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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云
（天津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222）
顾随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词人，同时也是一位新文学人物，五四以来创作过新体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其发表在《浅草》一卷四期上的小说《失踪》，1935年作为浅草-沉钟社的代表作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此小说集主要是回顾并总结1915年至1926年中国新小说走过的发展道路，介绍了这一期间重要的文学团体和作家。鲁迅认为顾随、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1]5，并对浅草-沉钟这一作家群体的努力探索给予了大力的肯定：“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1]5但是，当前学界关于顾随20世纪20年代是否参加过浅草－沉钟社有多种看法，所以有必要厘清事实。
较早关注此问题的是余时先生，他在198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写过小说的顾随》中指出：“顾随并没有参加过‘沉钟社’，说他是浅草社的成员或团结在沉钟社的周围还是可以的。”[2]149闵军在《顾随年谱》中同意这一说法。可是之后，余时先生在发表于1992年11月16日天津《今晚报》上的《书话〈辅仁书苑〉》中又说：“（顾随）是沉钟社的老作家，久矣不作小说了。”[2]152与前面的说法有些不一致。顾之京老师继承了余时先生的第一种观点，在《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中认为顾随先生“参加了文学团体‘浅草社’”[3]。之后，鲁海在2006年的《作家与青岛》中提出顾随为“浅草社、沉钟社成员”[4]8，而且认为1924年顾随与社友们在青岛胶澳中学“编辑出版了《浅草》第四期，浅草社也就结束了，冯至、陈翔鹤、陈炜谟离开了青岛，而顾随仍留在青岛”[4]7。赵林涛在2012年出版的《顾随与现代学人》中也沿用了鲁海的观点：“几人共同在胶澳中学编辑、出版了第四期《浅草季刊》”[5]21，而且认为“应该是由于冯至的介绍，顾随先生成为浅草社中一员”[5]18。
以上各位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顾随是浅草社的成员，那么顾随究竟是不是浅草社的成员呢？陈永志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上发表《浅草社成立和离散的时间考辨》一文，并曾写信向冯至询问浅草社的详情，冯至在回信中说：“浅草社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除基本社员外，在旬刊、周刊上发表文章的不能都说是浅草社社员。现在浅草社的基本社员多已逝世，我这个‘仅存者’只了解北京方面的一些情况。在北京，陈炜谟、陈翔鹤、韩君格（莎子）、罗石君（青留）是基本社员；
其他如李开先（北大国文系学生）、高世华（北大俄文系学生）、游国恩（北大国文系学生）、冯文炳（废名，北大英文系学生）都一度加入，但没有什么社务上的联系；
至于顾随（北大英文系毕业，当时在山东教中学）、陆侃如（北大国文系学生）都是由于朋友的关系给刊物写了些文章。”[6]此信亦被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冯至全集》第十二卷中。由此，我们可以明确顾随并没有经过冯至的介绍加入浅草社。
因为年代久远，冯至的这一封信被忽略了，以至于学界普遍认为顾随曾经加入过浅草社，甚至认为1924年暑假，众人在青岛胶澳中学的聚会编辑了《浅草》第四期。此次聚会留下了较多的书信，但其中并没有提到对《浅草》的编辑。而且，顾随在1924年4月致卢季韶信中说：“《失踪》错误甚多，而老冯竟登之《浅草》，奈何！”[7]59可知，《浅草》第四期是冯至等人在1924年4月以前就已经编定好的。冯至在《鲁迅与沉钟社》中也明确说过他们将《浅草》交给出版社后的一年，即1925年2月才印出。由此，可以否定1924年7月在胶澳中学编辑《浅草》第四期这一说法。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顾随是否参加过沉钟社，此问题较为容易厘清。赵林涛指出：“《沉钟》的编辑始终是上述四人（冯至、杨晦、陈翔鹤、陈炜谟），从来没有组织社团的打算，对于文艺界给他们一个‘沉钟社’的称呼，他们也未予否认。因此说来，顾随先生不能算作沉钟社员。”[5]18杨晦在《自传》中曾说：“到一九二五年秋冬，陈炜谟、陈翔鹤、冯至和我在北京组织了沉钟社。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几个要好的朋友一同办个刊物，在艺术上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并无结成社团之意。因为刊物取名《沉钟》，撰稿人又比较集中、固定，所以渐渐地便以‘沉钟社’相称了。”[8]陈翔鹤在《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中也明确说到：“其实在我们之间，不仅不曾有过组织，甚至于就连组织的‘意识’，也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这事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既是我们的结合，是先有‘友情’的存在，然后才从这种友情出发，以共同发表文章。”[9]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观点较为明确一致，沉钟社在本质上既不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组织，顾随先生也不是其中的成员。
从上面的资料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顾随先生并没有加入过浅草-沉钟社。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过浅草-沉钟社，却一直与社中同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一直让人们认为他是其中一员。就以1924年在青岛胶澳中学的聚会而论，顾随即是主要的组织者与发起者。当时顾随刚刚辞去济南女子一中的教职，接受青岛新成立的胶澳中学的聘请，邀请冯至等人去青岛度夏。冯至6月22日先到济南，由顾随和L君（卢伯屏）接站，众人与杨晦、张清独等在济南见面，同游大明湖。7月2日顾随、冯至一起到青岛，杨晦等没有同去，7月10日左右陈翔鹤、陈炜谟至青岛，与顾随、冯至会合。
此次聚会可以说是当时新文学界的一次盛会，一群新文学青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度过了一段“恬静的”“艺术的”生活，对每个参加者的心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奠定了他们亲密的友谊。冯至曾在给杨晦的信中说：“青岛月余之留，影我甚巨，法国某诗家云，‘不怨天，不尤人，安安静静，享汝之悲哀’。弟亦拟于平和静寂中了此一生。嘻笑怒骂，我恶之甚!”[10]度假期间，冯至多次致信济南的杨晦，描述此一阶段的生活以及朋友们的写作情况，如1924年7月19日的信中说：“最能读书的要算二陈，最能作文的要算羡季（按：顾随）；
我呢，参在中间，读读莎士比亚，作点诗。”[10]1924年7月27日又在信中说：“K（按：顾随）写了一篇《乡愁》，其中主人是有岛武郎小说中的‘阿末’，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一类的……”[10]1924年8月上旬又说：“炜谟写了几万字了。羡季的长篇小说也开始了。只要是朋友写东西，我真是快活万分。翔鹤，非常颓丧，他说一个礼拜内不同我们谈话。”[10]8月13日的信中说：“K君的词，大有进步，我也游戏地作了几首旧诗，到济南我们再一块儿看吧!”[10]然后，冯至8月14日离开青岛到济南与杨晦见面，之后又到了天津。9月3日还乡之后，他还念念不忘地在信中说：“海上所给我的一点身体上的健康，在家内终于是要消磨掉了……教我怎不怀念大明湖的夜泛，同戏浪东海之滨呢!”[10]1924年9月16日他还打算“假时，到济南去一趟，并且可以看看回家在路中的羡季。他在青岛也是太无聊了，他给我写信，教我问候你，他是笔墨尘封久矣。我写到这里，不觉泪涔涔了”[10]。由此可见冯至、顾随和友人们在这个暑假建立的友谊和产生的影响。陈炜谟也曾在给杨晦的信中说到这次聚会对自己的影响：“青岛，使我的性情改变了不少。”[11]136
顾随更是多次在书信中表示这些朋友对自己的影响之大，如1924年7月8日在致卢伯屏的信中说：“得识季韶、君培（按：冯至），影响于我之人生观甚巨。今夏在济，虽季韶未来，而先之以君培、杕生，继之以慧修（按：杨晦）、清独；
二日内翔鹤、炜谟又将来青：是又我之生活之一大波澜也。嗟乎屏兄，人生如是，是亦足矣，老顾将不复它求也已！”[7]170青岛相聚之时，他对每个友人都有着较为独特的观察和认识，认为陈炜谟：“譬如美玉在璞，精金未炼，实具有一种古朴真纯之象。”认为冯至“甚好，作诗，作散记，读德文，读中国小词，无入而不自得”[7]173，“天真洋溢，真富有小孩之情趣，乃正是其过人处”[7]176。因为陈翔鹤总呼冯至为小孩子，所以顾随对陈翔鹤颇有不满，认为他“虚矫而恃气，外有所余，其中不足，天真既凿，人事未通”[7]175。陈翔鹤认为顾随“有中年情调”，顾随亦不能否认。杨晦虽然没有参加青岛的聚会，但是顾随对他一直非常敬佩，认为：“杨慧修先生真北方健者，不愧为东三省人。日日怨艾悲痛，而锋芒内敛，与我之外强中干，大相云泥。可惜第一次晤面，我不曾了解他。”[7]70杨晦虽然与顾随同是1920年北大毕业生，但是因为杨晦是哲学系，顾随是英文系，大学时二人并未相识，也是后来通过冯至等朋友们的介绍才认识的。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分别后的友人们都有着淡淡的忧伤和浓浓的思念。顾随对冯至的思念尤甚，他在书信中多次说，“自冯至去后，勇气销沉，百无聊赖”[7]180，“君培去后，如失魂魄，日日茫茫然饮食出入，在五里雾中，书不能读，文更不能作。别离之情，日久而愈深”[7]182。直到九、十月份他才渐渐从这种怅然若失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1924年青岛聚会之后，顾随与朋友们还有几次大的聚会。1926年秋、冬季，顾随与杨晦同在天津任教，二人关系亲密，经常到天津南市等地游玩。1926年10月8日至11日顾随到北京，与冯至、陈翔鹤、陈炜谟同游北京。后来，顾随又多次去北京，与冯至等共游什刹海、北海等地，并由冯至帮助出版了《无病词》。1927年冯至离开北京到哈尔滨任教，二人才减少了见面。1927年至1928年，顾随与陈炜谟同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关系密切，顾随帮陈炜谟解决了许多与校方的事情。1929年顾随到燕京大学任讲师时，冯至在燕京大学任助教，两位好友又得以为同事，直到1930年冯至留学德国，一直都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友谊，并且延续了一生。
在《沉钟》的四位负责人努力地维持刊物时，顾随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沉钟》的命运，并给予大力的支持。一是应朋友之托及时为《沉钟》供稿，他的稿件很多时候都解了《沉钟》的燃眉之急，如陈炜谟曾在信中对杨晦说：“五期怎编?已定稿只有我译的斯威夫得散文一，不过八页，鹤之《眼睛》，及羡季一文。你作的关于创造社一文速寄来，因为我在四期上已把周全那文驳完了。你文中如有重复，可有时间修改。”[11]141所以，自《沉钟》创办以来顾随即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顾随有时还主动担任起《沉钟》联络员的任务，如1925年12月12日致卢伯屏的信中说：“嗣后凡关于《沉钟》之印刷品，可总由弟处寄发；
兄可不必再费事矣。缘君培于《沉钟》每期出版时，必寄我五七份耳。”[7]245之外，他也十分关注和担忧《沉钟》的经费问题，如1926年3月18日在信中说：“昨得君培函，《沉钟》竟以经济困难中止。已去信商酌继续出版办法，不知能成否？”[7]2631926年3月30日信中说：“冯至函云《沉钟》八九成可以复活。弟今日既得季弟婚事下定之喜信，又得冯至云云，可谓双喜进门：兄亦为我贺也！”[7]266可以说是为其欢喜为其担忧，甚至为其改变了金钱观，如1926年8月21日的信中说：“不过我半年以来，才知道钱中用。作事只想着拿钱。钱哪！万恶的钱哪！为了它《沉钟》几乎沉在深渊！为了它，我的朋友曾经当华宴而落泪！”[7]289顾随曾经为《沉钟》想过一个很好的“集股”办法，从1927年12月30日陈炜谟致杨晦的信中可见一斑，陈炜谟说：“集股办法甚好。但此一千二百元之数目，尽什么时候集好呢?我以为愈快愈好。最妙是羡季年假回家时便先将他的六百元集好，我们所担任的六百元，限明年暑假交齐。这样，到明春便可小规模的翻译一点作品，再自己精选一点创作印行了。如果一延迟下去，便又销减了勇气，没有这时的勇跃，恐怕六百元之数也难凑集了。请告羡季，赶快筹款，我见他时，当再催促他。羡季如能独资经营，那就更好了。”[11]152可以说，为了《沉钟》刊物的生存，顾随也是尽心尽力了。
沉钟社友人的努力感染着顾随，他曾经十分钦佩地说：“沉钟社友人努力向上，弟有落伍之叹矣。”[7]306顾随之努力创作新体的小说、散文与浅草-沉钟社友人的影响密不可分。目前可知他在《浅草》《沉钟》发表的作品有小说《失踪》（1925年《浅草》一卷四期）、小说《孔子的自白》（1926年10月《沉钟》第5期）、散文《母亲》（1926年11月《沉钟》第8期）、小说《废墟》（1926年12月《沉钟》第10期）等。顾随是多方面的能手，古典诗词、新体小说、散文、翻译文学无所不能，但他此阶段成就最高的是小说。他的小说语言简练干净，在技术上也显示出创新性，叙述方式颇为先进，往往打破传统的顺叙手法，采用倒叙或插叙的方式，而且大多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使小说具有一种神秘感而不是让人一览无余，并注重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失踪》是其中的代表作，被鲁迅作为浅草-沉钟社的代表作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顾随是五四期间浅草-沉钟社作家群中较有独特风格的一位。
顾随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当时的文艺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受鲁迅的影响。顾随并没有直接受业于鲁迅，“在北大上学时曾见过他”，但并没有谈过话。冯至是不止一遍地亲自聆听了鲁迅先生的课程，而且1925年4月3日还亲自把《浅草》一卷四期送给鲁迅先生看，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曾在日记和《野草·一觉》中记录这件事情。之后，浅草-沉钟社一直受到鲁迅的关注，冯至、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也曾多次单独或结伴去北京、上海拜访鲁迅先生。1936年鲁迅去世，杨晦、冯至及其夫人姚可琨还亲自去上海参加葬礼。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崇拜鲁迅先生的群体。顾随一直坚持阅读鲁迅的各种著作，1926年在河北女师任教时就给学生们讲解鲁迅小说，成为宣传鲁迅的先行者，并且在精神上追随一生。通过阅读鲁迅的小说和译文，顾随接触到日本的厨川白村、俄国的安特莱夫等优秀作家，受到其深刻影响。顾随特别喜爱安特莱夫的风格，并翻译了安特莱夫的一些作品，现存有《大笑》《在车站上》等[12]。
二是对异域文学的吸收。此阶段顾随阅读并学习了大量的外国作家作品，如《俄国戏曲集》《哑哑集》、Tagoie《戏剧三篇》《灰色马》、梭罗古勃的《铁圈》、柴霍甫的小说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初恋》等原著或译著，这些文学作品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文思。他在1925年曾创作小说《浮沉》（已佚），上半部以自我为影射，下半部则是西方小说影响之下的产物，虽然我们不能看到此部作品，但可知他在故事、结构、人物等方面学习西方小说的努力和尝试。
三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追求。其实这是受前面两点影响而产生的文艺观，即在小说中反映现实、表现人生，甚至要反映自我的感情。顾随的小说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受到“为人生”“表现人生”写实主义文学风气的影响。他当时的多篇作品都是依据现实的见闻写成，如《反目》是根据其夫人所讲述的现实而写，《废墟》是根据儿时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写，《立水淹》是根据家乡实况所写。他还创作以自我为影射的小说《浮沉》，又根据在济南的三年生活创作小说《海上斜阳》，把自己和好友卢伯屏都设为其中的主人公，讲述自己在女中的辞职经过。顾随不仅以小说来表现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以小说来抒发心中的思想和感情，如其言“我总觉得那篇（《反目》）中的女主人，是‘可怜的我’的写照”[7]47，“近中思想，可于《失踪》中见之，不具述”[7]58。
1927年以后，顾随的小说作品锐减。一是因为平日要以教书为生，另一原因即是《沉钟》的停刊，虽然后来《沉钟》又断断续续地复刊，但1930年冯至赴德留学，当年在青岛胶澳中学聚会的新文学青年们都步入中年，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顾随的创作兴趣也转向了传统的诗词、剧曲，好几年不曾创作小说。后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随又创作出了中篇小说《佟二》《乡村传奇》等，尤其是创作于1947年的《乡村传奇》，吴小如曾说它：“有着浓烈的戏曲色彩。像莎士比亚的西方戏剧，却更像元曲。”[13]顾随极具创新性地将中国古典小说、戏剧与西方小说、戏剧以及新兴的电影等艺术手法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小说艺术特点——剧本化，使顾随的小说超越了他在浅草-沉钟时期取得的成就。
通过梳理顾随与浅草-沉钟社的渊源，可以从侧面看到浅草-沉钟这一现代文学社团的创办细节，文学青年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顾随先生生前曾有过想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学者的愿望，从其小说创作来看，他当之无愧是一位对新文学有所贡献的现代作家。进一步探索顾随与浅草-沉钟社成员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厘清顾随诗学、词学思想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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