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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继彪
(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江苏 南京 210023)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优秀代表,开展中医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对推动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提高中医药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已经引起国内翻译界、传播界等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构建中医药海外传播术语体系的方法研究[1],包括溯源术语本质、明确术语定义标准、规范术语体系工作方法、明细术语翻译原则、确定译文审定原则等;二是关于中医药话语的翻译策略研究[2],包括采取“以我为主彰显主权”的翻译策略和重视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等;三是关于中医药译语话语权研究,包括构建双向受益的中医外宣译语话语体系[3]、加强对中医文化负载词的文化诠释[4]等;四是关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包括加强合理利用海外“本土中医”资源[5]、搭建融合新媒体与新技术的海外传播平台[6]、构建中医药“走出去”的话语体系[7]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在中医药话语构建、话语翻译和话语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的碎片化研究较多,尚未形成体系。基于此,本文拟围绕中医药话语体系的建构、翻译和传播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以期揭示其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
“话语”是主体运用一定的语言符号、概念和范畴来表达与传播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而“话语体系”则是话语的具体阐述方式,它承载着个体、国家和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8]。中医药话语是表达中医药学术、思想、观点,描述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与事实的工具和载体,而中医药话语体系则是由中医药的学术思想、知识、内容等信息元素共同构成,并利用语言、文字、字词、句式、符号进行的系统化、条理化和规范化的表达系统[9]。从文化角度来看,包括中医药健康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从学术角度来看,包括中医药基础理论、经典著作和学术文献等;从应用角度来看,包括诊疗技术、药物处方和疗效评价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需要创新话语体系,以“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为原则,形成融通中外的中医药话语体系。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话语建构、话语翻译和话语传播三大关键环节。这三大环节密切相联,形成一个“三位一体、协同运作”的三维模式[10]。在该三维模式中,话语翻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话语翻译和话语传播的实时互动推动着话语翻译的与时俱进,而话语传播效果则使得话语建构的文本内容不断反思和重构,形成新的话语建构文本。
2.1 中医药话语建构
中医药话语建构是实现中医药有效国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医药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需坚持中医药话语思想、理论原创性和主体性,同时还应在中医药话语生成和表现形式上具有国际视野和他者意识。术语是中医药话语建构的核心,通过溯源术语本质、明确术语定义标准、确定术语译文审定原则等推动中医药话语建构。首先,要溯源中医药术语本质内涵。对中医药术语本质内涵的确定必须放在学科体系概念中,不能在本学科体系内出现交叉或重叠。这就需要建立系统、完整的中医药概念体系,形成中医药术语与概念的单一指称关系[1]。不同的概念或术语通过层级关系、衍生关系、关联关系、隶属关系等关联、聚集在一起,形成体系。其次,要明确中医药术语定义标准。在中医药术语标准的定义过程中,要采用逻辑定义与本体定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描述性方法来揭示中医药术语的内涵与外延。最后,要确定中医药术语译文审定原则。中医药术语体系须满足术语的本质特征,概念体系也需保持相对完整,选定的中医药术语体系要具有透明性、准确定义等特点,定义也需要在专业性与非专业性、可读性与可懂性之间达到平衡。
2.2 中医药话语翻译
中医药话语翻译不是简单的字面翻译和语言翻译,而是不但要忠实表达中医药话语源语内涵,而且要具有国际视野和他者意识。为此,中医药话语翻译要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持采用异化翻译法为主导的翻译方法,同时兼顾译入语文化及不同语境下译入语的可接受和可理解度,对译文表达进行必要、适度的灵活变通。通过加强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提升中医药术语译语话语权,以及联合中外译者开展中医翻译等方法,努力实现中医药话语源语内涵与表达形式的有机统一。
2.2.1 加强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
中医药话语翻译的核心是中医药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的研制工作便开始进行。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1991)、理论探讨阶段(1992—1999)、学术争鸣和标准编制阶段(2000—2007)后,其标志性成果《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也已于2007年全球发布。经过15年的发展,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化已经得到长足的进步,不少中医术语翻译已逐渐走向趋同。然而,在实践中发现目前中医术语翻译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规范问题。以“五运六气”的英译为例,笔者通过知网查阅了2008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以来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SCI、CSCD上的有关“五运六气”的177篇有效文献。经统计,发现“五运六气”有多达28种不同的英译方式。而实际上,上述英译标准早在2007年发布时便均已将“五运六气”英译为Five circuits and six qi。与此同时,笔者在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在线查询系统和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对比在线查询系统(https://zyysy.njucm.edu.cn/)中统计发现,在上述两套国际标准中,涉及中医药基础理论、诊断学、临床各科、治疗学、针灸学等部分共有的中医药术语词条共计2 228个，其中相同的英译仅有1 305个(占58.57%),不同的英译则有923个(占41.43%),这充分说明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中医药话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工作。按照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方式,不断修订和完善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争取早日真正实现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统一标准。
2.2.2 提升中医药术语译语话语权
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药对外话语翻译研究的目的在于构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能融通中外的中医药对外话语体系。要实现这一目的,在中医药对外话语翻译的文化层面应侧重“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努力将中医药文化内涵完整地传递出去,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医药;不断提高中医药英译国际话语权,彰显中国的中医药宗主国地位。
首先,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传递中医药文化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了使西方读者较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药基本概念和术语,中医翻译基本上以意译为主。例如,将“伤寒”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风火眼”翻译为Acute conjunctivitis。这种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方法为传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译语却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对这些文化色彩浓郁、医哲交融深厚、文字结构简朴的中医概念和术语,直译是传递其文化内涵最好的方法。例如,将“养”译作Nourish,“养血”则译作Nourish blood;“育”译作Foster,“育阴”则译作Foster yin;“润”译作Moisten,“润肺”则译作Moisten the lung等。实践证明,以文化翻译为主、科技翻译为辅的“来源导向”的直译法能够较好地让西方读者获得与中国人同等方式了解并认识中医药的机会,更加完整地传达出中医药的文化内涵[11]。
其次,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医药话语权。从1981年WHO制定《针灸命名标准》,1991年WHO发布《国际标准针灸穴位——WHO科学组报告》,2007年WHO西太区发布《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2009年WHO启动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到2010年ISO建立TC249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本和韩国一直在同中国进行中医药的文化主权之争,竭力淡化中国的中医药宗主国地位。例如,在《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中,WHO西太区制定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避免使用拼音,并认为采用拼音音译根本不是真正的翻译。由于日韩等国的中医去中国化的目的,“三焦”被英译为Triple energizer,而没有采取我国建议的音译(San jiao);十二经脉也被分别简化英译为“脏器+经脉”,十二经脉中的“手足”和“阴阳”的英译均被删除,其蕴含的文化元素消失殆尽。实际上,根据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利用本国文字及称谓来表达本国事物和主权的做法是国际惯例。因此,在“三焦”“三阴三阳”“天癸”“丹田”等中医独有概念的术语译法处理上,我国应坚持音译,增强我们的译语话语权。类似的还有中药名称和方剂名称的翻译，我们也要坚持音译,捍卫我国的话语权和中医药的宗主国地位。
2.2.3 联合中外译者开展中医药翻译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中医药典籍英译本相继发行到海外,然而中医药典籍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与海外知名中医药典籍译者合作。在这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外译值得借鉴,该书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因此,在中医药话语的翻译中,要坚持以本土译者为主、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外专家能够深入理解中医内涵、保证译文自然通畅的联合优势。通过中西方专家的通力合作,产出既符合中医药语言特点、传递中医药文化内涵,又能够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对接的翻译成果。
2.3 中医药话语传播
基于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经典“5W”传播模式,围绕精选传播内容、拓展传播渠道、满足受众需求、提升传播效果等四个方面,推动中医药话语传播,努力构建多元立体的中医药对外传播格局。
2.3.1 凸显医疗价值,精选传播内容
围绕中医药优势病种,精心选择体现中医药医疗价值的传播内容,尤其是要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将国内中医药深度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传播出去,并借助国外媒体力量、知名期刊等广泛宣传中医药的“三药三方”在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要让国外民众尤其是学术界能够更为准确地了解和理解中医药的文化内涵和技术优势,进而提升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要主动融入当地文化和医疗需求,针对普通大众、专业人士设计难度有所区别的传播内容,用更贴切的话语和方式阐述中医药理论及其医疗价值。
2.3.2 加强交流合作,拓展传播渠道
首先,加快推进中医药话语的国家级传播平台建设。依托该传播平台,政府将中医药科普知识、中医药典籍和中医药现代研究成果等统一进行对外传播。其次,政府要加强与国外主流媒体的合作力度,如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中医药的议程与议题设置,议题的选择要以国外民众较为接受的针灸、经方等为切入点,充分彰显中医药的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再次,我国的社会团体、研究机构、临床机构和教学机构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学术交流,积极围绕中医优势病种开展临床科研合作。最后,要关注国外政坛领袖、专家学者、媒体学者、体坛人士等重点人群的动态,主动与之交流合作,培养其成为中医药舆论意见领袖。
2.3.3 树立他者意识,满足受众需求
目前,中医药虽然已经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发展差异很大。中医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已经立法,而在欧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仍以补充替代医学的身份而存在。针对这种补充替代医学的身份,受众更需要看到、得到中医药切切实实的临床价值,才有可能进行尝试。例如,由于英国地理位置和气候的特殊性,精神障碍性疾病、下腰疼、肠易激综合征、关节炎、湿疹等为英国民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中医药在这些疾病的治疗上都有着较好的疗效,已经得到许多患者的肯定和接受[12]。因此,在中医药话语的传播中,要牢固树立他者意识,围绕中医药所在国家的常见病、多发病,结合中医药在骨伤科、妇科、肾病科、针灸科等方面的优势病种,针对国外受众的实际需求开展精准传播。
2.3.4 注重受众反馈,提升传播效果
针对目标语受众设计不同的调查问卷,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不同群体对中医药认知、情感和态度的反馈。围绕目标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对中医药的负面报道进行话语分析,针对美国和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针灸疗效缺乏科学证据、中药缺乏安全性,以及动物用于中药制作等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的中医药学术界和相关主流媒体要及时作出回应。同时,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掌握受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需求,及时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不断提高传播效果。
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涉及话语建构、话语翻译和话语传播三大关键环节,三大环节密切相联,形成“三位一体、协同运作”的三维模式。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在坚持中医药话语思想、理论原创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推动中医药话语文本的生成；
在话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在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努力实现中医药话语源语内涵与表达形式的有机统一；
而在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则需要树立他者意识，针对受众的实际需求开展精准传播，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开展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研究对推动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权,构筑融通中外的中医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