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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悦
【内容提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剧变，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的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在当代俄罗斯学界的研究与认知中经历了曲折的命运。从横向的主题维度上看，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哲学思想及其影响，在三个不同的主题上均对苏联学界的观点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拨，并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侨民哲学家们的“宗教内在论”“人格主义”等理论来解读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间，以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叶尔米乔夫等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在对待别林斯基遗产的态度上，逐渐经历了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
而若将当代的别林斯基研究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联动考察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看似是苏联解体后的“另起炉灶”，实则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整个“别林斯基神话”之塑造、祛魅与重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别林斯基神话”在当代的命运，也折射出俄罗斯学界对于俄国革命以及苏联时期文化遗产的整体态度，即从否定、拒斥到将其接纳为“俄罗斯心灵”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以“文学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思想与文化领域中，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俄罗斯文学独特而典型的特征之一在于，它向来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文学一度是俄国知识分子“唯一的讲坛”（赫尔岑语），是最后的阵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表达。俄罗斯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的背后，往往另有所求——或者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更进一步，是一种社会理想与政治诉求。而从哲学领域来看，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之前，俄罗斯也少有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哲学”与“哲学家”。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往往兼涉文学与哲学领域。而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奠基者、撰写过千余篇评论文章的别林斯基，自然也颇具代表性地享有思想史及哲学史中的重要位置。《俄国哲学史》的作者、20世纪侨民哲学家瓦西里·津科夫斯基坦言：“别林斯基当然不是一位在完全和准确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把他与俄罗斯哲学截然分开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俄罗斯哲学探索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占据独特的、并且意义非凡的地位。”①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С.257.
的确，别林斯基是俄国第一批从德国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同恰达耶夫、赫尔岑等人一道，可看作是俄国西方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文字中，既能见出19世纪前半叶西欧哲学在俄国思想界的映射，也能寻得19世纪后半叶俄国社会思想独特而充满争议的发展道路的开端。总体而言，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4年至1836年。该时期的别林斯基受到席勒与谢林思想的影响，在与其共事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金的支持下，研习并崇尚浪漫唯心主义。1836年，巴枯宁向别林斯基引介了费希特的哲学，为接下来别林斯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837年至1841年。通过巴枯宁的翻译与介绍，该时期的别林斯基深入了解了黑格尔哲学，从抽象唯心主义转向哲学现实主义。他将黑格尔主义中的“存在即合理”理解为“与现实和解”②Тихонова Е.Ю.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1030.的依据，表现出政治哲学上的短暂的保守主义倾向。第三个阶段是1842年至1848年。该时期的别林斯基开始信奉和宣扬唯物主义、启蒙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即逐渐转向对黑格尔左派以及费尔巴哈等理论的关注。尤其在1846年主持《现代人》杂志之后，别林斯基的文章与思想逐渐成为革命民主主义的生发摇篮。
别林斯基思想发展的历程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学者们对于每个阶段的划分各有详略，比如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以及苏联学界的传统一般都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而当代学者吉洪诺娃将其分为四个阶段①详见：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едкол.В.В.Журавлев (отв.ред.) [и др.] М.: РОССПЭН, 2005.C.41-44.吉洪诺娃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历程划分为“谢林时期”（1834-1835年）、“费希特时期”（1836-1837年）、“黑格尔时期”（1838-1840年）、“革命性时期”(1841-1848年)四个阶段。，叶尔米乔夫则更详细地列举了五个时期②详见：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13-14.叶尔米乔夫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历程划分为“谢林时期”（1834-1836年）、“短暂的费希特时期”（1836-1837年）、“调和的黑格尔主义时期”（1837-1840年）、“带有聚合性的社会主义时期”（1840-1846年）、“社会-现实主义时期”（1846-1848年）五个阶段。，但对于别林斯基所接受的西欧哲学的影响路径——即从席勒、谢林到费希特、黑格尔，再至费尔巴哈——都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然而，针对在此基础上别林斯基自身思想所形成的样貌与实质，不同时期学者们的观点却无法统一，甚至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于别林斯基后期思想的阐释与理解上，表现出了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譬如，19世纪后半叶的平民知识分子对于别林斯基后期的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相当看重和推崇，白银时代的“路标派”以及20世纪的侨民哲学家们则用“宗教内在论”来阐明别林斯基的无神论思想所蕴含的宗教性实质，而随着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对于别林斯基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要素的总结与强调，别林斯基在苏联时期被官方赋予了神话般的崇高地位。
苏联解体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也在当代俄罗斯学界经历了曲折的命运。如今距苏联解体已三十余年，在此时回顾当代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既可为解读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提供更多样的视角，也有助于探究当代思想界对于苏联时期文化遗产的整体态度趋向，更可借此窥见当代俄罗斯知识界在如下方面的面貌特征——如别林斯基的思想在当代俄罗斯知识界是否仍具有生命力，是否在当代俄罗斯国家与政治理念中有所体现，又如别林斯基在当代俄罗斯的文学、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是否仍作为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与文本出现，等等。
苏联解体后的别林斯基研究在俄罗斯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潮，这既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剧变有关，也与文学和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文化的喧嚣中所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虚无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被苏联学界推崇备至的别林斯基首当其冲成为被冷落或质疑的对象，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急剧减少。1995年，俄罗斯学者伊戈尔·沃尔金慨叹道：“如今有关别林斯基的讨论是毫无前途的。文学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且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都退到了不受重视的境地。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其‘经典’的类型上——已经停止了存在，那么就意味着，别林斯基也应当停止自己的存在。”①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1995.№.2.С.98.转引自：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997.这种情况直至2011年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前后才逐渐改善，虽然此时别林斯基研究的规模与苏联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2011年围绕别林斯基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前夕，学者娜塔莉亚·索罗金娜颇有微词地指出，此次活动的规模与别林斯基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相称，且这些仅有的活动，还得益于一系列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在2010年9月的《文学报》上所发表的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中所发出的呼吁。②详见：Сорокина Н.В.В.Г.Белинский: специфика творческ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крити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ей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естник Тамб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2011.Вып.10 (102).С.206.
尽管如此，在近三十年来的当代俄罗斯学界，尤其在2011年与2018年（别林斯基逝世170周年）前后，还是涌现出了不少涉及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别林斯基研究的成果，累计有近十部专著和论文集、两百余篇期刊与学位论文相继问世；
另外在一些有关俄罗斯哲学史、社会思想史的著作和百科全书中，与别林斯基相关的词条和文章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主题上看，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回顾并分析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
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思想特质中的“激进与保守”之辩。在别林斯基以其激进的、革命性的思想与同时代果戈理、卡特科夫等保守主义思想家所展开的论战中，部分学者倾向于继续确认并巩固这种二元对立的基调，而另有不少当代学者则试图挖掘对立双方思想中的共同特质。
别林斯基与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相互交往与影响是频繁且深入的，这不仅在别林斯基在世期间与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通信中能够得到直接的证明，也体现于别林斯基逝世后同时代人对其的纪念与推崇。在当代学者的视野中，由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引发的著名的“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争”仍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兴趣点，不少学者均撰文回顾过这场纷争。莫娜赫娃的《别林斯基与果戈理：双面肖像的特征》（2011）①Монахова И.Р.Белинский и Гоголь.Штрихи к двойн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2011.Т.12.№.2.С.133-142.以及尼日尼科夫在《果戈理与别林斯基：刻板印象之上》（2018）②Нижников С.А.Н.В.Гоголь и В.Г.Белинский: поверх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Альмана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2018.Т.16.№.1-2.С.10.一文中的观点，代表了当代学者看待两位思想家之纷争的一种典型的态度。不同于苏联时期将二者置于“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位置的刻板印象，莫娜赫娃认为别林斯基与果戈理无论在生活历程还是创作理念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特质。二者最为相似的特质在于对人文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宣扬，尽管他们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完善俄国现实之路径各有侧重——果戈理主张宗教-道德层面的个人提升，而别林斯基则主张社会-政治层面的宏观改革。尼日尼科夫也认为，看似两位思想家的遗产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逻辑上的后果，但此二者最为关切的问题，皆是俄罗斯在自身通向伟大的历程中所能实现的文化-历史意义。
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代俄罗斯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和分析，譬如库里洛夫在文章《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中追踪了别林斯基对于屠格涅夫创作的态度，并重点剖析了别林斯基对于屠格涅夫作品的评价从热情赞扬到冷淡克制的转变。①Курилов А.С.В.Г.Белинский и И.С.Тургене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2018.№.44.С.72-97.2018年恰逢米哈伊尔·卡特科夫诞辰200周年以及别林斯基逝世170周年，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同时纪念和研究二者的文章。比如卢布科夫在文章《卡特科夫与别林斯基：命运与观点的交织》②Лубков А.В.Катков и Белинский: пересечение судеб и взглядов// Tractus Aevorum: эволюция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2018.Т.5.№.1.С.26-49.中回顾了这两位同一时代的著名政论家、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之间的论战。作者认为，二者所分别代表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倾向，实则影响并决定了整个19世纪俄国学术与文学讨论的不同方向，引领了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域的两种思潮。
别林斯基的逝世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平民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余波未平。通过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可以了解到，1850年代的涅克拉索夫是如何通过一组著名的以别林斯基为纪念对象的悼念诗，将这位伟大批评家的形象确立为典范的③Вдовин А.В.Поэтические некрологи Некрасова о Белинском 1850-х годов: традиция и контекст// Карабиха: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борник.2020.№.11.С.6-16.；
18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进一步接受别林斯基的左翼思想，并将其更加激进化的④Зеленцова М.В.В.Г.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эпохи 1860-х годов.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Череповец, 2003.；
以及别林斯基有关艺术应当负有社会责任的美学理论如何成了俄国经典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因素之一⑤Кислицына И.Л.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В.Г.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генезисе русского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анархизма// Acta Eruditorum.2018.№.26.C.122-125.。
2.介绍并挖掘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评价
此类研究往往聚焦白银时代“新宗教意识”视角下别林斯基的“功利主义”等思想所受到的批判质疑。当代俄罗斯研究者对于白银时代思想家普遍表现出的认同态度，也与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转向互为呼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是俄罗斯哲学思想空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该时期的哲学家们在发展和构建自身的哲学理论之外，也致力于更加自觉和系统地阐释19世纪俄罗斯思想中的一些经典人物与思想，这其中便包括别林斯基。而白银时代哲学家们所做出的这些阐释与评价，如今也成了不少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对象。譬如卡登的《米留可夫评别林斯基伦理学与哲学之衍变》①Каден А.Г.Эволюция этических 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В.Г.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ценке П.Н.Милюкова// Известия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 тета.2008.№.3 (27).С.112-115.、叶尔米乔夫的《索洛维约夫论别林斯基》②Ермичев А.А.Вл.Соловьёв о Белинском// Соловьев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11.№.1 (29).С.4-13.、克雷洛夫的《别林斯基在白银时代象征主义与宗教哲学批评中的接受情况》③Крылов В.Н.В.Г.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символистской и религиозно-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Медиаскоп.2011.№.4.С.15.等文章，均属于此类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切尔卡索夫的《霍达谢维奇论别林斯基批评（随笔“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2019）④Черкасов В.А.Кри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свещении Ходасевича (очерк «Графиня Е.П.Ростопчина: ее жизнь и лирика»)// Вестник Волог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9.№.4 (15).С.81-83.一文代表性地介绍了白银时代思想家们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解读视角与态度。《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是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和批评家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在1908年所写的一篇随笔。而该随笔所聚焦的对象罗斯托普钦娜，是与别林斯基同时代的俄国著名女诗人。别林斯基在世时曾撰写过多篇文章评价她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对其作品评价不高。而与别林斯基相反，霍达谢维奇对罗斯托普钦娜极为赞赏，认为其诗作将“日常”提高到了“存在”的高度，是可以与普希金归于同列的黄金一代的俄国诗人。正因为此，霍达谢维奇在随笔中强烈抨击了别林斯基的批评理论，将其视为“功利的且不正确的”。
而当代学者切尔卡索夫通过对霍达谢维奇此篇随笔的回顾，意图指出的是别林斯基的遗产在白银时代所面临的一种新的评价尺度。这一尺度已不再是19世纪后半叶平民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而是象征主义美学与“新宗教意识”浪潮下的宗教哲学。“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革命民主主义哲学与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界的接受与评价，一度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此消彼长的态势。切尔卡索夫在此篇文章中介绍并挖掘了此前鲜被提及的霍达谢维奇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白银时代思想在当代的“复兴”。
3.再度聚焦别林斯基的哲学遗产
如果说上述的两个主题皆是围绕与别林斯基相关的影响及评价所展开的“旁的”研究，那么在这一主题中，当代学者们则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别林斯基的思想本身进行“再研究”，主要从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重新探讨与阐释。
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出于对苏联时期刻板印象的反拨以及对白银时代哲学的热捧，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分析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时往往会得出与苏联学界不尽相同的结论，并更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后来的侨民哲学家所运用的“宗教内在论”及“人格主义”等解读方式。
具体而言，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当代俄罗斯哲学界倾向于淡化别林斯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中的革命激进色彩，而将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解读为一种建立在人格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乃至带有宗教性内核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此类的研究有尼古拉·托金的专著《别林斯基伦理学中的人格问题》①Токин Н.П.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в этике В.Г.Белинского.Саро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рат.ун-та, 2003.，以及叶尔米乔夫的文章《别林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吗？》②Ермичев А.А.Был ли Белин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демократом и социалистом?//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2011.Т.12.№.2.С.116-125.等。
在宗教哲学方面，当代俄罗斯哲学界普遍反对将别林斯基看作单纯的无神论者，而是认为别林斯基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具有宗教性，其在创作中所明确表达的对宗教的不满，实则主要指向的是现实中的俄国东正教会，而非基督教本身。别林斯基的宗教哲学致力于寻找教会外的真正的基督教，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并最终趋近于无神论的外在形态。莫娜赫娃的《别林斯基论宗教》③Монахова И.Р.Белинский о религ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1.№.4 (1623).С.127-132.、格尔拉诺夫的《别林斯基论“人类的救世主”》④Горланов Г.Е.В.Г.Белинский об «искупителе 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Бусла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V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участием.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П.Перепелкиной.2019.С.11-18.等文章，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方面，一些学者主张批判性地看待与审视别林斯基文艺理论中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倾向及其对后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现实主义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伊戈尔·孔达科夫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在《文学问题》上的文章《对文学的谋杀（论俄罗斯文化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的斗争）》①Кондаков И.В.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О борьб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92.№.2.С.75-127.。事实上，孔达科夫并非专门从事别林斯基研究的学者，但作为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化学家之一，他对于别林斯基文艺理论遗产的评价与解读无疑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乃至权威性。
而在别林斯基的当代研究者中，还有两位有必要重点提及的人物。一位是叶莲娜·吉洪诺娃(Е.Ю.Тихонова，1953-2008)。吉洪诺娃长期致力于研究别林斯基的生平与思想，她搜集运用了许多苏联时期少见的有关别林斯基的资料，试图更加全面地还原别林斯基的社会思想、美学观点和整体世界观。其代表作有专著：《青年别林斯基的世界观》（1998）②Тихонова Е.Ю.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олодого Белинского.М.: УРСС, 1998.、《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的论战》（1999）③Тихонова Е.Ю.В.Г.Белинский в споре со славянофилами.М.: УРСС, 1999.、《不戴面具的人——别林斯基：创作的边界》（2006）④Тихонова Е.Ю.Человек без маски.В.Г.Белинский: Грани творчества.М.: Совпадение, 2006.；
编纂文集《俄国思想家论别林斯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2009）⑤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В.Г.Белинском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X в.) Сост.Е.Ю.Тихонова.М.: Совпадение, 2009.等。可以说，吉洪诺娃对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别林斯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叶尔米乔夫(А.А.Ермичев，1936-)。在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РХГА)的大型出版项目《俄罗斯道路：赞成与反对》（Русский путь: Pro et contra）中，叶尔米乔夫承担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俄罗斯思想中别林斯基的个性与创作（1848-2011）》（2011）⑥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这一评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并为文集作长序。该文集的出版，对于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而言，既是集大成式的总结，又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叶尔米乔夫还有多篇论及别林斯基哲学思想及其影响的学术文章。
在“当代”的范畴内，苏联解体后至今的三十年仍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在相似的研究主题下，不同时期的当代学者们在对于别林斯基的研究上有着各自的侧重与思想倾向。因此在本节中，我们试着从历时的角度，分别考察孔达科夫发表于1992年的《对文学的谋杀（论俄罗斯文化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的斗争）》，吉洪诺娃在2005年为百科全书《18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思想》所撰写的《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①Тихонова Е.Ю.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едкол.В.В.Журавлев (отв.ред.) [и др.] М.: РОССПЭН, 2005.C.41-44.的词条，以及叶尔米乔夫为2011年出版的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所作的长序《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②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7-52.。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篇文章恰可代表和反映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以及2011年以来这三个十年间俄罗斯别林斯基研究的一些趋势与特征。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的讨论中，能够见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对于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特别是其在抛弃黑格尔哲学、转向唯物主义的第三阶段的哲学思想的质疑与批判。与白银时代批评家艾亨瓦尔德(Ю.И.Айхенвальд)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别林斯基》(1913)一文中的观点类似，该时期的俄罗斯学界对别林斯基的诟病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别林斯基哲学的非体系化，其二是其美学观点的功利主义倾向，即对于艺术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别林斯基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即生活”的美学理论、皮萨列夫“皮靴好于普希金”的激进文艺观乃至列宁“两种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显著而深远的。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影响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未必是积极的，孔达科夫甚至使用了颇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对文学的谋杀”③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来描述别林斯基所奠基的这种批评传统的影响。
孔达科夫该文的核心论点，是指出了俄罗斯文学批评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作者看来肇始于别林斯基。①类似的观点实则也曾出现在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如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我仇恨别林斯基和其他所有杀害俄国文学的凶手”）、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别林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那种鄙视形式和手艺的态度负责，这种态度几乎在六七十年代杀害了俄国文学”）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评论中。参见[俄]德·斯·米尔斯基著：《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9-230页。孔达科夫认为，普希金所奠基的、有着“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当然，俄国文学本身，尤其自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起，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但这种功利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学所额外肩负起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责任上，即“这种责任不单单是艺术-美学的，而且是道德-伦理的、政治的、社会-哲学的、认知-世界观的。”②Кондаков И.В.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О борьб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976.而俄罗斯文学批评，在孔达科夫看来，自别林斯基创作后期开始，直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乃至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其社会化和政治化的程度较之俄罗斯文学而言呈几何倍数地增长，频频触及了政论的范畴，致力于将文学变为政治的附庸，并最终带有了“反文化”③Там же.的特征。这种极端形态的功利主义不仅使得文学批评本身面目全非，更负面地影响到了其批评的对象——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化。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不再是相互映照、相辅相成的，而是在文学批评不断地试图改造、掌控并指导文学，而文学在此境况下不断地进行坚守、躲避以及反抗的过程中，相互斗争并争夺话语权。这种斗争时常因文学批评的功利化而遭致外界“强力”的干预，比如孔达科夫称“苏联文化中的批评与文学的斗争……结合了极权反文化与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④Там же.С.977.。作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别林斯基所开创的文学批评传统在后世的延续，“无可挽回地把人们引向‘精神和政治的奴役’”⑤Там же.。但好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历经文学批评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与不幸”之后，却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每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谋杀都仅仅是淬炼了它，使其能够迎接新的考验……”⑥Там же.
文学批评家可以看作是别林斯基最基本的身份。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抑或作为哲学家的别林斯基，正是脱胎于他的一千多篇文学评论之中。然而孔达科夫的此篇文章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于俄罗斯文化所产生的建构性作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这种对于别林斯基的否定性态度，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学界并非个例。
进入新千年以后，一方面，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依然带有较强的“反拨”意图，学者们仍热衷于在研究中发掘并得出与苏联时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另一方面，对于别林斯基的质疑与审视已不似20世纪90年代那般尖锐，学者们对于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抱有更加中肯的态度。这种趋势在吉洪诺娃对于别林斯基生平与思想的概述中可见一斑。
吉洪诺娃在阐释别林斯基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以及文学批评思想时，均试图突破苏联时期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她对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解读颇为典型。在吉洪诺娃看来，对于“个体”(индивид)及其“个性”(личность)的捍卫，是贯穿别林斯基思想各个阶段的不变的诉求。别林斯基正是因为无法容忍黑格尔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倾向”①Тихонова Е.Ю.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1031.而与之分道扬镳：“在1840年代对于他（别林斯基——笔者注）而言，现实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的个性；
他反对以全体社会的进步为名牺牲个人，反对将一整代人看作幸运后代的福祉的地基。”②Там же.这也是为什么别林斯基在抛弃了黑格尔主义之后转向了社会主义，“他寄希望于在社会主义中获取个人主义的社会支撑，并宣称被拯救的对象不是人民或者贫苦阶层，而是个体。”③Там же.С.1032.而在谈及别林斯基的政治哲学及革命观时，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标签，吉洪诺娃指出，别林斯基并不似19世纪60年代及之后他的追随者那般，对革命怀有狂热的期待。事实上，“甚至在沉迷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别林斯基也从未想过在俄国进行革命的可能。”④Там же.С.1035.别林斯基与同时代西方派的赫尔岑等人、斯拉夫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均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对于村社制度一直不抱有好感，并不青睐这种制度所谓集体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是看到了其落后、无序和缺乏创造力的一面。因此别林斯基并不相信底层民众的社会改革能力，而是寄希望于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以及自上而下的改革，且一度非常“信赖尼古拉一世实现改革的能力而不是血腥的‘普加乔夫主义’，别林斯基期待尼古拉一世能够废除农奴制、社会阶层以及体罚制度。”①Тихонова Е.Ю.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С.1035.吉洪诺娃发现，在1847年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等文献中，别林斯基均表述过这种温和的社会改良计划。
但与孔达科夫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论调不同，吉洪诺娃对于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还是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譬如同样在评价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时，吉洪诺娃承认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文章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称其十一篇围绕普希金所展开的文论是“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史”②Там же.。此外，她在梳理别林斯基研究史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与深度，特别是“1940年代末起，出现了富有成效的对于别林斯基遗产和生平的溯源性研究。在1960至1980年代出现了对于其文学观和创作方法的深刻研究。”③Там же.С.1036.相反，吉洪诺娃对于1990年代的别林斯基研究评价不高，认为这一时期的政论界对于整个俄国西方派的思想都表现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④Там же.。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21世纪初所发生的态度转向。
2011年至今的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新正视和肯定别林斯基遗产的趋势。学者们的观点既不是对于苏联观点的亦步亦趋，也不再执着于对别林斯基进行虚无主义式的解构，而是尽力在寻找一种兼有创新性与客观性的视角。2011年是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可以看作当代学界对于别林斯基的整体论调的分水岭。这一年别林斯基研究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俄罗斯思想中别林斯基的个性与创作》的出版。该文集选编了自别林斯基的时代至2011年近200年间，俄国思想界围绕别林斯基这一主题所写就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论著，具有总结过往、承上启下的学术意义。而叶尔米乔夫为该文集所作的序言《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不仅为这本文集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也为别林斯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新时期的基调。
由叶尔米乔夫此篇序言的标题所引申出的一个自然而关键的问题，便是作者所指的“刻板印象”是什么？一个想当然的断定是：此即苏联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的确，叶尔米乔夫反对这种刻板印象。他列举了苏联学界赋予别林斯基的四个最著名的标签——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鼻祖——并在文中逐一进行审视与反驳。在这一点上，叶尔米乔夫与吉洪诺娃等人的倾向是一致的，且在论述的过程中对白银时代及侨民哲学家的阐释方法多有借鉴。比如在考察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别林斯基时，叶尔米乔夫同样看重别林斯基哲学中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问题，并由此将人格主义看作别林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动因。这种阐释方式与侨民哲学家津科夫斯基的观点颇为相似。津科夫斯基在其1950年所著的《俄国哲学史》中便已指出：“正是人格主义的主题促使别林斯基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为了个性，为了个性正常的发展以及保障‘每个人’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别林斯基才站在了社会主义理想这一边。……在别林斯基这里，……社会主义乌托邦正是为了将个性从当代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发展起来的。”①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С.262-263.
但与此同时，叶尔米乔夫也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另一种刻板印象，即刻意地站在苏联学说的对立面，对别林斯基及其思想做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过于绝对的论断。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孔达科夫等人的立场，也是吉洪诺娃等人在研究中尚未明确道出的。叶尔米乔夫不仅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反对盲目地相信和倚靠白银时代思想家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比如，他对于在1913年轰动一时的艾亨瓦尔德的《别林斯基》一文中有关别林斯基是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判定，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并顺带讽刺了当代俄罗斯学界的“反苏热情”：“如今，当几乎每一个知识界的读者都想要揭露一番我们历史中的苏联时期以及俄国的革命运动时，艾亨瓦尔德的论点便立即引起了人们必要的兴趣。但我想要提醒的是，沉迷于‘揭露’别林斯基的艾亨瓦尔德，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如此无可争议的、有关别林斯基自由主义与革命主义倾向的证据。”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30.有趣的是，叶尔米乔夫在之后展开的论证中用以反驳艾亨瓦尔德的论据之一，正是学者鲍里斯·叶戈罗夫在苏联时期发表于《文学问题》上的文章《时代开辟的前景：当今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研究》（1973）②Егоров Б.Ф.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крытые временем.Изуч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сегодня//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73.№.3.С.114-136.，可见其对于前人的成果颇为不偏不倚的态度。
因此事实上，叶尔米乔夫所反对的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刻板印象。针对别林斯基身上亦正亦反的四个标签，叶尔米乔夫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破除刻板印象的尝试。叶尔米乔夫认为，首先，别林斯基既不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所认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过来与之针锋相对的、白银时代的艾亨瓦尔德等人所认定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信奉个性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在人格主义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这一意义上讲，别林斯基的思想可以看作俄国革命的起始因素，然而并非革命思想本身。其次，别林斯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而是可以看作后来俄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先声。第三，别林斯基既不是苏联学者所认为的无神论者，也不像19世纪的波果金(М.П.Погодин)等人所断言的那样，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而是真理的追求者和广泛意义上的“寻神者”。从这一角度看，别林斯基可以看作后来具有“新宗教意识”的“寻神者”，即宗教哲学家们的先驱。最后，别林斯基并不是一位足够专业的、无可挑剔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他也不像白银时代的批评家阿基姆·沃伦斯基(А.Л.Волынский)以及艾亨瓦尔德等人所诟病的那样，在文学批评领域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和实质性的贡献。别林斯基应当被视为一位能够代表俄罗斯文学批评之独特性的、符合其所处时代之民族自我意识需要的批评家。③详见：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29-51.
以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和叶尔米乔夫围绕别林斯基所展开的不同论述为例，我们历时性地回顾了苏联解体三十年来别林斯基研究的整体趋势。从中不难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对待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的研究与评价，都会出现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并最终出现一种在亦正亦反间、更加客观中肯地接近其真实面貌的尝试。但与此同时，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仍有其自身的特征。特征之一体现在时代背景上。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起始于一场意识形态的倾覆，而别林斯基恰在该意识形态中获得过官方所认可的崇高地位。于是，与旧有意识形态相互捆绑的别林斯基，必定会在新时代面临格外尖锐且具有颠覆性的讨论与评价。特征之二则体现在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别林斯基及其思想上。别林斯基不仅在苏联时期被推崇为“别、车、杜”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中的首要人物，更在整个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有着意义非凡的甚至“神话”般的地位。这使得其更易吸引研究者们的兴趣抑或“火力”，从而成为人心所向抑或众矢之的。因而若从更广的时间维度上看，这种围绕在“别林斯基神话”周围的如火如荼的、“正与反”之间的讨论态势，并非仅是苏联解体后的产物，而是在别林斯基身后的各个时代均留有踪迹。
1995年，学者伊戈尔·沃尔金曾在期刊《俄罗斯行省》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所有时代的导师》的文章。在文章中，沃尔金回顾并分析了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末，别林斯基是如何成为某种意义上俄国知识分子的鼻祖，并作为“所有时代的导师”被奉入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中，从而在俄罗斯社会与文学意识中获得几近神圣的地位的。2011年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之际，该文被收录于纪念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中。此外，沃尔金还再度以《作为神话的别林斯基》为标题改写文章，发表于电子期刊《媒体聚焦》上①Волгин И.Л.Белинский как миф// Медиаскоп.2011.№.4.С.23.，因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关注。新版本的标题将别林斯基喻为“神话”，可谓既生动传神地形容了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与思想史中不朽而独特的意义，又暗指了“神话”背后所可能隐藏的、另一个“现实”中的别林斯基，以及围绕二者的研究与讨论所富含的潜在张力。实际上，沃尔金并非唯一论及“别林斯基神话”的人。早在1913年，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帕维尔·萨库林便在《俄国公报》(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发表过论战文章《别林斯基——神话》(Белинский—миф)，以回应艾亨瓦尔德在同年的《别林斯基》一文中对伟大批评家的质疑，并捍卫别林斯基在俄国知识界不可撼动的地位。萨库林在文中特别强调了别林斯基“神话”般的形象所具有的现实中的扎实基础：“难道事实上的零和空白能够凭空变为一位英雄、圣人，变为活生生的、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传奇吗？神话的创造通常是具有某种现实的基础的。……他（别林斯基——笔者注）的精神回荡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之上，他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庇护人。他的地位早已被历史不偏不倚的裁判所确立：他的名字——是神圣的。”①Сакулин П.Н.Белинский—миф// В.Г.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616-623.
兼有人文主义的抽象理想以及社会改造的具体目标的“社会主义”理念，及其所引发的热忱的“革命”激情，可谓别林斯基思想中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特质。而此二者亦可看作萨库林等人心目中的“别林斯基神话”的核心内涵。恰如著名的《俄国文学史》的作者德米特里·米尔斯基曾对“别林斯基精神”所作的鞭辟入里的概括——“即社会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激情、对于一切传统的轻蔑，以及高昂无私的热忱。”②[俄]德·斯·米尔斯基著：《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亦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最大的俄罗斯神话，……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与革命运动的理想化的鼻祖。”③[英]以赛亚·伯林著：《观念的力量》，胡自信、魏钊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然而不可回避的一种境况是，当一个人被奉上神坛，从而成为一种“神话”，那么他就必将面对和承受一系列有关“神话与现实”的比量与探问。而人性总是乐于寻找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乐于构想崇高与平庸、虚构与真相之间的戏剧张力。于是，在有关别林斯基的研究中出现了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字眼——祛魅(развенчать)。在我们上文已介绍过的一篇文章——当代学者切尔卡索夫发表于2019年的《霍达谢维奇论别林斯基批评（随笔“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中，作者曾提到：“霍达谢维奇祛魅了(развенчивал)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认为别林斯基对待罗斯托普钦娜笔下‘真正的’诗歌却抱有功利主义的、有失体统的态度。”①Черкасов В.А.Кри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свещении Ходасевича (очерк «Графиня Е.П.Ростопчина: ее жизнь и лирика»)// Вестник Волог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9.№.4 (15).С.81.“развенчать”所对应的反义词“венчать”，最基本的涵义是指帝王的登基加冕礼中，为帝王戴上王冠的这一动作。相应地，“развенчать”则指使帝王失掉王冠，剥夺其地位。放置在别林斯基研究的语境中，这组相反的词义便可理解为将别林斯基奉上神坛，抑或拉下神坛；
塑造“别林斯基神话”，抑或祛魅这一神话。同样地，切尔卡索夫远不是第一位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在20世纪初围绕别林斯基的那场学界的争论中，“祛魅”一词已被反复提及。萨库林在《别林斯基——神话》中直言：“不能祛魅别林斯基。”②Сакулин П.Н.Белинский—миф.С.623.而1914年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布罗茨基发表题为《别林斯基被祛魅了吗？》③Бродский Н.Л.Развенчан ли Бел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воспитания.1914.№.1.С.106- 139.(Развенчан ли Белинский?)的文章，再次描述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别林斯基神话”的危机，并几乎一一反拨了艾亨瓦尔德对于别林斯基“祛魅”的尝试，对题目中的设问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历史到当代，“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始终围绕着别林斯基，不断地有人试图将其塑造成神话，也不断地有人试图将这一神话的光环祛除。这一现象，其实在我们前文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比如在当代的别林斯基研究中，“祛魅”的趋势曾十分鲜明地显现。而总的来说，如果整合别林斯基研究的主要趋势，我们会发现，“别林斯基神话”至少经历过两次“塑造”与“祛魅”的沉浮。
第一次“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一过程从19世纪50年代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悼念和赞誉开始，经历了60年代的皮萨列夫等平民知识分子的推崇以及之后的俄国解放运动，在1898年别林斯基逝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达到顶峰，完成了“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其实，在19世纪中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40年代人”与“60年代人”在相互“争夺”别林斯基。两代人均将别林斯基看作自己时代哲学与思想的杰出代言人——贵族知识分子看重别林斯基思想中“自由主义”的特质，而平民知识分子则赋予了别林斯基思想以“革命主义”的标签。但最终，“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者归属了民粹派等俄国左翼知识分子。别林斯基的遗产，尤其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滋养了年轻革命者们的心智与情感”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23.，从而获得了特殊而鲜明的社会意义。“别林斯基的人文主义思想被纳入了公开的革命斗争的语境中。他的名字……成了解放运动的旗帜。”②Там же.在这种气氛下，到了1898年别林斯基逝世50周年之际，对于别林斯基的热切崇敬与高度评价已经扩展到整个俄国知识界中，相关的纪念文字可谓数量颇丰③据叶尔米乔夫的统计，仅1898年一年就有20部纪念别林斯基的书籍问世，12种版本的别林斯基的作品书信集出版，另有491篇论及其生活与创作的文章发表于报纸和杂志上。详见：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24.，且来自哲学界、神学界、科学界、文学界等各个领域。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到了知识界之外的俄国社会中，用叶尔米乔夫的话来说便是，“技术学院的学生与神学院的学生都热爱这位伟大的启蒙家，而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革命者西涅古布(С.С.Синегуб)也同样爱着他。……他们的溢美之词中当然有侧重点上的微妙差别，但关键并不在这里。”④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24.言外之意是，关键在于，到了19世纪末，别林斯基作为一种文化与精神符号，俨然已在全俄拥有了广泛的认可度与影响力。
而第一次“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发生在20世纪初。1898年既是“别林斯基神话”塑造的顶峰，也可以看作是其“盛极而衰”的起点，尤其在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以“路标派”为代表的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俄国革命运动进行从现象到源头的反思与质疑，而对于别林斯基“祛魅”的最具轰动性、标志性的事件则是1913年尤里·艾亨瓦尔德的《别林斯基》一文的问世。其实早在1893年，文学评论家阿基姆·沃伦斯基就在发表于《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过对于别林斯基世界观和文艺观的质疑。他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常常忽略了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过分强调物质的福祉与眼前的社会利益，以至于他的文字完全无法与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精神世界相匹配。在沃伦斯基看来，别林斯基的贡献充其量只在于政论批评这一方面。1904年，象征主义诗人与文学评论家萨多夫斯科伊(Б.А.Садовской)意味深长地在书评中写道：“在我们的文学中，别林斯基的名字长久以来一直被神秘而美丽的传奇所环绕着。”①Садовской Б.А.Рецензия на издание «В.Г.Белински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Весы.1904.№.9.С.62.显然，似乎已经是时候打破这一传奇的迷雾了。1909年《路标》文集的出版，标志着“路标派”思想家对于俄国革命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深刻反思的开始。在“路标派”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一词实则指代的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革命知识分子，而别林斯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俄国知识分子之父”的。到了1913年，现代主义文学已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影响甚广，印象主义批评流派的学者艾亨瓦尔德在其著作《俄国作家剪影》(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的第二版中增添了七个新的人物，其中便有别林斯基。艾亨瓦尔德自身的文学批评观念受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很大，认为艺术的本性即为直觉，而这种对于艺术之非功利本性的理解，显然与别林斯基的文艺观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篇名为《别林斯基》的简短却足以令人惊诧的文章中，艾亨瓦尔德直呼别林斯基为“叛教者维萨里昂”（Виссарион- Отступник），意指其对于俄国文学与精神传统的背叛。艾亨瓦尔德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别林斯基所具有的思想家与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别林斯基的哲学乃至整个思想都是非体系化的、前后矛盾的，他对于从西欧零散接受的他人的观点，只进行了囫囵吞枣与拙劣的模仿，这致使他的思想缺乏精神完整性，且无法达到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精神高度；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更是非专业的、称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他的评论文章不仅有如空心的洋葱一般流于表面，更导致了俄国艺术的倒退——即从唯心主义到庸俗的实证主义的倒退。②详见：Айхенвальд Ю.И.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С.503-511.当代学者沃尔金对于艾亨瓦尔德此文做出过一种颇为有趣的类比，他认为“艾亨瓦尔德的文章是由皮萨列夫式的武断写就的，但他与皮萨列夫的激情论断各自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①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994.的确，如果说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皮萨列夫曾经凭借《普希金与别林斯基》(Пушкин и Белинский，1865)一文中对普希金的批判与对别林斯基的赞颂，将后者推举至神话一般的地位，那么艾亨瓦尔德则几乎用同样虚无主义的方式倒置了普希金与别林斯基二者的地位，将别林斯基拉下了神坛。也难怪艾亨瓦尔德此文当即在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与讨论。1914年，艾亨瓦尔德又撰写长文《有关别林斯基的争论：给批评家们的回应》(Спор о Белинском.Ответ критикам)，重申且深化了自己“祛魅”别林斯基的立场与观点。事实上，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20世纪初席卷西方学界的文化现代性的浪潮，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这场对于别林斯基的“祛魅”。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彼时所描述的：“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②[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3页。
第二次“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发生在苏联时期。这一时期从本质上讲，其实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神话塑造的巩固和延续，因为在对于别林斯基及其思想的阐释方面，苏联时期的观点基本上与19世纪后半叶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论及别林斯基的文字——如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发表的文章《别林斯基与理性现实》(Белинский и разумн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列宁在1902年出版的著作《怎么办？》等，成了后来苏联学界几十年间评价与解读别林斯基的标尺。也正是在苏联时期，“别、车、杜”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别林斯基的旗帜性地位被典型化地固定下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的俄国侨民哲学家们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对于别林斯基的阐释方式也迥然相异，但在对于别林斯基的推崇和认可上，却与苏联官方的态度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这些侨民哲学家中的许多人曾经是白银时代“路标派”的成员，他们随着1918-1939年的第一次移民潮侨居海外，一些人始终坚持对于苏联政权的反对立场，另一些人则在漫长的旅居生活中逐渐转向认可故土上所诞生的这一新政权，更有一些人尽管并未明确赞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却随着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愈加深入的洞悉与反思，将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纳入“俄罗斯理念”的有机整体之中，将其看作某种“倒置的宗教性”的表达。因此，别林斯基在绝大多数侨民哲学家，如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眼中，在某种程度上便属于“俄罗斯理念”与“俄罗斯心灵”的传奇性代表之一。叶尔米乔夫在梳理侨民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的观点时认为，总的来说，“除了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①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Д.И.Чижевский，1894-1977）是一位俄裔德国哲学家，自1921年起一直侨居西方，他的斯拉夫学研究在西方学界颇有名气和影响。他在名作《黑格尔在俄罗斯》(Гегель в России，1939)中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不高，认为其既没有深刻且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又缺乏细致的艺术感受力。可以说，奇热夫斯基与白银时代的艾亨瓦尔德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理解与评价是较为类似的。，大家在写到‘疯狂的维萨里昂’(Неистовый Виссарион)时都带有明显的好感。”②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26.这也是为什么在谈及20世纪的学者对于别林斯基的接受时，伊戈尔·沃尔金总结道：“‘疯狂的维萨里昂’有着两副面孔：一幅是应用于教科书中的，另一幅是形而上的、心智性的——他们融合为一种统一的形象，庇荫着同一个历史的神话。”③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С.981.
第二次“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发生在苏联解体后（1991年）至2011年前后。在这二十年间，十月革命后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被推翻，“宗教热”兴起，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尤其是“路标派”的著作与思想在当代俄罗斯迅速受到热捧。因此同样地，第二次对于“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从本质上讲也可看作是第一次的延续与发展。在这次祛魅的过程中，“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自然受到了重新审视。在圣彼得堡，那些昨天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今天便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从公共图书馆的名称中抹除了，便想把以别林斯基命名的街道改名为西蒙诺夫斯基街道。”④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С.10.在这种境况下的别林斯基研究所面临的否定性的趋向，我们已在上一节中进行过充分的回顾。然而这种所谓的“重新审视”，却时常缺乏审视的客观性，而具有“为反对而反对”抑或“为祛魅而祛魅”的片面性。正如叶尔米乔夫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说苏联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仅透过俄国解放运动的单一镜片来看待别林斯基，那么“当代的别林斯基的反对者们同样也仅透过自己反革命的镜片来看待他。”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10.而无论是为别林斯基戴上光环，奉上神坛，还是褫夺其光环，使他跌落神坛，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一元论状态”②Там же.(монопо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即从一种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走向另一种刻板印象。“别林斯基神话”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这样的起伏，而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次过程由于有着相似的动机和内容，实则可以看作是同一种神话的塑造与祛魅，或者说是陷入了同一个“一元论状态”的怪圈。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2011年以后的别林斯基研究较之于苏联解体后不久的、以及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而言，或许有着更加特殊的价值与意义。近十年来的别林斯基研究，以《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的出版作为标志性事件之一，试图赋予新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以更多的客观性、多元性与创新性。不同学者们在研究中从多样的视角对别林斯基的遗产进行新的阐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其思想与创作的“一元论”描述与判定。换言之，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以来，别林斯基的研究者们似乎在努力跳出“塑造神话”与“祛魅神话”两极间的历史宿命，并试图“重塑”这一神话，使其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既不因被过度架高而摇摇欲坠，也不因无休止的祛魅和解构而被连根拔起。因而可以说，尽管“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时间段上同属于苏联解体后至今——这一“当代俄罗斯”的范畴，但就“别林斯基研究”本身、亦即“别林斯基神话”的命运而言，却以2011年为分水岭，可以划分为“祛魅神话”与“重塑神话”这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实际上更属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属于“别林斯基神话”宿命般地被塑造又被祛魅的历史过程；
而后十年则属于“新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即跳出这一宿命，以新的视角与方式勾勒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面貌的尝试。这就是叶尔米乔夫所说的：“对于历史上的活动家，最开始人们总是根据他为生活所带来的新东西来评价他；
之后逐—开始清算他的疏漏与错误。厌倦了别林斯基‘遗产’的新宗教复兴便从后者着手。而在我们的肩头落下了这样的责任，即保持客观，将别林斯基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成形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独特类型的文学批评的创建者，而正是这种文学批评，连同与其不可分割的文学作品，成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之表达的主要形式。”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Сост.А.А.Ермичев.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С.50.
然而，在这种相对客观平和的认识中，“别林斯基”还能称得上是一种“神话”吗？毕竟连叶尔米乔夫本人都明确指出：“当开辟研究别林斯基的新方法时，应当避免将这一名字进行任何神话化。而这样的风险一直都存在着。”②Там же.С.10.的确，将本应作为理性研究对象的别林斯基频频与“神话”这一神秘而非理性的意象联系起来，似乎才是造成学界对其两极性评价的根源所在。但学者沃尔金对于能否真正消除“别林斯基神话”是存疑的。他直言：“人们热爱神话般的人物，不是爱他们的那些正确的论断，而是爱他们本来的样子。”③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С.995.也就是说，似乎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神话”，即对于某一人物的神化与崇拜未必要与其学说是否绝对正确画上等号。显然，别林斯基及其学说的正确性与专业性，在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眼中，已不似苏联时期那般不容置疑。但难以否认的是，别林斯基独特的精神气质早已刻入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基因，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能找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因而，“别林斯基”这一名字仍是无法抹去的符号与象征。且近十年来，尽管围绕别林斯基的思想有着不同的阐释与论争的立场，但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与思想史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却变得越来越稳固与不可撼动。叶尔米乔夫也特别强调过要超越“专业且狭窄的意义”④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С.19.，将别林斯基的创作与个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进行把握与认知：“别林斯基时代的文学批评完全不是专业的、‘欧洲’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作为读者大众的代表，向文学家们问出一切困扰着他的问题。对于他的问题来说是没有边界和尽头的。他评判和谈论历史与人民、权力与罪恶、信仰与道德、农奴制与自由、哲学与宗教……的确，别林斯基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学批评的奠基者。这种批评的领域是自由的，一种领域与另一种领域没有明显边界地相互毗邻甚至渗透：文学渗透进哲学，哲学渗透进宗教，后者又竭力地在完成某种社会功能……事实上，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文学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学批评的产物。相应地，评价别林斯基与评价一名专业的批评家应当是不一样的。当然，别林斯基是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更‘首要’的意义在于别处——他是俄国社会的教谕者，是理性、善与人性之典范。”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С.50-51.或许正是这种在专业理性的研究之下一直普遍存有的、对于别林斯基的非理性的推崇与热爱，使得“别林斯基神话”并未在当今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尝试着理解与重塑。
因此总的来说，“别林斯基神话”自19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头十年，依次经历了两次性质相似的、被“塑造”与“祛魅”的过程。而自2011年起，当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的研究逐渐归于较为中立客观的探讨，此时的“别林斯基神话”不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形态，我们更倾向于称之为“神话的重塑”。从被塑造到被祛魅，再至被重塑——此即“别林斯基神话”自历史至当代的命运。
亚历山大·叶尔米乔夫在长序《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的结尾，回忆了2010年一次学术会议之后的晚会上，几位俄罗斯哲学家们的交谈。这段记述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对于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来自伊万诺夫的索洛维约夫作品研究中心的主任米哈伊尔·马克西莫夫，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称为俄罗斯思想的“关键人物”。
伊戈尔·叶甫兰彼耶夫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一人物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笔者则提出，若按照路标派将俄国革命看作我国19世纪历史的中心事件这一理解，那么这一关键人物应当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事实上，尼古拉一世逝世后及准备和进行农奴制改革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一切思想会战都是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关于俄罗斯往何处去——遵循渐进的道路还是革命的道路。若潜心研究这些争论，就会完全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在这段以1917-1921年革命作结的俄罗斯历史中具有怎样关键性的意义。
然而，在对此三位候选人一番讨论之后，晚会的参与者们以别尔嘉耶夫的方式，即关于俄罗斯心灵之二律背反性的学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有革命，那么便有反对革命。如果有别林斯基，那么就应当有他的对映体；
显然，这个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讨论者们达成共识，俄罗斯意识中的关键性因素乃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二位一体。①Ермичев А.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С.51-52.
的确，别林斯基的思想与俄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当代学者们在对其思想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因素提出质疑的过程中，已极力证明了别林斯基并不主张在彼时的俄国即刻开展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但他的思想仍可被视为19至20世纪深刻改变了俄国历史之命运的一系列革命思想的开端，或者用别林斯基自己的话来说，是“风暴的启明星和预言者，……是预示着思想革命临近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之一”②Белинский В.Г.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Т.12.С.332.。而曾在《群魔》等作品中对于俄国革命激进主义进行过深刻揭露与反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最早发现别林斯基身上的革命性因素以及这种因素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后果的知识分子之一。在1881年的记事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别林斯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别林斯基对于新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且每一次在接受新思想时，他都怀着憎恨、唾弃和鄙视，非比寻常地期待着摧毁一切旧的事物。”③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Т.27.С.50.当代学者沃尔金认为，陀氏正是在别林斯基的身上，“首次发现了由善生恶的机制，而这种善乍看起来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④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С.988.但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在思想上也是惺惺相惜的。别林斯基在世时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给予过高度评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赞赏过别林斯基思想的道德性及其对于俄国社会崇高的教育意义。
对于这一对“二位一体”因素，沃尔金曾总结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他曾强烈批评过的那位（即别林斯基——笔者注）一样，都是‘好走极端的人’。”①Волгин И.Л.«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С.987.而这种极端性抑或最高纲领主义，何尝不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历史进程的特征？苏联解体与当代俄罗斯国家的诞生，又何尝不可视作这一特征在现实中的映照？因而无论如何，别林斯基研究对于当代俄罗斯而言并不是过时而遥远的，反而是迫切的、必要的、具有持久而特殊的意义的。
本文对于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之研究，也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而展开的。回顾全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其一，从横向的主题维度上看，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回顾并分析了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
介绍并挖掘了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评价；
再度聚焦了别林斯基的哲学遗产，并主要从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探讨与阐释。出于对苏联时期刻板印象的反拨以及对白银时代哲学的热捧，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分析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时往往会得出与苏联学界不尽相同的结论，并更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后来的侨民哲学家所运用的“宗教内在论”“人格主义”等解读方式。
其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间，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对待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通过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叶尔米乔夫三位学者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态度多为批判与否定。而新千年以后，一方面，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依然带有较强的“反拨”意图，学者们仍热衷于在研究中发掘并得出与苏联时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另一方面，对于别林斯基的质疑与审视已不似20世纪90年代那般尖锐，学者们对于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抱有更加中肯的态度。近十年来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新正视和肯定别林斯基遗产的趋势，学者们的观点既不是对于苏联观点的亦步亦趋，也不再执着于对别林斯基进行虚无主义式的解构，而是尽力在寻找一种兼有创新性与客观性的视角。
其三，若将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联动考察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看似是苏联解体后的“另起炉灶”，实则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整个“别林斯基神话”之塑造、祛魅与重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其对俄国文坛与思想界的崇高贡献，别林斯基被19世纪后半叶以及苏联时期的研究界奉上神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别林斯基神话”。然而在白银时代以及苏联解体之初，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也饱受过质疑与批判，这一神话的光环屡次遭到祛除。2011年之后的别林斯基研究试图跳出非黑即白的“塑造”与“祛魅”定式，以更加中立客观的视角致力于“重塑别林斯基神话”。正是通过这种自历史至当代的回溯视角，近十年来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才更加凸显其可贵而特殊的趋向与特征。
在1913年那篇著名的檄文《别林斯基》中，艾亨瓦尔德在列举了别林斯基批评理论的种种谬误与矛盾之处后，颇为旗帜鲜明地坦言：“在当今别林斯基众多的深切崇敬者之中，曾有一位以‘伟大的心灵(великое сердце)’一词来形容别林斯基首要的意义之所在，而我们更青睐的，则是伟大的智慧(великий ум)。”①Айхенвальд Ю.И.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С.509-510.显然，在艾亨瓦尔德的眼中，较之于看似宏大却无从捕捉的所谓“心灵”，专业的学识与过人的“智慧”是更加重要的品质。而后者正是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别林斯基所欠缺的。别林斯基的确并不是一位足够专业和智慧的学者，艾亨瓦尔德在学理上对于别林斯基的那些指责几乎无可辩驳。别林斯基缺乏高雅而广博的学术素养，其文字天赋与艺术感受力甚至不及作为其后辈的、贵族家庭出身的皮萨列夫；
而在哲学方面，并不精通外语、未接受过系统性哲学训练的别林斯基，在奇热夫斯基等专业的哲学家看来，更是经常误读并简化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理论。
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著名宗教哲学家瓦西里·罗赞诺夫在1915年与友人的通信中，用带有明显反讽意味的双引号称呼艾亨瓦尔德为“俄罗斯批评家”，并不留情面地形容道：“艾亨瓦尔德是一名诗人，但却是一名有着败坏的心灵(дурное сердце)的诗人。读着他那些‘优雅的篇章’……完全会觉得这种‘光鲜’与‘优雅’是十分危险的。……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不可比拟的某种特质——即内在的真诚性，……尽管它经常是莽撞的、粗糙的甚至粗俗的，是不智慧的(неумно)、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但事实上，正是从这种粗糙中，后辈们能够制出精致的方糖，这种粗糙性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断成长的；
而艾亨瓦尔德的‘优雅性’却仍是老样子，什么也变不成，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停滞的、僵死的。”①Розанов В.В.Письма к С.А.Венгерову//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Институт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О ИРЛИ).Ф.377.Оп.4.№.1921.16 л.: л.4 об.转引自：Дмитриев А.П.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В.В.Розанова с С.А.Венгеровым: исповедальные мотивы, споры 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и критиках «дурного сердца»// Соловьев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19.№.2 (62).С.156.罗赞诺夫认为优雅而“智慧”的艾亨瓦尔德却有着一颗“败坏的心灵”，缺乏俄国文学最宝贵的特质，称不上是真正的“俄罗斯”批评家。这一尖锐论断也算是间接回答了艾亨瓦尔德所抛出的“心灵”与“智慧”孰轻孰重的问题。显然，罗赞诺夫不但判定“心灵”重于“智慧”，且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衡量“俄罗斯性”的某种真正的标尺。
很难说罗赞诺夫所言就一定是公允的，但借助他的观点，我们或可从一个侧面去延伸性地解读当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态度的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初别林斯基险些被从圣彼得堡的街道中除名，到2019年以“疯狂的维萨里昂”命名的全俄文学批评奖的设立，人们在“重审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揭露出别林斯基在“智慧”层面的不完美，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推倒其在“心灵”层面的独特性、崇高性乃至俄罗斯性。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苏联解体三十年来，俄罗斯学界对于俄国革命乃至整个苏联时期的文化遗产，似乎均经历过类似地从在“智慧”上批判，到在“心灵”上接纳的过程。正如当代学者维克多·谢尔巴科夫在其2016年的专著《皮萨列夫与虚无主义时代的文学》中，通过援引屠格涅夫所言而表达的对于该时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赞誉：“别林斯基和他的信件——这是我的全部宗教。……所有我所知的真正的否定者（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斯别什涅夫等）——都毫无例外地……剥离了个人的愤恨和怒气，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仅仅是因为他们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人民生活之需求。”②Тургенев И.С.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Т.5.С.58.转引自：Щербаков В.И.Д.И.Писаре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эпохи нигилизма.Москва: ИМЛИ РАН, 2016.С.20.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所开辟的这条道路粗糙而曲折，却也热切又真诚，并代表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及其对于俄国人民之命运的一种关切与探索。这条道路未必足够聪明，却足以被当今的俄罗斯学者接纳为“俄罗斯心灵”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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