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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阳
(贵州财经大学 贵阳 550025)
思政课教学不仅要有“文化”，更要构建系统的文化体系。思政课教学的文化体系不仅要涵盖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要涵盖五千年来从未中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要守正创新，坚定“四个自信”，就需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王阳明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2]。当代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王阳明心学很有必要。基于此，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对两者的融合进行了初步探索：在人生观教育中，融入了王阳明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用其历经百死千难、最终悟道的人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高尚的人生追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在道德观教育中，融入了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论，为当代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提供了基本方法；
在实践观教育中，融入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强调当代大学生要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之间的统一。
(一)王阳明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与人生观教育相融合
王阳明生于1472年，1529年逝世。在其57年的人生经历中，以1508年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为界限，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体现为王阳明历经百死千难、立圣贤志、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
后一阶段主要体现为王阳明治理地方、剿匪平叛建立事功的辉煌人生经历。在这两段经历当中，前一阶段的人生经历对于当代大学生塑造积极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笔者以案例教学的形式，先概述王阳明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再阐述其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启示。
1.王阳明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
在把王阳明创立心学的艰难人生经历融入人生观教学过程中，笔者先以案例的形式概述王阳明创立心学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经历。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余姚县；
1483年，王阳明12岁，在京师(今北京)请教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的答案是要像他父亲一样，读书登第。对此，王阳明提出了质疑，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3]。1486年，王阳明15岁，在居庸关逐胡儿骑射，凭吊古战场，缅怀先辈于谦，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492年，王阳明21岁，在家乡余姚，遍读朱熹著作，“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4]，开始体悟宋儒的格物之学。他对着竹子格了七天，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反倒染上咳嗽病。自此，他开始质疑程朱理学，并走向了探索心学的艰难之路。1496年，王阳明25岁，在京师，遭人妒忌，会试没中，被人讥笑。1506年，王阳明35岁，在京师，因宦官刘瑾擅权，他为南京言官戴铣上疏，下诏狱，廷杖四十，被贬谪为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1508年，王阳明37岁，在贵州修文龙场，历经磨难，终于悟道，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构建其心学体系。
2.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启示
(1)有志于学，积极践行
王阳明15岁时，对其老师提出的读书登第的求学功利目的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应该是立大志，做孔孟一样的圣人。24岁时，会试没有中第，王阳明安慰其同室友人，提出“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5]。引入王阳明的案例，有助于大学生拓宽自己的视野，超越个人利益的纠葛，把学习的目的统一到国家的建设需要上来，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上来。此外，王阳明不仅有志于学，而且还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性。这对于大学生加强实践锻炼，体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也是有莫大助益的。
(2)刚正不阿，仗义执言
王阳明35岁时，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南京言官戴铣仗义执言，虽受到牵连，被贬谪为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并受到宦官刘瑾的迫害，但王阳明在后来的人生中从未对此后悔过，反倒是一如既往地为民请愿，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赢得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三不朽”圣人的美名。王阳明的人格魅力，对于当代大学生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用其对大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无疑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3)从容淡定，逆境逆袭
1508年，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后，当地的条件对他极为不利，一是来到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
二是自然环境恶劣，瘴气弥漫；
三是身边随从相继病倒，生活艰难。面对逆境，王阳明并没有沉陷于自身沦落天涯、无所依傍的悲惨遭遇不能自拔，反倒是体现出了从容淡定、达观应对的人生态度。对此，王阳明在龙场期间所作《瘗旅文》一文就是最好的注脚。实际上，在贵州龙场两年多时间里，王阳明逆境逆袭，在艰难的环境下悟出圣人之道，创立心学，成就“立言”伟业。这些对于当代大学生面对人生逆境时，多一点从容不迫、自信自强，少一点无病呻吟、哀怜自叹都是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二)“致良知”方法论与道德观教育相融合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其主要阐释个人如何恢复自己先天既有的“良知良能”问题。在“致良知”方法论与道德教育融合问题上，笔者首先阐明“致良知”方法论的基本内容，而后阐述其对当代大学生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1.“致良知”的方法论
“良知”这个概念最早源自孟子。孟子所说“良知”先天就在每个人心里，是一种道德情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每个人都有。在此问题上，王阳明承续孟子的说法，他认为良知每个人都有，“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6]但人人都有的良知，为何又要去“致”呢？这是因为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无法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动。因此要寻得良知，就需要通过“致良知”的方法，祛除心中的私欲。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1)立志
王阳明认为只有立圣人之志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个人私欲，恢复自身既有的良知。“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7]在此，王阳明提出做圣人的志向，时时刻刻都要围绕这个志向，不偏移、摇摆、荒废，此志一旦坚定、执着，便能克服心中各种私欲、私意，破除心中贼，达到“致良知”之境界，方能学而为圣。
(2)慎独
“慎独”是儒家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儒家提高自我修养的重要手段。慎独这一概念最先见于《大学》和《中庸》当中。此后，关于“慎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东汉郑玄和唐代孔颖达主要从“独居”“独处”的空间范围阐释“独”的含义。南宋朱熹一方面保留了前者关于慎独的理解，同时又为慎独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以“知”解“独”，把“独”阐发为“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王阳明在“慎独”概念的理解上延续了朱熹以“知”解“独”的用法，但又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慎独思想。一是他反对朱熹把“戒惧”和“慎独”分开，当作两种不同的工夫，强调两者之间“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8]。二是把独知与良知、慎独与致良知结合起来，通过慎独工夫，达到“致良知”的目的。
(3)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的功夫首先强调一以贯之，不间动静。“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9]王阳明把这种不间动静的功夫比做猫抓老鼠，必须时刻“常提不放”，保持足够的警惕才能真正去私欲。其次是坚持扫除廓清，不留余地的决绝。“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10]在此，王阳明强调必须将个人心中的私欲、私念毫无保留地追寻出来，然后拔本塞源，永绝后患，这样才能祛除私欲，恢复良知。
(4)向内而求
王阳明认为追寻天道和人道的终极真理，只需要向内而求，而不必求于外。“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
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11]那么如何向内而求呢？“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12]在此，王阳明指出只有自己最清楚、最了解个人心中的私欲，因此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不断“搔摩”，克服自己的私欲，从而恢复自身的良知。
2.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的启示
(1)立报国志，树立高尚道德追求
当代大学生也要立大志，但这个“大志”不是做圣贤之志，而是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报国志。有了这样的报国志，自然能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消弭个人私欲，树立高尚的道德追求，提高人生道德境界。
(2)慎独，“独处”“独知”时恪守道德准则
作为儒家道德修行重要手段之一的慎独在当今对于大学生提高道德修养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首先，道德修养不仅体现为个人在公共场合遵守道德准则，更体现为个人在“独处”时要恪守道德准则。因为个人在隐微处，不受外界监督约束条件下的言行更能看出一个人道德品行。其次，道德修养不仅体现为在人所“共知”的条件下谨言慎行，更要在人所不知而己“独知”的条件下谨言慎行。因为个人仅仅在人所“共知”处用力下功夫是虚伪的表现，只有在“独知”时用力下功夫，才是真正的正心诚意。
(3)省察克治，时刻警惕
如果说慎独的功夫是从“独处”和“独知”时的状态强调个人道德修养问题，那么省察克治的功夫则更多从“动”和“静”的时间范围强调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不是一时问题，而是一以贯之，贯穿终身的问题。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这就需要个人高悬道德原则，片刻也不放松道德要求，就像猫抓老鼠一样，时刻准备着，毫不放松警惕，不存一丝一毫侥幸心理，把心中的私欲私念扫除干净。
(4)内外结合，综合发力
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是一个内外结合的问题。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可以通过书本了解基本道德规范、从老师的讲课中理解基本道德规范、从外界信息中获取更多道德规范知识，充分发挥外力作用，提升自身道德认知水平。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外力可以提供道德理论知识，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但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终归要靠个人内在修养才能达致。因此当代大学生要想真正提高自身道德水准，还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内力上下功夫。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
1.“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1)个人私欲导致知行二分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3]王阳明认为，没有私欲隔断的知，是真正的知；
行，是真正的行。常人通常不能知行合一，都是由于内心私欲蒙蔽，未知从而也就不能行。真知和未知相对立，真知是经过行为的确认和检验的，真知的条件下自然会真行。
(2)知行不二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4]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关系是相互统一的，两者不能彼此分离，又不能相互代替，在时间上共继、空间上共居，不可把知和行分离开来，当做两件事情去做。
(3)知行一体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5]王阳明认为知行一体，认知到了真切的时候就一定会去行动，行动过程中有了“明觉精察”必然体会到真知。真正的知，是要付诸实践检验的。经过实践检验得来的知，才是真知；
同时，行动中贯穿了明觉精察，而不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这才是真行，知行互摄，知行一体。
当然王阳明“知行合一”实践论主要还是囿于实践道德理性范畴，讨论的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之间关系，但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于当代大学生加强道德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实践的启示
(1)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
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实践论强调的真知即真行、知行不二、知行一体等观点对于当代大学生加强实践锻炼，避免坐而论道、空谈理想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同时，教材在章节体系设计上，也是贯彻“知行合一”要求的。具体来看，“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版)”教材前五章思想道德部分的每一章节的体系设计中，前两节主要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角度进行理论知识阐述，第三节则从怎么办的角度，强调当代大学生要理论结合实际，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积极作为，勇于实践，贯穿“知行合一”的总体要求。
(2)知行不二，防止知行分离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实践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防止出现知行二分现象。有些大学生认为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把道德理论知识记于脑海就算是实现了道德认知。但殊不知，这样的“知”并不是“真知”，因为“真知”是和“真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王阳明“知行合一”实践论的引入，可以让当代大学生明白，在知行问题上切不可把两者当作两件事情分开，知中有行，行中有之，强调道德认知要与道德实践相统一，在道德认知过程中不断践行道德规范，同时在道德实践中进一步体悟道德认知。
(3)事上磨练，做到知行合一
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只有经过磨练才能够检验个人言与行是否一致、表与里是否如一、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是否相互统一，最终历经一番寒彻骨，闻得梅花扑鼻香，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与程朱理学不同，它不再向“心外”探求“天理”，而是“反求诸己，发明本心”，在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儒学进行了革新，突出强调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出了道德实践的基本方法。王阳明心学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的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极大程度上契合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理念、目标和方法。为此，笔者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尝试着将王阳明创立心学的人生经历、王阳明心学“致良知”方法论及“知行合一”实践论融入课程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实践观教学。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几年的教学探索，笔者发现引用王阳明心学案例之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都取得了不错效果，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道德自觉意识和提高了学生道德实践水平。未来，笔者将在深研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动王阳明心学融入课程教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厚植课程教学的历史文化底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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