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九小说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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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忠

内容提要:陈九的小说创作,无论是立足当下书写华人在海外的生活和命运还是回望故国生活,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创作风貌,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陈九的小说在描写和表现海外华人社会和华人生活时,往往采用底层叙事视角,以温情悲悯的叙事姿态,平易流畅的叙事语言,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在叙事、诗性、意味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艺术和个性化的叙事风格。

进入21世纪,海外华文作家更多地书写海外华人在异域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变迁,更多地关注海外华人的心理状态和他们对于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环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陈九是有着显著成就的一位。他的《纽约有个田翠莲》《卡达菲魔箱》等中短篇小说集,无论是立足当下书写华人在海外的生活和命运还是回望故国生活,都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作风貌,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

与前辈作家不同,陈久更关注华人命运的变迁和在异域环境下与异质文化的融合度,其创作根据题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写海外华人在美国纽约的日常生活和诸种人生,另一类是描写国内生活的种种情状。他试图透过生活的表面去揭示华人社会和华人生活的内在真谛,找寻海外华人的精神追求及生命困境。在描写和表现华人社会和华人生活时,陈九往往采用底层叙事视角,叙事姿态温情悲悯,叙事语言平易幽默,叙事节奏跌宕起伏,在叙事、诗性、意味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

陈九的小说执着于纽约华人世界和华人生活的描写。纽约作为世界大都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华人来这里寻找生机,谋求发展。其中,有些人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但更多的华人寂寂无名。陈九的小说往往采用底层叙事视角,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华人给予高度关注,呈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和内心世界的无奈,描绘了在纽约繁华大都会背后华人底层社会的众生相。

《哗啦胜轶事》中的王彼得是一个居住在纽约哗啦胜地区的华人,早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经济学,赴美留学时听说学电脑好找工作便改行读了个电脑硕士,十几年间做到甲骨文数据库主管的位置,似乎就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他遭遇失业。已年过半百,王彼得只得自己雇自己,开了家电脑行,靠修电脑修手机外带批发零售为生。不过,这一切在某一天早上结束了,他接到了一张五千美元的环保罚单。小说从这里开篇,叙述了王彼得为了开脱这五千美元的罚单,费尽周折,想尽办法,却不料卷入一起州议员的竞选之中。小说最后,王彼得因为他的正直、善良而被以用虚假文件干扰选情的联邦重罪送进了监狱。作者以底层叙事视角叙述了王彼得的人生奋斗历程,透视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了其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客观地写出了人物在社会重压面前的无奈和无力感。在面对人物的不幸生活和命运时,陈九努力以客观的态度予以描写,呈现出生活的残酷和人物的无奈、渺小,从而使作品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也更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与王彼得出国前毕业于名牌大学,有着耀眼的学历不同,《纽约有个田翠莲》中的田翠莲出国前只是个县城梆子剧团演员。田翠莲只会唱沙尘暴般的河北梆子,而纽约华人只喜好杏花春雨的越调,更不要说美国人了。找不到谋生的手段,为了生存,她改名王师师堕入风尘,在法拉盛成了一个无证妓女,后又做了老鸨,屡被抓捕,出来后仍重操就业,从此在色情业度过余生。小说以纽约一个普通华人“我”为叙述视角,“我”喜欢河北梆子,算得上是田翠莲的知音,作品通过他与田翠莲几次交往的叙述,勾勒了田翠莲由一个初到纽约、不谙世事的梆子戏演员,到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异国飘零者,到靠出卖肉体为生尚保留自尊的风尘女子,一直到看淡荣辱、游戏人生的老鸨的人生历程,在对田翠莲的不幸人生表示惋惜和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无力帮她脱离困境的遗憾和惆怅。

《纽约春迟》中老鲍出国前的人生经历要复杂得多,前半生充满坎坷,他在社会底层不断经受摔打和磨炼,来到纽约依然在社会底层艰难生活着。“我”因家里发水请老鲍上门修理水管而与他结识,又因同住钱粮胡同斜对过的缘分而增加了亲近感,两人聊起当年胡同里的人与事,很是投缘。老鲍第二次上门,两人渐渐熟络起来,聊起北京的香椿芽炒鸡蛋卷春饼,更勾起了共同的乡愁。待到第三次见面,则是老鲍送来两棵钱粮胡同的香椿苗。这份情谊深深地感动着“我”,两人的感情又深了一层。第四次见面则是“我”接到老鲍女儿电话带上两千元保释金去警察局把老鲍保释出来,老鲍被警察从法拉盛一个叫凤兰的妓女床上抓进警局。几个月过后,老鲍则“瘦多了,原来的方脸变长了,双目深陷,颇有几分古楼兰人的味道”。这是老鲍最后一次出现。最后“我”得到老鲍的死讯,他和自己喜欢的妓女凤兰因艾滋病双双自杀。作者借助“我”这样一个老鲍的北京同乡、朋友的身份进行叙述,又通过老鲍几次肖像描写来表现人物命运的变化,揭示了生活在纽约社会底层华人的艰难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

与前述作品相比,《丢妻》的情节颇为简单,且更为生活化。小说通过对一对华人夫妇生活琐事的描写,表现了纽约普通华人的日常生活情状和精神世界。张三丰与老婆因为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出现分歧而产生争吵并进而陷入冷战,这天两人送完孩子一起去超市购物却走散了。小说通过张三丰与老婆这对夫妇在超市互相寻找对方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以两人不同的视角审视了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表达了对妻子和对丈夫的包容和理解,对自己的自责,小说突出地表现了普通华人生活的不易和夫妻相濡以沫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们得以共同度过异国生活的种种难关,家庭得以稳固,显示出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

在对海外华人生活和命运的叙述过程中,陈九从华人的文化身份出发,常常会写到他们的故国情思和文化乡愁。《纽约春迟》中的老鲍千方百计托二姐为“我”偷偷捎来钱粮胡同的香椿苗,甚至在他临死前还安排二姐带给“我”北京纳兰府北院的冬枣树苗,原因就在于“我”和老鲍交谈时都把香椿和冬枣当作了故土北京的象征,正如这篇小说中所说的“太久的漂泊似乎令人麻木,其实不然。新移民把故乡挂在嘴上,老移民把故乡藏在梦里”。这份情感也许只有背井离乡、远离故国的海外游子才有更深切的体会。

无独有偶,《东四香椿》中两个来自北京的纽约华人老廖和“我”乃至他们的朋友圈同样将北京香椿作为情感的寄托。这篇小说就围绕着“东四香椿”展开叙述,并将东四香椿在纽约的生长与北京人在纽约的命运相联系,形成异质同构。“我”将这棵从北京“偷渡”来的东四香椿种在后院,每天“不光看着它生长,看着它思乡,思乡是难免的,我老依稀感到它的背后藏着东四九条胡同口的幼儿园”。这棵种在后院围墙里的香椿长得很快,却向围墙外倾斜、伸展,结果被美国邻居把头砍了,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
香椿树渐渐枯萎,眼看它活不成了。而此时“我”的人生也正遭遇严重扭曲,从事的生意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一般动弹不得,就像这棵香椿树被拦腰砍断一样。“我”想了很多办法想救活这棵树,但它却毫无生气,于是就有了这一番人与树的对话:你怎么就不明白,咱是移民,俗话说人离乡贱,打第一天到这就有投靠的意思,就没什么底气了,干吗非这么大气性呢,你就生出个新芽安慰安慰我,求求你了。“我”还劝解同处人生逆境、满腹牢骚的老廖:即便过去是参天大树,现在你也是灌木野草,形态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活下去才能等到机会。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这棵香椿从根部长出了许多小树苗,长得比以前更茂盛了。而“我”和老廖的命运也有了转机。在异域生长,如何适应新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走向凤凰涅槃,这是海外华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篇小说借助人和树的异质同构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艺术表现。

陈九善于运用悲喜交加的叙事方法,自由灵活地控制叙事速度,形成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营造了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

《老史与海》通过对人物关系的描写和对人物情感世界的把握,形成了摇曳多姿、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小说中的老史是个专门在海上捕龙虾的老头。他长相粗、说话粗,为了挣学费,“我”别无选择,只有跟随老史上船出海捕龙虾。而“我”最初对大海的感觉也充满着恐惧。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相处,“我”对老史有了较多的理解。“我”与老史的关系渐渐融洽,工作之余两人可以随意说笑。这时人和海就开始融为一体:“我们一老一少,在黎明的海面上相互调侃,把说笑蘸着威士忌撒向海面。海这家伙肯定也喜欢酒,要不怎么会一见老史的酒壶就雀跃不已,把船晃得上下起伏。”①陈九:《纽约有个田翠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但后来两人的关系有了变化,因为“我”没有接受老史安排的酒吧女凯蒂,两人陷入冷战。“我”宣布辞工,从船上跳入海中,向海岸线游去。在海中,“我”遇到巨大的洋流,生死之际想起与老史交往的种种,感到这段时间与老史的生命交织,早就使文化和种族的差异不再重要。当“我”上了海岸却得知老史因酒精中毒正在抢救。在医院里相见,这两个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的感情又深了一层,“我”也了解了老史更多的层面,这个粗犷的捕龙虾老头竟然能够背诵雪莱的许多诗歌,这让“我”看到老史粗犷背后细腻而多情的一面。在一个暴风雨的凌晨,老史约“我”一起出海,在“我”的见证下,心肝肾等多处脏器损坏的老史纵身跃入大海。老史完成了人生悲壮的结局。叙述者根据人物关系的变化,自由灵活地控制叙事速度,从而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而在叙事过程中,老史作为一个海上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捕龙虾老头,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早已和大海融为一体,他的“粗”正是大海所赋予的,而他最后的生命结局无疑是悲壮的。

这种先抑后扬、悲喜交加的叙事手法在《七五八七》中也有很好的运用。小说以1975年8月7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京广线被冲塌,铁道兵部队奉命前往抢修为背景,着力书写了铁道兵战士“我”与连长关系的发展、变化,突出地描写了连长的形象。“我”是个干部子弟,加上作风自由散漫,连长平时对“我”便看不顺眼,要求特别严格。“我”跟连长“积怨已久”。“我”本因痢疾住了两个星期卫生队刚出院可以不去抢险前线的,但连长要求必须参加,“我”便与连长顶上了。来到抢险前线,“我”和连长日夜奋战在一起,彼此加深了了解,隔膜一点点减少。而后来“猫捉老鼠”的游戏揭晓,连长终于明白“我”一直偷着刻的蜡版是老帅们的诗而不是“握手”一类的手抄本,对“我”的印象也彻底改变。小说最后,连长为了让战友们安全撤离,将自己身体卷成一个方形,垫在了正在降落的钢轨下面,献出了生命。小说叙述了“我”与连长的恩怨纠葛,两人间一场场大大小小的交锋描写得活灵活现,生活情趣盎然,人物关系就在这波澜起伏的情节结构中得到充分揭示,人物的个性也因此被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陈九是个善于叙事、精于结构的作家,他能把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元素巧妙地组合起来,形成精致的小说结构,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耐读性。这些作品往往将以时间为序的故事按照人物关系的逻辑进行巧妙的组合,从而使叙述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性。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调动各种手段来编织故事。《卡达菲魔箱》中的留学生潘兴是个开锁奇才。小说叙述了潘兴由简单的锁到复杂的锁、由机械锁到密码锁电子锁数码锁乃至到最复杂的卡达菲魔箱,无所不能。小说中关于人物的叙述不乏神秘色彩,语言也往往带有哲理。潘兴坦言:“锁的本质都是物质抵抗物质,变换的只是表面文章,数码啊电子啊,都是锁之上的形式而已,只要这个物质可以活动往返,就一定有多种开启方式,这是绝对的。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胖子,锁其实是一种哲学,是人类自我挣扎自我束缚的产物。”①陈九:《卡达菲魔箱》,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小说最大的悬念是开启卡达菲魔箱,犯罪集团一直以为里面藏着核武器密码。这个魔箱里到底藏着什么?潘兴能打开吗?这一悬念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整篇小说张弛有致,丝丝入扣,扣人心弦,充分表现了作者超拔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

《挫指柔》进一步运用悬疑的表现手法,把一桩人身伤害案与纽约校园帮派与暴力、中国武术、中国文化、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等结合起来,故事跌宕起伏,情节一再反转,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小说开篇写道,纽约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追踪一个非常离奇的案子。纽约波莱顿公立初中一个姓多尼的八年级男生和他父亲,在一次家长会后,儿子的父亲左手、右手无端就粉碎性骨折了,两只手各碎十多处,几乎一模一样,多尼父子想起在学校时,曾与一位叫纪季风的中国家长握过手,他一定是使用中国功夫将他们的手弄残,于是一纸诉状把纪季风告上民事法庭,索要伤害赔偿每人各两百万美元。“我”和小麦克李文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受纪季风委托接手了这个案子。“我”认定这是个费力不多而且必赢的案子。律师由此展开调查,准备了大量材料,胜券在握。但接下来情节为之一转。报纸刊登消息,说这起碎手案绝非偶然,而是波莱顿中学帮派争斗的结果。“我”对纪季风不讲实话非常气愤,但听了他讲述的儿子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和种族歧视,又激发了“我”的义愤。而关于捏碎木头,纪季风辩称那只是远看像木头的干面包块儿,并从书包里拿出来演示。至此,情节又是一转。只要证明不了纪季风碎手,该案就无法成立,只要该案无法成立,种族歧视的帽子就戴在多尼头上。不仅如此,还要乘胜追击,将多尼父子绳之以法。就在准备完美收官取得胜利之时,“我”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法院、合作方的巨大压力,要求销毁所有对多尼父子的指控材料,对方撤销对纪季风的民事诉讼。最后,一切都像从未发生似的结束了。纪季风也接受了这一切,没有抱怨失望。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悬疑:纪季风到底会不会中国武术?多尼父子是否真的被他所伤?到小说结尾,已经带着儿子回到中国的纪季风终于为“我”解开谜团:是他用一种名叫“挫指柔”的中国北方民间神功教训了多尼父子。整篇小说叙事线索纷繁,人物关系扑朔迷离,情节不停地反转,读者在关注人物命运的过程中不断追逐着悬念,一直到最后才豁然开朗。作者借鉴了悬疑小说、侦探推理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通过悬念情节的叙事设计,营造出紧张热烈的叙事氛围,最终以充满张力的“叙事空白”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

与擅长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陈九小说显然缺少宏大叙事的兴趣,他确立了个人叙事的立场,运用个性化的日常生活语言,专注于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的描写,形成了平易流畅、幽默风趣而又富有抒情意味的叙事语言风格。

陈九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方言、胡同文化、地方戏曲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到美国后,身处异域文化环境,他对母语有着特殊的敏感。在《纽约春迟》中作者写到“我”与管儿工老鲍通电话,电话那端老鲍那一口京韵京腔,令“我”喜出望外,倍感亲切。陈九往往在熟练地运用现代汉语进行叙事、写人、状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巧妙地加入北京方言,从而使作品弥漫着浓烈的京味。

《哗啦胜轶事》中写到王彼得在纽约下岗,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他的处境:“国内下岗还能买个断,纽约没这戏,光眼子滚蛋该干吗干吗去,别说工资了,连王彼得攒的十几年退休计划全部归零,根本没地儿说理去。得嗬,这下可把他给撂当间儿了……”①陈九:《卡达菲魔箱》,第57、8页。这里的“光眼子滚蛋该干吗干吗去”“根本没地儿说理去”“这下可把他给撂当间儿了”等都是活生生的北京方言。这段文字京腔京韵十足,同情中不乏调侃。再如《卡达菲魔箱》中这一段:“我算整明白了,嘛叫缘分?缘分就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情感,你就手撕鸡,剁饺子馅儿,也掰不开的相互关联。剁饺子馅儿这个最形象,剁碎了,剁烂了,还得包在一个皮儿里,缘分就是饺子,我跟潘兴就属饺子一类。”②陈九:《卡达菲魔箱》,第57、8页。“我”与潘兴两个在纽约相见的北京人因为共同爱好西河大鼓中的名段绕口令《玲珑塔》而结缘,两人来了个“男声二重唱”,这段文字突出地表达了“我”与潘兴相识相知的兴奋喜悦,而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语言以及短促的节奏,又与《玲珑塔》绕口令的风格相得益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陈九小说的语言还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老史与海》中多次用抒情性语言描写对大海的感受,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晨曦映上海面,海水仿佛去幽会,拼命打扮起来,把各种颜色涂在脸上,既华丽又热烈。有趣的是,太阳没出来时,海水显得焦躁不安起伏不定,让你觉得她如果有腿,肯定在你身边踱来踱去没完没了,令你发疯。一旦太阳出来,海水就安静了,甚至变得含情脉脉含苞待放,这氛围让我倍感舒畅”③陈九:《纽约有个田翠莲》,第204页。。经过两个月的相处,“我”与老史关系开始融洽,“我”的捕虾工作也已熟练,工作之余已经有时间从容观察大海了。用拟人化笔法去描写大海的变化,使读者在欣赏大海美景的同时也能体会到叙述者心中的喜悦之情。“海面今天异常平静,海水在这里与岸边的海丝毫不同,岸边的像祖母绿,妩媚温润,没什么分量,而这里的海是靛蓝的,深邃冷峻博大豪迈,她远离那个喧嚣烦琐的尘世,让你明白我们所依存的社会远非永恒唯一,真正的永恒不会充满装饰性,就像纯金并不耀眼一样。海水越深蓝,浪花就越洁白,一簇簇此起彼伏,像巨大的合唱军团在交替欢唱,难怪世界所有的海军军装多以蓝白为款,这既是对海的赞美也是对海的敬畏。每次看海,无论多少次,都让我震撼,心底腾涌着永不枯竭的感动。这才是水的祖国啊!”在这里,小说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对大海的赞美和敬畏、震撼与感动,这种感受源自于对大海的细致观察和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入思考。大海的深邃冷峻与尘世的喧嚣烦琐恰成鲜明对照,大海的博大豪迈又岂是陆地的江河湖汊所能相比的,正因如此,才有了“这才是水的祖国啊”的感慨。“风雨中的海面一片幽暗,雨水敲击着驾驶舱顶棚,咏叹般发出时缓时急的喧嚣。船体随波浪起伏跌宕,穿透一道道激情澎湃的水障,让人产生仿佛从海底冒出来的魔幻感。我心里并无恐惧,却奇怪地注满四面楚歌轻死易发的骚动,我能觉出,这很可能是一次极不平常的航行。”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段写海的文字,老史就要选择与大海融为一体了,叙述者“我”隐隐地感到会有大事要发生。这段文字情景交融,既表现了“我”的不安和激荡的情绪,也传达出了大海的神秘和伟力。

陈九小说的语言还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色。这源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以及健康乐观的人生观。陈九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北京人,老北京人善于聊天,常常口若悬河,话题极为广泛,他们注重的不只是侃什么,关键是怎样侃,往往具有一种幽默之气。《东四香椿》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在纽约以浙江柯桥为基地做加工贸易,见多识广,也善于聊天。小说写到老廖来到“我”家,他正面临失业,因此一边喝酒一边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愤懑,“我”尽力劝解,老廖还是带着消极和无奈的情绪离开了,而这时“我”家后院种下的那棵老廖弄来的东四香椿正在正常生长。叙述者便将人和树作了一番比较:“老廖走了,留下的这棵东四香椿却是‘乐观主义者’,日长夜长。所有刚来的都比较乐观,想摩拳擦掌重活一把。”这幽默的语言中其实包含着对海外移民人生的一种沉重思考,新移民对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他是积极乐观的,而移民时间较长的华人在经历了现实的摔打后就很难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了。香椿树在不断地长大,“我”每天满怀欣喜:“早起出门看它,哦,是这个样子。下班回来再瞧肯定变样,长高长粗了一块,得半尺多,令人满怀欣喜。美国的土很肥沃,它不像咱那疙瘩,五千年开垦种植,养活了一百多代君王和百姓,再丰腴的母亲也有疲惫的时候。这边人不靠种植,土地原生态,吐口唾沫都能怀孕。关键是咱东四的物件底子好,四海为家天下大同,给点阳光就灿烂,加上心里有梦,这个很重要,你琢磨呀,连笤帚都想得出来,不是梦吗,有梦才有忍耐力。”这一段幽默风趣的文字延续了前面“乐观主义者”的基调,再一次表达了新移民渴望开疆拓土、开启新人生的梦想,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前景可期。当“我”发现这棵香椿树没有像其他植物那样表现出趋光性,而是背着光向着墙外生长,就有了这番幽默的对话:“我并不以为朝太阳生长是‘难弄’之事,生命打太阳而来,当然朝太阳而去,天经地义。问题就出在这,这棵东四香椿偏爱往墙外长,背对着阳光,看着就别扭。你说你,又不开花,也没那么好看,金发碧眼你有吗,还想‘一枝红杏出墙来’,几个意思啊?”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很好地领略陈九小说语言的风趣幽默。

就小说创作数量而言,陈九在海外华文作家中不算是高产的一位。但他在小说创作中往往别出心裁,精心经营其小说艺术,每每令读者生发出不可思议之感。陈九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作者把握住了北美移民社会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以底层叙事立场,艺术地表现了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深化了对海外华人身份的认知;
他善于运用悲喜交加的叙事方法,形成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营造了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
他运用个性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形成了平易流畅、幽默风趣而又富有抒情意味的叙事语言风格,从而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叙事艺术。这是陈九小说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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