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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铭月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 南开 300000）
我国历来有盛世修史的传统，地方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后，编修理论不断创新，内容和体例也逐步趋于完善。史与志都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1]丁明,陈则磊.简论史与志的关系[C].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中国国史学会,中国地方志协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2010.(P439)。关于史志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古代学者对方志的研究分为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清代乾嘉时期的戴震，认为“志以考地理”。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两者源远流长，较多嬗变。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大规模开展[2]李莲蕊.古今方志纂修与研究探讨[J].改革与开放, 2011,(18).，关于志与史的学术探讨就在史学界兴起，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编纂实际中，在编修时如何防止把志书写成史书，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两轮三级志书的编修，各地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已成熟。当代地方志书的基本概念特征，以及编修需要掌握的原则都早已深入到修志工作者的心中。可以说，在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努力下，对地方志工作者的初级业务培训已经基本完成。2015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颁布之后，编写地方史成为全国史志工作者一项艰巨的任务。面对编写地方史的任务，明晰史志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如何使笔下的地方史不与地方志重复，如何避免地方史成为纵写的地方志，是大多数修志机构面临的新问题。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新时代地方史与地方志工作的异同进行辨析，从具体编纂工作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不但对学术研究有所裨益，对全国编著地方史工作也有实际指导意义。
地方史与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两者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都是承历史之精粹、叙事广博，均为翔实的资料载体。史书与志书均是回溯的记述体例，其目的都是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同为国史研究积累素材。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在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用方面，地方史与地方志是完全一致的，其现实目的都是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文化需要。
在编修时要秉持相同的原则，都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引下进行撰写，坚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记述时都要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地方志工作机构所编修的史与志，都经过官方把关，具有权威性。当代地方史与志的编修体例相近，都可设为篇章节目体。在叙述时语言简练，表述客观严谨，表达准确流畅、朴实无华，词语不虚浮空泛，不滥用溢美之辞。相同之处不在此处展开赘述。
史志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学者在谈论史志关系时没有加上限定语，将古今中外的史志混在一起比较，就容易将概念混淆。当今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不断改革创新发展，不能仅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空间范围的大小来区别史与志。很多20世纪80年代的结论，在今天看来还有再需探讨之处，并非质疑前辈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在限定的语境下将当代史与志的特点明晰，为进一步研究如何编著地方史打下基础。
1.关于“志书横排，史书纵写”。
这种横纵的区分应当限定在当代的史与志的范围内。我国古代方志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概念不同，我国古代史书、西方史书与我们探讨的社会主义地方史的书写体系也完全不同。探讨史志关系，首先要将二者置于同一维度上来比较，不宜将我国古代方志与西方通史之间作比较。我国近代之前的学者，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的史志关系。
我国古代的史书大部分是横排纵写。中国史书体例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等多种[1]舒习龙.20世纪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思与实践[J].广西社会科学, 2012,(3).(P97-102)。其中以纪传体为主流，二十四正史都采用纪传体，以人物传为主要内容，进行“横排竖写”。《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既保留了纪传体可以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优点，也具有首尾明确、总结一代兴亡之迹的特点，适用于政权屡屡更迭的古代。纪传体史书分为纪、传、志、表诸体。方志的体例源于纪传体正史之“志”，遵循“事以类分、横排竖写”的原则，设地舆、疆域、建置、五行、河渠、风俗、户口、食货、职官、人物、列女、艺文等类目，类目之下，按时间先后记叙。方志中各志的名称，也主要来自正史的“志”部分。所以单就从古代史志相比较，体例总体相同，只是史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志包括人物也包括自然山川。
史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纵写是借鉴了西方修史的传统。近代以后，西方史学传入我国，随着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史书的撰著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通史的著作常常按照时代进行断限，从波利比乌斯撰写的《通史》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其大体上都以时间为纲，纵述史实。近期，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撰写的《西方通史》也是分为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世界大战时代、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当前时代，共四卷来记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修史志与古代的史志相比，无论是体例和特征方面，还是编修主体和编修模式等方面都已然不同。最明显变革的是记述文字从文言文过渡到了白话文书面语。所谓“史书是纵排横写，志书是横排纵写”是将现代的史书与志书相比较。
2.关于“史重论述，志重记述”。
地方史更侧重于记述起源、发生、发展、结果及影响，但是无论史还是志，其重点都应放在记述上面，厘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所谓“史重论述”其意在表达、在书写新时代地方史时应在论述上注意把握与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的政策相一致，在措辞上必须严谨。胡乔木晚年大力提倡以史实叙史，他主张更多地采用现有的、客观的材料。史也强调用事实说话，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一不是靠客观准确而得到人民认可的。
3.关于“史详古略今，志详今略古”。
在首轮修志时，由于资料把握的不同，掌握资料比较少的、时代比较久远的记述对象，写作篇幅相对较少。在二轮修志时，志书从上限至下限所有的年份运用的笔墨比较均衡，通常不存在详略问题。对地方史来讲，每个时间段都同等重要。从《左传》《资治通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所谓的“详与略”，是以事件的重要性来划分的，有大事发生的年份就详细记载，缺乏特色的部分就略写；
对社会影响大且深的历史事件，要多着笔墨，凡是对社会影响小的、次要的方面的事件，则可略记，而不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划分的。无论是写地方通史还是地方断代史，要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详特略同，综合分析分配每个部分的篇幅比例。
4.关于“史重宏观，志重微观”。
我国古代史多从王朝兴衰的角度记述事实，多记载大场面的事情，记述多为宏观。当今很多专门史、专题史，如一个地域的舞蹈史、电影史、租界史、交通史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趋近微观，研究得比综合性志书还要细致，不宜再以宏观微观来区分史志。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更有利于弄清历史发展的细枝末节。相比较而言，地方志书记述角度是宏观还是微观，由于其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往往是一个行政区域内的综合性志书记述得比较宏观，行业志、专业志、部门志容易将微观的事物记录进去。
5.关于“众手成志，专家修史”。
与之近似的观点是“志书官修，史书学者修”。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修史的传统，西汉设太史令，官职世袭，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构，也是史学机构。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尤其是到了宋朝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我国古代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1]丁立新,陈均.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对校史研究的借鉴意义[J].兰台世界,2011,(7).(P69)。当今，编修地方志和地方史工作都有法规文件明文规定。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是行政法规，其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强调：“加强党史国史及相关档案编修，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地方志工作机构既组织推动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工作，也组织推动撰写地方通史，特别是省级通史的体量比较大，不但需要各有关机构提供资料，还需要通过编委会的审查验收，有分纂，也有总纂，这也是“众手”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代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这些工作机构都可被认为是“官修”。当今编修地方史的任务已经纳入了地方志机构的工作范围， 可以说史书既有官修，也有学者著述。
6.关于“国有史，郡有志”。
我国古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这段话意在表达家谱、方志同为史籍，是阐述其趋同性，而非相异性。其后面还有“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
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的叙述[2]章学诚.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M]//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P836)。
我国古代在盛世往往编修一统志，唐有《元和郡县志》，宋有《元丰九域志》，明有《大明一统志》，清有《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
在地方，也有《越绝书》这类地方杂史。2016年《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本质上是由国家层面组织编纂的专题性志书。无论史志，既有国家编修，也有地方编修。
7.关于“隔代修史，当代修志”。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掀起修志热潮的时候，为了强调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意义，表明修志与修史具有同等重任，而且距离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不算久远，很多历史事件都是新近发生，尚缺乏沉淀，编修当代史的意义不大，产生了“隔代修史”的观念。但是我国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从未停歇，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其主要研究、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搜集和编辑有关国史资料，参与国史的宣传与教育，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国史研究工作，坚持不懈地对当代国史进行研究。
从古代看，二十四史中，最后九部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编修，体现出提出“隔代修史”的初衷是尽量免除一些因主观因素干扰而不能客观评价历史的现象发生。其实我国古代史书中也存在记述当代史的先例。东周末期的孔子编纂《春秋》，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41年的历史，包含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也是记述到了汉武帝时期。
古代史官修史主要为帝王修史，帝王的忌讳甚多，而今修史的对象是人民大众，人民对当代史有迫切了解的愿望。地方史与志书、年鉴一样，都是信息留存的集成，不应囿于“隔代修史”的限制。近期出版的“四史”即《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其记述下限均到了十九大之后，都写到了当代史。故笔者认为各地在地方史编修时，下限可以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甚至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够将改革开放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表现出来。
很多方志学者都认为，史志较大区别之一就是志书述而不论，史书可以议论。理论依据就是古代志书中不含议论内容，而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评论性内容，《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明史》文后“赞曰”，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往往附有“臣光曰”，由此得出来史书可以议论。诚然，根据我国修史传统，客观准确的历史评价是史家历史责任感的体现。但是在编著地方史中，不能依编者个性随意评价，把握议论的正确性尤为重要。在处理评论内容时，需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准确。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三条对志书质量的总体要求，首先就是观点正确。地方史同理。史书可以陈述观点，由各地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编写出来的地方史，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论时需慎之又慎，不能是编写供稿人个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地方史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立场上书写历史，不能有“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在记述中，不能忽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贡献。除了政治观点正确，评价还需客观。在以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很多省市区上报的志书、年鉴中含有“居于全国前列”“处全省先进”的语言，全国处处先进便不客观。记述地方史需要跳出自己的圈子，站在全国的视角客观评价本地情况。
2.评论要与党中央政策方针路线一致。
在记述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要与党中央的政策方针路线保持一致。编著地方史不仅是对事件进行记述，而且要挖掘出其背后的历史演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总的方面把握，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与三个《决议》有悖。三个《决议》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3.评论要依据已出版的当代国史的观点。
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影响的大事，可以查阅国史中对其的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编的《中华民国史》、当代中国研究所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都可作为参考依据。对重大事件进行评论，必须做到严谨客观，在此借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对有关评论进行把握。“四史”教育中的经典书籍，不但是人民群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材，更是地方史编写者最好的学习教材，在编写本地区史书时，要参考“四史”教材中的范本去表述。如果面对一些史实，对其进行评价尚需时日进行沉淀，也不要勉强评价，根据官方比较权威的媒体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对事件叙述的口径如实记述事实即可。
地方史与地方志都要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用。《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对地方志书提出的要求是“全面系统”，地方史是否也要追求“全面”，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地方史总结本地域历史发展规律，给后人以启示，在“精”而不在“全”，在“深”而不在“广”。笔者认为，不能将地方史的记述范围同地方志的范围完全一致，不能过度扩张史的承载范围。
1.地方志反映地域之全貌。
在记述内容的范围方面，地方史与地方志有所不同。地方志要求“横不缺项”，作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其所记述的类别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表达的是多门类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工作都是整体事业中的必备一环。一部国史很难做到反映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貌，而地方志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1]丁明,陈则磊.简论史与志的关系[C].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中国国史学会,中国地方志协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2010.。志书作为历史领域的组成部分，大幅度拓宽了历史的领域。它按照事物的类别进行划分，使每类事物形成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帮助人们看清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相比较而言，志比史的资料更加丰富，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的地方志记载领域要比史书更加宽阔。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市第二轮修志志书共77 部，包括市级志书61 部、区级志书16 部。天津市级志书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司法、规划、市容等51个承修部门，区级志书通常包括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水利、工业、交通、商业、外贸、财税金融、城乡建设、能源、经济管理、党政群团、法治、民政、人事人才、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情习俗、人物等等多达二十几个方面的内容，可谓反映一地之全貌。
2.地方史侧重社会人文的记述。
地方史更侧重于记述一地社会人文方面的内容。地方史决不能是将地方志中所述内容的横排简单改为纵写编排，面面俱到的地方史是一部失败的史书。诸如属于介绍自然风物范畴，宜纳入志书，史书中对这方面的情况可不予记载。笔者看到有的地方简史书稿中，将一地的地质、河流、物产进行了记述，但是这些项目往往在以后没有发展变化。我们生活的土地，虽然从地质年代来讲，也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比较，无法在篇目中充分体现，诸如农业的品种、特产、禽畜养殖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放入纵写的记述框架之中。这方面内容只在发端时记载即可，后面朝代中如果没有变化可以不重复记载。
地方史主要记载人类各种范围的活动，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方面；
记述各种社会组织与群体、社会意识、人民生活；
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展现社会变迁，在记述中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更顺利地理解过去。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1]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8-10-16,(0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70多年来社会变化巨大、程度深刻、涉及宽广，每一位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不能相提并论的，这种波澜壮阔的变化需要通过地方史书的形式记述留存下来，通过对各个地方进行研究记述，实现对整体史的把握。
3.处理好地方史篇目的编排。
现当代的中国史编修借鉴西方通史的编著方式，采取以时间为主线纵写的方式。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从远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按照时期进行的记述。2012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也是以时间为序，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到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这35年的历史。当今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撰写地方史，也应当用纵写的方式设置篇目，纵不断线。
在编排形式上，地方史应是以年代分期为主线，在每一个断限时期内，再按照门类横写。在横写时，也会遇到如何分门别类的问题。基本在节下就可以开始横分。如何横分？每一时期没有必要都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如此类统一横分，各个时期的横分门类也可以不完全一致，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记载其时间断限的主要内容即可。
1.地方志更重资料性与检索性。
资料性是地方志书的本质特征，是志书的基础和生命，是志书其他特征依附的根本。是否占有丰富翔实、客观准确的资料是决定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所在。史书是首轮编修地方志书时的资料来源，当地方志书修成经官方审查验收之后，又可作为编修地方史的资料依据之一。志书讲求言简意赅，记载清楚事物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为了丰富资料，修志时除了文字资料，还有实物资料、口碑资料、多媒体影像资料等作为依托。使用资料时要进行取舍，做到详略有度，进行选择、鉴别、对比、归类等加工工作。
志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就是要服务于民，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所需资料是自志书编修之始就应做的工作。志书横排竖写的属性，先按照事物的特性，明确其隶属关系，再按照其科学属性分为几大类，每一大类中再按照逻辑关系分为几小类，小类中按照时间顺序从始至终叙述事物的发展。这一写作的特性，脉络清晰，结构合理，使得地方志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层层相属，同层相斥，界限分明，层次井然，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发展的今天，特别适合数字化处理，适宜进行检索，操作方便。
2.地方史更富著述性与学理性。
地方史的著述性、学理性更强，编写地方史虽然也重视资料，但是更注重对资料的进一步深入挖掘、理解和提炼，总结出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引起人们对过去的总结及反思。著述性体现在观点的鲜明性、结构的逻辑性、行文的规范性和语言的严谨性等具体诸多方面[1]李德辉.加强方志著述性的一些探索[J].福建史志,2001,(3).。地方史书的语言不仅要简洁明晰，更要有文采，写出本地历史的魅力，激发读者的共鸣。在编写当代史的过程中，更需总结我国城市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发展与障碍。在选取资料时，破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破除吸引眼球的低级趣味，坚决反对那种追求披露所谓“内幕”的哗众取宠、胡编乱造的歪曲历史的现象，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引导社会公众对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要对历史负责，树立史德，编著信史。
地方史重研究，厘清一地的历史发展脉络。编著地方史更需要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进行编著，在撰写时反映出事物的全过程及其从量变到质变的有关情况，总结出因果联系。史书不能是几轮志书的叠加和拼凑，每部史书都有其自身的主题和主线，是在两轮的修志成果之上进行沉淀。史书要求具有系统性，反映历史面貌，总结历史经验，探究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对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其完整的内容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记载一地之风物，彰显一地之特色，发扬一地之精神，记过往之更替，辨古今之兴衰。
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壮丽、气象万千，史书与志书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成果，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精神的重要载体。编修地方志有利于当代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地方志积累了丰富翔实、全面准确的地情资料，为地方史研究和编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记述事物的整体性和反映发展规律性上，地方史更具有优势[2]俞晓娴.正确认识“史”与“志”[C].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中国国史学会,中国地方志协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2010.。史志的发展一脉相承，都是后人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具有天然联系，异曲同工，志广于史，史专于志，修志、编鉴、著史可谓相存相依，都是当今地方志工作机构所肩负的重任。当今全国地方志“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正值“十四五”规划开局，全国史志工作者上下求索，弘扬传统，鉴往知今，对地方史的编著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留下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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