另一方面，当前对于老化态度的干预大多缺乏理论的支撑，关于具体的干预举措如运动疗法、音乐疗法等对于个体老化态度的改善，学界尚未明确其内在作用机制。这导致目前的老化态度干预研究大多停留于干预效果评估层面，关于其内在干预逻辑则尚需进一步探讨。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世界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加快、不断向高龄化方向发展的特点，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老化态度是衡量社会不同群体对老年期及衰老的评价和认知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在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未来仍有不少重要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
目前学界对于老化态度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内涵较为丰富，主要体现在以老化认知为基础，围绕老化态度、老年刻板印象、年龄歧视、老化感知、老化意识等多方面内容展开；
第二，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学者们分别从社会学、人口学、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视野对老化态度展开研究；
第三，研究路径较为成熟，通过理论形成、实证分析、实验干预等多重路径，探讨老化态度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研究层次较为完善，从理论分析、操作量化、实证研究，再到进一步的干预研究，学界对老化态度的研究日益深入。
同时，当前学界对老化态度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关于老化态度的内涵和维度有待厘清。尽管以往研究对老化态度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与拓展，但这些定义大都存在研究内容上的局限性。如Tuckman 等（1952）在探讨学生群体对待老年人的态度时，将老化态度定义为“他人对待老年人的态度”。而Simmons（1946）在探讨原始文明对老年人的态度时，认为老化态度是“社会对于老化和老年群体的态度”。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维度定义了老化态度。此外，同为对老化的认知，老化态度、老年歧视、年龄刻板印象、老化感知等概念虽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其差异性也有待梳理与区分。第二，在对老化态度的测量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对于测量老化态度的量表有所发展，但在这些量表的汉化和本土化发展方面仍有待努力。同时，现有研究对于老化态度的测量样本也缺乏代表性，鲜有能够代表某一群体或社会的老化态度的量化数据。第三，关于老化态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尚有待深入探讨。当前学界关于老化态度的研究理论主要包括刻板印象具体化理论、社会角色理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等，在老化态度形成机制与老化态度干预等老化态度研究的不同维度，还需融入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理论，从而为老化态度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干预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第四，老化态度的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有待加强。当前学界关于老化态度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鲜有以中国社会为主体进行的老化态度跨文化研究，相应地，国内学界也鲜少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视角探讨老化态度。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老化态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不稳，创新研究不足”。当前国内老化态度研究主要集中且止步于探讨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等实证分析，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也难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老化态度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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