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对策的实证研究——以深圳市三所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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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燕,潘文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安全保卫部,广东 深圳 518055)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并与人们生活全面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式越来越复杂与隐蔽,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腾讯发布的《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显示,按年龄分布,40岁以下为主要受害群体,其中“20~29岁”占比最高,为41%,高校学生俨然成为网络诈骗侵害的高危群体.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心理状态稳定性差,尚不能支撑他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交往需要与消费需要.

如何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高校维护安全稳定环境、保护学生顺利成长成才的重要且急迫的课题.电信网络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短信或其他社交媒体,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指定的账号转账的犯罪行为.对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3个方面:一是针对犯罪主体的研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认为存在罪名认定、标准执行和因素影响方面与内在要求相偏离的实践现状,并由此提出预防对策[1];
二是从网络治理角度进行探讨,网络诈骗对个人信息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治理网络诈骗的关键,在于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2];
三是针对被诈骗者进行探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反社会、边缘型、依赖型人格障碍等特征的学生,易成为诈骗受害者高危人群[3].被害预防对遏制犯罪的效果更为明显,将犯罪预防的责任赋予被害人,申彰通过控制和减少自身被害性,就可达到预防被害、有效控制和减少网络诈骗的效果[4].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通过个案分析,以精细化司法提升刑事司法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能力;
二是通过电话回访和受害案例分析,抽象出电信网络诈骗是3个相对独立却又彼此协同的部分之合成:拨打诈骗电话、通讯流和资金流,从而考察犯罪组织及其形成机理[5];
三是针对诈骗类型中的“杀猪盘”互联网诈骗案例进行个案研究和仿真实验,提出提升群众识别能力与预警能力与研发高效网络诈骗拦截系统对策[6].目前针对大学生群体如何防范电信诈骗开展的实证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从高校治理的角度来说,预防的价值远远大于打击犯罪.有效的预防,除了关注犯罪主体与犯罪行为、过程之外,受害者群体更应成为学者与高校管理者研究的重点.例如:被骗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是否具有共性或某些明显特征,如果能够研究发现被骗学生群体的某种一致性特征,就可以对这些特殊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教育与介入管理,或者对其易被骗的高风险行为进行有效地阻断,使得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得以终止.但现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犯罪预防与打击的机制、方法等问题上,鲜见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害群体的精准分类研究,可见高校已有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工作尚未实现精准防范,尤其需要强化被诈骗大学生群体研究,为大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对策,也为高校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1.1 问题的提出

部分人之所以成为网络诈骗的侵害对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具备某些特质,容易遭受侵害,与不易受骗的人群作横向对比,他们往往成为犯罪分子最理想的诈骗对象.为了提高个体识别网络诈骗的能力,有必要研究面向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特质识别方法,以便主动识别主要人格特质类型,进而研判诈骗分子可能采取的诈骗策略,进而提高个体识别社交网络诈骗的能力,最终达到防御网络诈骗的目的[7].在犯罪学领域中,相同环境下个体的遭受侵害的风险被称为“犯罪易感性”,属于自我保护能力的组成要素.因此,本研究采用“网络诈骗易感性”来指代个人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受到侵害与损失的可能性.目前,电信网络诈骗风险的广泛存在和诈骗形式的复杂多变使所有人都有一定的易感性,但易感性存在着个体差异,例如被骗者的性格特质、处事经验、防范意识等因素会有影响,还与受骗金额、次数,被骗时间,诈骗者采取的骗术策略等密切相关.为了探究网络诈骗易感性中各影响因素的一致性,本研究拟通过对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大学生的求助记录分析、电话回访及问卷调查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总结被诈骗学生特征规律,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为实现针对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精准防范提供实证理论支撑.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象选取深圳市3所高校2020年1月~2022年6月之间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对其求助、咨询和报案询问笔录进行分析和梳理.本研究搜集笔录材料156份,去除重复的、资料缺失的,实际有效资料为140份.针对笔录资料通过电话访谈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进一步充实完善样本数据,内容涵盖被诈骗学生性别、年级、专业、住宿区域、个人基本情况与家庭状况,全部为完整数据.

1.3 研究思路

本研究设计了网络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根据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结构的解析,结合访谈内容,将网络诈骗易感性界定为防范意识、认知水平、受骗程度和应急能力,并将影响因素设计为学校行为、学院行为、个体行为3个维度.学校行为包括安全教育通识类必修课、专题宣传活动与队伍建设,主要考察学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课堂教学与正面宣传教育引导的有效性.学院行为包括宿舍安全文化环境、朋辈支持、反诈培训,主要考察二级学院的对个体学生的关心关怀、重点关注与支持的有效性.个体行为包括自我管理、心理素质与习惯养成,主要考察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学习防范诈骗知识,避免负面心理因素影响,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等主动防范行为的有效性.网络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研究思路

1.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卷设计、数据收集、访谈调查以及采用SPSS 22.0进行量化统计分析,考察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与一致性,以期将在校大学生进行科学的分类分层,在开展广泛性宣传活动的同时,针对重点关注学生群体施行有策略的教育措施,实现精准防范诈骗.

在分别对不同组织和人口特征的学生网络诈骗易感性进行比较后,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年级、专业、住宿区域、家庭所在地,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贫困生对网络诈骗易感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2.1 性别差异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男学生显著高于女学生.这与女性相对力量较弱,易受侵害的传统社会认知有所不同.但从男性、女性从小的培养教育差异角度进行分析,说明女性接受的与安全相关的教育更多,安全意识与防范心理更强;
男性往往更积极主动地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活动,个体的判断与决策更倾向于冒险,因此男性更容易成为网络诈骗侵害的对象.

2.2 年级差异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大三年级学生对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不同年级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大三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大三年级学生正处于实习阶段,逐步走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职业角色适应时期,由学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做积极准备的过渡期.大三年级网络诈骗易感性高,一是大三年级的学生处在个体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比大一、大二年级学生群体更渴望接触社会,更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
虽然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但短时间内无法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因此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2.3 专业差异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专业对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

表3 不同专业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理工科学生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文科和医学类学生略高于艺术类学生.出现这种结果,一是由于理工科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使用网络工具的机会更多,在行为习惯上也更依赖通过网络进行社交,由此增加了此类专业学生受骗的风险.二是由于理工科专业注重逻辑思维,学生中男性比例较高,文科与艺术类专业注重发散思维,学生中女性比例较高,这一结果与男性的网络诈骗易感性高相吻合.

2.4 家庭所在地区差异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家庭所在地对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家庭所在地区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深圳市内最高,广东省外次之,两者都显著高于广东省内的其他区域.深圳本地学生,成长环境与社交圈基本无变化,在遇到诈骗分子时,易因盲目自信或疏忽大意,而降低心理防线.广东省外的学生,离家遥远,成长环境与社交圈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媒体与家人朋友联系,从而增加了其陷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陷阱中的可能性.广东省内其他区域的学生群体,距离自己的成长环境较近,可以经常回家,受到家庭和外界的支持较多,因此这个群体的网络诈骗易感性较低.

2.5 住宿区域差异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不同住宿区域在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

表5 不同住宿区域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校外住宿显著高于校内住宿.出现这一结果说明校内更为严谨的校园环境、严格的管理措施和浓厚的安全宣教氛围,对学生提高警惕性与养成风险识别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6 是否贫困生差异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是否贫困生在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6.

表6 贫困生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贫困生显著高于非贫困生.从现实生活角度分析,贫困生经济压力大,更希望通过兼职、打工等手段获得报酬,以缓解经济压力,在生活消费上更倾向于价格低廉的网络购物.在寻找兼职与网络购物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极易遭受侵害.从贫困生特殊心理角度分析,贫困生存在闭锁、压抑、敏感而缺少安全感的性格特征,行为上易出现逆反,大多数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在诈骗分子设计的骗局中,贫困生易出现焦虑、担忧、恐惧甚至崩溃等情绪状态,在这些情绪状态的影响下,出现决策偏差进而受骗[8].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支持和帮助较少,与他人讨论网络诈骗案件的可能性较低,从而无法及时从诈骗分子制造的骗局中脱离,使得诈骗分子最终能成功实施诈骗.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是贫困生被诈骗后的心理状态.贫困生对网络诈骗给自己和家庭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更为敏感与自责,甚至出现心理障碍.因此还需重点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否稳定,及时纾解心理危机,防范出现反社会、边缘型人格障碍带来的衍生问题.

2.7 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性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是否独生子女在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7.

表7 独生子女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易受到父母、祖父母的溺爱,缺乏朋辈影响,独立自理与应急能力较弱,情绪控制力较差,在行为上会表现出易冲动,易轻信他人等特征.因此,在个体的判断与决策往往就呈现出简单化的特征,直接选择相信诈骗分子,从而落入网络诈骗陷阱.

2.8 是否学生干部差异性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是否学生干部在网络诈骗易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8.

表8 学生干部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采用 Scheffe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网络诈骗易感性方面,非学生干部显著高于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群体自身的要求高,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警惕性和较成熟稳定的个性品质;
更关注学校开展的防范网络诈骗宣教活动,接受安全教育的机会更多.在同学中一旦发生诈骗案件,学生干部往往会成为第一个咨询和求助对象.由于同龄人在青年中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其典型示范作用也更容易得到青年的认同,得到更好的防范教育效果[9],因此学生干部应该成为学校防范诈骗工作的主力军.

2.9 综合因素的影响

横向比较各项差异性影响,发现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心理素质差,情绪控制能力差等;
在学院行为上表现出缺乏朋辈支持与社会支持,识别骗局与防范能力培养不足等;
以及在学校行为上表现出宣传教育组织频次低,教育效果差,日常管理不严等,个体学生的网络诈骗易感性将显著增高.尤其是部分学生在受骗后畏缩沉默,不知所措,规避和应对电信诈骗的能力有所欠缺,帮助其他学生规避电信诈骗风险的责任意识不够,此时学院如果及时介入,通过学生干部的支持、辅导员的关心与适时适度的宣传教育,可以有效降低个体学生被诈骗后的衍生伤害,同时降低相关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易感性.

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受社会及人口统计特征、个人特征、校园环境特征等多维度的不同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经统计分析不同性别、年级、专业、住宿区域、家庭所在地,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贫困生对大学生的网络诈骗易感性,都存在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论,在此提出大学生进一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对策建议.

1)根据大学生网络诈骗易感性特征分类,优化宣传对象范围,进行精准反诈宣传教育和管理.综合考虑性别、年级、专业、住宿区域、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等8个维度,建立网络诈骗易感性重点学生档案,形成有机、高效、牢靠的管理体制,分类分级开展防范网络诈骗的宣教与管理.可将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理工科专业的男生,毕业年级或正在实习阶段的学生,来自广东省外或校外住宿的学生,独立性较差的独生子女或较孤僻封闭、群体意识较差的贫困学生等,具备其中1~2个特征的学生,说明网络诈骗易感性较强,可列为关注对象,具备3个特征以上的学生,说明网络诈骗易感性极强,就需列为防范网络诈骗重点关注对象,重点关注对象需指定专人负责,关注对象可定期接受防范诈骗专题学习活动,其他学生开展常态化、普及性反诈知识宣传.

2)根据网络诈骗易感性普遍具有的认知和个性心理弱点,设计系列安全素养课程.大学生的观念会影响到他们进入网络空间的方式、态度和目的,也会影响到网络生活的质量和安全[10].通过安全理念与素养培养方案,设计安全思维与行为引导的训练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增强自我认知能力,提高分析思维能力,提升情绪控制能力,改善冲动型决策风格,养成成熟稳定的个性品质,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不断提升增强识别和抵御电信诈骗的综合能力.学生群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主动思考者,随着学生群体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使校园形成一种基于电信诈骗防范的安全文化氛围[11].此外,由于网络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具有不同特征,应针对不同的群体特征,着重宣传相应防范措施.

3)增强朋辈影响力,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和骨干队伍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的作用.在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因素中,学生干部显著低于普通学生.因此进一步做好学生干部与骨干队伍的培养,充分彰显朋辈群体的正向引导价值[12],通过朋辈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式的分享防范诈骗知识,剖析高发的网络诈骗案例,及时发现身边诈骗陷阱的端倪,即可保障学生与辅导员、班主任等老师之间的信息反馈通畅,并可帮助大学生共同构建积极、稳定的性格品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降低网络诈骗易感性,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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