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文艺工作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兼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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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佳佳,沈 妉,仲伟仡

(1.南京艺术学院,南京 210013 ;
2.无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3.江苏省戏剧学校,南京 210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并强调“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事实上,回顾党的百年征程,不论是在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党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都坚守并升华着自己的初心,不断兑现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而文艺作为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力量,百年来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紧密相连,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党的初心使命渗透在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各个阶段。

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一直以来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致力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着力于凝聚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伟力。换言之,党领导文艺工作伊始,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视作文艺发展的重要旨归。

(一)文艺作品是提升人民幸福的精神食粮

一般来说,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是集感官层面的愉悦情绪反应和心理认知层面的愉悦享受的统一”[2]26。可见,人的幸福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富足,也需要心灵充实、精神富足。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精神需要的满足愈发成为他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一百年来,我党一直高度重视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不断引导文艺工作者发时代之先声,启迪民众,书写人民的伟大实践,亦心系群众,源源不断地为广大中国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滋养他们的心灵,而在精神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也不断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实际上就发挥了为人民谋取幸福的作用。

(二)文艺事业是助力民族复兴的坚实支撑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依靠经济上的富强,还要统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文化作为考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实际上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240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4]3-5党在实际领导文艺工作的过程中,的确充分发挥了文艺在意识形态引领与精神力量凝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百年来致力于通过文艺这一特殊的形式为中国人民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而在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凝聚与积淀的中国精神的支撑下,中华民族得以获取助力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的精神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就契合了党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而也正是在党的初心使命的引领和照耀下,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使命也愈发清晰。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从四个阶段去把握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逐步感受党对文艺方针政策的完善。

(一)左翼文艺运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定向

早在建党之初,党的部分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文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领导与组织革命运动时,他们充分关注文艺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引导,使之纳入中国革命的轨道。20世纪20年代末,也就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内部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这在当时给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先后出现了一些文学家的联盟组织,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进步作家联合组织的重要性。于是在共产党中央的积极参与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文学实行全面的直接的领导,并且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艺领域第一次获得统一的意识形态,即中国现代文艺朝着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发展。所以,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可以说是党领导文艺的初创期,为中国现代文艺的走向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向作用。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其中瞿秋白的文艺主张最能够代表左联时期党的文艺导向,并且对未来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瞿秋白在左联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从俄文译介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给我们带来能够正确指导符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实践的理论。“大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总是离不开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指导”[5]134,瞿秋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当时的文坛指引了方向,令文艺工作者们切实了解到自身所承担的革命责任。二是系统翻译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是苏联革命文学的权威代表,其作品对中国革命文学起着典范作用,这对于当时革命文学中存在的一些口号式、标语式的创作起到了纠正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瞿秋白的文艺主张。一方面,他坚持文学的阶级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要让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确保无产阶级革命性;
而他致力于对高尔基作品的系统译介,就是希望文艺的美学特性不被淹没。他提出:“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6]67另一方面,他主张要实现文艺大众化。他认为文艺要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斗争,就必须要求革命的作家向群众学习,要“让知识分子自己努力地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让文学者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民众意识的综合者”[7]20,否则文艺运动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只能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无法真正发动群众的运动。

可以说,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文艺是一种革命武器,承担了为无产阶级发声、为革命助威呐喊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唤醒国人、投身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明天而奋斗。总的来说,作为党领导文艺事业的起步期、初级阶段,文艺大众化因为政治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离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还存在很大一段距离,但大众化的主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关照现实、关心群众的初衷,而文艺革命性的导向也称得上没有辜负那个特殊的动荡的时代。

(二)延安讲话——为解放区文艺创作摆正立场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公开发表。这一讲话掀起了解放区文学解放运动的序幕,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命脉。这个座谈会召开的背景,毛泽东在《讲话》里说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
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
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
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
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以及发生的争论问题。”[8]853简言之,在当时就是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服务,通过文艺来组织、教育人民群众万众一心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

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也就是文艺的服务对象是谁。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我们,文艺是为人民的。什么是人民,他也做了说明,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8]855,因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兵士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事实上,《讲话》所提倡的人民性,并非毛泽东的突发奇想,马克思早就强调过作家与人民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9]195;
恩格斯在称赞雪莱和拜伦时,也提过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更是明确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10]435因此无产阶级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1]666。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8]863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同与发展。可以说,《讲话》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时代,自此人民成了文艺的主角,而这也是党的初心在文艺中最生动、有力、深刻的呈现。

除了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外,毛泽东也极为重视文艺的政治性,甚至直接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8]866,认为文艺要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甘当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要为政治服务,“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8]866。从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观点,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政治和文艺都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虽然“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8]865,但并不表示文学就是政治的附属品。然而,联系《讲话》所处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殊时期,该观点还是“具有时间意义的阶段性和权宜性”[12]73的。正如胡乔木所说:“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13]61也就是说,文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只是在战争环境下文艺工作的一种权宜之计,文艺政策的制定可以因地制宜”[14]11,而并非普适于任何时代的金科玉律。从这一角度来看,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是符合特殊时代的特殊要求的。

(三)“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供基本遵循

“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年毛泽东明确提出的,并以此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当时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双百方针”应运而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质上就是“反对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一种风格,允许各种文艺题材、形式、手法或风格自由竞赛”[15]7。这一尊重科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民主方针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并且,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感染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小说《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青春之歌》,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可以说,这一时期丰富而优秀的文艺作品,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但受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和之后十年文革的干扰与破坏,这一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好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党及时调整了文艺方针政策,“双百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并被写进宪法。之后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16]210,并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6]211的命题,主张文艺要表现和赞美人民,并且由人民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此,“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新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总路线,取代了过去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长期以来,文艺创作被当作政治任务导致了文艺题材的单一化、刻板化,束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所以,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解放了文艺,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与此同时,“二为方向”的确立再一次彰显了党领导文艺工作所体现的人民性,这一路线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文艺方针的调整,可以看出我党对文艺的领导越来越灵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永远不变的主题和初心,依然是为了人民。

(四)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实现中国梦铸就精神之鼎

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开始,党对文艺的领导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党中央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指导意见。可以说,这一讲话非常清晰具体地告诉我们在坚守党的初心的过程中新时代的文艺工作所要担负的使命。

一方面,它契合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回顾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突破性创造对各国各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影响,印证了文化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客观性,并明确指出“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5。而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7]5,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艺的作用无可替代。当然,能够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铸就精神之鼎的必然是无愧于时代、能够弘扬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当下不少文艺作品为了迎合资本和市场,或偏离了主旋律,或对人的心灵没有太多滋养甚至可能是一种毒害。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17]10的精品,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17]26。

另一方面,它契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从而明确指出“只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能量”[17]13。而关于 “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他也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7]13-14。事实上,从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主张,到毛泽东的“为人民、为工农兵”,到邓小平的“为人民服务”,再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脉相承但又逐步递进的。如果说在建党初期的觉醒年代,共产党人对人民文艺还停留在思考与琢磨上,那延安革命时期的《讲话》,建国以来“双百方针”与“两为方向”的逐步确立直至新时代文艺方针与路线的完善,人民文艺的理念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并与时俱进地解决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们的审美水平和精神需求得到进一步提升,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味、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17]14。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有这样,文艺才能走进人民内心深处,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百年来,党在初心使命的引领下领导文艺工作,不断为时代发声,为人民放歌,为复兴蓄力,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路线政策基本无愧于特定时代,也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引领下,自觉承担使命,书写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一)致力养德修艺,潜心打造精品

文艺工作者应当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倡者、先行者,但要成为先行者,自身的德性修养与文艺涵养必须过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4]18为此,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静心养德、耐心修艺,方能不急不躁地专注于文艺精品的打造,创作出塑造人心、铸造灵魂的作品。所谓养德,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能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一个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18],“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4]18,立志成为铸造灵魂的工程师。修艺则是要加强知识积累、知识储备和艺术训练,多去感受与挖掘,在细节上下功夫,耐心打磨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过的“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既是创作精品力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获取更多素材、挖掘更多细节的必备技能。此外,在修艺过程中还应当注重创新,“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17]11。由于“文艺作品最终要由创作者来完成,创作者的德艺修养状况决定着文艺作品的水平和质量”[19]167,因而在德艺兼修的过程中,文艺精品才有可能问世;
而只有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才能真正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真正承担起启迪人心、凝聚精神乃至推动民族复兴的重任。

(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应当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基本遵循并落到实处。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群众生活,从中汲取创作源泉。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角,因而也“最有资格、最应该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19]162,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7]15。为此,文艺工作者应当走进群众中去,真实感受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17]17,了解人民所需,表现人民所爱,用自己的艺术智慧刻画最美人物、描摹生活百态、讴歌精彩人生。另一方面,要注重提升人民的审美品位和思想境界,提供能够滋养人民心灵的文艺作品。人民需要文艺来点缀生活,更需要文艺来滋养心灵,因此,文艺工作者作为铸造灵魂的工程师,应当“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4]17,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有机融合,为人民贡献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三)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传达时代的声音

文艺不是无病呻吟,不是自娱自乐,而是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并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承载着时代精神、观念心态、审美情趣,反映时代特征”[20]46。因此,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文艺工作者应当扎根新的伟大实践,书写这个时代的欢乐与忧伤、困顿与振奋、渴望与豪情,展现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与勇气,彰显作品的时代性。然而,当下不少文艺作品在创作形式与内容上存在过度娱乐化倾向,淡化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无法传达这个时代的崇高美。那么,如何重构文艺的崇高美,更好地传达时代强音呢?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方位展示鼓舞人心的民族精神。比如当下既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感人故事和崇高精神,选取抗疫、抗洪、扶贫、乡村建设等现实题材进行文艺创作,也可以挖掘一些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值得传承的英雄故事和高尚品格,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扎根人民,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虽然新时代的人民在实践方式、奋斗领域、情感表达等方面与以往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崇高信念从未改变,甚至愈加坚定,对此,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仍然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和作品表现的对象,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力量”[21]86,记录新时代人民的生动实践,刻画新时代人民的群像,展现新时代人民的活力。

(四)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软实力,就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22]12,这种吸引力主要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政治理念。一般来说。文化软实力由“文化吸引力、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以及国际规则的建构力与政治议题的决定力”[23]166组成。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形式之一,自然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为此,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创作精品,提升我国的文化吸引力与影响力。为此,一方面,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24]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正是文化自信之源,从古至今,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积累的民族团结与统一的自信、社会层面上积累的救亡图存和治世信心、个人层面上积累的道德自觉和自信心以及在文化交流层面与社会制度探索中积累的文化自信”[25]13-14,足以令中华文化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为此,文艺工作者在面对多元化的文化潮流与现代理念时,应坚守中国文化传统,努力挖掘民族元素、弘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要创造性地传播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精彩的中国故事和优秀的中国精神要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传播,应“在文本叙事上将中国精神融入文艺叙事序列,汇成中国多元故事图谱,在形象传播上融合中华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形象的文化符号生成、再造和价值重组”[26]174,适时运用符合现代化和国际化审美旨趣的创作手法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形成不同文艺形态之间多元共存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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