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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艳 君
谈到《明代特务政治》，学界往往强调丁易藉由明代厂卫组织讽喻蒋介石特务统治的政治目的，却不曾追问丁易当时处于何种位置，为何要写这样一部明代专题史，与国共两党有何关系，表面的政治诉求背后是否有某种学术关怀。过去多论《明代特务政治》的负面学术影响，批评它“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历史评价的失准”，“对明初及明代的史事进行扭曲的演绎或错误的论定，以突出其残暴和黑暗”，具体来说，就是“《明代特务政治》不仅写了明代特务机关厂卫的种种暴行，而且把明代的内侍机构——宦官二十四衙门也定为特务机构，将宦官干政、监军、采办、管理皇庄田地、充当矿监税使等都说成是特务活动，将明代政治说成是黑暗、暴虐和血腥的‘特务政治’，没有丝毫的亮色”，造成学界对明代整体黑暗恐怖的刻板印象，甚至将明代宦官与“特务”划等号，①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绪论》，中华书局，2016 年，第11—12 页。却较少注意它的学术价值，没有深入探讨丁易为何会如此书写明代宦官历史。过去不甚关注《明代特务政治》的成书过程，丁易有关明代宦官等系列文章，与《明代特务政治》定本有哪些差异，基于怎样的意图，讨论得更少。
《明代特务政治》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人民反对独裁、提倡民主的时代语境下的产物。正如丁易在该书《自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一九四五年春天动手写的”，“一九四五年初正是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接近胜利的时期，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反动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
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涨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就越发来得厉害”。②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群众出版社，2008 年，第1 页。进步知识分子在一步步认清蒋介石独裁政治的真面目后，通过各种方式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丁易即是其中之一。那么，丁易何以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何以会有写《明代特务政治》的想法？
丁易（1913—1954），中国作家、史学家和革命者，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字学、明史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1934 年，他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保送至北平师范大学，学习文学。在学期间，他关心国家兴亡，“与共产党员杜少西、杜润生、黎澍、王南等同学交谊甚笃，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阅读了唯物史观译著和其他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倾向革命，被推选为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①陈育德：《学者·作家·战士——丁易传略》，陆德生、唐先田、徐天琪主编：《文苑英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62页。1935 年，丁易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②白鸿：《丁易选集·前言》，丁易著，白鸿选编：《丁易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1 页。1941 年任教于西北师范学院后，他积极关注革命动向，传播进步思想。他敬爱和钦佩鲁迅的杂文和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较早地开始研究鲁迅，时常通过鲁迅的《狂人日记》《药》《明天》等作品，引导学生联想国民党消极抗日等抗战现实，对学生们进行革命的教育。③李鼎文：《记西北师范学院黎锦熙、李嘉言、丁易先生二三事》，《西北师大学报》1989 年第6 期，第11 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秘密传入兰州时，丁易让学生们暗中传阅，并将其融于课堂的讲授之中。④牛维鼎：《回忆叶丁易先生》，《西北师大学报》1990 年第1 期，第57 页。1943 年以后，他先后来到成都、三台、重庆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写就大量杂文。
特别是在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时任《民主报》总编辑的丁易，连续写了《抗议！抗议！抗议！》《杀的教育》《血债！》《埋在活人心里——献给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追悼大会》等多篇社论文章，谴责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暗杀行径和恐怖统治，痛惜李、闻二位先生的罹难，呼吁人民声援民主运动。这是一场与国民党政府明火执仗的正面交锋，是通过报纸的社论文章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的公然抗议。
但随着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的严密，正面的政论文章无法正常发表，如何继续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的批评，是进步史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类似的事件，加以类比的研究，是他们常用的一种方式。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吴晗等曾利用这种方法呼应现实政治，寻找革命的动力。于是，丁易“就想到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⑤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第1 页，第1 页。当然，这不只是为了逃避现实，避免检查，以古论今，“研究历史的目的仍是为了由过去而烛见现在和将来，不能谓为逃避现实”，“历史研究的意义也绝不只是讽喻式地以古论今。人们是在认真地从历史研究中发现规律，由这些规律而使人对于现实的某一方面得到启示”。⑥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1946 年第2 卷第5 期，第18 页。
政治问题转化为历史写作，摆在丁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写什么？如何写？丁易选择了明代特务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⑦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第1 页，第1 页。其实不只如此，还在于特务、特务政治、明朝等概念在民国时期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文化意涵。“特务”一词，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政治概念，20 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它有“特殊任务”的意思，是一个中性词，后专指参加国民党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进行刺探情报、暗杀、破坏等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统治被称为“特务政治”。⑧王戡：《特务演化史》，《中外文摘》2017 年第19 期。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3 页。特别是在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之后，叶辛公开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政治的本质，是建立“法西斯独裁的特务制度”，其特务机关“已成为一个渐渐进而控制各种与国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部门的特殊机构了”。⑨叶辛：《特务政治论——为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被害作》，《文萃》1946 年第40 期，第8—9 页。
晚清以降，唤醒过去的历史记忆、重构历史叙事，成为建立民族国家、抵御外国侵略、政党政权合法化的重要媒介。民国“特务”“特务政治”的现实政治，唤起了史家对特务组织的历史记忆与想象。吴晗列举了汉、唐、宋、明及袁世凯时代等执行统治者特种任务的组织后，专门研究了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⑩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大公报》1934 年12 月14 日，第11 版。吕思勉追溯三国时期魏、吴之校事，明确指出：“所谓特务，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就早已有了。”⑪吕思勉：《千五百年前的特务》，《中国建设》1946 年第2 卷第1 期，第46 页。胡适进一步从制度上考察了曹魏的“校事”制，亦谈到：“曹操创立‘校事’之官，最近于后世所谓‘特务政治侦探’。”⑫胡适：《曹操创立的“校事”制》，《大公报》1947 年1 月29 日，第7 版。对现实政治的考量，是几位史家梳理中国历史上特务组织的一个重要动因，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则是这类组织中的一个代表。
不仅历史学者，毛泽东也曾有类似的历史思考。1940 年2 月1 日，他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中，向国民党提出了十点要求，说道：“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①《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24 页。在此之前，吴晗曾将唐朝来俊臣主持的“丽景门”，明朝阉宦控制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类比袁世凯时代的“侦缉队”，暗指近代的特务组织；
将明武宗朝刘瑾、熹宗朝魏忠贤等皇帝的爪牙，暗指当时的特务，痛斥他们肆意侦缉、滥用刑狱等残忍暴行。②详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大公报》1934 年12 月14 日，第11 版。吴晗：《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大公报》1934 年10 月19 日，第11 版。从中不难看出，“特务”一词在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性，即使是从历史中去考察，仍不免触及学者、政客的敏感神经，丁易以“特务”“特务政治”为书命名，其政治指向性是再明显不过。
从历史中考察特务政治，中国古代有许多类似可资书写的组织或制度，文学出身的丁易何以选取了明代，这与晚清民国以来的明代想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受清末以来民族革命的影响，在反满到抗日的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对明代史实的研究，寻找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末革命派受朱元璋《谕中原檄》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启发，创立了民族革命的基本纲领，宣传排满革命，形塑了朱元璋民族英雄、革命党精神偶像的形象。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率领官员祭拜明孝陵，其后国民党政府继续祭扫明孝陵，树立朱元璋民族英雄的角色，俨然以明朝的继任者自居。③详见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第94—100 页。
1931 年蒋介石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在庐山训练时以明亡为借鉴，说：“现在我们的国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如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回明朝亡国的故事。”④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 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年，第708 页。蒋介石这种历史类比，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思维定势。直至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叶青等国民政府学者将这背后的隐喻转为明喻，明确指出郭沫若“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作材料”，“以明朝隐射国民政府”，用同属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指代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共，来配合中共革命宣传。⑤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03 页。在这场对明代历史的重新阐释与话语争夺中，共产党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柳亚子《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文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相配合。国民党在陶希圣、叶青之后，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展开新一轮的批驳。⑥详见蔡炯昊：《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 期，第90—93 页。如黄本义以为，郭文的意义是“指古骂今”，“在郭沫若以及他的若干同志看来，现在的外寇已经侵入很深，李自成也正在他的故乡建设大顺朝”，“今年是明亡后第五个甲申，应当是国民党到煤山去上吊，让外寇与李自成来争夺中国的江山”。⑦黄本义：《评郭沫若底李自成主义》，《尖兵》1944 年第11、12 期合刊，第9 页。这种解读将日本与清朝、李自成与中共、崇祯皇帝与国民党产生联系，进一步深化了学者对这一套符码的认识，即蒋介石国民政府相当于明朝、南明及其历代皇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相当于李自成等明末农民起义军，日本侵略者相当于清朝。正因为有这样一套隐含的符号，丁易选定明代特务政治来研究，其政治目的才能最大程度的完成。
如何书写？丁易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时，就已经开始阅读唯物史观的相关著作。在四川期间，又长期与周文耕、黎澍、赵纪彬、周新民等中共党员交往，利用笔杆子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促进了他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理解。特别是1947 年末到1949 年初，他在解放区“除了继续撰写《明代特务政治》之外，特别重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同时也学习新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参加群众斗争地主和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会，对毛主席教导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等，有了深刻的体会，并且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①白鸿：《丁易选集·前言》，丁易著，白鸿选编：《丁易选集》，第2 页。丁易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与在解放区的体验，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
那么，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目的，与中国民族革命现实深刻联系，注重宏大叙事，但往往也被为学问而学问的考据派学者批评为过分强调政治，套用社会科学理论，缺乏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如考据派学者批评他们“议论多，而材料少”，“不肯在史料中下工夫，但凭文字游戏的诡辩”；
②张绍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298 页。“大都对于中国的古籍无根基，并不很深，对于中国旧有的史料，亦不曾作精密的鉴别，只不过以西洋上的材料，附会于中国的历史”。③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61 页。为了回应对方，丁易在叙述上讲求实事求是，“虽然用历史事实来攻击蒋帮反动政治，但却决不牵强附会，夸张叙述”，史料上“尽量称引原文”，追求“信而有征”，希望“可以堵住一些‘正统派’的史学家实际是统治阶级的‘史官’，如胡适之流恶意的攻击的嘴，他们常常是故意找碴儿来讽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是‘不读书’的”。④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第1—2 页，第1 页。丁易要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证明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达到“信而有征”。
丁易于1945 年开始写《明代特务政治》，1948年底完成。其间《明代的特务机关》《明代百僚进退与宦官之关系》等文先发表于各大刊物，该书即是他综合各文，经过整理编排而成。⑤1946 年至1948 年丁易发表的明代宦官系列文章与《明代特务政治》的对应关系如下：《明代的特务机关》对应该书的绪言、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一节的部分内容，《明代百僚进退与宦官之关系》对应第二章第一节“天下官员的升迁削夺”（一）从宰辅到百僚，《明代宦官之干政》对应第二章第二节“一切行政的兴革干预”（一）水银泻地无孔不入1.从内政到外交，《剥皮——“旷代刽子手朱元璋父子”之六》《铲头会，刷洗，钩背，抽肠——“旷代刽子手朱元璋父子”之七》《残忍的兽性——“旷代刽子手朱元璋父子”之八》对应第五章第二节“血肉横飞尸虫满狱”（二）酷刑和惨杀，《文字狱和图书检查——“旷代刽子手朱元璋父子”之五》对应第五章第二节“血肉横飞尸虫满狱”（四）文字狱：朱元璋时的文字狱，《侦缉·缇骑·人民》对应第七章第一节“从星火到燎原”（一）开场的几炮（三）缇骑不敢出国门，《明代亡国的教训》对应第八章部分内容。此书初版于1950年3 月北京中外出版社，刊印1500 册。1951 年6 月由该出版社再版，郭沫若题写封面，刊印1000 册。虽然是再版，但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群众出版社据1950 年3 月初版，于1983 年、2008 年两次重印。此外，还有中华书局2006 年重印版，上海书店2011 年、2021 年重印版等，其流传的程度可见一斑。
《明代特务政治》在结构上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种形态说，认为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实行中央集权最彻底的一个朝代了”，⑥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绪言》，第1 页。是特务政治发达的时期，揭露了特务政治，或者说是宦官政治的本质，是君主专制极端化的结果。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明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第二，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试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以及人民的反压迫斗争。⑦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第1—2 页，第1 页。这在章节设置上有明显的反映，书中第二、三、四、五章是明代特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对人民的剥削。以往明代特务对政治的干预得到极大的关注，丁易进一步观照到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方面，足见其宏大的视野。第七章则是人民对特务“逼上梁山”式的反抗。此外，第六章还略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特务和主子的矛盾、特务和特务的矛盾。第三，基于结构理论，分析明代特务组织的内部构成及功能。谈到明代特务组织，学者无不集中讨论锦衣卫和东西厂，丁易则将之划分为三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是临时派遣的。”其中“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这就是所谓镇守太监”。除锦衣卫外，其余皆属宦官，因此可简略地视为锦衣卫和明代宦官，他认为“明代宦官在宫中是自成一个组织系统的，它和外廷政府一样，按工作性质和范围设立了许多衙门”。①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由此，自皇帝、司礼监、东西厂、锦衣卫，到派遣各地的监军、税监等，就勾勒了一张自上而下的特务网。明代特务的研究，脱去“特务”的外衣，几乎就是一部明代宦官史。
《明代特务政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突出明代宦官、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对人民自上而下的压迫，强调皇帝与大臣、人民，大臣与宦官的对立关系，揭露帝王特务政治的本质面目。在这种对立的叙事模式之下，皇帝被视作猜忌大臣、剥削人民的独夫、特务头子。如丁易认为明朝建国之初的朱元璋和朱棣，“凶狠毒辣，威柄自操”，之后的皇帝则“胡涂昏聩的居多”。②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明代宦官、锦衣卫因常伴君左右，较易得到皇帝信任，被委以重任，司礼监太监被建构成“真宰相”。③司礼监太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之说并非丁易首创。早在明末清初，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反思明亡的教训，批判明代君主专制的同时，深刻论述了明代宦官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及宦官之祸产生的根源，对重新认识明代官宦具有启蒙意义。丁易对黄宗羲之说多有援引与参考，延续了黄氏的这种论说基调与形式。皇宫中的宦官二十四衙门、东西厂、锦衣卫等除执行一般的庶务外，部分兼有秘密侦察、独立的司法之责，被全部贴上了“特务”的标签，构成了系统的特务机关，称之为“特务大本营”，他们操控内外政治，搜刮、敲榨、侦缉、诬陷、屠戮臣民。依附宦官的阉党，被叫作“狐朋狗党”，书中以历朝大珰（王振、汪直、刘瑾、张永、冯保、魏忠贤）为中心详列其阿附之党羽，及其所做的“无耻丑事”。④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
《明代特务政治》丑化明代皇帝、宦官，而将人民作为进步、正义的化身。人民尽管受到特务的欺压，但丁易更强调他们反抗斗争的一面。从小到几人的反抗，到万历时代大规模的矿监税使斗争，虽然它们最终失败了，但丁易意在突出“胜利是人民自己的力量造成的”，工人的参加，使“在实际行动的时候，组织得颇为严密”，并且达到了“缇骑不敢出国门”的效果。⑤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同时，他也指出了这些斗争的局限性，“领导和参加这一斗争的都是士子商人和市民，这一阶层本身就缺乏团结性，浮动而不坚韧”，“在他们认识上的出发点，多半是个人的复仇主义”，因此，他们只能是一时的“民变”。⑥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部分由特务刺激而引发的农民起义也不在少数，“特务的凶残和敲榨是使人民起义的原因之一，把人民‘逼上梁山’，特务也是主要的‘逼的’一个”！⑦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明代反特务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与最终的失败，充分体现市民阶级的软弱性，预示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丁易特别注意大臣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不仅关注“勾结宦官致身宰辅”的大臣与“不附宦官致遭斥免的宰辅”，“勾结宦官置身显要”的大臣与“不附宦官致遭斥免的大臣”这两个极端，而且认识到“这中间还有许多人既不愿苟合取容，但也不愿只求洁身自好，他们多半还想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建立一点功业，或是希望对宦官特务的横暴有点补救。但要想达到这目的，就必须降心辱志，隐忍委曲，去笼络宦官，甚至去巴结宦官”。周忱、李东阳、王鏊、杨廷和、杨一清、王守仁、王琼、乔宇、寇天叙、俞大猷、邹应龙、沈鲤、刘一燝、叶向高等明朝名臣名将，委曲自己，“补救了宦官的横暴、朝政的阙失，也就是和缓了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恨”。⑧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4页，第34页，第104—132页，第477、480、489页，第497页，第499页，第92页。由此观之，明代不仅有《明史·阉党传》中所说的依附宦官者，而且有忍辱负重报效朝廷者、宁遭贬斥而不附者，丁易建构了明代士大夫的复杂面相，同时也看到，他在批判君主专制时对士大夫的同情，如同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岩的同情一般。
在叙事逻辑上，该书第二至五章往往先归纳总结明代特务对政治、经济、军事、刑法等各方面的一般性影响，再着重论述特务的典型表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既全面，又重点突出。譬如，在政治方面，它首先概括宦官操纵宰辅大臣升降、干预内政外交等总体特征，又举刘瑾、魏忠贤之特例，以见明代特务政治之登峰造极处。在经济方面，它综述宦官特务侵占土地，管制税务、盐务等一切财源，千方百计用采办、织造等搜刮百姓，又特将万历矿监税使之恶予以重点揭露。
《明代特务政治》的语言颇具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大量地运用当时的政治性词汇。如私人卫队、特务大本营、首脑、预备班、参谋本部、帮凶、会商协议、无政府、从星火到燎原等。第二，在利用古籍时，书中多引用史料原文，但也时常将史料改为白话文，对其进行通俗化的处理。⑨如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21 页脚注④，第24 页脚注②，第25 页脚注①，第42 页脚注②，第43 页脚注⑥，第48 页脚注②等。第三，表述具有控诉宣传性。大量采用“执行屠杀的几座地狱”“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狐群狗党的帮凶作恶”“敲骨吸髓天下萧然”“一群饿虎无数饥狼”“杀人如草不闻声”“天罗地网攀染栽诬”“血肉横飞尸虫满狱”等标题。
《明代特务政治》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战争纷乱的时代，丁易搜集采用了120 余种史料，足见其对史料的重视。不仅如此，如前文所述，他在充分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在史料的编排和叙述逻辑上都很有章法，赵俪生充分肯定了它“材料的丰富与排比的致密”，认为丁易在有关的史料来源中，“做了充分的吸收和匠心的排比，因而假如按照旧日所谓著书有‘为己’与‘为人’的区别的话，则本书将主要是‘为人’的……给后继者的优秀成就以凭藉的基础”。①赵俪生：《评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文史学的新探索》，海燕书店，1951 年，第91 页。
当然，《明代特务政治》也存在一些不足。它过分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而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其他方面，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与运用不够全面。因而只是突出明代政治的残暴，尚未对明代中央集权制度做本质的分析。如赵俪生所言：“正因为它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影射’，因而使这书的重点倒多半放在对罪恶统治者的攻击和对许多表面现象的暴露方面，并因而使它相对地忽略了对那种极端专制的君主封建制度的根蒂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与理论性的掌握。”②赵俪生：《评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文史学的新探索》，第92 页。
针对明代历史的阴暗面，定向搜集史料的做法，削弱了历史的客观性，“往往导致对某些史事的扭曲演绎和错误论定”。将宦官等同于特务，将明代宦官制度等同于特务制度，将明代中央集权看作是特务政治，这些错误的前提预设，几乎完全否定了明朝政治的正面价值。在历史评价方面，对朱元璋等明代帝王及宦官持有消极的认识，朝政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归罪于宦官和皇帝，按照陈梧桐的说法，他“着重谴责、批判、抨击其阴暗面，很少甚至不顾及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③陈梧桐：《〈朱元璋传〉和〈明代特务政治〉的政治影射》，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6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2、35 页。
史料的采用方面存在不均的现象，如明实录仅用《明神宗实录》《明英宗实录》两种。并且他重叙述轻考证，遇到史料记载有所出入，只是部分列举差异，④详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39、94、98、105、135、159、246、371、472 页。缺乏对史料的考辨与史实的论证，甚至“为了突显明代政治的残暴，不加审核地使用一些野史稗乘记载的传闻，也大大损害了其科学性”。⑤陈梧桐：《〈朱元璋传〉和〈明代特务政治〉的政治影射》，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6 辑，第34 页。丁易这种有意搜集明代特务负面史料的行为，反映了他特殊的史料观念，即“关于统治阶级的罪恶和人民大众善良的记载，一定是可靠的、真实的”，“关于颂扬统治阶级和诬蔑人民大众的记载，一定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⑥丁易：《端正读史立场》，《进步青年》1949 年第4 期。因此，只有对《明代特务政治》给予全面认识，对丁易的史观与史学有所了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
诚然，《明代特务政治》将“特务”“特务政治”等时代性政治术语，带到明代宦官研究当中，并使之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使这种特务的政治记忆，转化成一种社会记忆和学科常识长存于当今学界之中。但它原生的政治性写作语境，也让《明代特务政治》本身承受了太多的学术批判。回过头来看，源于政治诉求而作的《明代特务政治》，在完成它的政治使命之后，表面的政治外衣又何尝没有掩盖它本来的历史底色！
《明代特务政治》为何没有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渐渐消失在明代宦官研究的历史视野之中？因为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南炳文在总结20世纪的明史研究时，认为它“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格外引人注目”。⑦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 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0 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其“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⑧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9 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15 页。中华书局编辑在出版说明中，谈到“因其研究深入严谨，信而有征，因而此书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50年，此书由中外出版社出版后，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明代政治的重要参考书”。①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 年，第1 页。这些论述某种程度解释了《明代特务政治》何以一而再被重印的原因。此书的学术价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突破了明代士大夫建构的“宦官干政”书写模式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王权居于主导地位，士大夫处于辅助的位置，宦官是政治权力之外的存在，所以宦官参与政治便被称为“干政”。而在以往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士大夫占据了主导话语，宦官很少有发声的机会，加之王权的神圣地位，宦官往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皇帝与士大夫的替罪羊，构成了皇帝、士大夫与宦官对立的叙事模式。
由于宰相制度的废除，明代宦官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的运作，成为明代政治权力的非制度化的制度化存在，严重破坏了皇帝与士大夫政治权力的平衡，皇权部分分配到宦官身上，文官群体的权力受到限制。出于对自身政治权力的保障与儒家传统道德的约束，士大夫便对宦官干政的叙事进一步夸大，甚至形成了明遗民口中的“明亡于厂卫”的说法。近期对王振及土木之变的研究，已说明了这一现象。②参见李佳：《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种政治文化解读——以王振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2014 年第1 期。罗冬阳：《土木之变史事考——兼论明清历史书写中的宦官话语》，《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1 期。
《明代特务政治》则以阶级分析方法，将宦官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明代皇帝、士大夫共同置于明代政治的权力中心，摆脱了儒家道德对宦官群体的贬低，避开了以明代宦官个人私德作为评判他们的标准，由此，明代宦官不再是士大夫眼中干预朝政的奴仆，宦官与皇帝也并非是对立的存在，而成为其真正的代理人。从而揭示了明代宦官权力是皇权的衍生物，其权力的扩张本质上是皇权极端化的表现。因此，它对明代宦官的负面评价，是基于对明代皇帝中央集权的批评。
（二）开辟明代宦官研究的新路径
如果说《明代特务政治》在内容上尚存很多争议，譬如用“特务”“特务政治”等政治概念进行“倒溯电影”的方式，研究明代特务政治，简化明代宦官的研究，甚至进行污名化的处理。那么，丁易对明代宦官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则毋庸置疑建立了近代以来明代宦官研究的新路径，长期影响了明代宦官的研究。
首先，它确立了明代宦官的整体史研究。传统明代宦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物为中心，和以“土木之变”“矿税之弊”“魏忠贤乱政”等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明代特务政治》则将明代宦官置于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刑法的宏大视野之下，考察宦官群体在明代各个层面的活动与影响，从宰辅到百僚，从内政到外交，从皇族到宫闱，从土地到税务、盐务、仓库、矿务、采办、织造等，可见其影响之全面。同时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等微观层面，兼及明代宦官的组织系统，达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从而形成了对明代宦官更为整体的认识。
其次，它运用唯物史观对明代宦官进行结构性研究。《明代特务政治》以阶级分析方法，将明代皇帝、士大夫、宦官、人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置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分析框架之中，又将皇帝、士大夫、宦官同属地主阶级的三种群体之间的对立与互动展现出来，特别是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宦官与宦官之间的张力得到了很好的呈现，既理清了明代宦官复杂的社会关系，又不至于使之过分简化。
其三，它对明代宦官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叙述中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讲求叙述的逻辑与完整。譬如，从第二章开始基本上每章解决一个问题。第二章探讨明代宦官的政治活动与影响，先叙述他们在明代政治领域的一般影响，再有重点地考察典型宦官的活动；
第三章先总述宦官对土地、税务、矿产等一切财源的搜刮，再对万历矿监税使做专门论述；
等等。由此点面结合，使杂乱的史料变得有逻辑层次，叙述更加完整。
20 世纪80 年代，明代宦官研究一时成为热点，《明代特务政治》开辟的明代宦官研究路径得到了继续深化。王春瑜、杜婉言研究明代宦官对经济的影响，③参见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极为深入，在丁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宦官专权是怎样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速封建王朝的经济崩溃，使王朝向衰亡转化”，④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2 期，第51 页。从对明代宦官劣行的表面揭露，走向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随着社会史的兴起，明代宦官家族、宗教信仰等研究，不断挑战、修正丁易的许多论断，但对明代宦官很多根本问题的探讨，仍然要建立在丁易的研究基础之上。研究社会史视野下明代宦官的齐畅，谈到《明代特务政治》，称道“这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作品”，同时也坦言：“具有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①齐畅：《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7 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544 页。因此，《明代特务政治》运用唯物史观开辟的明代宦官研究新路径，正是该书在远离革命年代之后，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三）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的辩证统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明代特务政治》的创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论是先期发表的文章，还是后来的专书，都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特务活动，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尽管书中缺乏对史料的辨伪和史实的考证，但在动乱的革命年代，丁易广泛地搜集、编排、整理史料，把传统史学的优良方法融合到新史观当中。在深入理解和内化史料的基础上，他用阶级分析方法解读材料，做到有理有据，论从史出，避免了论述的空疏、理论的机械化和以论代史的现象。丁易运用唯物史观建立明代宦官研究的新路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初期，较好地实现了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两者的平衡。
为什么《明代特务政治》的学术性长期没有得到关注？政治影射的干扰与它存在的学术性不足只是部分原因，“长期以来，支配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是战争年代搞影射史学的老一辈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自我认识”。②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第202 页。新中国建立初期，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人纷纷批评40 年代的影射，指出了20世纪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以古喻今、讽刺现实，对历史研究科学性造成冲击的一面，却忽视它们作为历史作品的学术面相。与此同时，丁易在建国后，没有对《明代特务政治》进行修订。1954 年，他在莫斯科不幸因病去世，更是将此书定格在它最初的模样，因此，对于这部应时而生的作品，也就没有和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交流的机会。任何一部历史书，从构思到写作，都无法脱离特定时代而存在。因此，回归历史作品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语境，重新审视其文本价值，才能给予《明代特务政治》及20 世纪40 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应有的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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