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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熹,常 皓
(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提上党和政府工作日程，这是一个伟大而适时的战略。面对乡村振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从以往乡村建设的部分负面案例来看，由于人口、资本的短期快速流入，加之部分地区认识缺位、忽视传统乡土文化价值，一味追求农村现代化，导致传统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发生剧烈变化，乡村环境生成逻辑被“外部人”的意识所支配并改变着乡村的面貌，产生乡村绅士化等问题，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Gentrification” (译作“绅士化”或“中产阶层化”)概念在英国首次提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发展，绅士化作为一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绅士化概论引入国内。此时正值我国城市大规模扩张时期，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美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绅士化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资本、人才等要素不断流入乡村，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和乡村重构进程越来越快，极大地推动了乡村绅士化的发展[1]。当前研究绅士化，避免城市与乡村出现“千城(乡)一面”和简单城镇化问题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来看，中国的绅士化研究起步较晚，但近20年来涌现大量的研究既为绅士化的国内研究构建了基本体系与研究路径，也为与之联系紧密的当代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问题提供发展策略。本文基于相关文献成果对国内绅士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主要研究内容及热点问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来看，绅士化的相关研究存在着概念相对多元、涉及范围广、研究学科多的特点。这是由绅士化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外延的宽泛性所决定的。
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鲁斯·格拉斯(Ruth Glass，1964)在《伦敦：改变的各方面》(London：Aspect of Change)一书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伦敦城市中心区的更新过程中，出现以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替代低收入阶级由城市郊区重新入主城市中心区为特征的一种城市社会的空间现象，格拉斯将这种现象称为“Gentrification(绅士化)”。《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五版)》(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5th Edition)中它被解释为“中产阶级进入以前由低收入人口居住的旧城中心地区通过翻新或重建物业进行定居的过程”。当前，国外对绅士化的认识重点关注：一是关注房地产市场，尤其是资本力量对景观生成与变化的影响；
二是强调了后工业社会中私营和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新阶层”的快速增长，这些人被吸引到城市中心地带[2]。
“Gentrification”是一个外来词，国内翻译成“绅士化”或“中产阶级化”，由“绅士”或“中产阶级”与“化”组成，在《辞海》中，“绅士”是指地方上有实力有地位的人，也指有身份的人或上流人士；
“中产阶级”指国家公务员、工商企业中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中上层人员、记者、医生、教师等收入比较丰厚的阶层；
而“化”在《辞海》中有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之意[3]。因此，Gentrification(绅士化)的内涵是指较高收入阶层进入原较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域所带来的空间、环境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变。因其影响深度的不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绅士化是指一定地理区位内居民的置换所引起的包括建筑及基础设施在内的物质空间重构；
而广义的绅士化强调一定区域内资本、劳动力投入等经济重构通过物质空间更新最终导致城镇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重构。国内相关翻译还包括“士绅化”“中产阶层化”等，因“绅士化”一词的“标出性(Markedness)”，国内学者大多以此翻译为主。
以格拉斯的研究为起点，20世纪70年代后，绅士化现象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大量出现，并开始作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进入城市、社会、文化研究等学科视野。在首次提出绅士化概念之后，格拉斯(Glass，1973)于10年后进一步完善其定义：包括住宅更新、房屋所有权从租住到私有转变、住宅价格提升和“新中产阶层”置换工人阶层等在内的复杂过程[4]。此时期重要论述还包括史密斯(Smith，1986)等人的“修复工人阶层的和被遗弃的住宅以及后续的该地区向中产阶层邻里转变的过程”[5]。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绅士化的概念更加复杂，国外学者开始将绅士化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起因、表现形式与代表对象等因素相继提出了众多衍生概念。例如，加拿大学者米尔斯(Caroline Mills，1988)提出的“New-build Gentrification(新建绅士化)”，指重新聚集在中心城市的中产阶级使一些新建住宅开发项目呈现出明显的绅士化，体现在资本在居住空间上带来的改善、社会阶层的转变、中产阶层对于社区的侵入等方面[6]。英国学者帕森斯(Parsons,1980)在研究英国乡村时发现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居，引起乡村社会与人口结构的改变，并最早提出“Rural Gentrification(乡村绅士化)”概念[7]。而“Studentification(学生绅士化)”最早由英国城市地理学者达伦·史密斯(Darren Smith，2002)提出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相对较少的资本投入后，私人出租的居住社区被大量学生占据的过程[8]。戈瑟姆(Gotham，2005)提出的“Tourism Gentrification(旅游绅士化)”主要指通过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通过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转变成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区域的过程[9]。美国学者利斯(Lees,2003)基于对已经绅士化地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Super-Gentrification(超级绅士化)”概念(也称“金融绅士化”)。她通过对纽约布鲁克林案例的研究将其定义为：“比原有产业更高层次的产业再次入驻那些已经发生过绅士化的社区从而再次绅士化的过程”[10]。自此，绅士化研究与各种社会发展的具体现象的联系越发紧密，并逐渐多元化，各国学者也开始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与社会背景进行相关实证与理论研究(见表1)。
表1 西方与国内绅士化的比较研究
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对国内绅士化相关文献的检索，截止2022年3月，国内以“绅士化”“士绅化”“中产阶级化”“中产阶层化”为篇名或关键词的中文文献共390余篇，含学位论文52篇，其中博士论文4篇，发刊的量波动大但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现有文献数据分析，国内绅士化研究分为理论构建、实证分析、探索转变与乡村振兴四个阶段(见表2)。
表2 国内绅士化研究阶段、时间及特征
(一)理论构建阶段
1999年，薛德升在国内首次对西方绅士化的起源、概念及近20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与总结[11]109。此后，绅士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视野。作为一个新兴概念，此阶段早期研究以内涵构建为主，对基本概念、形成过程、类型与机制等进行译介。中期转为比较研究，并逐渐将其“本体化”，如吴启焰、罗艳[12]。后期与国外类似，随着与社会现象的结合产生众多衍生概念。例如，赵玉宗的“旅游绅士化”[13]；
何深静、钱俊希等的“新建绅士化、乡村绅士化、学生绅士化”[14]；
陈培阳的“学区绅士化”[15]；
孙洁、朱喜钢的“商业绅士化”[16]；
卢笛的“点状绅士化”[17]；
孟祥韵等人的“新乡村绅士化”[18]；
姚娜、李诚固的“生态绅士化”[19]等。经过理论译介与研究的本土化，国内绅士化研究完成基本的理论构建，之后研究的重点也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阶段。
(二)实证分析阶段
绅士化概念的引入正值我国城市大规模扩张时期，实施旧城改造、重塑城市空间成为城乡建设热点，绅士化的相关实证研究正是始于旧城改造。例如，2000年孟延春剖析了中国旧城改造现象与西方中产阶层化现象的差异[20]，类似还有邱建华[21]125-129，朱喜钢[22]33-37等。国内绅士化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国内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从研究的时空分布上来看，主要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的重点城市以及旅游热点区域。例如，朱喜钢以南京为例进行比较研究[22]34，何深静对广州小洲村的研究[23]1045，徐秀美对丽江古城的研究[24]16-19等。研究主题涉及绅士化的“公共政策、文化驱动、公平正义、社会影响、教育驱动”六个主要方面[25]。由于国内城乡建设速度与强度明显高于西方，此阶段研究以中国语境为基础，形成本土研究。
(三)探索转变阶段
2015年后，国内城乡建设由规模转向质量发展，建设速度逐渐放缓，人们开始反思快速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绅士化研究进入“深水区”。在多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背景下，对绅士化的动力、机制与影响等问题进行总结与反思，研究中心转向应对策略分析。例如，何健等人提出的以多中心发展战略来制衡绅士化的过度发展等[26]。从研究影响力来看，近几年随着国内学者发表相关英文文献逐渐增多，中国问题以及中国绅士化相关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受到规范关注。
(四)乡村振兴阶段
20世纪初，随着国家建设重心向乡村延伸，在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面貌日新月异，国内学者开始零星关注乡村绅士化问题。早在2012年，何深静等人就首次针对性地对中国的乡村绅士化进行了研究[23]1046；
之后，刘蕾结合国情提出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27]。总的来说，2018年以前相关研究数量较少，并未引起广泛关注。2017年，随着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相关文献发刊量快速增长，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重视研究的现实价值。例如，谭华云、许春晓对广西巴马长寿村移民驱动的乡村绅士化的研究[28]；
蔡晓梅等以广东惠州上良村为例对旅游开发影响下的乡村绅士化的研究[29]55-68；
于立等以乡村振兴为研究背景，通过分析我国的土地制度与政策，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中产化实施路径[30]172。这些研究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未来随着研究逐渐丰富与深入，必将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乡村绅士化理论体系。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当前绅士化研究逐渐形成“理论本体性研究”“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研究”“乡村振兴中的乡村绅士化研究”“居住分异与利益相关者研究”与“地方情感与社会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多个研究领域，在每个研究领域下也涉及众多具体研究对象(见图1)。
图1 基于CiteSpace分析的绅士化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
(一)绅士化理论的本体性研究
当前绅士化研究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反思或应对策略方面，魏华等人提出“共生性竞争邻里场所体系”机制[31]120；
陈麓西从空间生产理论解释绅士化的成因,指出多元共存思想对缓解绅士化的作用[32]较有代表性；
也有学者提出通过制度制定可持续的城乡改造方案，如郑皓文认为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多方管理监督机制等手段来保障乡村绅士化的可持续发展[33]；
也有学者指出通过人才兴村、人才治村等制度，建立形成良性发展的策略[29]55-68。
动力机制研究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政府在绅士化过程中的影响更强，这种影响贯穿城市更新与改造的前期、中期与后期。邱建华就对绅士化过程中原住居民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21]128。朱喜钢通过比较南京与西方城市，认为中西方城市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并对南京绅士化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指出房地产发展、中心区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引导、择居观念与行为等是主要动力[22]35。陈平对大都市中心区更新的“总部经济”效应对内城街区竞争力重构进行研究[34]。
(二)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中的绅士化研究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是否存在空间占有群体的改变决定了更新的社会属性，但不论替换与否，绅士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物质环境的提升。而更新与改造往往是资本的再投入，大多存在着相对富裕的阶层对原有阶层的替换过程。因此，绅士化可以看作为城市(城镇)发展与更新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物”。此类型的绅士化研究重点在于社会阶层的替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社会公平、居民利益等社会问题。
从物质与社会空间冲突上来看，西方“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模式虽然对城市的环境改善有明显的改善，但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以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基础设施为主的旧城改造也存在相应问题。洪世键等认为资本逐利性引发的绅士化的本质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再生产[35]。与西方相比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作为文化古国面对现代化城市更新，传统城市文化何去何从？此类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对象的绅士化进程的特征描述，或分析成因、或梳理矛盾、或总结影响、或探讨机制、或寻找对策，最终目的都是对绅士化的警醒，避免城市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例如，陈嘉平对广州老城区[36]、平措卓玛对拉萨八廓街[37]、何江夏对苏州老城[38]、宋伟轩等对南京内城[39]、胥夷对重庆老城[40]、项欣怡对北京南锣鼓巷地区[41]的相关研究等。
从有效管理与引导的角度上来看，城市的更新必然带来物质与社会空间的重构引发区域的绅士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控制与引导绅士化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绅士化的控制，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引导、政策保障”，如“政府通过对住宅市场的干预也可以有效地 影响绅士化进程”[11]112；
“将参与绅士化运动的低收入居民纳入住房保障体系”[42]；
“明确和强化政府保障公民住宅权的责权，防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对公民住宅权的侵犯”[43]；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策略”[44]等。绅士化是物质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替，涉及物质与非物质环境的方面。学者们试图系统地构建“可引导绅士化”的城市更新策略，实现城市景观的存续与文化的传承，促进社会融合发展。胡鹏宇等提出“营造混合住区、塑造有场所感的公共空间”等可引导绅士化策略[45]。
(三)乡村振兴中的乡村绅士化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我国农业农村的快速现代化，新时代美丽乡村大有可为，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绅士化与旅游绅士化是绅士化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2012年，何深静等学者对乡村绅士化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描述为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聚落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从而造成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并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与原居民的搬迁的现象[23]1046。但与城市相比，乡村绅士化并不一定导致外来居民对原住居民的完全置换，因为乡村聚落拥有足够的闲置住房以及建设房屋的空间，而往往表现为一种新来者和原住民“杂语共生”的模式。对此，何深静以广州小洲村为例对这种乡村绅士化引起的乡村地区人口结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变迁的过程及模式进行详细分析[23]1049。该研究对分析转型期中国的乡村绅士化的特征与动力机制具有指导意义。
乡村绅士化大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对乡村环境的影响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人力、智力、物力与财力等向乡村集中，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既促进人口增长，减缓人口移出趋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更新；
同时，在绅士化的前期通常出现“舒适移民(Amenity Migration)”，这种季节性或长居的流动形式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提高乡村生产生活的活力；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入侵，导致主客文化与利益冲突，造成原生文化遗失，乡村社会网络、文化语境、环境空间等关系消解，谭华云等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46]。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不是简单的乡村城镇化，而乡村绅士化并非是单一、均质的绅士化过程,伴随无序绅士化与有序绅士化，往往涉及“新建、旅游、学生”等多重动因驱动的一种复杂的绅士化过程。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根据中国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实现“良性的绅士化路径”[30]172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四)绅士化中的空间分异与利益相关者研究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原是经济学专有名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应用于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其核心认为企业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服务，因此将各种能够影响发展的群体和个人都纳入研究的范畴成为趋势。作为城镇空间环境再生过程中的绅士化，由于资源与利益分配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着变化，其必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利益相关者问题，而每个主体的利益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主体乃至整个利益群体系统形成的影响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点。
绅士化是地区发展过程中一种伴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现象，由于区域、时间与阶段的不同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存在着不同，而如何有效地评价这种影响是相关研究的基础。徐秀美等跨学科地运用奖励分析法，通过深度访谈与问卷调研的方式，构建“邻里沟通、社会阶层化、社会治安、经济地位、商业业态、物价水平、文化传承、居住环境、基础设施”九大量化指标对利益相关者影响进行评价[24]18。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量化研究方法，其他相关研究也基本离不开这几个层面。
绅士化影响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绅士化中可能受益或受害。一般认为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产业升级与项目开发所带来的空间品质提升、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完善、房产增值、商业繁荣、地方财政增加、居民收入增长等；
而消极影响则集中体现在人口置换所造成的社区冲突、社会阶层化、地区文化失传等问题。其中，由于人口置换造成不同经济收入阶层在居住空间上产生重新分配，并逐渐固化形成特定区域间的隔离形象，即“居住空间分异”成为此类研究最具批判性的议题。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社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转型，学者们针对广州、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展开了实证研究[47-51]。在此基础上如何在绅士化过程中平衡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成为热点，学者们大多基于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角度提出各自的应对策略，如刘冰、张晋庆的物质环境与文化服务提升策略[52]，魏华、朱喜钢等提出的“共生性竞争邻里场所”体系[31]120。
(五)绅士化的地方情感与社会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绅士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物质环境空间、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等领域，较少关注到由于绅士化导致当地居民精神层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因为个人或集体记忆与地方感会随着绅士化进程在特定的时间场合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迁移居民对原来生活场所会产生较强的地方感。绅士化过程中出现的动迁及改造现象，势必会改变原居民“守望相助、邻里相关”的生活理念，也破坏了其拥有的较稳定的“熟人社会空间”。刘颖等提出了伴随绅士化这一社会效应产生的“失所”现象，指出未来有关失所研究既可开展城市转型过程的实证，也需将失所现象置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公正和城市权等理论的大框架下等观点，对于转型期中国城市研究具有现实与深远的意义[53]。
居住空间作为日常生活的承载具有场所精神属性，居住者的行为会刻入时空之中使之成为历史与记忆。在资本融入和环境改造的同时，迁移居民对原来生活场所会产生较强的地方感，该地区原有文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坏，人际交往渐趋功利化，景观环境日趋同质化。针对绅士化过程中的社会文化、情感与交往问题，李月月提出通过延续地域特色及重塑文化谱系等路径促进社会文化与情感再生[54]；
而李鹏超通过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嵌入，从空间、结构和网络三个维度实现地区文化的“情感治理”[55]。
(一)绅士化学术话语跨文化再阐释
绅士化作为一个外来词，诞生于西方学术界，Gentrification作为对城乡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论东西方，其核心是较高收入阶层进入原较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域所带来的空间、环境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变，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等差异，在问题成因、动力与应对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同。未来随着乡村振兴及城乡建设向纵深发展，国内乡村绅士化问题比西方国家更为突出，相关研究不是一个平行研究，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由于绅士一词的文化背景，未来继续借用西方理论话语，不能彰显国内研究的特殊性，影响国内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
同时，对于城市空间矛盾及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涉及，《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论住宅问题》等对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空间生存状态都有所论述，城市人居环境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投影，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后来者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由此，与西方资本空间二元矛盾不同，中国城乡空间是多元共谋的结果，国家发展目标是人民共同富裕，绅士化直接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城镇空间的认识与管理能力相关。
(二)国内研究特点
多年来，国内绅士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绅士化未来发展提供重要路径，也为与之联系紧密的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交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前国内绅士化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特点：首先，研究学科的广泛性。从研究涉及的学科上看，国内绅士化研究涉及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城乡规划学、民族学、旅游管理等学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领域还在扩大。从发刊机构的类型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建筑规划类、地理类、社会民族类等相关专业的综合型大学以及部分专业院校。当前研究依学科类型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导的历史、文化、情感等社会层面的研究；
二是基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设计学等学科为主的对人居环境营造的空间层面的研究。其次，政策的导向性。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城乡建设活动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税收、规划等手段直接管理各种建设活动，这为绅士化的引导、控制及管理提供条件。政策的导向性决定了国内绅士化研究议题与社会现实现象关联性较强，研究者能较快地关注到城镇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问题性与社会价值。
(三)未来研究展望
虽然绅士化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其已具备中国独有的特征。挖掘绅士化在国家政策及社会语境下的背景及特征、形成本土化理论范式并应用于实践才是题中之义。在研究对象上，伴随中国城镇化的深入与乡村振兴的实施，研究对象应立足大城市的重点地区、中小城镇以及广大乡村地区。在研究方法上，随着大数据及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未来相关研究向着定量与动态可视化研究发展，计算机建模与空间定量分析成为重要手段，如各类APP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等。在研究内容上，从现象、机制、动因、案例等研究向应对策略发展，并对政策实施后的可能进行技术指导；
同时，更多地关注绅士化带来的情感和文化问题，居民的归属感与文化传承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亟待探讨。
未来相关研究趋势涉及以下几点：第一，理性客观地看待绅士化。绅士化(或中产阶层化)虽是一个外来词，但作为人居环境的提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空间文化现象，与城乡更新改造相伴而生，理性客观地看待绅士化，探索可引导的绅士化是城乡环境良性发展主要问题之一。第二，重视乡村振兴视域下绅士化研究的实践价值。乡村振兴不是乡村的简单城镇化，而是乡村全方位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乡村振兴实施方案，避免之前大规模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问题，防止乡村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社会问题等乡村绅士化相关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第三，强化政府干预及政策引导作用。对于规避绅士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制度有其优势，政府部门是应对策略研究及可引导绅士化相关研究的重点。在此过程中政府要规避社会极化、社会不公平等问题，采取有效合理的政策和手段；
同时，在相关政策导向上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挖掘当地人文历史特色、符合中国城乡发展实际。第四，突出公众(市民与村民)是城乡发展的主体与最终使用者。活化城乡空间自身的资源赋性，促进空间内生转型是城乡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赋予空间内公众实际权力，将具有土地使用权的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规划、利益分配等系统中来，能够有效进行集体决策。同时在规划中坚持人本原则，切实保障开展的更新改造项目中原住民的合法权益，将更新改造过程中绅士化的矛盾冲突减到最小，这将极大地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推动城乡环境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