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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红郡，陶沫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截至2021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14.5亿学生造成影响，受波及的学生约占全球学生总数的82.8%[1]。从2020年10月开始，英国日增新冠病例数大增，累计确诊病例高达1869.5万以上。为了保护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健康，疫情下的英国大学采取了封闭建筑物及校园的措施，通过线上教学为学生提供教育与服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被迫放弃传统教学中面对面的授课形式，转而利用远程教育的新形式，以应对空间上的隔离要求。这种疫情下的在线转移（online migration）对英国大学教师的角色与身份、工作与发展、生存与生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伦敦大学就取消了原有的住宿要求，并开设对外教育部（External Program），通过邮政服务达到师生之间的交流目的。这种函授制度为英国大学生提供了接受远程教育的机会，远程技术也开始对英国的教学和支持体系产生影响。一百多年后的1969年，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OU）获得皇家特许状，成为英国最早的单一模式远程教育机构。英国开放大学首创了全新的教学模式，开发了多媒体课程，如纸质教材、广播电视节目以及科学课程家庭实验包等，其中大部分课程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所采用[2]。随着开放大学的迅速发展，英国的在线教育、远程教育和电子学习（online，distance and e-learning，ODEL）也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除少数高等教育机构，如伦敦大学、开放大学之外，英国大学的在线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而且涉及人数较少。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的一项研究对英国大学在线教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在远离主办机构的情况下，向任何学术水平的学生提供任何学科的课程，其中大部分课程在线上进行”。同时，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确定了2600多门高等教育水平的远程和在线课程，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和继续教育机构提供的在线和混合课程、英国开放大学提供的在线课程，以及各高等教育机构与商业伙伴合作提供的在线课程等[3]。此后，在线教育逐渐脱离了远程教育的窠臼，成为英国大学最便捷且受众最广的远程教育形式。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无法估量，它将持续影响社会各领域的稳定与发展，尤其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备受关注。作为最易受到社会经济及政治影响的教育机构，大学在疫情中的存在方式及发展趋势，不仅为不同阶段的教育机构提供了经验和指导，还影响了一个时期国家经济的恢复能力。2020年3月23日，英国政府为了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隔离，大多数大学和学院停止了面对面授课，转而使用在线平台进行线上教学。随后，英国教育部门依据各大学的官方声明，创建了境内大学在线转移的交互地图，并在教育部门官方网站实时更新数据[4]。病毒的易传染性使得面对面开展的课程教学不得不停止，政府的隔离要求限制了面对面授课的范围。然而，大学的学习、教学和评估（learning，te-aching and assessment，LTA）不能停滞太久，需要以极快的速度过渡到在线领域，于是高等教育开始了全方位的在线转移。疫情下高等教育的在线转移与其说是为了应对社会的剧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领域迟早会进行的变革。
英国的在线教育技术及平台建设由来已久，利用网络通信技术进行教学的提案也层出不穷。但对于许多高等教育工作者而言，在线教学和评估并不受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对于新技术的适应，无论在哪个教育阶段都是很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教学行动者的一系列适应和创造。”[5]英国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大学教师对在线转移的态度差异，以及他们获得大学和在线平台帮助的不均衡状况。这项研究对来自全国不同机构、不同学科的1148名大学教师进行了调查，当受访者被问及“我对在线学习、教学和评估有所准备”这一问题时，只有49.5%的教师表示同意（如图1）。虽然教师们对疫情下高等教育在线转移的态度相差甚远，一部分教师甚至在心理和技术方面尚未做好准备，但大多数教师认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已经向在线领域转移。在线转移既对英国大学教师的角色、心理健康及生活状况发起了挑战，也使他们有机会突破封闭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应对或将持续存在的疫情和其他社会突发情况。
图1 英国大学教师对LTA在线转移的准备情况
教师是高等学校的教学主体，依法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等权利[6]。在极为封闭的教学情境下，英国大学教师不仅不能与学生共享物理空间（shared physical space，SPS），还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在线教育平台，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及其相关职能。
（一）课前设计者身份的强化
由于空间上的分离、交流互动的异步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在线教学形式顺应疫情隔离要求替代了传统教学中的物理空间共享，教师角色的重点也由传统教学方式中的讲授者变为对课程内容及其形式进行规划的设计者。传统教学通常是将学生安置在教师主导的学校大楼里，为家庭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
在线教学则要求家庭利用数字技术与平台引入教师，并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7]。师生间“来”与“去”的变化预示着教师地位的转变，服务职能的加强也意味着教师要在课前花费更多时间为学生的需求做准备。“拥挤车库效应”（crowded garage effect）表明，在大学教学中新的内容会不断增加，但旧的知识却很少被删除，导致教学内容涉及的主题广泛，但覆盖面却很浅[8]。而在线转移恰好给大学教师们提供了一个“重置”的机会，以便于重新思考教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适切性，走出“拥挤车库”的误区，从而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吸收，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异步交流平台允许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回应，同步课堂教学则让教师能更真实地分析学生的学业水平。因此，当教师面对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时，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教学时间、教学形式及教学内容的匹配。在多样化与开放式的教学中，教师若只将在线技术作为替代性的资料交流平台，可能会失去在线教育的优势。不过，积极承担设计师角色的教师则能“以四两拨千斤”，更容易达到启发学生的目的。
（二）课堂讲授者身份的弱化
伦敦大学的罗纳德 • 巴内特教授说：“他们（大学教师）需要学习新的技能，尤其是适应直接与摄像机交谈；
他们需要节制而专注，也要幽默和优雅，因为视觉上肢体语言效力的弱化；
他们也需要对不同文化产生共鸣，并专注地倾听学生的声音；
他们还需要创设开放和平等的对话空间，为在线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7]讲授不仅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环节，还包括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评价学生并与学生互动等要素。面对突如其来的在线转移，大学教师虽然不能完全放弃讲授者的角色，但因教学活动的中心随着教学形式的改变而转移，这一角色的弱化势在必行。在传统的面授中，学生的行为通常是做笔记和提问，教师讲授依赖于现场感知的暗示与细节，学生之间也不缺少交流的机会。但在线教学中，在线网络的延迟性与学生专注度不高，是影响教师讲授者身份转变的两大瓶颈[9]，如果教师不能在教学活动前引导学生融入新的课堂环境，则很难通过个人讲授满足师生之间的互动需求；
如果教师无法及时或根本无法获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课堂指令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确认。有人认为，在线课程讲授的关键是尽量减少长时间的一对多讲授，而增加一对一交流的时间；
还有人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与学生的文化、情感和精神交流，使基于技术的教育过程变得更加自然，而不是将课堂变成“有声读物”。可以发现，在线形式为教师重新思考讲授法的利弊提供了直观的情境，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课后协调者身份的强化
正如上文所言，为了在教学过程中与更多的学生沟通，教师不仅在教学实践上需要突破技术需求的制约，在协调与组织上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一位英国大学教师说：“由于学生们对在线学习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当前疫情形势感到焦虑，不少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希望能获得导师的帮助。”[10]教育部门也发起了维护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与项目，如英国2020 Made Us项目的目标是减轻大学毕业生因疫情而出现的就业压力[11]。伯明翰大学也设立了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服务专员[12]。但当学生独自面对“信息大爆炸”和大学各部门的慌乱时，导师是唯一能与学生直接接触的辅导人员。消除所有学生的疫情恐慌，缓解他们的情绪压力及并发症，成为大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英国一些大学也承认疫情下教师会被迫承担更多的责任，并认为学术导师可能并不是提供心理辅导的最佳人选，绝大多数没有或只有有限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对此也难以胜任。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大学章程中并没有规定教师需要履行心理辅导的职责，许多教师对履行心理辅导职责表示不满，但他们无法拒绝学生的咨询和求助。因此，教师在完成在线任务的同时，也需兼顾学生辅导与评价等，师生线上一对一交流的时长被延伸，但一对一交流的平均机会却越来越少，导致更多学生寻求心理咨询，进而形成了不利于师生发展的恶性循环。
（四）学业评价者身份的发展
在教育评价方面，网络技术的使用让教师对学生的评估日趋常态化，评估结果也更有价值。有的教师认为，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的关键值所建立的评价标准，比课堂上的考勤表更准确和详细地说明了学生的具体情况；
但也有教师认为这种评价方式不能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监控。有的教师认为，跟踪学生的登录情况、在线数量、在线频率等学习数据，能够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及时提醒教师是否有辍学及心理状况差的学生；
另有教师认为，持续评估是在线评价的关键，如使用ePortfolios持续收集学生的数据信息，通过不同的能力绩效标准掌握学生的后续学习情况等[13]。很显然，“上传资料”并不意味着在线教学，对学生的单一资料进行排序的评价方式也已成为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sis）刺激下的坟冢。在线形式为学生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提供了便利，也为过程评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一方面可以弥补大学传统评估中只重考核分数的缺陷，但另一方面将使教师面临更多样的学生能力评价数值和更棘手的评价工具选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转移带来的种种混乱与不便，英国各大学都通过寻求教育部门、在线教育专业机构、学校专业部门的帮助快速制定了在线教育实施办法，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行动指南》（Actions for HE provider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和《在新冠肺炎病毒期间获得技术帮助》（Get help with technology during COVID-19）等，并发布了涵盖各个学科和年级教师所需的在线教育资源列表[14]。这些举措或许能够缓解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程准备的压力，但新形式对教师学习、适应、创造能力的考验却扰乱了教师们习惯自然的工作与生活。面对强化和弱化的不同身份与角色，教师的踊跃吸收或是顽固拒绝都势必会引发他们对教育教学的新思考。
在这次疫情中，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在危机中艰难前行。大学招生目标上限被废除，评估和考试被重新设计；
研究项目被搁置，实验室被重新安排；
会议、资助、出版物被推迟等。这些都对大学教师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许多教师认为各种变动让他们难以喘息，其中在线转移也是主要压力之一。在线工作的大学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不同需求，这实际上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强度，破坏了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其学术成果的发表也产生了影响。
（一）生活与工作界限的模糊
随着教学场所的关闭，大学教师需要面对在家庭环境中随时在线的强制要求，以及工作与生活互相干扰带来的心理压力。空间上的隔离给教师带来了许多不便，他们随时要为学生传递大量的信息和资源，源源不断的工作要求汇聚于教师的邮箱和通讯工具。正如一位英国大学教师提到：“我认为在线办公是一个陷阱，即工作时间比原来更长，因为我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客厅”[10]。有人认为，生活与工作的问题是可控的，教师可以在家里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做出调整。但疫情下的现实却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统计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并全天候在线接收学校的通知，这使得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除了全天候在线的要求外，“教师的压力来自计划的随时改变，以及每时每刻对他们完成工作进度的评估。”[15]为了及时应对疫情带来的改变，教师和技术人员需要在线收集来自英国公共卫生部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教育部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以及大学本身发布的各项防疫信息。瞬息万变的局势和部分教师的缺席，既会导致一些重要课程或会议被暂停，造成课程延后和拥挤，还会使学生无法得到应有的教学资源。一位英国研究者指出：“当所有人都被要求待在家里时，家庭暴力、精神疾病和其他情绪困扰出现的可能性更大。”[16]面对很快到来的“在线疲劳”（online fatigue），教师的日常生活只能在重复中被重塑，并在重大危机中日常化。
（二）掌握在线教学工具的压力
即使是在远程教育历史悠久的英国，不同地区的大学教师对技术工具的利用情况也不均衡。在疫情中，大学教师必须对网络技术和在线软件有基本的认识，选择并使用合适的设备及平台与学生交流。由于大学教师能够从在线数据库中获取海量课程资源，收集课程资料的负担会得到消减，但教学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否使内容与技术相配合。例如，艺术绘画课程的教师为了给学生营造身处同一空间的熟悉感和安全感，制作了能够连接摄像机来展示桌面的设备，其中设备支架是由PVC管制成，支撑摄像头的部件是用3D打印机打印的[17]。由此，教师可以把美术创作的画面同步发送到学生电脑上，学生只需要接受教师的视频会议请求，即可获得教师在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指导。设计和选择线上教学工具，并在课前对教学过程和工具进行试验，这对于教师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面对成倍增长的工作量，一部分大学教师明显感到不适应。正如一位英国教师所说：“我想参加更多的培训，成为一名更懂技术的大学教师，但没有时间来探索和准备可用的技术，目前我只是被环境与工作所逼迫，我的学生也是如此。”[10]
（三）专业要求与在线形式的矛盾
英国大学招收了相当多的国际学生，这些学生位于多个国际时区，他们都需要与导师接触，这使得教师的工作量剧增甚至导致教学准备不足。一位英国大学教师受访时说：“在线转移助长了教师的非专业化，特殊时期大学教学工作和防疫责任的分配十分困难。”同时，各个学科的教师对在线教育的接受程度也有明显差异。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学科教师的心态与获得支持的情况差异非常大。计算机科学（66%）和教育学（64.2%）专业的教师更有可能同意“我已经准备好提供在线LTA”；
而生物科学（27.8%）和语言学（30.4%）专业的大部分教师则不太同意；
超过50%的艺术创意与设计专业教师倾向于认为，大学并没有为LTA的在线转移提供很大帮助（如表1）。在线教学形式与部分专业特性之间的融合面临重重困难。在声乐这门学科中，在线教学需要师生同步交流，如乐器演奏、鼓掌和歌唱等教学活动大多依赖于图像和声音，学生需要观察教师发出声音和身体运动的方式，同步动作，互相模仿[18]。现有视频通信设备在时间上存在延迟性，因而当教师唱歌或鼓掌时，学生很难及时听到并同步跟进。一位哲学学科的教师认为：真正的哲学参与和哲学沉思是在心灵中进行的思想活动，它是一个实时的思维体验，而线上教学很难创造与伟大哲学家进行“对话”的情境[7]。此外，调查中的英国生物科学、语言学、艺术创意与设计等教师都表现出“低自信、少技术支持和高压力”倾向，他们认为在线转移对学者而言产生了学术生产力降低和学术方向偏移等影响，并迫使他们为自己学科的在线转移寻求出路，使他们不能全神贯注且完整地传授课程内容，这更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表1 英国大学不同学科教师对在线LTA问题的反馈人数及占比 单位：人
如果师生的学习、教学、沟通都必须处于一个虚拟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创造可能性，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就是驰骋于这个师生交互空间的基本原则[19]。在短时、高压、多变的背景下，教师面对工作时间的大量延长、生活环境的封闭、教学工具使用的紧迫要求、专业与在线形式的融会困难，是选择在高压下前进还是故步自封，这对后疫情时代教师的发展颇为重要。疫情危机把工作领域的拓展、在线教学能力的培养、专业特性与在线形式的融合等问题从多年前重新送回英国大学教师的视线中，引发了他们对于未来教师工作环境、教师素养及专业发展的思考。
灾难、紧急情况往往为公共资金的重新利用和劳动条件的重新配置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掩护[20]。在疫情影响下，英国大学教师因生活失去保障而在大学内部进行着一场斗争，以抵制工作量的剧增、大学资金不足引发的裁员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
（一）全球经济下滑引发的大学科研经费紧缩
当疫情新常态出现时，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疫情中的大学距离社会最贫困的阶层还很遥远，尽管大学校园被关闭了，但教师仍能继续工作并获得报酬。还有专家认为，虽然在高等教育领域看到的疫情直接影响不大，但疫情对大学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深远而持久的[21]。在英国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传言称银行业正面临着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许多规模较小、信誉较差或已陷入财务危机的金融机构将会倒闭，大学也不例外。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预算的削减几乎使大学的每个部门都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大部分大学都期望通过削减开支以摆脱经济困境和疫情危机，教师预期实行的科研计划和基金项目或因大学财政政策的转变而暂停或终止。科研工作的停滞使得教师不得不延长科研课题或项目的研究期限，并承担额外的研究费用甚至逾期的风险。
（二）高等教育入学率锐减引发的大学裁员
英国“全国大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NSS）是以学生为评价主体，以学生体验为核心要素展开的评价，能够体现大学教学的过程和质量[22]。这一学期大学生对教师线上教学及评估的满意度，将会影响学校下一年度的招生情况。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线上教学和评估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于是选择延迟一年或几年入学；
同时，国际学生数量的锐减也让英国大学管理者做出了大学招生人数骤降的预测；
大多数服务行业的关闭使工薪阶层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也使许多学生无法进入大学。一名私立大学的教师说：“大约有40%的学生放弃上大学，经济因素即家庭收入的锐减是主要原因。”[21]因此，一些大学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并应对学生数量的锐减，决定执行提议已久的削减教育成本计划。许多大学已经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未来的大学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停止续签一部分员工的合同。例如，布里斯托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已经决定解雇定期合同制的员工，包括客座讲师、研究人员和学生支持工作者等[23]。青年教师则需要一边承担在线教学带来的沉重压力，一边警惕大学让他们“无书可教”。
（三）大学财政困境对终身教师的威胁
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经营状况的不景气，英国部分大学发行债券以弥补暑期收入锐减和在校国际学生人数减少造成的资金缺口。有的学者预言综合排名较低的部分英国大学将面临破产危机[24]。还有许多大学教师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裁员是暂时性的，一旦学生能够安全返回校园，教师职位就会重新空缺。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大学将永久性地削减劳动力。一方面，全日制高中毕业生将不再是大学招生的主要来源，但社会考生不太可能住校或支付全额学费，这样使得愿意或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的学生就更少了；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依赖住宿费的大学而言，自愿切换为函授制或在线教育很难让董事会满意。2020年春季的财政困境已经让许多英国大学意识到未来形势的严峻，学校不得不向学生退还数百万英镑的费用，同时还要承担与疫情相关的额外开支。英国大学的教师聘任制也越来越严格，人才市场中买方市场的优势和大学对长期财政负担的担忧，使得终身教师职位越来越失去其合理性。为了防止大学的永久性关闭，采取有针对性的退休激励措施和长期的财政预算削减政策逐渐成为大学的默认立场[25]。因此，有些英国大学正在寻求永久性削减预算并获得资金的方法，而且开始思考是否解雇终身教职人员。
目前，英国大学教师面临的不稳定局面仍在扩大。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数据显示，全英约有7万名定期合同学术人员，占所有学术人员的34%，大规模的裁员将产生巨大影响。届时不仅会有大约10万名高技能且知识渊博的教师失业，那些“幸运”留下来的人还将面临无法忍受的压力，并承担已被裁员的同事的工作任务[26]。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数字可能没有包括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群，临时工、兼职学生或代课教师还没有计算在内。后疫情时代，大学支出紧张和裁员的结果可能是：部分大学有2/3到3/4的教学工作是由非终身教职的教师或研究生承担，他们在没有医疗保险情况下承受了沉重的课程负担，工资被削减，债务沉重并且随时面临被裁员的危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教育的在线转移也为教师和学生带来了机遇。尽管许多师生为适应在线教学而面临重重困难，但不能否认在线教学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线教学既增强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灵活性，也扩大了那些需要平衡学校与工作及家庭关系的学生的教育机会，折叠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为国际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在线教学不可能完全代替传统教学，大部分教师也认为在线教学不能作为大学教学、学习与评估的主要形式。自2020年6月起，英国教育部门面向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发布了多份指导性文件，如《高等教育：重新开放建筑和校园》（Higher education：reopening buildings and campuses）、《高等教育新型冠状病毒NHS检测和追踪手册》（Higher education corona-virus NHS Test and Trace handbook）等，以保证大学校园在医疗机构的指导下有秩序地恢复使用，并期待回归传统的教学形式。然而，疫情随时反弹的可能性威胁着各国大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安全，大学教学与评估的在线转移造成的影响不会随风即逝，教师面对疫情下强迫性、短暂性的艰难尝试，必须走出“文化惰性”（cultural inertia），让自己“顺势而为”。
（一）教师必须重塑身份与角色，提升个人竞争力
英国研究者对疫情暴发后教师的压力来源进行了数据统计，发现教师对学校常规工作、教学结构和教学计划十分依赖，而且教学和评估上的不确定性带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27]。然而，不明朗的前景不可避免地需要大学教师重塑传统的身份与角色，以实现大学的教学变革，并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增强教师的竞争力。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决定了大学教师具有教育者、研究者、社会人的三重职业身份[28]。在线转移背景下教师身份与角色的重塑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发挥在线技术与教师能力的双重优势，从教学设计、资源获取、课程实施、教学评估等工作的转型到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等能力素养的提升，教师需要将跨界思维与海量数据相结合，将人文关怀与智能素养相结合，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于无形。疫情下教师身份与角色的重塑也预示着教育生态系统的重建，教师只有在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中不断创新，才能提升个人竞争力，以教师的“能力自信”迎战未来的“不确定”。
（二）教师必须创设特色在线形式，适应学科教学的逻辑
大学的在线转移会带来诸多机遇。在疫情的影响下，英国大学教师3个月内创设的在线形式比过去3年还要多，这种惊人的“解冻”效率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变得缓慢，但教师对在线形式与学科教学之间适切性的探索并不该停止。在线教学与评估涉及各种各样的工具、资源、组织安排、互动方式、监测和支持形式，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各种组合进行选择，并逐步探索适应学科逻辑的在线“套餐”[29]。由此，在线教学将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形成同步与异步、强交互与弱交互、强混合与弱混合、强沉浸与弱沉浸、封闭性与开放性、强约束与弱约束等多种模式动态组合的个性化教学形态[30]。面对大学在线转移的新常态，教师应专注于提高在线课程的质量，以确保学生通过在线课程所获得的学习体验与效果不亚于面对面的教学；
同时，教师应在课程设计、专业发展、师生的沟通渠道以及系统的课程评估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如果教师能以更具创造力的教学面对所有学生，充分利用在线教育的优势，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大学的经济危机或许能得以缓解。
（三）教师必须重视学生的意志，为其提供自我学习的机会
当英国大学教师被问到在线教学的优点时，许多教师认为网络技术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他们参与全球社区和国际对话，接触相关领域的不同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获取不同的实例，并有机会与相关领域的顶级研究人员交流。一些调查结果表明，在线教育的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满意度比传统面授教学的满意度更高[31]。究其原因，学生认为自主选择的学习内容与未来的收获是呈正比的，在线形式下大学生比教师更加关注自己的所学所得。另外，在线技术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承载着师生之间的信息传递或交流，还塑造了教师与学生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学生也有机会成为在线知识社区的共同生产者和分享者。因此，基于网络技术的在线学习越来越被定位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在线教育的“留白”不仅能解除时空对学习过程的限制，还能够唤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无论是英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大学教师生存问题的解决最为紧迫。在英国，教师身份与角色的转变、工作环境及专业能力的挑战、工资及福利待遇的降低等多重压力使大学教师不堪重负。同时，在线转移掩盖了教师付出的巨大劳动强度，却让他们肩负在社会危机和个人压力中保持一致的重任。大学教师是教育领域最具创造力的群体，当重新定义“课堂”和“教学”时，他们应该对教学的新模式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规则。疫情下，大学教师被迫将传统的面对面课堂复制到在线领域，而当疫情稍缓时，教师们可能会重新转向“舒适圈”，抛弃一段时间以来的在线教学成就。在未来，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形式将给予大学教师更多权力和机会，如何支持他们适应新的教学和评估模式，如何为他们提供适时的技术培训，并确保其教育技术符合大学的新目标，无疑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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