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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德刚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2020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1]，其中明确提出要将国家开放大学建成“终身教育的主要平台、在线教育的主要平台和灵活教育的平台、对外合作的平台”。为全面建设好“四大平台”，我于2020年7月向全世界15所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发出撰文邀请，了解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开放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及未来发展趋势。这些机构包括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十三所有代表性的开放大学，两所传统大学以及一个国际组织——英联邦学习共同体。2021年5月，这些机构的领导者们撰写的文章集结成书——《超越远程教育——世界开放大学校长谈疫后发展趋势》[2](以下简称《超越远程教育》)付梓。本文即以16篇文章为样本，分析高等教育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自所面临的机遇、问题和挑战。希望为我国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本次研究的初衷是了解和探讨，以提供在线教育为主要方式的开放大学，在受到全球疫情危机冲击下，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又面临了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根据不同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全世界目前有120多所开放大学，这些大学在所在国家或地区均承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任务。本研究以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英联邦学习共同体(COL)和加拿大Contact North公司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选取的13所开放大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具体体现在：
有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远程大学——南非大学；
有世界上第一所单一模式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
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开放大学——博茨瓦纳开放大学；
有公立私营、体制灵活特殊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有私立性质的马来西亚开放大学；
有处于转型更名中的香港公开大学(该校已于2021年9月1日更名为香港都会大学)；
有世界上学生规模最大的大学——中国国家开放大学。
这些开放大学均是所属国家或地区开放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也在世界开放教育领域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说，无论是从地域上、性质上，还是从规模上、类型上，它们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全世界开放远程高等教育中开放大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其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3所开放大学及本研究参加者的具体情况
由于撰文及成书历时大约一年，在此过程中，有些参加本次对话的研究人员所属机构或所任职务发生了变化，例如南非大学时任校长曼德拉·麦哈尼亚教授参加研究后不久即卸任；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时任校长尼尔·法西纳博士在本书尚未出版时即转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分校阿卡纳甘学院担任校长；
日本放送大学岩永雅也教授由副校长升任为校长等。尽管如此，这些领导者们还是将自己对开放教育的观点、具体实践和发展趋势做了清晰而详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1969年世界上建立起的第一所单一模式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为起点，作为高等教育多元模式中的特定类型，开放大学为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就培养了2000多万名毕业生，解决了两代人的学历补偿问题，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极大促进了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IGNOU)、土耳其安娜多鲁大学(Anadolu University)等，这些大学在规模上均超过百万人，国际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先驱约翰·丹尼尔爵士将其称为“超级大学”[3]，足以说明此类大学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快速迭代，以信息技术和教育融合为主要知识传授方式的开放大学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国际上业内学者曾不断针对单一模式开放大学的生存问题进行讨论。以开放大学为主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不断呼吁，为开放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争取权益和地位。例如，201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国际开放远程教育理事会上，英国开放大学前任副校长Alan Tait曾专门就此开展过有针对性的研究，发表了文章《全球开放大学的下一步发展》[4]，明确提出：全球开放大学的领导者应该思考开放大学的未来应如何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教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中断成为普遍现象。此时，开放大学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了凸显。
疫情中，开放大学再一次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后，这13所开放大学无一例外，全部参与到了为本国和世界保持教育连续性的行动中,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免费开放优质教育资源。利用自身平台汇聚海量开放教育资源是开放大学的一大特点，在疫情中，参加本次研究的每一所开放大学均不同程度地免费开放了自己的教育资源库，不仅向本国社会及时提供教育资源以保障教学的不间断，而且也积极响应有关国际组织的“停课不停学”号召，向有需求的国家提供资源。比如，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和阿联酋迪拜哈姆丹·本·穆罕默德智慧大学除了在本国发挥作用以外，还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倡议，向国际社会提供大量免费的数字教育资源。
第二，分享信息技术助推教育教学实践。在过去50多年里，开放大学利用技术手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优势，这也是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最直接的区别。在疫情中，这种实践变成了宝贵财富，基本上所有开放大学都参与到本国“教育救援”当中，并使得开放大学一度又成为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瞩目的焦点。如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和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在疫情发生后成为本国高等教育的依靠，它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训传统大学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以哈根远程大学为例，其法学院的教授专门向传统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传授如何利用技术实施在线教学，通过这种“结对子”的帮扶政策，哈根远程大学帮助德国国内传统大学迅速转至在线教学。
无论是提供现有的教育资源，还是为传统大学提供在线教学的培训，应该说，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开放大学为各国保证了教育的连续性。这进一步证明了开放大学不仅仅是解决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也是在突发教育中断时必要且有力的应急措施。这也许超越了各国建立开放大学时的初衷，但无疑更彰显了开放大学存在的价值。
疫情使开放大学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挑战
事实上，开放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存在，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领导者们更认识到这些挑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第一个挑战是来自传统大学的挑战。疫情期间，传统大学纷纷将教学转移到线上，昔日开放大学的优势不再凸显。众所周知，开放大学有四个“开放”的理念，其中一个就是教学方法的开放，其特点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大学面授的时空限制。从早期的函授教育开始，开放大学已经经历了国家邮政、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模式，如今进入智能化时代，特别是慕课盛行以来，许多传统大学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在线教学，而疫情迫使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学转至在线教学，开放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又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前进。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大学都能够熟练地利用技术突破空间限制实施教学，那么，开放大学应如何吸引学生？优势又在哪里？这是挑战之一。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提升开放大学的质量。开放大学的诞生与发展一直都伴随着人们对其质量的质疑，对技术的不信任是导致社会各界对开放大学持有一定程度偏见的主要原因[5](Latchem，2014)。也正因如此，世界上很多开放大学都难以提供高层次的学历学位课程，在知识型经济时代，这就意味着开放大学无法满足多样化学生群体对知识的追求。与传统大学相比，即使同等程度利用技术提供教育教学，在提供的学历范围和层次方面，开放大学面临更多制度障碍。比如，线上教学如何保障与线下面授同质量的效果，线上教学如何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吸引力。在学历层次方面，我国的开放大学仅能提供本专科学历层次的教育，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最高仅能提供硕士学位层次的教育。开放大学作为一类教育提供者群体，在提升质量方面任重道远。
第三个挑战是开放大学如何快速转型。从全球范围来看，开放大学成立的初衷是弥补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开放大学对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助推作用，功不可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放大学的这一使命已基本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4提出了“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这就要求发达国家的开放大学必须通过转型以迎接并适应新的使命。为此，以德国、西班牙等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的开放大学纷纷提出了转型的设想，特别是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已经明确提出了将终身教育作为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也提出了由“以量谋大向以质图强、由学历补偿向知识补充、文凭提升向技能提高、注重线上向线上线下融合”的转型路径。但怎么转、如何转已经成为疫后各国开放大学的新课题。
传统大学是高等教育中的主要类型。要全面讨论开放教育的未来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有必要了解传统大学对开放教育所持的态度。传统大学实施开放教育并不陌生，近年来比较著名的是2012年北美兴起的慕课运动，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essey将其宣称为“一场数字海啸”。鉴于在线教育在北美已广为人知，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本次研究邀请了欧洲和大洋洲两所传统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一所是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另一所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两所大学在实施开放教育方面有着独特之处，具体见表2：
表2 两所传统大学的基本情况
参加本次研究的领导者分别是都柏林城市大学的校长戴尔·吉奥教授和迪肯大学主管在线教育的副校长伊丽莎白·约翰逊教授。关于在线教育，两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模式相同。两所传统大学都是在建校初期即开始实施远程教育，同为“双模式院校”或“二元模式院校”，开放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两校在疫情期间并未受到因保持社交距离而导致的教育中断的严重影响，基本上靠自身的技术设施和手段就保证了教学的连续性，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在学校内部即可自行消化和解决，双模式院校的优势体现明显。
2. 利用在线教育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由于两校自建校以来即实施远程教育，因此，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疫情暴发以后，双模式院校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机遇扩大影响力。例如，都柏林城市大学迅速反应，及时与英国开放大学的FutureLearn平台合作，推出了相应的课程，在帮助其他机构的同时提升学校品牌；
而迪肯大学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FutureLearn平台上发布课程，是世界上第一所在该平台上推出硕士学位课程的高等院校，这有利于扩大学生群体范围，特别是对大量居家学习的学生而言是个不错的机会。
3.疫情推动两校持续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在线教育发展方式。对于双模式院校来说，疫情使其更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教学模式的短板所在，促使其加速完善自身，补齐缺板，持续提升质量，以期在教育市场中能够始终占有优势地位。较为典型的案例是都柏林城市大学通过与欧洲创新大学联盟合作，开发了共同认证的微证书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培训未来该联盟体系内需要的人力资源，这与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十分类似，通过这种校际间联盟合作的方式，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学校的培养能力，使学校更富有竞争力。而迪肯大学受疫情影响开始致力于提升在线教育的薄弱环节——如何高质量地实施在线考试，加强线上线下的融合，以使在线教育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正如同行业协会的存在一样，在开放教育领域也存在区域性、次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它们为推动和促进本地区开放教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常见的有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等。由于疫情期间开展相关合作的关系，本研究邀请了总部位于加拿大的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作为国际组织代表参与，有幸的是该组织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前任副校长阿莎·坎瓦尔教授参加了撰文工作，她还邀请了约翰·丹尼尔爵士共同撰文，这就更加全面地展示了英联邦成员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对举措。
作为国际组织，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在本研究中与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所持视角不尽相同，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它更多的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将30多个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成员国看作一个整体，来审视开放教育在本次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向这些成员国的政府提供未来教育发展的建议。
总体上，英联邦学习共同体肯定了成员国在利用信息技术保持教育连续性方面的应对举措，认为现代信息技术是保证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正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让各国开始认识到：本次席卷全球的公共健康危机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除了健康危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危机，例如局部战争、瘟疫、气候异常等。因此，成员国应该有所准备，必须加强建立以信息技术为实施手段的教育体系。这也是阿莎·坎瓦尔教授在撰文中一直呼吁的，要构建“坚韧的教育体系”，才能应对各类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类国际组织纷纷发声，在教育领域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机构也都指出要建立“坚韧”的教育体系。这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期望或诉求。
从该观点的提出来看，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作为国际组织大力支持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认为无论是开放大学还是传统大学，都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实施开放教育。在成员国内已有开放大学的自然是要继续发挥开放大学的优势，没有开放大学的国家要认识到利用信息技术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的国际组织，其宗旨和使命是推进成员国的发展，因此，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不仅为成员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还利用自身优势开发和设计了大量开放教育资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使用。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组织聘请诸多像托尼·贝茨(Tony Bates)这样的开放教育界领军人物录制系列视频课程，供成员国在紧急时期培训教师使用。
综上所述，如果以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类代表，不难看出，开放教育行业协会致力于支持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或有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开放教育，以此来继续解决当下和未来人类即将面临危机时的教育供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开放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潮流。这个结论通过传统大学和国际组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中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给了学界。
从传统大学的角度来看，参加本次研究的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两位校长撰文的题目分别是：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Digital in Part to Digital at Heart(一个转型的故事：数字化从边缘走到核心)，Online at the core: lessons learnt from the Deakin Journey(处在核心的在线教育：迪肯大学的历程)，在没有预设研究框架的情况下，两位领导者均提到了让“数字化”和“在线教育”处在“核心”位置。尽管两所大学所处地域、国情不同，但两位领导者对开放教育所持的态度和理念不谋而合，都认为开放教育不仅仅是支持，更是一种依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大学对开放教育“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念。
当然，这两位领导者在阐述本校开放教育的发展时，所站的角度与开放大学领导者的视角并不完全相同。传统大学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和在线教育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扩大合作和受众范围。他们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作为一个契机，更多的是看到本校在这方面的发展机遇和潜力。这种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放教育形式在传统大学的存续。从本次研究对象来看，传统大学发展开放教育势不可挡。当然，囿于篇幅限制，本次研究所覆盖的传统大学数量较少，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弥补这一缺憾，争取对世界上更多的传统大学进行广泛的在线教育方面的研究，以便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从世界开放大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开放大学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开放大学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尽管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但是从领导者们的总体态度来看，并没有传统大学领导者那么乐观。南非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德国哈根远程大学、日本放送大学、韩国国立开放大学，甚至包括世界开放大学的旗舰——英国开放大学在内，领导者们所持的共同基本态度是，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个转折契机，开放大学应以此为基础强化改革和加速转型，重新构建各自的战略重点。一个统一的认识是，传统大学会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分界点，将逐步甚至迅速实施开放教育(在线教育)，开放大学应适应这种新的潮流，从而寻求自己的创新点。至于创新点，领导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开放大学除提供传统教育外，应更多地关注本国特殊学生群体。这与开放大学成立的初衷和使命一致。在21世纪的今天，所谓的特殊学生群体，在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指终身教育者、继续教育者和职业教育者。以这类学生群体为受众对象，各开放大学以现有条件为基础去创新各自的教育供给和服务内容，开放大学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开放大学仍然不是高等教育的主流，需要各国政府给予政策上的配套支持，开放大学本身要寻找资金来源以推动创新发展。从本次研究来看，我们说世界开放大学整体上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种情境，这并非危言耸听。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开放大学面临转型和改革压力，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大学、特别是新兴开放大学要直接步入数字化时代，这种软硬件提升造成的技术和财务压力会加重开放大学本身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必然有一部分会分摊到学生身上，也会加剧学生的负担。受经济承受能力影响，这种本意上是拓宽教育机会的数字技术或在线教育恰恰会造成开放教育成本的提升，导致新一轮教育不平等。
从传统大学与开放大学领导者的态度对比来看，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优势仍不及传统大学。回到文章的最初，我们通过这一研究，也应该能看到开放大学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9年11月，国家开放大学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分三步”走，到2035年建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目标。当前要实现的愿景是要将国家开放大学打造成我国“终身教育的主要平台、在线教育的主要平台和灵活教育的平台、对外合作的平台”。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提出具体实施路径，即从以量谋大向以质图强转变、从学历补偿向知识补偿转变、从文凭提升向技能提高转变、从注重线上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通过本次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我们看到，国家开放大学的转型和改革符合当下国际发展潮流和趋势，国家开放大学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反映了世界开放大学的整体走向。
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开放大学充分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及时向社会免费开放大量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在国际上，国家开放大学主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提供科学防疫、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语言学习等优质教育资源供有需求的国家使用；
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机构合作针对提升非洲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开发在线课程，吸引了上千人次学习；
我们坚持为蒙古国教师提供在线教育培训，覆盖了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及职业教育领域广泛的教师群体，助力我国教育援外行动，充分彰显了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开放大学的责任担当。
其次，转型中的国家开放大学注重打造终身教育的主要平台。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6]发布，其中明确提出了“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建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及国家开放大学的新任务、新要求，标志着老年教育将从娱乐性学习为主向知识化系统性学习的过渡。国家开放大学将在建设有质量的终身教育体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关于教育的未来》中对终身教育的最新呼吁：“确保每个人都享有有质量的终身学习”[7]。
第三，无论愿景目标如何，不管实现路径怎样，我国开放大学未来发展的核心是持之以恒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我国开放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在之前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本文不再赘述。通过《超越远程教育》的研究也不难发现，世界开放大学都面临来自传统大学多元化在线教育提供者的挑战。那么，应对这些挑战的不二选择只能是不断优化信息技术对教育的赋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通过充分调研，先手布局未来的刚需和热点学科，丰满现有的学科资源，以期满足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需求，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学生。开放教育供给只有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使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比肩而立、各美其美，这也是摆在我国开放大学体系面前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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