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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焕萍,刘念念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近年来,国内偶像工业资本与社交媒体平台以日韩偶像工业运作模式为模板,推动粉丝群体参与甚至制造了一系列文化奇观,而原本信奉“圈地自萌”的粉丝也在文化实践中破圈而出,成为备受关注、饱受争议的文化圈层,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粉丝文化的进一步思考。中央网信办在2021年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对破坏网络生态、干扰传播秩序的行为予以重点打击。学界也纷纷聚焦“饭圈”文化,尤其对“饭圈”乱象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理建议。
然而,“饭圈”文化乱象同以往的粉丝文化一样,并非孤立存在于文娱领域内的偶发现象。Matt Hills探讨了粉丝文化与商业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权力不可能完全归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不可能是任何单一的价值体系所孕育的结果。以往的粉丝文化研究过于强调粉丝对商业文化的抵抗,压抑了粉丝的消费者身份[1]。面对粉丝身上的消费者属性,Gross Allyson认为粉丝并不是被动地消费偶像的作品与形象,而是通过对其形象的认同,修辞性地将他建构为一个集体的、流行的对象,并将自身的价值观投射到他的意义空白中[2]。而作为消费者的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壮大下,也逐渐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之外显现出重要影响,Jonathan Dean论述了粉丝文化对政治的重要意义,强调了粉丝群体进行政治干预的组织与能力[3]。Jeongho Kim提出了政治粉丝文化这一概念,认为政治粉丝文化是一种代表新型政治参与和公民身份的现象,粉丝群体是一个有思想的政治主体[4]。
当下,“饭圈”文化实践方式不断向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扩散,所以我们对粉丝文化与社会现实间的勾连亟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剖析。本文试图廓清“饭圈”文化实践方式成为一种社会效应广泛扩散的特征及逻辑,以期对当下流行文化产业的发展、数字化生存的个人以及多元且富于变化的社会思潮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在偶像工业资本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催化下,“饭圈”群体的文化实践方式逐渐被形塑为围绕偶像展开的具体可见的数字劳动和狂热出位的线下应援,在此过程中,“饭圈”成员收获了可观的情感能量,并以此为结果和动力反复参与到“饭圈”的集体狂欢中。本研究将这种“饭圈”成员在获取情感能量过程中不断启动狂欢仪式的现象称作“饭圈效应”,其主要特征在于以应援行动为表象、以互动仪式为手段、以实现情感能量的积累为目的。
(一)以开展应援行动为表象
“饭圈效应”最易为外界感知的特征便是形式多样且夸张的应援行动。“应援”作为“饭圈”内的高频词汇,由日语“応援”(おうえん)翻译而来,最初用来描述体育运动中的啦啦队现象(cheer leading)。188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生在观看橄榄球比赛时有节奏地喊出“Rah!Rah!Hoo-Rah!Varsity!Varsity!Varsity!”(加油加油)的口号为球队加油助威,被视为最早的应援。随后,有组织的啦啦队正式诞生,助威方式也逐渐囊括了啦啦操表演、体操表演等多种形式。二战后,日本在社会发展中对美国展开全面学习,引进了许多流行于美国的体育项目和美国风情十足的啦啦队文化。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当日本国旗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出现时,日本观众会紧握双手,当日本国歌《君之代》奏响时,日本观众会一起歌唱,由此形成了日本化的体育应援文化[5]。日韩流行文化产业尤其是流行音乐产业将这种应援文化挪用过来再加以发展,成为娱乐圈中的新奇观。而后,国内粉丝在本土化的文化实践中进一步确认了“饭圈”应援的行动方式,其中包括围绕偶像进行的打投、轮博、反黑、控评等线上应援以及接送机、布置现场、手持灯牌、统一服装、呼喊口号、购买周边产品或代言商品等线下应援。五花八门的应援行动制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奇观,在韩国出道、于国内爆红的偶像鹿晗因单条微博收获粉丝过亿评论,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初代养成系男团TFBOYS成员王俊凯在庆生时收到粉丝购买的小行星冠名权;孟美岐的粉丝在其参与选秀节目《创造101》期间为助偶像成功出道集资超过1 200万;同样通过《创造101》出道的杨超越的粉丝则远赴北极录制视频为杨超越加油……除了这些“出圈”的应援行动之外,为偶像贡献流量与销量,替偶像打点人际关系、送礼请客等日常应援也渐渐浮现在大众面前,成为“饭圈效应”最早为大众所感知的表征。
(二)以启动互动仪式为手段
“饭圈”时常因狂热的应援行为被冠以“邪教组织”的名头,这样的比喻显然带有戏谑与嘲讽的意味,但是作为“饭圈”文化实践中的重要环节,应援行动却的的确确与宗教和仪式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于仪式的研究,“饭圈”应援可以被视作一种互动仪式。在围绕偶像进行的多种应援行动中不断启动互动仪式也正是“饭圈”成员制造“饭圈效应”的重要手段。柯林斯认为社会中的大部分现象都是通过各种互动仪式形成和维持的,并且提出了互动仪式(IR)启动的四个要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6]79而这四个要素在“饭圈”应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饭圈”成员围绕偶像展开应援时,实现了在网络媒体平台或者线下物理空间内的多人聚集和相互影响。其次,他们通过设定与应援对象有关的账号昵称、头像,发布与应援对象相关的内容,使用“饭圈”话术,参与数字劳动或者产品消费等特定文化实践活动等方式设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将局外人排除在外。第三,他们在特定时空中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个应援对象之上,或者打投、轮博、反黑、控评等文化实践活动之上。最后,他们在一系列应援行动中分享着共同的情绪以及情感体验,这其中有对应援对象的狂热喜爱,有实现心理投射后的愉悦,有偶像榜样化带来的振奋,有满足心理补偿后的欣慰,有自我价值得以彰显的快感。这些情感体验在“饭圈”内部激发出了强烈的共鸣,达到了宝贵的情感共振,促使“饭圈效应”不断扩大。
(三)以积累情感能量为目的
“饭圈效应”得以产生和维系的根本原因在于满足了“饭圈”成员积累情感能量的文化实践诉求。根据柯林斯的理论,互动仪式可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1)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2)个体的情感能量(EE):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3)代表群体的符号:标志或其他的代表物(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这些就是涂尔干说的“神圣物”。充满集体团结感的人格外尊重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其受到局外人的轻视,甚至内部成员的背弃。(4)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6]80-81在这里,柯林斯特别强调了情感能量概念。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的核心组成要素和结果,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具体情感,而是长期稳定的社会情感,类似于心理学中“驱力”的概念,但更具社会取向。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人们为了能够承受来自生活的种种压力,选择不停启动互动仪式,从而获得和维系高度的情感能量。“饭圈效应”的核心便是通过应援仪式为“饭圈”成员获取较高的情感能量回报,而高回报的情感能量反馈以及层出不穷的文化符号促使“饭圈”成员对下一次的互动仪式充满期待、跃跃欲试,因而新一轮的互动仪式很快在这种热切的期待之中展开了,循环往复形成了互动仪式链(IRs)。成功的互动仪式链给予个体情感能量与成员身份符号,此二者又可以作为资源应用于再投资,从而形成进一步的互动仪式链。在互动仪式链的环环相扣中,情感能量越积越多,这种情感上的高峰体验让“饭圈”成员在“饭圈效应”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而这也正是“饭圈效应”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
因为能够简单直接地满足人们对情感能量的诉求,“饭圈效应”愈发明显地从“饭圈”群体中溢出,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扩散。2020年初的“227事件”①一位肖战与王一博的“CP粉”,在非营利且开源的同人小说数据库网站AO3平台和微博上发布了肖战和王一博的“同人文”,并将肖战刻画为一位性别障碍者,引发了部分肖战“唯粉”的强烈不满。部分肖战唯粉先是对该文作者进行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随后举报了AO3平台,导致平台被封,从而引发了AO3平台用户、同人圈以及包括COSPLAY、配音圈、电竞圈、耽美圈在内的诸多文化圈层的反感情绪。2020年2月27日,来自不同文化圈层的成员以及部分普通网友对肖战的作品、代言、微博发起抵制。便是多个文化圈层对“饭圈效应”疯狂扩散的一次集体声讨。无论我们对此持有怎样的态度,“饭圈效应”扩散到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促使青年群体向粉丝化方向转变已经成为短期内难以逆转的趋势。
(一)金融“饭圈”化
2020年3月以来,股市的大幅上涨让基金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也让多位基金经理成功出圈。“坤坤勇敢飞,IKUN永相随,坤坤不老,蓝筹到老。”这句充满了“饭圈”色彩的口号,并不是为“饭圈”内鼎鼎大名的人气“爱豆”蔡徐坤应援,而是为易方达的明星基金经理张坤设计的。正所谓“全世界最好的坤坤,不是蔡徐坤,不是谢广坤,而是张坤”。“张恒会绿你,但张坤不会。”来自易方达的基金经理张坤之所以名声大噪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管理资产突破千亿规模的基金经理,无论重仓一线白酒还是押宝腾讯、美团,旗下基金产品收益率均高歌猛进,因此,张坤被称作基金圈里的“千亿顶流”。除了张坤之外,诺安基金的蔡嵩松、易方达基金的萧楠、中欧基金的周应波也是基金圈里的“流量明星”,萧楠与周应波更是被称作“波君一萧”,与人气偶像肖战与王一博组成的“博君一肖”谐音。随着这几位基金经理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出圈”露脸,“基金饭圈化”成为媒体与网民的热议话题。
伴随“基金饭圈化”的发酵,更多粉丝化群体被吸引到基金市场之中。在这些年轻人中,大部分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基金购买渠道参与基金投资。金融领域专业人士认为,部分以90后年轻人为主力的“新基民”在投资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和理性判断,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明星经理人或者金融大V的意见时常表现出盲目跟风的倾向,容易被网络中真假难辨的“专业建议”蒙蔽。然而,许多“新基民”似乎对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不以为意,因为在这一轮“新基民”的操作中,基金投资不仅成为基民期待获取收益的工具,也成了年轻人寻找乐趣与话题的应援行动和社交工具。在“饭圈效应”的作用下,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为明星基金经理开通粉丝个站和官方后援会,将轮博、控评等线上应援手段挪用到这些冉冉升起的金融偶像身上,并不以投资获益为唯一目标,转而追求在圈层传播和互动仪式中实现集体狂欢、积累情感能量。无论“基金饭圈化”的背后是资本市场的推动,还是粉丝化群体的主导,“饭圈效应”搅动投资市场,让基金圈“饭圈化”已成事实。
(二)爱国“饭圈”化
伴随“饭圈女孩”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出征”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益集资驰援疫区两个典型事例,“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动员策略、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闯入主流社会视野,也昭示着“饭圈”成员将“饭圈效应”渗透到了严肃的政治生活领域。以往因追捧日韩偶像而备受国内网民诟病的“饭圈”成员,因近年来在异国文化消费中遭遇的区别对待以及由萨德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带来的道德劣势,逐渐从与网络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的局势中挣脱出来,喊出了“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响亮口号,并且于本土化的文化实践中选择与网络民族主义合流,催生了粉丝民族主义这一全新的思想潮流与行动策略。“饭圈”成员举起“祖国才是大本命”“守护最好的阿中哥哥”的大旗,将“饭圈”文化实践中的控评、反黑等操作方式挪用到网络民族主义之中,相应地,政治“饭圈”化与国家偶像化成为“饭圈效应”向社会公共领域扩散的又一表征。
与此同时,主流社会也试图将“饭圈效应”中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政治动员之中。2020年2月17日,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发布微博:“‘忆往昔,红旗漫卷西风,凭栏望去。看今朝,江山如此多娇,迎春来到。’给大家介绍两位新朋友,团团的虚拟偶像红旗漫、江山娇。今天@江山娇与红旗漫Official正式上线,快来给团属爱豆打call吧～”该条微博的配图为两个二次元氛围感极强的“虚拟偶像”。共青团中央的这次尝试将二次元和“饭圈”文化结合在一起,迎合了时下最热的草根话语和文化形态,其用意非常明确,那就是采取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挪用“饭圈”文化中的典型符号,号召更多年轻人像爱“爱豆”一样爱国。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的这次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传播效果和舆论反馈,反而因将国家形象与严肃议题过度娱乐化,受到年轻受众的质疑与抵制。尽管如此,“饭圈效应”与政治话题的相互渗透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三)曲艺“饭圈”化
“饭圈”文化作为偶像工业的伴生品,给公众的印象始终与新潮多变相关联,然而,以偶像工业为沃土催生出的“饭圈效应”却同样作用于传统曲艺领域。近年来,随着以北京德云社为代表的传统曲艺社团的火爆,在年轻受众群体中沉寂已久的传统曲艺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与专场演出一票难求、相声演员声名鹊起同时而来的还有“德云女孩”的登台亮相。从“德云女孩”这一称谓便不难看出其与“饭圈女孩”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她们像对待“爱豆”一样对待心仪的相声演员,把灯牌、荧光棒和手幅搬到剧场,通过应援色与应援口号为传统的小剧场演出营造出一种明星演唱会现场的气氛。而小剧场内自由随意的演出氛围以及相声表演中“砸挂”“现挂”等独特的表演形式也为粉丝提供了更多与演员互动的可能,因此,许多粉丝甚至在观看演出时自带台本,只为等待时机应和台上的表演。
除了在线下演出中保持着“饭圈”化的常规操作,“德云女孩”的线上文化实践活动也充满了“饭圈”色彩。她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成立粉丝后援会,开通超话社区,轮博、控评一样不少,为这群不同于以往的偶像在网络空间里保持热度。如果说“饭圈女孩”在网络媒体平台中的数字劳动是在偶像工业资本的裹挟下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德云女孩”的线上应援更像是自发主动制造的一种媒体奇观。在“德云女孩”“饭圈”化的应援模式之下,相声演员们也逐渐具备了几分偶像化的色彩。他们有了话题与流量,时常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搜人物,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成为具有消费号召力的新符号。不仅如此,德云社也顺势而为,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了喜剧厂牌真人秀节目《德云斗笑社》,这档被“德云女孩”戏称为《说学逗唱的哥哥》的团体综艺在进一步提高了社团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德云社在粉丝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
与“饭圈效应”的扩散相伴而来的,还有“天下苦饭圈久矣”的忧虑。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应援奇观以及愈加庞大的粉丝化群体的社会性格,从而弱化“饭圈效应”的消极影响,我们有必要对“饭圈效应”不断扩散的深层逻辑予以探讨。本研究认为,“饭圈效应”的扩散与人们对于情感能量的渴望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目的与意义愈发消散的当代社会,情感能量的累积似乎成为人们行为决策的首要考量。
(一)目的与意义在后现代主义中的消散
“饭圈效应”之所以能够不断扩散,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突破了传统亚文化形态中的阶级背景论,转而依托共同的兴趣爱好组建意义群体不无关联。“后现代人物”不再固定于某一个群体之中,不只拥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不再追求一个确切的真理与意义,极度强调自我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从而让淡漠意义却重视情绪的“饭圈效应”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而“后现代人物”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息息相关。作为一种当代的世界性的文化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权威独尊性为出发点,批判和反对僵化了的个性和既定的等级秩序,打破了现代性话语对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的垄断,从而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艺术审美的宽泛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体常常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思维论层面的多元性带来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其给价值论层面带来的精神“平面性”和价值“解构性”却引发了属于后现代的精神危机。在媒介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消费主义伺机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使得后现代主义的革命先锋性大打折扣,从而出现了价值解体、意义消隐、心性失落的后现代价值景观[7]。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无论以往多么崇高而富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被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体所轻蔑,目的与意义可以轻易被“我不在乎”或者“我不认同”而否定,相应地,那些“我认为重要的”和“我喜欢的”无论是否受到传统与主流的认可,都可以成为个体进行决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饭圈效应”的持续扩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形成的。无论是在粉丝经济中的顺服与盲从,还是在多元性文化生态中的流窜与游离,都体现着粉丝化的群体并不真正关切行为背后的目的与意义。他们也许早已清醒地意识到消费主义的摆布,却由于对意义的冷漠和对享乐的推崇而选择投入到无所谓结果的“饭圈”应援模式中自我陶醉,甚至在政治生活中的团结与亢奋都并非全然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捍卫,只是将仪式的启动拓展到一个更为严肃的场域之中。
(二)精神焦虑在个人成长中的弥漫
“饭圈效应”能够轻而易举地溢出文娱领域,原因还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愈发难以企及,而“饭圈效应”为人们带来情感能量的方式却快捷便利且极易复制。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期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期,社会成员在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激烈而残酷的社会竞争,大部分青年群体及其家庭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却依然难以解决由较长的受教育年限、较大的工作强度、与收入水平不相匹配的房价以及由婚恋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等现实问题。由此,一种“如果你觉得自己整天累得像狗一样,那你就误会大了,狗都没你这么累”的“习得性无助”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不断酝酿[8]。同时,由社会发展带来的机会不均、就业门槛、贫困世袭、财富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分层凝固、社会流动缓慢等负面效应,又使得青年群体陷入了难以获得精神富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痛苦之中,产生了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的相对剥夺感[9]。此外,在后现代主义下出现的后情感主义,使得情感陷入被人为操纵和过度消费的“快适伦理”。“快适伦理”不再强调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于是,情感被过度包装成为一种商业营销的手段呈现在媒体之上,变得虚假而廉价,致使传统理念中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等正向情感因素在日趋明显的社会压力中成为青年群体质疑与抵抗的“心灵鸡汤”。
上述症候让个人成长中的精神焦虑急剧膨胀,并且以“丧文化”的形态表露到青年代际文化之中。然而,面对如此强烈的精神焦虑,大部分青年并不能真正做到“躺平”,在其成长过程中接受到的教育理念以及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期待,让他们依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发展效能感。面对发展效能感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人们需要为无处安放的精神寻找寄托,为难以实现的自我价值寻找归宿,以此缓解与宣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情绪,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激活心理投射和补偿机制的“饭圈”应援仪式,在最大程度上肯定了手持流量与货币的粉丝化群体的个人价值。因此,“饭圈”应援仪式成为他们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而对这种行为模式的复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使得“饭圈效应”得以迅速扩散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人的释压渠道。
(三)虚假融入在小镇青年中的流行
规模庞大的小镇青年借由“饭圈效应”融入狂欢仪式、进行文化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饭圈效应”的扩散。小镇青年最初用以指代2010年后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以《小时代》《前任攻略》等影片的票房成功为标识,象征着三四线城市以及县级城市中的青年消费群体正式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主力贡献者以及国产电影艺术水平和文化品位裹足不前甚至不进反退的替罪羊。无论各界对小镇青年现象作何评论,处于“下沉市场”中的小镇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巨大能量都是无可争议的。小镇青年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但却依然没能摆脱城乡不平等关系中受到贬抑的阶层属性、精神气质、文化品位,为了打破审美趣味给社会上升带来的阻碍,他们试图通过中产化和精英化的文化消费方式帮助自身在以都市文化为中心的现实境况中寻求满意的身份认同。近年来,三四线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以及文化投资的下沉给了小镇青年这个自我重构的机会,然而,无法及时均衡化的文化资源分布依然是一大阻碍,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充满魅力的“饭圈效应”,为小镇青年提供了与一线城市同步进行文化消费的宝贵机遇。
在圈层传播和互动仪式中生成的“饭圈效应”强调将个体塑造成为网络文化生态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而这恰恰满足了小镇青年的文化实践需要。在被称作“中国偶像团体元年”的2018年,腾讯视频推出了《创造101》,在这档标榜为中国首档女团青春成长节目的综艺选秀中,以“全村的希望”人设迎合了小镇青年审美旨趣和现实痛点的杨超越成功将许多小镇青年收归“饭圈”麾下[10]。在杨超越及《创造101》成功的背后,是偶像工业资本向小镇青年不断发力的精心设计,而参与到“饭圈”应援仪式之中也成为小镇青年在影音娱乐消费之外的主动选择。“饭圈效应”这种简便易得的集体欢腾也驱使他们借由互联网将其复制到各类文化实践活动中。“饭圈效应”在小镇青年的蔓延,一方面体现着小镇青年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流行文化资本对小镇青年的驯化和收割。在不久的将来,小镇青年也许会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能力将其草根化的文化品位推向靠近主流的位置,然而当下,小镇青年依然被资本市场和文化生产视为处在文化底层中的文化他者。在这种情况下,融入“饭圈效应”也好,参与其他文化消费也好,小镇青年的融入都并不真实,只不过是又一次对潮流的追赶和屈从。
当前,“饭圈效应”的扩散已然深刻影响了当代青年的动员方式、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单单通过对“饭圈”乱象的治理并不能够完全回答层出不穷的媒体奇观与主流社会对当代青年社会性格的疑问。只有深刻剖析与“饭圈效应”密切勾连着的社会症候,才能真正厘清其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理解互联网思维与青年群体的代际特征,更需要综合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消费方式以及社会思潮的转变,通过完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方式将“饭圈效应”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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