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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喜铃，孙 伟，李伟杰，李榕涛，郑希龙
（1.广东药科大学中药资源学院 广州 510006；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193；
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4.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南京 210046；
5.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海口 570300）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不仅是一个物产丰富，风景迤逦的岛国，也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1,2]。斯里兰卡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3]，经鉴定的植物种类有4143种，其中1430种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这些植物被当地人用做草药治疗疾病，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库也为发掘和利用药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支撑[4]。
近年来，关于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5-7]、药理活性[8-10]、市场应用[11,12]，和部分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调查[13,14]，但对草药资源缺乏全面性和及时性的调查与更新。国内对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医药的了解甚少，传统医药资源历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斯里兰卡有着悠久的阿育吠陀传统医药应用历史，同时作为“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战略中重要节点，因此有必要整理和收集斯里兰卡传统医药资料信息，深入解析阿育吠陀传统医药体系的形成、发展及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近年来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相关文献研究，综述了斯里兰卡阿育吠陀的起源与发展，传统草药资源特点及现代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整理了51科94种斯里兰卡阿育吠陀重要的草药资源名录（附表1），包括大量进口的、需求量大的草药品种以及地方性草药物种等；
其中17种草药被《中国药典》收录，如常用中药姜（Zingiber officinale）和穿心莲（Andrographis paniculata）等；
胡黄连（Picrorhiza kurroa）、诃子（Terminalia chebula）和蛇根木（Rauvolfia serpentina）被列入我国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物种名录，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荜茇（Piper longum）和姜黄（Curcuma long）为近两年我国进口TOP 10的药材品种；
这些重要的草药不仅可为我国提供优质的药材来源，还为深入挖掘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医学价值提供依据，并有利于两国在草药资源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共享，促进我国中医药与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医药文化的交流。
阿育吠陀（Ayurveda）是起源于印度的一种传统医学系统，起源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15]。在Ayurveda中，Ayur指生命，Veda为知识、智慧之意。梵文意指身体心灵的知识与智慧。阿育吠陀认为地、水、风、火为“四大”致病因素，其治疗模式基于基本理论“三因五元”。“五元”即五种基本元素（Pancha mahabhutas）：空元素（Aakash tattwa）、气元素（Vayu tattwa）、火元素（Teja tattwa）、水元素（Aapa tattwa）、土元素（Prithvi tattwa）。“三因”即三秽素理论（Tridosha tatwa），指人体的三种基本能量（Dosha）：瓦塔（Vata）、皮塔（Pitta）、卡法（Kapha）大概分别对应中医术语“风””、“火”和“痰”[16]，也称三体液理论（Three Humours of Theory），敦煌古籍将之译为三俱、三毒和三相[17]。“三因”可由“五元”混合组成，Vata由空元素和气元素组成，主要负责人体内精神和生理活动；
Pitta由火元素组成，具有调节消化、吸收和调节体温的作用；
Kapha由水元素和土元素组成，具有滋润关节、滋养肌肤、帮助伤口愈合和维持免疫力等作用；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身体的平衡与健康[18,19]。此外，阿育吠陀的三秽素理论与蒙医核心学说的三体素学说、藏医的三因学说有着很深的渊源[20]，与我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在基础理论与指导原则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对生命观、整体观和平衡观等的理解，但对于体质、生命要素等具体论述则有不同的观点，这可能是宗教文化和地域环境等的差异所致[19]。三秽素在维持健康与防治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概括而言，三因与五元可相互转化，互成因果，若协调共生，就能维持健康；
若相互不协调，或以一种异常方式运转，则会产生无序状态而导致疾病，这与主张阴阳五行对立统一的中医理论不谋而合[21,22]。两大古典医书《遮罗迦集》（Charaka Samhita）与《妙闻集》（Susruta Samhita）标志着阿育吠陀发展成熟，并与成书于8世纪《八心集》（Astangahrdaya-samhita）并称阿育吠陀的“三位长老”，至今仍是当代印度阿育吠陀正规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教科书[23]。
阿育吠陀于公元前2500年传入斯里兰卡。虽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殖民主义和工业化中断了斯里兰卡传统医学的发展，但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传统医学一直在斯里兰卡当地居民中流行[24]。斯里兰卡许多传统医生仍遵循记载着古代阿育吠陀的最原始手稿“Ola Leaf”，这也是阿育吠陀从业者的参考资料。但大多数治疗方法尚未得到系统的书面记录，而是通过口头代代相传得以延续，使传统医学发展缓慢。不过近年来阿育吠陀医学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其中《Ayurveda法令第31号》（1961）的制订和土著医学部（阿育吠陀司）的成立是其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1979年，斯里兰卡颁布了《阿育吠陀药典（1979版）》，使阿育吠陀的运行及管理得到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25-27]。
目前，斯里兰卡有四种传统医疗系统：阿育吠陀（Ayurveda）、悉达（Siddha）、尤纳尼（Unani）和Deshiya Chikitsa[28]。其中，阿育吠陀为斯里兰卡政府提供国家卫生服务的重要部分，有20353名注册阿育吠陀医生，每3000人有阿育吠陀医生1人，大约60-70%的农村人口依靠传统药物和天然药物满足初级卫生保健需求[29,30]。阿育吠陀医学中的植物药在防病治病中占有重要地位。Ayurveda和Deshiya Chikitsa这两种医疗系统都使用植物和草药产品防治疾病，前者使用大约2000种植物，而后者则使用大约500种[31]。最早的阿育吠陀专著《遮罗迦集》记载的植物药已超过600种，专著中详细描述了植物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药用部位、采集方法、剂量与用法等[32]。阿育吠陀以其悠久的应用历史，协调平衡的治疗理念，成为斯里兰卡应用最广泛和最受欢迎的医学系统，草药也成为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育吠陀不仅受到东南亚国家重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3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发展中国家约80%的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医学体系来满足其初级卫生保健需求[34]。阿育吠陀医生利用传统草药已治愈或成功控制了许多疾病[35-37]。如今，发达国家也认识到传统医药的价值，许多发达国家有70-80%的人口依赖传统草药作为替代药物。目前全球草药市场每年超过600亿美元，且在逐步增长，而全球草药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们研究世界各地本土的草药资源提供了契机[38]。
2.1 草药资源的特点
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具有资源丰富、应用广泛和市场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物种多样且资源丰富[39]。斯里兰卡的本土植物区系由大约7500种植物组成，阿育吠陀医学系统几乎使用了2000种草药[3]，在这些药用植物中，174种（12%）是斯里兰卡特有植物[40,41]。物种丰富的阿育吠陀传统草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中存在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现象，而药材的错误使用将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并存在极大的用药安全隐患。因此早期研究者鉴定并汇编了在阿育吠陀系统中使用的625种药用植物，详细记录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基源、生物学特征、功效和用法等，对今后医疗实践中药用植物的正确使用具有重要意义[42]。传统草药在斯里兰卡的应用主要以家庭和集市为主要单位，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调查表示当地人对于广泛使用的药用植物种类与功效很熟悉，医疗水平较不发达的地区选择在庭院附近种植一些常用药材保证生活所需[43]。另一方面，应用于阿育吠陀医药系统的传统草药材料的68%来源于本地，32%依赖进口，可在国内集市或国际市场中进行药材交易[44]。位于康提的努瓦勒埃利耶市场、科伦坡的贝塔市场和加勒的荷兰市场是斯里兰卡的3个大型市场，这些市场不仅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也售卖当地常用的药材。
2.2 草药配方和剂型的形式
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配方与制剂形式多样，大部分根据阿育吠陀药典提供的方法进行生产及使用。阿育吠陀在使用多元草药和配方治疗疾病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45]。多草药学说起源于阿育吠陀最早的文献，如《Charaka Samhita》、《Susrutha Samhitha》和《Ashtanga Hrudaya》，这些文献描述了系统化的制药过程[46]。使用多种植物并以复方制剂施治是阿育吠陀医药的重要特色，每个复方涉及3-30种植物，在这些组合中的1-2种植物起主要的治疗作用，其他的起辅助作用，可充当催化剂，具有帮助吸收、运输和减少毒性等作用；
此外，应用于草药配方的药用部位一般包括全草、皮、花、叶、果实、种子、茎、根或根茎和鳞茎等[47,48]。
阿育吠陀草药制剂形式多样，主要包括汤剂、散剂、糊剂、发酵制剂、片剂和药用黄油等。例如“Arishta”、“Kasaya”、“Guli”和“Kudu”等较为古老的制剂[49,50]。在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医药系统中，常用发酵汤（Asava）和发酵输液（Arishta）等发酵制剂治疗疾病，在斯里兰卡最常用的称为“Nimba arishta”，这是一类含酒精的药物，由草药汁液或它们的汤汁在糖的作用下发酵而成，具有药用价值高，药效稳定，适口性和易得等特点，被认为是一种独特而有价值的疗法[51]。阿育吠陀药物以固体、液体和半固体形式多种剂型的药材配方及制备方法，这些制剂具有延长药物保存期限，增加适口性等作用[52]。一种由5种药用植物（姜、伞房 花 耳 草（Hedyotis corymbosa）、黄 果 茄（Solanum virginianum）、锡兰防己（Coscinium fenestratum）和芫荽（Coriandrum sativum）组成的常见的传统草药配方Paspanguwa可以治疗感冒、咳嗽、头痛发烧及全身疼痛等疾病，这种草药配方常作为凉茶制剂或非处方药在超市及药店售卖[47]。此外还有治疗慢性肾病的Thoravature Taila[53]，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Chandra Kalka和治疗儿童发烧、咳嗽、哮喘和便秘的Sharkaradi Kalka[54]等多种经典传统草药配方。草药配方及剂型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阿育吠陀传统草药配方也正经历着改革。例如，一种由7种植物的粉末组成的新型多草药阿育吠陀配方（Polyherbal Ayurvedic Formulation，PHAF），具有对抗不同疾病如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潜力，正作为抗炎药试验，并已通过了抗氧化活性标准化规程评测[55]。
2.3 草药资源的使用现状
阿育吠陀传统草药已被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的基础医疗保健中，为了解草药资源的应用现状，有必要对市场中需求量较大、需大量进口、稀有的等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传统草药进行调查，这将有利于中斯两国在传统医药文化与经济贸易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合作。
据调查，有35科46种药用植物被大量使用（超过10000 kg/年），其中排名前十的有积雪草（Centella asiatica）（366795 kg/年）、姜（350561 kg/年）、芝 麻（Sesamum indicum）（136971 kg/年）、诃子（123397 kg/年）、毗 黎 勒（Terminalia bellirica）（100218 kg/年）、余甘 子（Phyllanthus emblica）（81488 kg/年)、长 刺 天门 冬（Asparagus racemosus）（74039 kg/年）、黄 荆（Vitex negundo）（67770 kg/年）、印楝（Azadirachta indica）（60161 kg/年）、滇南糙果芹（Trachyspermum roxburghianum）（59893 kg/年）等（图1）[56]。在斯里兰卡药典中，它们是50多种配方的主要成分[57]，这些草药的高需求量可能是由于其在许多药用配方中用途广泛导致。
图1 在斯里兰卡部分被大量使用的药用植物及药材
斯里兰卡虽然物产丰富，但其国内仍需大量进口包括：菖蒲（Acorus calamus）、滇南糙果芹、印度菝葜（Hemidesmus indicus）、余甘子、印度田菁（Sesbania sesban）、光 果 甘 草（Glycyrrhiza glabra）和 硬 皮 豆（Macrotyloma uniflorum）等来自12个科的16种的药用植物，其中睡茄（Withani somnifera）的进口率可达到95%[58]。同时由于斯里兰卡民众对传统草药的需求量逐年增加，一些稀有的药材已经出现了严重供应不足的现象，如羽状地黄连，檀香（Santalum album）、檀香紫檀（Pterocarpus santalinus）、印 度 广 藿 香（Pogostemon heyneanus）、木蓝（Indigofera tinctoria）、七爪龙（Ipomoea mauritiana）和蛇根木等[5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由于野生资源短缺和商业种植匮乏等导致的草药原材料的供需失衡问题。因此斯里兰卡进口这些未种植或者稀缺的高质量的草药原材料对于维持草药资源可持续性以及草药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可实行草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加强对濒危药用植物的原地及迁地保护，开发和推广人工栽培技术，合理利用传统草药资源。
2.4 传统草药行业的问题
阿育吠陀传统草药行业依赖丰富的草药资源及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斯里兰卡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存在草药生产标准不一或市场监管不力导致的草药质量参差不齐和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部分药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等问题。一项对斯里兰卡草药行业中利益相关者的采访调查则表示原材料价格高、质量差、供应不足和掺假等问题是制约草药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56]。斯里兰卡当地对草药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导致药用植物资源和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因此草药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斯里兰卡红色名录》（2012）评估的3154种土著物种中，有1386种受到威胁，在评估的186科中，有81个科的濒危物种占到50%，而24个科中的所有物种均受到威胁，这使野生药用植物种群的处境更加危险。因此迫切需要对斯里兰卡药用植物物种分布和丰度进行可靠的调查和评估。事实上，药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不仅是评估野生种群保护状况的基础，也是保持关键或目标物种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近年来斯里兰卡政府提出的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可在一定程度缓解草药资源短缺的压力和保持药用植物物种多样性。斯里兰卡政府制订了多项药用植物保护政策如《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国家环境行动计划》，目的是对全球和全国范围内重要药用植物的生境进行保护，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对药用植物保护区内药用植物种群和其生境的进行保护时，以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物种的管理、研究和保护为重点，在扩大原地保护的政策下建立了5个药用植物保护区Ritigala、Naula、Rajawaka、Kanneliya和Bibile，并对区域内的药用植物进行专业化管理，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建立药用植物数据库等方式保持药用植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59,60]。
3.1 传统草药的现代应用
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现代应用主要是从植物中发现药用活性化合物并对其进行疾病的临床研究。从各种植物部分如叶、根、花、树皮等中获得的次生代谢产物如鞣质、萜类、生物碱、黄酮类、酚类、甾体、苷类、挥发油等具有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可治愈或成功控制许多疾病，例如目前研究较多的癌症[61]、糖尿病[62]、肝病[63]、炎症反应和骨科疾病等[64]。
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在癌症的治疗和预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斯里兰卡传统医学中，“Pilika”是用来表示癌症的主要术语，阿育吠陀名著《遮罗迦集》和《妙闻集》将其描述为炎性或非炎性肿胀[65]。从世界范围看当前使用的抗癌药中60%以上来自自然植物资源，草药与常规治疗药物结合使用时，有益于癌症患者的免疫调节、生存和生活质量，这些草药资源为抗癌药物的研发提供了重要参考[66,67]。目前，斯里兰卡已报道了许多具有抗癌特性的植物，例如斯里兰卡特有的药用植物Garcinia zeylanica、Garcinia quaesita和Schumacheria castaneifolia的 树 皮提取物可在体外抑制乳腺癌干细胞（Breast Cancer Stem Cell，BCSC）的增殖，狗牙花（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和红鸡蛋花（Plumeria rubra）的提取物在体外实验中也显示出抗癌活性，但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68]。另一方面，一些抗癌植物还可通过次生代谢产物产生的抗诱变和抗癌特性的化合物在抑制癌细胞中信号转导途径中发挥重要作用[69]。从传统草药中开发抗癌药物不再遥不可及，这些具有抗癌活性的药用植物未来有望成为世界范围内癌症治疗的物质基础。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和糖尿为特征的慢性碳水化合物代谢紊乱综合症[34]，阿育吠陀传统医学中将其称为“Madhumeha”。斯里兰卡传统草药已被大量的科学证据证明具有抗糖尿病功效[70-72]，草药的抗高血糖和降血糖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改变血糖水平：胰岛素样活性、抗吸收活性、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α-淀粉酶抑制活性和抗氧化活性[62]。有调查表示斯里兰卡2型糖尿病患者中使用草药补充剂的比例很高，如苦瓜（Momordica charantia）、闭鞘姜（Costus speciosus）、红瓜（Coccinia grandis）、葫芦巴（Trigonella foenumgraecum）和网脉五层龙（Salacia reticulata），其中苦瓜为受访糖尿病患者最常使用的草药，网脉五层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天然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其通过抑制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达到降糖的效果，在斯里兰卡中广为流行[73]。有研究表示阿育吠陀传统草药体系中51个科的126种植物可用于治疗糖尿病，这些草药涉及到植物的各个药用部位：如花（紫矿Butea monospema）、叶（鸭嘴花Justicia adhatoda）、果实（云南木鳖Momordica dioica）、种子（乌墨Syzygium cumini）、茎（心叶宽筋藤Tinospora cordifolia）、树皮（菩提树Ficus religiosa）、根皮（网脉五层龙）、根（稻Oryza sativa）、气生根（孟加拉榕Ficus benghalensis）、根茎（红豆蔻Alpinia galanga）、鳞茎（蒜Allium sativum）、爬藤（龙珠果Passiflora foetida）和全草（野甘草Scoparia dulcis）等[74]。其中有些植物的药用活性已被实验验证，如木橘（Aegle marmelos）[75,76]、腰果（Anacrdium occidentale）[77]、穿 心 莲（Andrographis paniculata）[78]、波罗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79]、龙头竹（Bambusa vulgaris）[79]、黄瓜（Cucumis sativus）[80]、孜然芹（Cuminum cyminum）[80]、孟 加 拉 榕[81]、丝 瓜（Luffa aegyptiaca）[82]、苦瓜[76,83]、菜豆（Phaseolus vulgaris）[80]、檀香 紫 檀[84]、网 脉 五 层 龙[76]、乌 墨[85]、瘤 茎 青 牛 胆（Tinospora crispa）[86]和葫芦巴[87]等。这些具有抗氧化和抗高血脂等其他特性的抗糖尿病药用植物为开发具有多种治疗靶点的抗糖尿病药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0]。由此可见，从草药中开发新的抗糖尿病药物和制剂是近年来研究的一大热点，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丰富的草药资源可为糖尿病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传统药用植物作为抗炎药已在斯里兰卡实践了数千年。大量的研究表明，植物提取物或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具有控制各种炎性细胞因子的能力[88,89]。一项对斯里兰卡西部加姆帕哈区用于抗炎药物的药用植物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阿育吠陀传统医学在当地非常流行，该地区设有10家阿育吠陀医院，且当地传统医学从业者有较丰富的药用植物土著知识储备。在对当地志愿者的调查中发现，人们使用药用植物治疗咳嗽、哮喘和关节肿胀疼痛等炎性疾病[28]。值得注意的是，近65种被视为杂草的植物被阿育吠陀医生用作药物治疗多种疾病，例如蠕虫感染、肾结石、神经痛、黄疸、腹泻、皮炎、鼻窦炎及肝脏和脾脏疾病等。一些杂草例如绵毛白花苋（Aerva lanata）、莲子草（Alternanthera sessilis）、皱果苋（Amaranthus viridis）、积雪草、倒地铃（Cardiospermum halicacarbum）、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决明（Cassia tora）、红瓜、绉面草（Leucas zeylanica）、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e）、绒毛戴星草（Sphaeranthus indicus）、假海马齿（Trianthema portulacastrum）和夜香牛（Vernonia cinera）在当地可以药食兼用[90]。非酒精性脂肪肝已成为斯里兰卡肝病的主要原因[91]，传统草药心叶宽筋藤、荜茇、黄细心、穿心莲、珠子草（Phyllanthus niruri）、具芒小檗（Berberis aristata）、胡黄连、沙漠柚木（Techoma undulata）、鳢肠（Eclipta prostrata）和灰毛豆（Tephrosa purpurea）已被报导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92]。这些在阿育吠陀医药系统中被广泛使用的传统草药不仅为现代疾病提供了替代疗法，还将成为斯里兰卡在未来新药研发中的重要来源。
在斯里兰卡，尽管传统草药可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但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完善的非处方药（Over The Counter，OTC）草药产品注册和监管体系，大多数产品包装缺乏关键的安全提示信息例如低血糖昏迷、胃肠道症状、肝毒性、致癌等副作用[93]。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药品生产标准及完善管理制度，从源头上解决草药的产品质量问题，保障用药的安全性。对个体而言，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功效和副作用并存，因此在服处方药或非处方药时，除了关注草药对疾病的治疗效果，还应考虑个人体质和疾病情况，减少药物的副作用[48]。
3.2 传统草药的基础研究
阿育吠陀传统草药的基础研究主要围绕草药资源调查、植物分类鉴定、药理活性和临床应用。近年来对斯里兰卡部分地区进行的民族植物学调查进一步验证了阿育吠陀系统的传统草药的药用价值[13,14,28]。技术人员开发出的深度学习的图像处理方法—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s），可对阿育吠陀草药叶片进行识别，其检测精度可达到97.71%，可实现对叶类药用植物的快速识别及辅助分类与鉴定[94]。在科学研究方面，基于Scopus数据库对斯里兰卡药用植物的科学计量学研究显示，多数研究集中于如降血糖活性、毒性、抗菌、抗氧化、抗炎和利尿等植物的药理活性方面，其次是对植物的物理化学、化学、采收、园艺和繁殖等的一般研究[95]，此近年来，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草药衍生的药品进行了成功的临床试验[96,97]，这些对传统草药的基础研究推动了阿育吠陀医药面向现代化发展的前进步伐。
3.3 阿育吠陀传统草药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
斯里兰卡鲜有关于传统草药相对系统的科学研究，国内记载药用植物的典籍也较少，而现代研究多集中于传统草药的药理活性和发掘传统配方的新功能等方面，对于阿育吠陀草药的基源鉴定及民族植物学的基础探究还不够深刻，这不仅使其混伪品在市场中普遍存在还将直接导致用药安全问题。目前利用DNA条形码技术和建立药用植物资源库等方法可以实现对传统草药的准确鉴定和快速保存，可为斯里兰卡传统草药资源的物种鉴别和资源保存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各类草药资源信息不够完整，传统草药知识大多通过亲代之间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保存，很少有书面记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以防珍贵的传统草药知识消失。此外，诸如草药生境破坏，国内可用耕地少和国内外草药需求增加等问题，还需要人工种植或建立种质资源库等方式维护草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但斯里兰卡国内目前尚未针对草药规范化种植及草药配方质量制定控制标准，在草药产品的技术和标准化程序方面较落后。斯里兰卡草药产品和传统医药行业态势分析（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SWOT）报告指出，传统草药市场劣势主要在于其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较低、缺乏全球公认的生产标准、制剂不符合认证资格、未与主流市场融合和原材料供应问题等[29]。因此，发展传统草药不仅需要升级市场，还需斯里兰卡政府积极的资金及政策支持，进行跨区域、多学科的深度合作研究，建立良好的实验室规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和生产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制定标准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对斯里兰卡草药药物的实践及开发，例如开发阿育吠陀新剂型使其具备降低毒性、增强功效和便于吸收等多种疗效，以在斯里兰卡推广高质量的药品。
阿育吠陀（Ayurveda）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具影响力的医药体系之一，与发展快速的西医相比更注重平衡发展，在治疗慢性病和调整亚健康状态方面依然有它独特的受众。阿育吠陀正在根据它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利用传统草药来帮助那些追求健康的人摆脱疾病的困扰。从古至今，将药用植物应用于疾病的治疗是人类保持健康的重要途径。阿育吠陀传统草药也因其安全有效、质优价廉和容易获得等优势成为更多人对抗疾病的选择。
但是，目前阿育吠陀传统草药产业与传统医学发展仍较滞缓且缺乏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国政府通过实施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并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驱动“中医药+互联网”中医药的信息化发展；
树立中医药品牌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化发展；
增加科研经费，吸引科技人才促进中医药技术的现代化发展等措施使中医药正从产品、技术和文化的“输出者”逐步走向世界健康领域的“引领者”，这些实践经验对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传统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为促进中医药与斯里兰卡阿育吠陀医药的交流，可进一步对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丰富的传统草药资源和传统医学知识进行实地调查和科学研究，增进中医药与传统医学领域的交流融合、互学互鉴，促进两国传统医药文化对世界医疗事业的积极影响。
附表1斯里兰卡阿育吠陀体系重要的草药资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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