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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波，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重维度，即从实践维度探究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人化自然观、从历史维度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资本维度阐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根源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三重维度蕴含着对抽象对立的传统自然观的扬弃与变革，展现出马克思坚持的人与自然共融共生的独特理论视角以及追求未来社会新样态的思想建构。在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奠定哲学基础。
马克思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科学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是同一性的关系，而且是“对象性关系”，即一种经由人的“感性活动”创设而成的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自然性的对象性关系。在本体论意义上，人是自然界在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及演化历程中诞生的产物。自然界在产生出人之后，又在人身上延续自身的存在，人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在自然层面的生命活动中同其他一切自然存在物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变换，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161。这一发生于自然界内部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自然界是与人的生存须臾不可分离的对象，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过程全面地占有自然，在自然界中展现自身生命本质及确证自身本质力量。与此同时，自然界以人为对象，在人的活动的规定及改造下取得了现实的形态。由此，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社会性的对象性关系。人作为自为存在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即“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2]50，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将自身从感性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把一切自然物、自然力及自然过程纳为自己的对象，在对自然界的重新改造及再生产过程中确证自己的类本质，使自在自然取得了属人的性质。自然界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变化发展服从于创造人的生命、实现人的存在，即生活、塑造人的本质的根本目的表现为“自然向人的生成”，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演化为映射人的类特性、铭刻人的行为印记的“人化自然”。同时，这一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象性存在物与其他单纯生产自身的动物相区别。因物种尺度且与自身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同一性，动物无条件地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先天限制；
而人却可以通过现实的自主性活动，将自身的主观意识、内在尺度、美的法则运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以便为自己创造对象。由此，自然与人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得以形成并展开。
自19 世纪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理性力量和支配能力，并以征服者的姿态将自然界看作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工具，将人与自然关系置于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
全球范围的生存困境及环境公害层出不穷，对人的健康安全及社会的安定和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损害，这促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转向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展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旧哲学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时仅把自然界等同于脱离人或人类社会的纯粹的、混沌未分的“物质”，这毫无现实意义可言，又使缺乏规定性的“物质”去承担过多的职能，纳入与人的片面关系之中去消解其“虚假性”的规定。这一旧哲学“中心主义论”的思维方式不过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3]，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现实本质，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之间对抗性关系的现实困境。马克思从对象性关系理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黑格尔主张的主客体同一是以其作为存在理性的绝对精神为依归的，在虚构抽象的理性概念中的“自我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下将主客体的对立极端化了。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但从人本主义立场肯定的主客体统一却是从客体的或感性直观的形式出发的无中介的直接统一。对此，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定不同的感性客体，但却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4]17，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把主体当作绝对观念的化身，在否定主体与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基础上“抽象”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旧唯物主义是囿于“感性直观”的纯客观主义，不能揭示出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这两大理论的共同症结是将主体与客体割裂。马克思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哲学的片面性，开创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感性活动”或“实践”原则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革命的理论基石，一举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对全部旧哲学思想进行清算并使哲学从理论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关照的全新支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马克思批判了以往旧哲学思想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用先验的理论性活动解释世界，旧哲学家们普遍深陷于虚构的思想境域而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背景湮没在抽象的逻辑演绎之中。为破除思辨哲学的封闭体系，马克思开辟出了一条引领新哲学从抽象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思想路径。在马克思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解决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人对自然的关系……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5]，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开展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非原始的自然人，自然界是处于社会生活中在人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人化自然。第一，自然界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自在自然演化为人化自然。自然界在人的生产生活中，伴以科技革新及工业革命等社会实践形式，其自身为人的存续供给必需原料的物质价值及提供永续发展场所的环境价值得以发掘和展现。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界已然成为维系人的自然存在、满足人的本质需要、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作用于自然界，自然世界的生命力量及丰富的属性和价值为人所获得，内化为人自身的能力；
同时，自然界也得以更新和进化。第二，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证实自身类本质，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自然界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已然成为映射人的特性、意识和主体因素的属人自然。现实的人在自然界中实现自身本质的同时其本身的自然也在“人化”，即人作为“感性活动”的主体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证自身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得以现实地显现。换句话说，人从自然界中超脱出来，从自然人进一步提升为社会人。第三，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双向生成、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及自然向人生成协同共进。马克思建立的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彼此互为对象性存在物的原初关联的理论基础，打破了近代以来“主客体二元分离”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通过实践这一中介阐明人和自然界的共生共存关系。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不仅从自然界中获取延续生命活动的生活资料以及提升精神境界的营养，以满足人类社会存在的生理需要；
而且利用自然资源提升生产力水平及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以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需要，“没有自然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45-46。人在自然界中确证自身是活动的主体，自然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合目的性的变化。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既有对于自然界合规律性的改造，也有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过度索取自然资本，削弱自然界的供给能力和承载阈限，陷入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循环困境的实践方式。因而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抑或是生态危机产生，本质上都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形式。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基础所理解的自然之于人和人之于自然的作用与意义要求我们对待自然界以科学化、人性化的认知态度以及实践方式，与自然界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生命有机体。
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与把历史与自然界二元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划清界限。“古代和近代唯物主义眼中的存在都只是自然存在，并不存在原则上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存在。”[6]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在分析历史问题时陷入唯心主义，其“唯心主义”视域下的自然界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东西，是未经主体改造的、脱离工业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即并非从实际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将自然界判定为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抽象客体、直观对象，力图用人的自然本性说明历史，否定了自然界作为历史产物的现实意义，“没有历史的自然”是历史观对自然观的背离。与此相反，马克思“自然-历史”观较于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之“新”在于其既是唯物辩证的，又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时把实践维度与历史维度有机结合，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为基本形式把现实世界的历史看作人的社会活动及结果的总和，开启了以“实践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哲学维度。马克思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将人类史看作自然史的延续或现实部分，把自然史当作人类史的准备。从历史层面出发，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产生而存在于世，“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4]81-82。人们受到生产力和工具技术水平的限制、受到对周围世界的片面认识和“自然至上”思想观念的制约，因恐惧灾害与不幸而一味屈服和崇拜自然界的威力、因信奉自然现象而承认和臣服自然力的统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映射出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表现为对自然的消极依赖、被动适应、完全顺从，人与自然之间也衍生出陌生而狭隘的隔绝关系。故当时还尚未被人类历史活动影响和改变的原初自然界以神秘异己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相对立而存在。然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自然史只是自然的演化史，马克思把自然界纳入人类历史过程中，自然界的历史性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来探究人与自然现实关系变迁的历史：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人类社会是源于、基于、属于自然界而得以长期发展的产物；
另一方面，人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创造历史的能动的主体，人的自然存在与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本能加以区分，人的自然属性在社会属性中扬弃，人类社会得以别于、界于自在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社会性的主体的感性活动中得以生成和发展，属人本质的自然的历史性得以感性地呈现。可以说，自“现实的人”存在以来，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2]81；
自在自然经过人类世代变迁和历代改造已然跃迁为“属人”自然，演化为人类文明演进和现实社会发展的产物，自然界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得以延续、进化及发展的崭新形式。也可以说，历史也是自然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成为人这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2]82。总的来说，“自然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自然化”正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应而生、内在关联的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已由原始时代的信服于自然现象、慑服于自然力主宰到目前的认知自然规律、支配和驾驭自然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原初的自然统治人、人臣服于自然无限威力的对立状态演进为今天的人从被动适应于自然的“奴仆”升格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人”。然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非但并未消除，反而以统治者与被征服者的形态接续存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摆脱对“物”的依赖及“物的关系”的束缚，重新认识自然界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破除人与自然之间根深蒂固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和谐共处，如此以来人类才能真正脱离自己的“前史”时代，成为自由自觉的历史主体。由此可见，现实世界的历史是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一起形成活动结构并交互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联动发展、内在统一。伴随社会历史进程及时代变迁更替，世世代代的人都在使用着前一代流传继承和延续至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并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以改造变更、扬弃更新旧的前提条件。即历史的发展无非是一代又一代人将外在于人的自然条件变为主体自身活动的前提条件，而后又为下一代人创设历史前提条件的过程。因而自然条件的差异制约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比如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气候状态、交通条件等自然因素影响着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生产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可见，无论是满足个体的原始生命需要，还是推进历史文明的宏大进程，都不能轻视和否认自然条件的客观属性和基础作用。与此同时，自然条件又直接受制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当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印证着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深度及广度不断增强，人类活动的生态效应愈发显著。纳入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界已然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成双向因果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已复杂交织在一起，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正在以新的联系形式、不同的矛盾冲突构建新的历史。
人发源于自然并复归于自然，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也在认知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延伸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自然界所参与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人的生物进化而是人的社会进化即社会关系、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7]，即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的首要前提在于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生态循环中进行正常的物质变换，以推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人在这一必然进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从事的交往活动便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结果，但反过来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也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8]，人与自然的关联及统一在社会之中实现，社会分工、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以与之相适应，并形成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实践及社会关系的不同发展状况使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和谐与矛盾复杂交织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起着重要的调节和导向作用。原始公有制落后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观念认知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与人之间局限于以封闭的血缘或宗亲为纽带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原始社会制度及宗法家庭关系的支配下，早期人类对待自然界持有消极态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则仅仅求助于神秘莫测的宗教力量。人与自然最初的统一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其之外的自然界的内在的统一，狭隘的人与人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互为因果在原始社会普遍展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则表现为普遍的商品经济及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个人之间彼此结成的最基本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9]115，使人陷入追求财富积累及关注个人利益的“物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异化，延伸至人与自然关系则表现为自然成为单纯的“有用物”和“赚钱工具”，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在将来的共产主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抗衡将不复存在，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0]。总而言之，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共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创生而成，破除了前资本主义阶段封闭地域的限制与交往形式的桎梏，变革了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狭隘的依赖关系，开启了新的现代文明。在这一社会阶段，与每一次工业革命相伴的是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科学技术的优化革新、专业化社会分工协作的深化和广化，使得工人在劳动作用于自然条件为工业生产源源不断地创造劳动工具及劳动资料，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模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及生活水平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物欲的膨胀与利益的竞逐，商品经济关系带来了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将占有本身作为目的，把人对自然的全面的关系异化为单纯的功利关系、掠夺关系。虽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贡献不言而喻，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正在以不同危机形式显现出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以主体性的自觉把自然界当作独立于自身之外的从属性的“有用物”，资本家将自身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内化于劳动者的需求并使其甘愿沦为附庸资本逻辑与大机器生产的工具。在个人理性能力全面提升的加持以及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本性的支配下，人的活动成为与人对立分离并反过来驱使人本身的异己力量。工人从事的是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实现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2]51，越是通过劳动去改造和占有自然界，却反过来越是受到自然界的压迫和奴役，把人的本质力量异化推到顶点，物化于自然界的社会力量使自然力量表现出异己的性质。这一对待自然界的实用主义的、功利的态度且不顾及客观限制的社会形态已然冲破原有的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状态。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及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作为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生产力及其外显的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与复杂化、作为提高开发自然能力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革新直接应用于高度商品化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和生产要素质量，外延扩大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产规模和效能，推进了工业生产体系扩张至世界市场范围。在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和国际市场空间扩张的背景下，资本家企图获取更多利益的本性不断操控着工人劳动以创造剩余价值与更多的社会财富，甚至压榨有关工人生命健康的生存权益，“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9]51。劳动的异化使工人工作的目的全然变成了获取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基本资源。而资本家在尝到无情剥削工人劳动成果得到巨额财富的甜头后，就以竞争为导向而无限制地放大资本主义生产的贪婪性、盲目性，这样竭力发展生产力并无限扩张的社会生产与有度的社会需求及相对缩小的社会购买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导致资本循环周转断裂，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资本逻辑的强势推进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性、反生态性。一方面，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运行的目的，把自然界仅仅当作创造剩余价值及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具，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自然资源普遍占有与肆意掠夺；
另一方面，资本通过无限制盘剥工人创造的劳动成果，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忍受恶劣的生存困境以及忍耐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形成了趋同于资本主义利益至上原则的自然观。即他们为了维持生命生存及减缓失业威胁，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仅仅把自然界当作榨取财富的来源，在社会生活中以漠视污染、牺牲自然的主导意识，“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2]11，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已沦为一个反生态的异化社会。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阈值之间产生的矛盾体现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直至枯竭，制约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及自然链条的正常接续，致使全世界共同面临着气候变暖、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洪水泛滥、空气污染加剧等生态问题。马克思以土地为例证指出“把人和土地连在一起的……仅仅是人的钱袋了”[2]84，土地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人的统治，使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转变为经济关系，土地在资本对其盲目地开发下面临着无法回田而地力近乎枯竭的威胁，土地肥力下降、粮食产量下降的问题频发，限制了人与土地之间的永续的物质变换。不仅如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建立在自有资本无限增殖的基础之上，而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要求物质消费与之对应。资本家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成为创造交换价值的消费机器，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与行动也完全被抛于脑后。挥霍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造成了对能源的过度开采以及滥用。陈学明教授用“效用原则”与“增殖原则”阐明资本本性的内在运行机制。在资本“效用原则”的支配下，自然资源沦为依附于资本生产而获得自身价值的“真正的有用物”。同时在资本“增殖原则”的现实运作中，“有用性”与能否获取价值利益及实现价值增殖相等同，其背后的唯金钱论使得自然界成为单纯的赚取金钱的工具，最终导致了自然本质的异化。不仅如此，与自然异化相对应的还有人的异化，道德品质在金钱利益及权利名誉的面前不值一提，即人的价值本质被剥夺。在资本主义扭曲的价值追求下，不仅没有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而加剧了两者的对立分裂，人对自然界的占有演化为对自然界的丧失。“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1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一方面在于资本与人的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下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即作为社会关系中介的自然异化，呈现出以人、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关系的全面断裂，从而诱发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和谐的人与人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唯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瓦解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才能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人与自然正常进行物质能量代谢和交换，真正实现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良性互动发展。
综上所述，从实践维度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消解了西方工业文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人与自然互相生成的原初向度——“感性活动”中探究了人与自然的本真存在与原初关联，映射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超越了传统哲学“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割裂开来的抽象自然观，在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有机统一中探寻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历史生成及演进脉络，呈现出在生态兴衰与文明存续的直接关联、协同共进中定位生态文明的历史属性；
从资本维度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及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本原关系的遮蔽，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反生态本性，彰显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系统把握和科学研究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