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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颖润，林素絮，李竞博
（1A.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财经学院；
1B.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性别结构失衡和年龄结构失衡是我国人口不均衡发展的两个典型特征。婚姻挤压是度量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年龄结构失衡的一个综合指标。我国人口性别失衡和老龄少子化已经叠加，婚姻挤压造成我国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快速上升，从1982年的207 万人快速增加到2020 年的744 万人。在我国加大实施积极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出生人口规模和性别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这将从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如果出生性别比下降更快，有利于男性婚姻挤压减缓。如果出生人口减速放缓或者出生人口规模增加，也有利于男性婚姻挤压减缓。
国内外学者对婚姻挤压的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变动趋势以及社会后果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如果婚姻市场不平衡，婚龄男女人口数量相差较大，由此导致部分婚龄人口择偶困难，这种现象称为婚姻挤压。［1-4］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波动和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是形成婚姻挤压的三个主要因素。［5-7］在我国，男孩偏好文化、计划生育造成的生育空间狭窄和性别鉴定与流产技术，共同造成20世纪80 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2021 年仍然在110 的高水平。［4］这些队列人口步入婚龄后，男性人口多于女性。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共同造成1990 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持续走低的趋势。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大幅提高了二孩生育水平，但是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2017、2018年生育势能集中爆发，出生人口规模升高，但是之后快速下降。［8-9］2021年出生人口规模仅有1 062 万人。“男大女小”的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使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和性别结构失衡叠加，共同造成男性婚姻挤压。［5］以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女性缺失较严重，许多学者测算了我国女性缺失情况。［10-14］Jiang 等估算了20 世纪100 年间出生队列的女性缺失情况，结果发现我国女性缺失数量达到3 559 万人，女性缺失比例为4.65%；
［13］之后进一步估算1980-2010 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 年间出生队列的女性缺失数量，结果发现1980-2010 年出生队列女性缺失规模为2 012.81万人。［14］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均存在男性婚姻挤压问题。［15-28］许多学者预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会有3 000～4 000 万婚龄男性不能或无法正常成婚；
［7］［25-26］2045-2060 年每年50 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超过10%；
［27］2010-2060 年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在2 100～4 200万人之间。［28］婚姻挤压将产生人口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健康风险和文化风险。［29-37］
随着我国全面实施积极生育政策，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向正常范围回归，总和生育率减速放缓或增加，未来婚姻市场挤压状况将出现新的变动趋势。然而，研究“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等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以及婚姻市场长期变动趋势的文献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24］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全面三孩”的可能政策效果，利用潜在初婚比和男性终身未婚规模与比例等指标测度2020-2100年我国初婚市场上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化趋势，并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为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提供最新判断。
为了研究我国“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等积极生育政策实施对于婚姻市场的长期影响，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人口模拟预测的方法对我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进行分析和预测。下面介绍人口预测方程、婚姻挤压指标和预测参数设置。
（一）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
Jiang 等构建了一个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假设女性初婚概率保持不变，男性年龄别初婚概率同比例变化，初婚男性人口等于初婚女性人口，预测未来男性年龄别初婚概率，进而预测未来全国未婚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该模型的最大优点是考虑了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24］
（二）测度婚姻挤压的主要指标
人口学界一般将15-49岁人口称为婚龄人口，50岁及以上还处于未婚状态的人口称为终身未婚人口。［24］
1.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婚龄期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是测度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的绝对指标，是指15-49岁未婚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差。
2.潜在初婚比。潜在初婚比是度量初婚市场上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相对指标。Tuljapurkar 等构建潜在初婚比等指标测度婚姻挤压，该指标定义为：以男性按龄初婚频率加权的男性人数与以女性按龄初婚频率加权的女性人数之比。［38］该模型至少有三个缺陷：一是存在进度效应；
二是初婚频率是一个累积指标，不能准确刻画每年初婚发生概率；
三是没有将已婚人口剔除。Jiang 等对该指标进行了去进度效应和归一化改进，［23］只考虑未婚人口，将初婚频率转化为初婚概率，构建未婚人口潜在初婚比指标。［24］
3.男性终身未婚规模。男性终身未婚规模是测度男性婚姻挤压后果的绝对指标。50 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是队列指标，它反映同一队列有多大规模男性终身未婚。
4.男性终身未婚比例。男性终身未婚比例是测度男性婚姻挤压后果的相对指标。男性终身未婚比例是指终身未婚男性规模占相应年龄段不分婚姻状态男性规模的比例。50 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是一个队列指标，它反映同一队列有多大比例男性终身未婚。
（三）参数设置
影响婚龄期未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变化的相关因素都可能引起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利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预测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需要设定以下参数：预测基年的总人口和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预测年份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等生育参数、初婚概率、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等。
1.基年人口数据与预测期间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漏登率为0.06%，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漏登率是1.81%，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漏登率是0.12%，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漏登率是0.05%。其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技术最新，数据质量最高，数据漏登率最低，是目前可以得到的最全面最新的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的预测基础数据是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人口总量为14.117 8 亿。其中总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来自短表；
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是由短表中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与长表中分性别年龄别未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乘所得。预测期间设为2021-2100年。
2.生育参数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生育水平较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出生人口规模降至1 200 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3。其中，一孩总和生育率为0.626，二孩总和生育率为0.535，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为0.136。1.3 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2.1 的更替水平，也进入国际学术界所划分的极低生育率水平。［8］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二是婚育年龄在推迟，年轻人生育意愿在降低。为了缓解少子化、老龄化、性别失衡等人口问题，2021 年5 月31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决策，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但是政策效果有待观察。
鉴于此，本文充分估计“全面三孩”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影响，分“低、中、高”三种方案设置总和生育率，分“快、中、慢”三种方案设置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的时间。
（1）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
根据“全面三孩”对总和生育率的不同影响，本文设置三种方案（见表1）。一是高方案：“全面三孩”的政策效果非常好，总和生育率从2021年开始上升，2025年上升至1.6，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孩次总和生育率分别上升至2025 年的0.8、0.6 和0.2，之后保持不变。二是中方案：“全面三孩”政策较好，政策效果抵消了总和生育率下行的压力，总和生育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三是低方案：“全面三孩”的政策效果较差，全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2025 年下降至1.0，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孩次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0.3 和0.1，之后保持不变。分孩次生育模式保持不变，来自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表1 高、中、低三种方案下我国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参数
（2）出生人口性别比
随着“关爱女孩行动”等措施深入推进和“生男生女都一样”等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9年开始出现12年连降。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中，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孩次性别比分别为113.17、106.78 和132.24。随着我国养老保障覆盖面逐渐扩大，养儿防老的思想会逐渐淡化；
随着男性婚姻挤压日益严重，有男孩的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重；
随着社会法治的日益健全，女婴堕胎流产将快速下降。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第四年2020年，二孩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学者们乐观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会持续下降到正常水平。［23-24］［27］［39-41］
鉴于此，本文乐观估计“全面三孩”政策实施之后，三孩及以上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会快速下降，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均会恢复到正常范围。根据出生性别比的下降速度，本文设置三种方案（见表2）。一是快方案：各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线性下降到2035年的106，之后保持不变。二是中方案：各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线性下降到2050 年的106，之后保持不变。三是慢方案：各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线性下降到2100年的106。
表2 快、中、慢三种方案下我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参数
（3）出生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组合方案
为了简化研究，突出重点，本文在研究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变化对婚姻挤压的影响时，控制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中方案上不变。而在研究出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婚姻挤压的影响时，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在中方案不变。
3.初婚概率
分性别年龄别初婚概率是预测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的一个关键变量。本文首先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婚姻数据计算出2020年分性别年龄别初婚概率（见图1）。假设女性年龄别初婚概率保持不变，男性年龄别初婚概率等比例变化，假设婚配过程中男女初婚人口数量相等，预测各年份男性年龄别初婚概率。
图1 2020年全国男女两性年龄别初婚概率
4.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
通常使用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测寿命作为人口预测中死亡水平的控制变量。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的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为75.37岁和80.88岁。根据联合国预测预期寿命的步长法，在出生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0岁后，10年内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增幅不会超过1岁；
在出生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0岁后，10年内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增幅不会超过0.5岁。［39］“十四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鉴于此，本文假设2021-2025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年提高0.2岁，之后每年提高0.1岁。根据设定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使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PADIS-INT 软件预测各年份分性别年龄别死亡概率，其中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
（一）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1.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先扩大后缩小
我国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在2020-2040 年内快速扩大，在2041-2100 年内逐渐缩小。无论是哪种方案变化趋势均相同。按照中方案（出生性别比2050 年恢复到106 之后不变；
总和生育率保持1.3 不变），15-49 岁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先从2020 年3 857 万人快速上升到2040 年的峰值4 913万人；
之后逐渐缩小到2100年的2 073万人。无论出生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是哪种方案，2020-2036年我国初婚市场上15-49岁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完全相同。但是，2037-2100年差距开始拉大，不同出生性别比和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缩小的速度不同。
（1）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合理区间则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越小。出生性别比快方案（出生性别比到2035年就恢复到合理区间）与慢方案（出生性别比到2100年才恢复到合理区间）相比，初婚市场上15-49 岁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的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差距从2037 年开始逐渐扩大到2077年的509万人，之后下降到2100年的328万人（见图2）。
图2 不同出生性别比条件下2020-2100年15-49岁未婚男性过剩规模
（2）总和生育率越低则未婚男性过剩规模越小。总和生育率低方案（总和生育率到2025年下降到1.0）与高方案（总和生育率到2025 年上升到1.6）相比，15-49 岁未婚男性过剩规模的差距持续扩大，差距从2037年开始产生逐渐扩大到2100年的1 301万人（见图3）。
图3 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2020-2100年15-49岁未婚男性过剩规模
2.2020-2100年潜在初婚比先上升后波动下降
我国婚龄未婚人口潜在初婚比在2020-2052 年持续上升，在2053-2100 年呈现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无论是哪种方案，变化趋势均相同。按照中方案，潜在初婚比先从2020 年的113.9 快速上升到2052年的峰值183.9，之后波动下降到2100年的160.9。该结果比Jiang 等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的结果（2050 年达到接近2 的峰值）要低。［26］无论出生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采取哪种方案，2020-2036 年我国初婚市场上15-49 岁婚龄未婚人口潜在初婚比均相同。然而，2037-2100 年差距较大，不同出生性别比和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潜在初婚比大小不同。
（1）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合理区间则潜在初婚比越小。出生性别比快方案与慢方案相比，初婚市场上15-49岁婚龄未婚人口初婚比的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差距在2083年达到峰值20.2（见图4）。
图4 不同出生性别比条件下2020-2100年潜在初婚比
（2）总和生育率越低则潜在初婚比越大。2040 年后总和生育率低方案下的潜在初婚比始终最高，中方案其次，高方案最低。初婚市场上15-49岁婚龄未婚人口初婚比的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差距从2037年开始逐渐扩大到2082年的49.2，之后下降到2100年的35.4（见图5）。这充分说明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男性婚姻挤压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5 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2020-2100年潜在初婚比
（二）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变动趋势分析
1.50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先波动上升后下降
队列分析发现1970-2017年出生队列男性人口在50岁时终身未婚规模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是2018-2050年内出生队列男性人口在50岁时终身未婚规模快速下降。2017年出生队列男性在50岁时（2067 年）的终身未婚规模将达到峰值（中方案下为125.0 万人）。该结果介于郭显超利用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的低方案结果（2040 年的65 万左右）与高方案结果（2040 年的167 万人）之间。［28］但是，远低于陈友华与Jiang 等预测的2020 年后过剩男性年均百万以上。［7］［25］无论哪种预测方案，变动趋势均一致。以中方案为例，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未婚规模，从1970 年的49.6 万人波动上升到2017年的125.0万人，之后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54.3万人。
（1）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范围则50 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越小。在三种不同出生性别比预测方案下，1970-2008 年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未婚规模没有差异。快方案与慢方案相比，50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的差距从2009 年开始逐渐扩大到2044 年的15.3 万人，之后缩小到2050 年的13.4万人（见图6）。
图6 不同出生性别比条件下1970-2050年出生队列在50岁时男性终身未婚规模
（2）总和生育率越低则50 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峰值越高。在三种不同总和生育率假设下，1970-2000 年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未婚规模没有差异。在低方案下，2001-2024 年出生队列在50岁时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始终高于中方案和高方案；
说明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男性婚姻挤压的一个重要因素（见图7）。
图7 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1970-2050年出生队列在50岁时男性终身未婚规模
2.50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先上升后下降
1970-2024 年出生队列男性人口在50 岁时终身未婚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2025-2050 年内波动小幅下降。2024 年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终身未婚比例将达到峰值（中方案下为14.16%）。该结果比Jiang等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的结果（2050年达到15%的峰值）要晚。［26］无论哪种预测方案，变动趋势均一致。以中方案为例，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未婚比例，从1970 年的3.77%快速上升到2024年的14.16%，之后波动下降到2050年的13.25%。
（1）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合理区间则50 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越低。出生性别比快方案与慢方案相比，50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在1970-1989年内没有差距，差距从1990年开始逐渐扩大到2050年的3.03%（见图8）。
图8 不同出生性别比条件下1970-2050年出生队列在50岁时男性终身未婚比例
（2）总和生育率越低则50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越高。总和生育率低方案与高方案相比，50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在1970-1988 年出生队列没有差距，差距从1989 年出生队列开始逐渐扩大到2050年出生队列的6.28%（见图9）。
图9 不同总和生育率条件下1970-2050年出生队列在50岁时男性终身未婚比例
为了研究我国积极生育政策实施对于婚姻市场的长期影响，本文采用人口模拟预测方法，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置不同出生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对我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进行预测和分析，测算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并与已有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20-2100 年全国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和潜在初婚比先扩大后缩小。15-49 岁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在2040年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在2052年达到峰值183.9。未来30年男性婚姻挤压将持续加剧。“结婚难”问题将困扰数千万家庭，值得特别关注。
第二，队列分析发现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50岁时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17 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在2067 年达到峰值125 万，2024 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比例在2074 年达到峰值14.16%。50 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超过100 万的出生队列分布在2011-2024 年。这说明“10 后”出生队列男性将面临最有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性别失衡社会，未来一段时间内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将持续上升，其社会风险将在个体、家庭、社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全方位凸显。［37］
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主要表现为：出生性别比降速快与慢比，总和生育率高与低比，2041-2100年15-49岁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加速减少，在2053-2100年潜在初婚比相对较低，2010-2050 年出生队列男性在50 岁时的未婚规模和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与没有放开“全面三孩”政策相比，实施积极生育政策之后，生育空间的放宽会多出生一些孩子。与此同时，生较多孩子与生较少孩子相比，所生孩子中有男孩的概率增大，出生性别比降速更快。
第四，与以往研究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男性婚姻挤压被高估，大约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以往研究结果显示2020-2045年男性过剩规模每年在120～150万之间，［7］［23-24］然而，本文研究结果显示2020-2045年50岁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在40～80万人之间，大约是以往估计的一半。以往研究结果显示50 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在2045 年超过10%。［20］［24］然而，本文研究结果显示50 岁男性终身未婚比例要到2060年（2010年出生队列）超过10%，2045年（1995年出生队列）只有7.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量女性瞒报或漏报。在20世纪80年代，收养未登记户口的女孩占“失踪”女孩的一半。［42］在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4%的女孩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收养，占“失踪”女孩一半以上。［43］1980-2010 年间“失踪”女孩超过2 000 万。［14］然而，在这2 000 多万“失踪”女孩中，近一半可能是因为漏报造成。［44-45］
另一方面，2015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部分“失踪”女性在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被找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全国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叫停了“超生”社会抚养费，鼓励没有登记户口的人口积极登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被证实是非常准确且可靠的（漏报率为0.0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技术有较大改善。比如，在问卷中增加个人身份证，将被访者的身份证与数据库中的身份证进行实时比较等。［45］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0-40 岁年龄组（出生年份在1980-2010年）男女人口分别为2.962 9亿人和2.691 2亿人，男女人口性别比为110.1，男性比女性多2 717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 年预期寿命，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选择一般死亡模式，推算分性别年龄别死亡概率，设置出生性别比为106，使用逆存活法推算发现1980-2010 年出生队列女婴缺失为1 076.99 万，是以往估算的女性缺失规模（2 012.81 万人［14］）的53.51%。这说明1980-2010 年出生队列“失踪”的女性，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46.49%的“失踪”女性被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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