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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课题组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110）
在新发展格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承担国家新增长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一极一源”的定位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成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比肩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成渝地区如何从经济体量和实力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比肩，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经济体量和整体实力上成为全国经济的一极的关键。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实施路径上，特别强调创新驱动，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打造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协同创新示范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21年2月，科技部印发《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将支持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排在了任务的首位。有序有效地推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实现，需要重点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双核引领、区域联动”。中心城市应该在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共建科技创新中心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最初由不同学者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中挖掘。杜德斌（2015）首次提出较为明确的概念，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格中发挥显著增值作用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对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具有显著的引导、组织和控制能力。他在考察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演化后认为，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中心，侧重强调学科的发展对国家科技地位的形成，而城市层面则强调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氛围对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熊鸿儒在分析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演化规律中也指出，科技创新中心多体现为一个区域性概念，它往往源于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和转型升级，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和发展定位[1]。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如何构架区域创新体系这一命题时，中心城市应发挥何种作用，是许多专家学者包括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曾思考过的问题。
创新中心应具有策源、集聚与辐射的功能[2]。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在科技领域要具有控制力以及辐射带动力[3]。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视角来看，每一次科学技术重大进步、生产方式重大变革时期，作为知识聚集、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和产业发展枢纽的中心城市都起到关键的科技创新策源作用。由此看来，打造创新策源地成为建设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必然要求和新目标。中心城市具有的大规模高素质人才集聚、适宜的自然生活环境、数量众多的高水平大学及科研机构等优势，与形成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密切相关。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一）创新策源的内涵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沪考察时指出要“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对其内涵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词源角度诠释概念。“策源”一词是与“策源地”联系在一起，通常指社会运动、战争等策动、发源的地方。从“策源地”中解析出“策源”一词为策划与发源之意。“源”体现出原始创新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
“策”体现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引领性和拓展性[4]。创新与策源结合，衡量的就是提出创新问题与解决创新问题的能力。
二是功能角度表征含义。屠启宇将创新功能分为枢纽和策源两个功能[5]，虽然枢纽功能应居于首位，策源功能起到支撑和辅助作用，但策源功能是否能与枢纽功能保持同步与均衡，是一个城市只能保持创新发起城市的定位，还是成长为具有支配力的顶级全球城市的主要原因。高骞解释了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科技创新上发挥策动和源泉的作用[6]。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以科学发明发现、科技创新合作、科技成果传播等为主要途径，通过科学研究的首创性、突破性应用，策动新科技新产业发展方向，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形成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竞争优势。
由此可以看出，“策源”与创新紧密联系，“创新策源”与创新能力不同的是，它侧重于重大原始创新，特别是在引领未来科技竞争的源头技术，强调聚焦核心科技问题和源头创新供给，它是针对某一创新对象，策划汇集相关资源进行研发创造，成为原始核心技术和重大成果的发源地，从而引领未来产业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创新策源”从创新策源地一词中抽取来表述，都强调能力与动力，既有源头创新能力，又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力量。我国文献研究所提创新一词，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各城市提出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背景下，结合策源地的语境提出科技创新策源，有关科技创新策源的研究也是围绕创新策源能力展开。如何评估及从哪些方面评估一个城市的创新策源能力是研究较为关注的问题，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是什么”和“如何提高”两个方面。
“是什么”是对其概念的辨析，通过对文件表述延伸解读内涵，或从概念区分强调主要本质释义。2018年上海市发布的《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将创新策源能力概括为“努力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对应的解读包括陈超认为创新策源能力至少有四个方面: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7]。李万、傅翠晓等认为创新策源能力为科学新规律的发现者、技术发明的创造者、创新产业的开拓者、创新理念的实践者所具备的能力[8-9]。王少深究概念来源，将其与“创新能力”比较，认为创新策源能力的本质要求是更加注重原创性的“新”，“无中生有”和随之而来的引领辐射效应，特别是知识创造对创新的重要性，强调要通过基础研究，不断补充新知识，以补偿知识应用中的边际效益下降[10]。
“如何提高”多从释义转化为可量化比较的指标或模型，对区域城市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提出提升策略。敦帅等基于贝叶斯网络基本原理，运用数学推理、算法简化和算例分析，构建了创新策源能力影响机制贝叶斯网络模型[11]。朱梦菲构建区域创新策源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聚类分析，确定了31个省份创新能力等级[12]。刘琦基于技术创新策源、产业创新策源、创新应用策源和科学创新策源四个基准层，测评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纵向评价值[2]。张金福基于层次分析法，从制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与建设、创新生态环境优化和科技创新布局四个维度对31个省份创新策源能力水平进行测评[13]。宁连举从创新政策、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放发展四个方面，确定了我国八大区创新策源能力排序及其关联度[14]。
综上所述，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是近两年研究领域开始关注的新概念，始于科技领域对自主创新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响应，对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研究多从宏观理论追溯概念源头，到对其能力构成分析和评估，进而提出能力提升建议的过程。现有研究多从区域或省份角度进行测评，在城市层面的分析较少。本文通过在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背景下，对成都与其他中心城市创新策源能力进行整体态势方面的比较，挖掘成都在策源能力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现有研究对其内涵解读，本文从支撑一个地区或城市成为某一领域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角度，认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有效发挥需具备的条件主要包括：科创资源聚集、科创成果辐射带动强、科创要素与环境适宜三大方面（见表1）。
表1 创新策源能力指标参照体系
科创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科创主体，如企业、研发机构和领域内高端人才等；
二是研发费用；
三是科创基础设施，如大科学装置、重要科学研究设备、高端科学试剂、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基础算法、科研和工业软件等软件设施等；
四是创新平台，如科创地理空间、新型研发机构等。形成地区性的创新要素集聚优势，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科创成果产生的基础保障，也是科技创新策源的根基。本文选取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经费支出比例、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4个指标来表征。
科创成果主要包括学术及著作研究、专利、技术、高技术产品以及标准规范等。激发各创新主体活力，突出在重大领域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是创新策源能力最直观的体现，特别是原始性的科学研究发现与新技术产品，是城市科技策源能力的象征。本文选取PCT国外专利申请量、新型产业增值占GDP比重、输出和吸纳技术成交额及占GDP比重3个指标来表征。
科创要素与环境主要包括所提供的体制机制、文化、人才培育、开放协同平台和组织等。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强化金融支撑作用，完善服务体系和支持政策，打通创新与产业链通道，在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创新成果的转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良好导向和激励功能的创新生态环境，是科技创新策源的动力。本文选用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众创空间数量及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排名作为参照。
为研究各中心城市在全国科技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引领效应及发展趋势，我们对国内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策源力进行了分析。目前，国家已经布局建设有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深圳大湾区4个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中部城市武汉具有较强的科教优势，正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创大走廊—国家、省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创新体系，“十四五”期间将奋力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潜力。重庆作为成渝地区的核心城市，也是研究的参照对象。所以，本课题组将成都对标北京、上海、深圳、合肥、武汉、重庆6个城市进行直观描述和对比分析。
（一）科创资源供给
科创资源供给方面主要包含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和科技创新费用的投入。基础研究是实现原创性突破、提升创新策源功能的源头，体现科技创新的前瞻性和导向性。高新技术产业的数量可以反映一个城市创新策源的活力和潜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探索未知世界、 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创新型城市实现技术引领与策源功能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经费比例、国家实验室数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4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城市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基石。
表2 2020年北京等7城市科技创新资源供给指标
由表1可以看出，2020年成都在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11%，与合肥和武汉属于第二梯队，且略低于合肥的3.52%和武汉的3.51%。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支出比例中（武汉数据缺失），成都低于北京、合肥及上海，虽然该比例高于深圳和重庆，但在投入基数上仅为深圳的58.06%。成都在科创基础设施配置上，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只有1个。可见，成都在科技研发投入费用和科创基础设施中，相较于其他5个城市处于低位，特别是研发投入绝对值上处于劣势。
（二）科创成果产出与转化
科创成果方面主要包含成果的辐射范围和覆盖面。申请PCT国际专利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国际市场布局，多数是创新引擎企业，可以显示城市企业创新实力的提升。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也是衡量一个城市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重要指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可以体现出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本文采用PCT国外专利申请量、新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输出和吸纳技术成交额（输出和吸纳技术成交额占GDP比重），来体现城市科技创新辐射效果。
从图1可以看出，PCT国外专利申请的数量上，成都与重庆都较低，成都与三大经济圈中的代表城市相比远远落后，也低于中部省会城市武汉，不到武汉2020年PCT国外专利申请量的36%。新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远低于其他6个城市。表明在代表科创成果产出和转化能力的两项指标，成都都偏弱。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在输出技术规模居前，成都也超过千亿，略高于深圳，标志着成都呈现出较强大的研发实力，承担了产业转移中技术输出方的重要角色；
从在吸纳技术方面，成都与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都有较大差距。综上，成都在科创成果产出上略有优势，但在创新要素配置和科创成果转化上处于低位。
图1 2020年北京等7城市科技创新专利成果及新型产业增加值
图2 2020年北京等7城市输入和吸纳技术成交额
（三）科创环境优化培育
政策环境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政府推进创新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城市都在营造积极活跃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中不断推陈出新，如支持初创型科技企业，推动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的协同改造、减免研发税收、创设孵化平台等多种方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国家级众创空间、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排名3个指标来表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政府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走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发展道路，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结果。众创空间是地方政府激发社会创新力量、培育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据表3所示，2020年成都高新技术企业有6125家，高于重庆和合肥，低于武汉。代表城市创新活跃度的众创空间处于第二梯队，逊色于武汉。整体创新创业生态指数在全国区域内主要城市排名第六，优于武汉、合肥和重庆。3项指标显示，成都创新环境逊色于三大经济圈中心城市，优于重庆和合肥，与武汉不相上下。
表3 2020年北京等7城市创新环境指标
综上所述，从科技创新策源的10个指标来看，对标国内其他6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成都在代表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发挥的高新企业技术数量和输出技术成交额上处于第二梯队，在科创要素配置和国家级众创空间创设上处于第三梯队，在科技研发投入特别是投入绝对值、新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3项处于最低位。这表明在科研和技术成果产出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在科创主体活跃度，特别是研发投入绝对值、要素配置和成果转化上处于低位，科技贡献率不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偏弱，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还需努力。
（一）北京：强调原始创新能力
北京市最早提出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自主创新主阵地的目标，重点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了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权责利关系明晰的“新型产学研”机制，成为原始创新转化有力推手。为吸引海归创业、开展全球协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调动优势创新资源，增强了原始性创新的重要力量，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
领先原创性创新，提升创新能级。北京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底层技术的布局，增强源头供给，积极服务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加快落地发展并全力做好配套服务，截至2020年底，示范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8个。激发创新活力，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高度保持创新主体活跃度，2020年平均每天新设立科技型企业72家；
企业获得风险投资280.8亿美元，在全球城市中位居第2位。
探索新型服务模式，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北京在开展原始创新模式中，形成平台化、网络化、去中介化的众包、众筹、众创等创新组织模式，使中关村成为全球高端创新创业的资源配置中心和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吸引海归创业带动国际化视野的原始创新，依托高规格活动平台汇聚国际创新资源，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国际创新合作，提升国际拓展影响力、区域合作协同力。“2021中关村论坛”升级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吸引外商实际投资额83.4亿元，同比增长68.3%，有134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示范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实施“强链工程”，集合产业创新联盟。北京聚焦高精尖产业发展需求，梳理出一批由领军企业提出并经行业专家论证，自主可控程度低、需进一步做强做优的薄弱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予以发布，面向全国征集揭榜单位。发榜企业和揭榜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后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工作。按照“需求导向、系统谋划；
企业主体、政府统筹；
龙头牵引、联合创新；
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的原则，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引导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深度参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搭建高精尖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加强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支持。
（二）上海：强化创新策源功能
上海市2022年面向前沿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一再强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科创中心“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线，将创新策源作为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主要做法可概括为新型研发机构、基础研究、开放协同。
聚焦科技前沿，布局科技重大专项。上海聚焦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组建国家实验室、省（市）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国家级科创基地和平台，推动了一批高水平科研机构、大科学设施聚集；
积极促成高校与地方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同多个科技型央企密集开展战略合作联系，助力重点产业能级提升。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上海针对重大科技问题，实施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研究，促进实现国际引领性原创成果，提供源头理论支撑。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构建与基础研究规律相适应的选题立项、经费投入、项目管理、人才评价等全周期管理机制。科创中心“十四五”规划中的8项核心指标中，单列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并提出到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 12%。
开放协同，深入拓展多元创新网络。上海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在创新策源创新力塑造中，给予民营企业更大实战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潜力。牵头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提升国际科技合作能级和影响。发挥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功能，举行科学颠覆性技术论坛会等主题活动；
推出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吸引国际知名科技企业及机构落户，鼓励外资研发中心融入，大力引进国外人才，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深圳：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深圳市2018年提出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将基础研究作为基石。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打造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目标，实施基础研究的夯基行动，提升创新引领力。
大科学装置群带动战略，组建创新研发集群。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深圳作为主阵地来加快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高标准建设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坪山——大鹏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创新示范区。加快鹏城实验室建设，积极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建设，重点布局香港高校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集群、功能性科研平台。深圳还将高标准建设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大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夯实基础研究行动，依法保证投入费用。深圳聚焦大装置、高平台、前沿领域，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固定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供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规定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不低于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30%，并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完善长期稳定持续投入机制。
引导企业及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向基础研究的合力。深圳支持头部企业和战略科研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充分发挥政产学研资深度融合优势，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对基础科研机构经费实行“财政支持+社会筹资”，允许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支持政府合作框架下重大基础研究联合攻关，向世界开放整个城市创新体系。
（四）其他城市：推陈出新
广州提出规划建设科技创新轴，系统谋划战略前沿，深入探索体制改革，加快健全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策源”高地的能力。杭州提出加快把科创大走廊建成创新策源地，通过依靠大科学装置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创新策源地。天津在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为依托，推动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等平台加快建设，发挥重大创新平台“筑巢引凤”作用，集中优势资源，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可见，打造创新策源地，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已成为各个城市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通过成都当前在科技创新策源发展的态势可以看出，要在经济体量上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应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增强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力，故需在提升关键领域原创能力、促进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提振战略新型产业、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活力、高水平构建协同创新格局等五个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
（一）加强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提升关键领域原创能力
积极争取国家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成都，整合国家实验室、省域市级实验室科技创新功能，互相支撑形成合力，深耕基础研究和强化高新技术开发的硬件基础，高标准推动城市基础创新能力，使其成为重要引擎。突出重点领域、关键项目，高水平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的“一核四区”创新布局。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并建立相应的财政投入增长保障机制，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动力源”。大力推动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集聚一批世界级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打造战略性科技力量。鼓励本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
（二）优化创新要素配置能力，促进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
建立联合攻关与成果转化机制，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通过共建公司、技术中心或特色学院以及技术转让等方式，围绕企业需求实施项目研发。建立各类主体间的成果转化协调机制，鼓励建设区域型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发挥市场驱动的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建立以市场为主开展技术创新和转化，配置创新要素，形成“市场—技术”的发展模式，推进要素流动、机构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发挥政府政策扶持和资金引导的杠杆作用，构建多元化、链条化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专业化孵化器和技术转移转化平台，推进重大核心技术转化直接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关键共性技术转移到区域产业布局。
（三）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振战略新型产业
支持中小科技型企业广泛参与由龙头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牵头的项目，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研发测试和产业生态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面赋能。鼓励龙头企业发布重要配套产品本地化需求榜单，支持具有特色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揭榜，共同开展终端及配套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优化政府产业引导，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打造产业链。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振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科技创新策源的产业依托。
（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科研人员、科研机构、企业、科技服务机构以及各行业协会、学术联盟等社会组织，都要在科技创新生态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构建适应创新发展规律、科研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科技体制机制。营造高品质的城市创新生态环境，发挥科教资源优势，积极争取高层次人才落户创新创业。探索组建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多方主体的明确指向新基建有关领域的创新联合体，建立高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针对性提供相关服务，鼓励高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对核心产业和重点领域的投入。重视创新主体的集聚和激励工作，充分挖掘和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
（五）打造创新平台体系，高水平构建协同创新格局
打破区划边界，加强各片区、各节点之间的协同与联动，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形成发展合力。大力实施成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推动成渝地区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现创新协作导向下的“去界线发展”。联合实验室、 基础数据中心、 技术转移中心和人才交流中心，在科技任务组织实施、管理运行、评估考核等方面开展协同机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争取承接国际国内科技展会、学术论坛等具有影响力的交流活动，在开放型科技交流合作中提升创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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