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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延秀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21世纪以来，对1940—1970年代文学的重读成为当代文学界的研究热点，重读范围主要针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展开。这里的重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是对新时期以来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西方“文学中心论”观念的理性反驳，二是对民族叙事传统内在精神基因的自觉探寻与再次发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萌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学自然应该内植于民族的叙事传统，外显于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艺术表现形式。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如果抛开政治力量的干预与强行附加的社会功能不论，单就对于文学的民族化品格、人民性内涵的追求来看，没有哪个时段的文学能像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学一样能把中国故事与中国叙述真正内化为一种时代的明确要求与文学的神圣使命。然而，当代学界对这一时段文学的重读却始终带有明显的选择性阐释的印痕，聚焦的重点作品依然是并不典型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部分作品，恰恰忽略了这一时期最具民族叙事特征与中国讲述方式的“革命英雄传奇”类作品。其实，这类雄风猎猎的革命英雄传奇在1950年代中后期大量出现，并深受读者欢迎，代表性的作品如曲波《林海雪原》、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等。其中，最具有中国叙事风格的莫过于刘流的评书体长篇小说《烈火金刚》。令人不解的是，六十多年来，这部深具民族性与大众化的长篇小说一直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致使这部作品曾有的巨大影响力与其在研究史方面长期遇冷的现状极不相称。为此，要探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叙述，进而从深层掘发内在的民族化元素与人民性内涵，对《烈火金刚》的重读就显得很有必要。
《烈火金刚》之所以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无疑是指这部作品与传奇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那么，对传奇概念的解析，对传奇与革命英雄之间遇合原因的探寻，就成为我们重读作品的第一个环节。
传奇的概念歧义丛生，内涵丰富。如果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传奇既“可以指一种文言小说，也可以作为小说话本或诸宫调中的一类，还可以指一种古典戏曲形式”。[1]当然，我们这里所言的传奇主要是指传奇小说。
有关传奇的指称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就目前来看，最早被称为传奇的小说作品是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宋代曾慥编写的《类说》艺术中卷二十八《异闻集》中收有《莺莺传》，题目就称《传奇》。可见，《传奇》在唐时就是《莺莺传》的别称。王国维也曾在《宋元戏曲史》中称：“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做《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为传奇之第一义也。”[2]晚唐时，作家裴铏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真正将传奇作为文言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则始于南宋谢采伯，他将传奇与志怪并列，作为“稗官小说”[3]的代表。南宋至元期间，时人又把传奇作为小说话本的一个类型，与烟粉、灵怪、朴刀、杆棒、公案等形态并列，主要是指那些描写男女曲折情爱的作品。明清时期，传奇又指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艺术。不管传奇之名如何变更，学界还是倾向于从语言的本初意义上来理解之，即从小说文体的角度上来理解传奇。
作为一种小说形式，传奇受到了“传记”与“志怪”的深刻影响。鲁迅曾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4]可见，传奇的意思就是“搜奇记逸”，为奇人异事记录立传。至于传奇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传奇具有“尽设幻语”“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5]的虚构色彩。其二，传奇具有“无奇不传、无传不奇”[6]的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其三，具有“游戏成文聊寓言”[7]的浪漫主义抒情方法。这种小说艺术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成为民族文学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传奇与革命英雄之间的遇合，其实与20世纪初中叶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有关。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文艺的大众化要求日益迫切而强烈，于是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便在左翼文艺工作者之间广泛展开。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如何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如何用典型的时代英雄的形象鼓舞民众、共御外侮，如何能更为集中地体现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成为众多作家自觉践行的创作方向，继而涌现出早期英雄传奇类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延安时期所奠立的文艺纲领开始向全国铺展，文艺的民族化、人民性、大众化的探索更趋深入。这种探索的直接结果就是1950年代中后期一批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涌现。
初看起来，革命英雄传奇夹杂着传奇中的部分元素，似乎是中国传统传奇文体的现代变体，如章回体形式与说书人的叙事视角，类型化的形象塑造与曲折离奇的情节结构，渲染铺陈的场景呈现等。但细读之下又会发现，与传奇不同的，革命英雄传奇自有其新变的一面：为情所伤的主人公化身为驰骋疆场的热血兵士，“以不奇为奇”的世俗生活置换为血雨腥风的抗日斗争生活，才子佳人的相思之苦转化为民族血性的壮烈抒怀，浅斟低唱的悲情之美融变为激越豪放的崇高之美。由此可见，革命英雄传奇的出现，不能简单看作对传奇这一传统文学形式的适时激活，或言为被动性十足的“旧瓶装新酒”，而应该视为在有限度遵循传奇叙事体例的前提下，克服了传奇形式与时代内容相互冲突的矛盾，对小说表现主体、表现内容与审美风格的全新改写，总体上呈现出旧貌新质、旧体新事、旧类新人、旧程式新情感的叙事特征。
刘流创作的《烈火金刚》正是这样一部民族化风格鲜明的革命英雄传奇。其中，传奇是指其依托的民族传统资源，革命英雄则是指民族传统资源与现代生活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审美主体的新变。这种旧形式与新观念的重构，既表征着红色文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也昭示着当时中国文学如何巧妙择取民族叙事传统的内在肌理、继而成功接续现代生活的探索路径。
《烈火金刚》的创作过程，可以看作刘流等老一代作家如何从深厚的民族文化中寻求精神滋养，继而在现实生活的深度体验中，用最典型的中国方式来深情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
刘流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的热情，与其童年所接受的精神资源有关。刘流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念祖村，原名刘其庚，只在私塾中念过三年书，粗通文墨，后来在亲友资助下去烟台上过一年中学。据他的女儿刘丽华回忆，刘流“自幼聪明好学，手不释卷，《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以及唐诗宋词滋养他、伴随他长大。当时农村中流行的戏本、唱本、鼓词、评书等民间文学作品他也非常喜欢，经常看‘野台戏’，听‘大棚书’”。[8]160由此看来，民间文艺的熏陶对刘流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流对冀中抗战生活与英雄群雕的刻绘，与其工作经历与地域文化的熏染有关。1938年，刘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侦察科长。1939年，他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做演员，半年后又被调到军区政治部做侦察参谋。1942年秋，刘流回到抗敌剧社，专门编演具有实验性质的新京剧。1943年，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二届群英会，刘流参与了组织工作。对此，刘流回忆说，“他们的光辉事迹和英雄性格，深深地感动着我，吸引着我，就在大会期间，我曾把英雄们的一小部分生活，编了个带有活报成分的多幕话剧，由他们自己演出”。[9]172这次舞台艺术实践的成功，使刘流“萌生了一个愿望，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冀中人民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但是，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8]164
新中国成立后，刘流调往保定市文化宫工作，后转至河北省文联。和平的环境与安定的生活，为刘流创作《烈火金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时任中青社责任编辑的黄伊曾深情回忆了《烈火金刚》一书的出版过程：“小说里史更新的顽强、丁尚武的勇武、肖飞的机智，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还特别喜欢刘流用评书的形式来写这部作品，环环相扣，出版后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读者……我代表中青社替刘流请了两个月创作假，约他到北京修改定稿。”[10]
由上可知，晋察冀军区的群英会是刘流创作《烈火金刚》的主要动力。那么，军区英模来自不同地方，同样都是浴血勇士，为什么刘流专写冀中分区呢？刘流这样解释：“冀中是我的故乡，风土人情我都比较熟悉，因而对这一部分英雄的生活觉得格外亲切。但更重要的是，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非常重要，对敌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我以为这种环境具有典型意义，所以更加强烈地冲动着我。”[9]173至于生活素材的提炼与取舍，刘流始终遵从着创作逻辑。对于《烈火金刚》中所表现的是真人真事，还是艺术虚构？刘流这样解释：“最初我曾想写真人真事，觉得那样，人和故事都现成，……后来我把思路打开……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地假设和想象，钻到他们的思想里边去，再从他们的思想里边跳出来。”[9]183
此外，在写作过程中，刘流也曾想表现英雄的儿女之情，但最终还是只留下一些朦胧含蓄的光影。究其原因，刘流这样说道：“我也曾想过，把丁尚武和林丽、肖飞和孙志如，这两对的爱情多写一写……不过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认为《烈火金刚》这个主题和题材并不是爱情。”[9]184
至于长篇小说《烈火金刚》为何要采用评书的艺术形式，刘流说：“我认为这是我们民族形式的一种，这种形式在民间流传甚为广泛，它和口头文学相近，像讲故事一样，局限性小，写起来比较容易，谁都可以写，能讲故事就能写。”[9]185不过，他也提到了用评书形式写作时遇到的种种难题，如怎样才能把人物的思想感情通过行动刻画出来？因为过多地描述心理活动，不适合听众的要求。如怎样才能做到“夹叙夹评”？因为评书就应该有“评”，这种“评”不是一般的书评，而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来评述自己所写的人和事。为此，在小说创作中，刘流每每以作者的身份从字里行间跃出，直接向读者说话，自由而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又如，为了把评语下得更准确一些，刘流可谓费尽心血，多方面搜集材料，尤其是关注一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尽量在写作中做到对人对事的评论恰当、有力。
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创作探索中，刘流最终完成了这部在民众中间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出版之后，随之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仅1950年代就印刷了上百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长篇小说联播节目里播出《烈火金刚》。当时，不论大街小巷，或是偏僻乡村，只要有收音机或广播的地方，就有“肖飞买药”的故事在遍地流传。这就是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也是中国式讲述的深远影响力。
作为一部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烈火金刚》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典型的拟话本小说体制
众所周知，话本或拟话本是传奇小说的重要类型。作为艺人在勾栏瓦肆中讲唱故事的底本，话本一般由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片尾组成。其中，“篇首”一般用诗词开篇，尤以西江月曲牌最为常见，目的是引出主题。而“入话”则是对开篇的诗词略作阐释，从而引出正文。“头回”则是指“入话”之后再加入一个与正文有一定关联的小故事，作为正文开讲的序曲。“正话”即故事正文，一般用章回形式依次展开。“片尾”是以诗词作结，结束全文。
如果对照话本小说的体制特征，《烈火金刚》可谓一部典型的拟话本小说。先看篇首，刘流先以“西江月”曲牌点明文本主题：“日寇侵略猖狂，人民群起反抗，领导全靠共产党，胜利灿烂辉煌。战争似火燃烧，人民如铁顽强，八年抗战非寻常，烈火炼成金刚”。[11]1以这样的篇首起笔，很容易唤醒读者的文化记忆，并使其自然进入到话本小说所特有的情境当中。
再看“入话”环节，刘流同样对西江月词的主旨进行阐释，“说起八年抗战，可真不容易过来的呀！这不光是熬过了八年艰苦的岁月，在惊人的残酷困难面前，中国人民真是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浴血杀敌，简直就是在血里滚过来的！”[11]1这里创作者的身份，显然就像话本小说的宣讲者一样，通过他的简要叙述，不但为读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基本历史场景，而且把抗战过程中的艰难、苦斗与最后的胜利娓娓道来，继而与即将开讲的正文自然衔接。
但在“头回”方面，刘流则巧作变化，不再像拟话本小说一样先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而是直接交代了“正话”发生的背景，为读者尽快进入正文搭建了更为便捷的桥梁，但其中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又与拟话本小说如出一辙。且看，“先不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也不说华南的抗日游击队，也不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说黄河两岸的八路军，单说河北省大平原上的冀中军民，他们是怎样进行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的……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要问这场斗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咱们一段一段地细讲”。[11]2
在“正话”环节中，《烈火金刚》也是章回形式，每一回以偶句呈现，以七字句为主，如第一回“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如第五回“孙大娘慈心救难，刘铁军毒计害人。”而且，每一回目结束时，多在情节紧要处戛然而止，并用偶句做结。如第十九回收尾时，武男义雄正与日军士兵酣斗，惨烈异常，刘流这样做了结语：“这才是：正义冲破民族线，热血激动报仇心。”[11]283单从这些形式元素的承续来看，就可见这部小说对于话本体制的鉴仿。
《烈火金刚》的结尾，也是诗词做结，体现出首尾呼应、开阖有序的结构特征：“抗日烽火满天红，烈烈轰轰遍地明，太行山中兵马壮，青纱帐内健儿精。大平原上人民勇，滹沱河畔鬼神惊。八路神兵无敌手，日本强盗逞何能？”[11]495最后这一首诗词，既契合话本小说的结语方式，又点明了小说的思想主题，也使小说展现的现代生活与借用的民族叙事形式在无一丝不妥帖的状态下自然合拢。
除在结构体制上明显模仿拟话本小说外，《烈火金刚》的讲述体制也时时可见拟话本的影子，具体表现为“说书人”的穿插与“听书人”的介入。如第二回开篇，首先承接前一回，“上一回说到史更新刚刚站起身来，又听见外面枪响，这明明是敌人又来继续搜查八路军的伤号”。[11]16然后，细说史更新撤出牛棚的情景。当说到史更新准备钻过“通墙”时，刘流马上以“说书人”的身份对“通墙”进行阐释与解疑，并伴有对“听书人”的提醒与问答：“诸位，这个敌人到底是谁？”[11]20接着细说端详，把讲述中可能对听众造成的接受障碍一一排除，真可谓有问有答，滴水不漏，情节无一丝漫漶，叙事无一处遗漏。此外，刘流的讲述策略也如话本小说一样，注意线索的齐头并进。如第十四回，“花开两朵，各坠一支。齐英要怎样地动员组织，暂且不表。却说：何大拿与谢文华两人路上走着”。[11]183这种有开有合的讲述方式使整部小说既情节紧凑，又张弛有度，可谓深得传奇小说之味。
(二)类型化的人物形象
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一样，《烈火金刚》同样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类型化形象。这里的类型化是指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抓住形象的性格、心理、才艺等某一方面的特征，进行浪漫主义的夸显与放大，并在非常态的生活空间中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展现出来，继而在奇事中锻造出拥有奇能的奇人形象，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如《烈火金刚》中的孤胆英雄史更新，白手夺抢，死而复生。如李逵式的丁尚武，快人快语，勇蛮无比。如浪子燕青式的飞行侠肖飞，来去无踪，潇洒自如。再如田耕之睿智、谢文华之八面玲珑、田大姑之刚烈、何世清之血性、刁世贵之浪子回头等，无不各具特色，令人神驰。即使在反面角色中，刘流也以一种听众最易接受的手法漫画式地勾勒了日军的嘴脸，如猫眼司令之愚蠢、毛驴队长之阴险、猪头小队长之残暴等。这些带有十足戏谑式的称谓，使日军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对抗在一种力量上不成比例、本质上绝不相称、能力上相去甚远的美学空间中展开，体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
其中，最让人游目骋怀的是两个人物，一个是集机智、勇毅于一身的游侠肖飞，另一个则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维持会长谢文华。
如肖飞“进城买药”一段。他先是智擒何大拿父子，然后借何志武的特务证混入城中，单车只身，飞驰于街巷之间，怒打伪军，翩然而去。接着大模大样进入平民大药房，以东关医院拿药为名，空手套的八路军急需药品。出城时，他腾挪翻转，一路甩开跟踪者，并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晃过岗哨，夺路而去，然后一头扎进青纱帐，空余后面截击的伪军枪声四起，哀叹连连。
再如谢文华这个中间人物，夹在八路军与日伪之间的夹缝中，既要讨好日伪势力，又不敢得罪八路与民兵，生存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作品将其苦于自保的精神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人称“谢老转”。且看这一段，当民兵李金魁发现谢文华看见史更新藏在孙定邦家里时，马上跟踪谢文华。谢文华殷勤地想将其让进屋里，当听到李金魁让他外边说话，为防不测，也为了有人佐证，他故作高声让妻子为自己留门。到了外边之后，面对李金魁的阵阵盘问，谢文华能骗就骗，随意搪塞，发觉不能轻易过关时，便避重就轻，说些无关紧要之事。即使李金魁拿出枪来假装处决他时，他还以八路军的作风纪律相要挟，以死对抗。直到李金魁点到他为日伪效劳的实质时，谢文华这才老实起来，无奈告诉李金魁自己已经接受了维持会长的职务。但谢文华并没有把全部问题交代清楚，“留一手”成为这个自保性人物能够在刀枪林立的环境中得以生存的决胜砝码。再有搜查八路军伤病员这一段，谢文华知道炕上席下的木板是地道口，但并没有随即揭开，而是轻轻掩住，径直跑了出来，唯恐八路军日后找他算账。何志武见其神色慌张，连忙进屋去搜，结果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何志贤，一下子不知所措。谢文华暗中观察，感觉自己一下子抓住了何大拿的软肋。当高铁杆问及此事时，谢文华胡侃“走老仙了”(黄鼠狼成仙了)，巧妙掩饰，毫无破绽。谢文华这一举动，看似随意，其实内心缜密，既保护了八路，又搪塞了日伪，还控制了何大拿，可谓一石三鸟。这一个小人物，又怎一个机警、变通了得！
(三)渲染铺陈的表现手法
传奇小说中在刻画形象、烘托场景时，多用铺陈渲染的表现手法，评书体的《烈火金刚》亦是如此。如史更新出场这一段：“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浓眉毛，高颧骨，高鼻梁，宽下巴，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11]5这种表现手法，在英雄演义小说中甚为常见，在民间的说书、评书中更为突出，《烈火金刚》正是借鉴了此类小说文体以夸显为美的表现特征而已。
如丁尚武的神勇，“只见他这把战刀上下翻舞，左右开弓，前后飞晃，磕碰得咔咔直响，呲呲的冒火星子！最后只听见嚓嚓嚓连响了三声，三个鬼子兵的脑袋就扑通扑通的掉下来了”。[11]229这种神勇自然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传统古典小说中李逵、鲁智深等脍炙人口的形象。
又如八路军战士猛虎下山般的歼敌场景：“这些战士刚刚整训出来，个个年轻力壮，体健神精，身条儿像刚出炉的锻铁，四肢像练就的金棒，真是气不可拒，锐不可当。你就看这个勇猛劲儿吧，一个一个，一组一组，一班一班，一排一排，端着刺刀，奔开快腿，喊着杀声，抖起虎胆，从山上，从山下，从前后左右，从四面八方，一齐向着这群野狼乱队横冲直撞，真像出山的猛虎，翻海的蛟龙……只见前进一步，一对敌兵翻滚；
前刺一枪，一具死尸横卧，一霎时血浸沙滩，尸骨盖地。”[11]479
这些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渲染铺陈，并非虚妄不实之笔，本就是传奇小说的应有之意，也是评书这一文体形式的传统表现手法，为的是小说中的英雄形象能深入读者心中，激发强烈共鸣。像《水浒》里的鲁智深、武松，《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形象，正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刘流熟练地运用了评书传统叙事中对于英雄及其斗争环境的传奇性的表现手法，写得激荡人心，引人入胜，而又不失其真实感。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革命英雄传奇《烈火金刚》以日本小股军队、伪军势力、八路军的部分成员、区县党组织、民兵、众乡亲、乡村维持会长等构成了抗战时期区县一级的基本社会结构，并以彼此交集的各种矛盾将不同的社会力量联为一体，开创了“红色经典”中小规模作战、传奇性书写的特殊审美范型。这种叙述抗战基层斗争生活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同题材创作，直到如今，许多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依然延续着这种基本的情节格局与艺术表现手法，足见《烈火金刚》独特的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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