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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雅立
（天津商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北辰300134）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过去一段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传统村落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农村环境生态问题呈现出分布广、费用高、难解决、难维持的特点，成为环境治理的棘手问题。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的目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强调，要重点治理农业农村污染，强化污染治理，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18 年下半年，天津市农委决定在农村实施清洁化工程，制定下发具体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表等相关文件，集中力量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
天津市政府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创造了众多契机，政策倡导、资金拨款、人力支持……，各项资源相继到位。如今这一工程已进入到第四个年头，不少农村已摆脱困境走向致富、致美的新农村发展潮流中。带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该怎么做、何以行、如何持久的疑问，本文选取乡村环境治理标杆的典型代表——PZ 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焦PZ 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分析乡村场域下人居环境治理的可利用资源有什么，多方主体如何构建行动者网络，思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PZ 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待改进之处，为更大范围、更多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一）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国外关于人居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20 世纪40年代，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和道格拉斯等都是开创性学者，而国内相关研究要晚半个世纪，且多关注城市层面。2010 年以来，一些学者持续追踪乡村领域人居环境问题，主要集中于建筑学、环境科学、农学、地理学、农村经济等领域。如李伯华、刘沛林从环境科学角度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需要考虑农户空间行为、地域文化和空间规划等因素［1］；
唐宁、王成从地理科学角度构建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质量测算、分析空间分异［2］；
马军旗、乐章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3］。可以发现，公共管理领域对此关注不多，简单来说，乡村人居环境问题是环境生态与社会管理双领域的交叉问题。毋庸置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组织、村民参与密切相关的活动，与组织建设、制度设计、机制优化、财政管理等公共管理活动密不可分，亟需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去分析研究。
现有研究已注意到了该问题的公共性特征，但并未从专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如关于村民参与问题的讨论：罗萍嘉、苗晏凯基于村民参与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外部刺激、内外协同”影响机制策略，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建设的重要性［4］。李伯华、刘沛林等构建了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5］。针对村民主体性缺失困境，荣玥芳、张若杉等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共同缔造理念［6］。可以发现，如何设计一套合理的制度机制体系，不断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目前研究的聚焦点，这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专业范围所在，需要利用专业视角深度挖掘。本文以PZ 村案例为对象，立足公共管理专业领域，借鉴邻近学科理论，分析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问题，希望弥补以上不足。
（二）来自社会资本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支撑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由贾德森·哈尼凡首次提出，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分析，表明社会成员可以从社会资本中获得利益［7］。上世纪90 年代，普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这些特征能推动协调社会关系，促进各项活动，提高社会效率［8］。社会资本形式众多，不仅包括成员之间潜在的共有知识、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包括人际关系、网络中潜在的规则等内容。其中，信任程度和网络紧密度与社会资本成正比关系，但是规范程度过高，可能会压制创造性，导致社会资本降低。社会资本有着心照不宣、团结合作、互利互惠、沟通共享的功能，也有其固定的时间、空间使用范围，具有公共性、可再生性、可转化性的特点，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加以更新，以适应这种变化。在人居环境治理领域下，社会资本会影响区域内村民环境意识，在环境问题爆发与解决过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其在环境治理中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准确掌握社会资本的存量，以保证环境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即“ANT”）是由拉图尔和卡龙为代表的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家在1980 年前后提出的，又称为异质建构理论。行动者（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转译、网络是其理论的三个核心。转译过程是重点，即“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9］，通过问题呈现、引起兴趣、征召和动员，以此明确角色定位、平衡利益、建立关系网络［10］。因为不同的行动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目标，主体之间通过转译寻求利益均衡点， 即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简称“OPP”），明确核心目标也成为必要问题。转译使异质行动者基于同一核心目标，达成一个坚固的结构且随着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动态变化，形成有效的行动者网络［11］。
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切入，融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从问题呈现阶段的社会资本缺失，到依靠信任关系动员村民参与，最后形成行动网络并提高社会资本增量，对PZ 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进行分析，力图全面深入挖掘背后逻辑，探索中国社会情境下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适应性路径。
本文选取天津市PZ 村人居环境整治案例，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一，PZ 村之前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村内河道污水恶臭，历经几年整治，蜕变成为景色宜人、经济稳定的示范村和网红打卡地；
其二，该村所在镇为示范镇，该村为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试点村之一，其改造过程受到广泛关注，村民通过政务公开、《党群心连心》、“政务零距离”等渠道参与其中；
其三，《澎湃新闻》《天津日报》等多家媒体以其作为“乡村走向小康生活”的典范，进行报道。该案例的调研时间为2021 年3 月至7 月，主要采取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村民，内容涉及到人居环境满意度、整治事宜知情度、治理过程参与度三方面，发放200 份问卷，收回180份，由于采用现场代填写的方式，经统计180份均可用，回收率为90%。深度访谈主要与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治保主任等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3次集中座谈，并分别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案例、图片、数据等一手资料。
（一）PZ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基本情况
PZ 村位于天津市北部，村域总面积3659.98亩，有村民599 户，2073 人。几十年前村民为蓄水防火自挖河道，因常年得不到有效管理而废弃成为污水沟，村内坑塘也被倾倒的垃圾填满而成为垃圾池，传统的抽水泵除污、人工用竹竿抛走河道垃圾方式不能扭转人们的行为习惯，脏乱差臭问题严重，村民生活满意度极差，怨声载道，人居环境整治迫在眉睫。
从对村书记的访谈得知：“真正的治理是在2019 年，PZ 村落实了‘乡村振兴’‘全域清洁化’工作，2019 年‘美丽乡村’建设又为PZ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机遇，村委会狠下心来开始环境治理工作，把村内所有垃圾坑、污水沟全部清理，把脏东西运到附近垃圾站，再进行美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厕所粪污治理，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施全流程监管，加强村庄规划，提升村容村貌，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PZ 村终于“旧貌换新颜”。
目前，村域建设用地336.9 亩，农业用地2691亩，目前农用地已流转到村集体1459 亩。村域内有生产型企业9 家，涉及造泵、机电设备、木材、金属制品、制衣等；
村内服务业商户16 家，其中饭店2 家、村委会出资开办的特色馒头房1 家、超市8 家、理发店2 家。目前，该村以大运河文化为支撑点，发展牡丹、芍药花等花卉种殖产业，借力牡丹园项目，建设旅游景点，发展乡村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邀请著名艺术家指导设计方案并进行投资，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动员艺术家、村民参与到旅游村的建设中，村内已建成3 处民宿，其中有村委会2 处、企业家1处。同时村委会以土地入股形式占股艺术家、企业家投资建设的艺术馆、雕塑馆，并掌握管理、经营主导权。
（二）案例分析框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项盘根错节的系统化工程，其复杂性和利益关联性决定了需要农村社会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中国乡村社会是依托于血缘、地缘、人情等社会亲密关系的“熟人社会”，村民们依靠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和规范等社会资本来开展合作行为。信任、关系网络和规范是确保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行动者合作互惠和利益协调的保障，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行动者参与所追求的目标［12］。
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基础，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以区政府、村委会、村民为人为行动者和以自然环境为非人类行动者组建而成，通过人为行动者不断沟通，充分理解其他行动者的关注点、利益、需求并用自己的话语表达转译出来，以此实现自身身份和角色的界定，达成利益共识，实现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利益联结。转译过程分为问题呈现、引发兴趣、征召和动员四个环节，整个转译过程在不同程度上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形成社会资本嵌入行动者网络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和规范介入人居环境治理的不同阶段，在共识塑造、关系建立、约束合作的过程中提供参与行动网络的切入点，带动行动者网络得到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提高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而乡村治理效果的凸显进一步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为已解决问题的后续维持和新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
图1.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
纵观整个案例，PZ 村人居环境治理大体经历了顶层设计、污染整顿、美化改造三个阶段，相对形成区政府主导、村委会主管、村民主体的行动者网络中心特点。每个阶段都存在问题呈现、引发兴趣、征召和动员四个环节的转译过程。行动者网络各有侧重地选择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挖掘共同利益点，以达成各主体之间利益的黏合。
（一）以区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阶段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问题呈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PZ 村人居环境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足够重视，村民生活习惯固化、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人居环境恶劣，全国范围内包括PZ 村在内的上下级组织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不同层面行动者对此产生广泛兴趣。在2018 年中央《三年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引领下，PZ 村对标要求，重点推进生活垃圾污水治理，进行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同时实施全流程监管。天津市政府出台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表，PZ 村根据区文件要求务实性细化工作任务、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作战图，动员集中力量解决人居环境突出问题。
1.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思想方面的社会资本
思想文化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党的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在农村建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群众对政府政策、决策思想上的支持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造了坚实资本。调研发现，PZ 村在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建立了“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科网络制度，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以村级党支部基层党组织为中心，建立起“网格长（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副网格长（片区民警）——网格员（6 人）”的组织体系，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形成网格化管理作战图。同时，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干部动员党员思想、党员动员村民参与，村民动员邻居加入，开展整治村庄环境、田园环境、农户庭院环境的活动，着力解决了农村环境“脏乱差臭”等突出问题。另外，同步组建自己的村庄保洁队，做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快速化、全员化、持续化。
2.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顶层设计是社会资本得以彰显的现实背景
调研中，村支部书记坦言：“以前PZ 村环境治理，主要是对村内垃圾坑的清理，在我担任书记之前，有好几任书记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不敢惹村民。轮到我上任就把阻碍垃圾搬运的一户人家拆了，我这么干的主要原因是有区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完善的顶层设计和科学的政策支持让更多任职者有勇气、有魄力去啃硬骨头、攻难题。
（二）以村委会主管的污染整顿阶段
PZ 村“人居环境脏乱差臭，生活满意度极低”的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影响到居民生命健康的切身利益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追求，因此成为市、区政府、村委会和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 年村干部带领村民开始全域清洁化工作，重点对河道、坑塘等垃圾存储点进行全面彻底清理，建立垃圾处理厂、蓄水池等新的垃圾安置点和水冲式公厕等基础设施，设计新的垃圾处理模式，推进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并对后续建设的水井、河道、排水沟和公厕等公共区域的淤泥、废弃物进行清理。在此过程中，对拆除农户门楼纠纷、保洁队意外事件等争议性、冲突性难题的解决充分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保证了全域清洁化工作的顺利完成。这个过程中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
1.制度规范是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行为框架
以全域化清洁为契机，通过“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科网络制度和全区工作统筹负责制，对全域进行清洁整治和美化建设。在全科网络制度中，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担任网格长，即“清洁指挥长”，对全域清洁化实施过程统筹负责，片区民警担任副网格长，发挥公安进得了门、管得了事的优势，对全域清洁化实施中出现的纠纷进行协调；
其余网格员负责管理自己辖区的清洁工作。在全区工作统筹负责制下，根据全区村镇实际情况，形成工作方案，制定明确的任务分工和工作标准，形成11名区领导包镇、59名镇领导包村、302名村干部包片、2286名党员（村民代表）包户责任体系，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和兜底责任。
2.信任资本是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成长点
在PZ 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中，动员是个核心问题，需要充分借助信任资本。整治行动初期，面对历史遗留的“顽疾”，村民们认知保守，持观望态度，村委会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动员、鼓励党员参与进来；
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特点，通过党员影响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新的社会信任关系，逐步建立并强化村民对村委会人居环境改善行动的信任、配合与支持。另外，全域清洁化之后，为维持清洁成果，村委会面向全体村民招募志愿者，组建村庄保洁队，出于信任，许多村民自愿加入村庄保洁队，在村委会直接管理下负责整个村庄的日常垃圾清洁工作。
3.情感资本是乡村熟人社会构建行动者网络的优势资源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利益的系统性活动，情感资源是顺利推动这一活动的重要抓手，这在“拆门楼事件”中得以充分印证。由于村中心垃圾坑垃圾清理车通行困难，需要拆掉村民P家的门楼，但村民P不同意。村委会与其多次协商未果后，建立专项工作小组，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一个关键行动者——H厂长。H厂长是村民P的伯伯，又是村里比较有声望的人，故将其加入到行动者网络中。通过村委会与H 厂长联系沟通，彼此建立信任，在此基础上让其成为村委会与村民P 沟通的桥梁。H 厂长作为关键行动者，利用血缘关系开展情感沟通，说服村民P配合村委会。这样，基于正式与非正式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成功解决了拆门楼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人居环境改善行动进程。
（三）以村民为主体的美化整顿阶段
PZ 村完成全域清洁化工作后，进一步关注到人们除了对脏臭环境心存厌恶，也对收入稳定、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的心生向往，故将其锁定为主要问题。主张充分引入企业家、绘画家等多领域主体参与，依托花卉种植、旅游产业、休闲设施等创建利益共同体，发挥村民力量，开展文化育人、体育健人等美化、美育活动，对人居环境进行美化改造。如帮助农户修葺房屋、整理庭院，委托绿化公司开展绿植、花坛规划与建设并进行定期维护；
邀请农民画家美化建筑墙面和道路风貌，丰富历史文化底蕴；
建造休闲公园，建设篮球场、乒乓台等健身器材和凉亭等休闲场域；
种植芍药和牡丹等花卉，美化人居环境；
启动“和美家庭”“美丽庭院”“最美PZ 人”“三美”评选，举办高参与度的丰收节、牡丹节等文艺活动。这个阶段中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
1.规范建设是发挥村民在行动者网络中治理效能的基准条件
全域清洁化工程完工后，河道垃圾淤泥消失不见，碧水清泉取而代之，如何让人们在不受外力约束的情况下自觉维护清洁成果，并为打造和维持宜居人居环境贡献力量，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规范是建立在社会共识和正向价值观念基础上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引导、纠正、限制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措施［13］，法律制度、行为准则与理想信念、道德约束都是典型形式，有助于促进多元行动者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乡村存在指令性、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制度文件这类正式规范，约束村民在环境治理中违法违规行为；
也存在村规民约、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正向风俗习惯这类非正式规范，调节和纠正村民在环境治理中不良行为。这些规范性制度需要在村民自身素质不高、环境治理和维护意识薄弱的乡村社会中转变为具体的实操性措施才能加以使用。PZ 村副书记说：“虽然（“三美”评选、文艺活动等）活动简单，但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村里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的思想意识也需同步提升，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增加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村庄活动的参与感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更有效果的规范性措施的出台需要PZ村更多的努力。
2.信任是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重要且珍贵的后续社会资本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潜力，需要村民成为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主人，这对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人居环境治理权力层层下放，更多领域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一方面，村民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以村民为主体进行的人居环境治理要求村民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和自治能力；
另一方面，村委会的功能将从规划建设主体转变为联系各方社会力量的平台纽带，要求村委会强化统筹各方资源、发挥村民主体能动性和市场配置基础性作用。在合作性行动者网络中，需要两者之间乃至各自群体内部展开充分沟通以实现足够信任。调研中听闻：“我们村环境治理好看是好看，但我们村儿有好多光棍，包括我儿子，还谈什么环境美丽。”“村里的产业都外包了，可跟我们农民有什么关系？挣的钱都是别人的，环境好了有什么用？都不关我事了。”这些话确实需要进一步反思。
基于以上三个阶段中社会资本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规范是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具体治理过程中，三者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它们把多元行动者围绕核心问题或者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解决问题的机制。多元行动者彼此之间蕴含着可待挖掘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建立合作网络的条件。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规范触及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各个层面，影响着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从理性角度看人类行动因其目标性而总是围绕着交换活动进行，而资本就是交换过程中不言而喻的物品。布迪厄将交换活动中的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认为三者之间可以有限度的相互转化。我们也发现，相对于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另外两种不可或缺的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是促成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的后续动力，对多元行动者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意愿有着显著影响：经济资本富足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他们收入理想，缺少物质担忧，同时社会资本积累相对丰富，继而有着相对强烈的参与意愿；
教育水平高的村民，更为关注人居环境优化问题，获悉和传递相关知识的能力更强，这也能促进其参与行为的出现。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通过提升多元行动者的参与度增加社会资本的储量和活力，两者形成一种“支持力”推动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更顺畅的运行，如图2所示。
图2.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运作逻辑
（一）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沟通机制
市、区政府，村委，村民和企业等多元行动者之间已有的抑或新建立的关系网络，是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多元治理的必要载体，基于社会网络关系塑造形成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沟通机制。这种关系网络结构可能存在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的区别，在垂直网络中，市、区政府，村委会通过职权资源自上而下动员党员、村民代表、乡贤、村民的积极性；
在水平网络中，村民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和动员更广泛的村民加入其中，形成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无论是垂直网络还是水平网络，多元行动者之间借助横纵向网络互动开展表达诉求、利益协商、方案商议等沟通活动。
通过调研发现，后续PZ 村人居环境治理维护任务面临着社会网络不通畅的问题。一方面，村委会与上级部门之间垂直网络沟通不畅。随着PZ村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不断升级，后续维护管理、环境宜居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等问题的沟通中，垂直网络上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出现网络关系有节点、流程不顺畅、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使沟通渠道阻塞、过程中断，沟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出现人居环境整治后发展停滞、维护管理不足、关系症结难以突破等问题。另一方面，水平网络上，村委会内部、村民之间沟通效果有限。人居环境治理中涉及到更多利益分配，村委会成员之间基于原有“旧恨”衍生“新仇”，导致沟通失败。本就缺乏环保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村民观点各异，且彼此之间缺乏共识性沟通，对待人居环境治理行动的期待程度有限，出现“上下冷面”的现象。
（二）基于信任关系和文化资本的合作机制
在乡村社会中，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下的行动者之间存在较好的信任基础，并以道德、舆论、伦理等非正式因素作为保障，成为村民发挥环境治理主体力量的基本前提。正式的制度信任使得村民对市、区政府，村委会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表现出认可支持、自愿参与的行为。非正式的人际信任不仅促使更多村民受到身边人影响加入其中，更重要是对于人居环境治理涉及个人利益、冲突协调的事件，人际信任成为问题解决、冲突化解的关键要素。信任能让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尽快达成共识，形成参与集体行动的合作机制。在PZ 村调研中发现，村民作为环境效益的直接承受者，日常维护离不开每位村民的行动，但他们的参与意识存在很高程度的异质性，参差不齐的参与意识受限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PZ 村常住人口以60 岁以上老人为主，文化水平低，对于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认知不足。PZ 村村委会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引导村民认识到个人与乡村整体利益密不可分，培育村民环保意识，塑造村民主人翁意识；
开展“三美”评比、“牡丹节”“丰收节”等活动，增强村民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积极投入热情。
调研发现，PZ 村部分村民参与不足也源于村民需要村委会有所为的紧迫个人问题或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在对PZ 村村民进行问卷调查中发现，有一部分村民对政府治理人居环境的决策表示质疑。这主要源于他们面临着经济收入匮乏、青壮年“娶妻难”、拆迁建楼房等这些关乎切身利益的急迫问题或现实需求。他们认为，这些“眼前的”问题不解决，人居环境整治没有必要开展，也无法谈起；
村民也并不看好企业进入乡村、壮大集体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甚至怀疑其中个别行为的逐利性和具体过程的规范性。“政府不知道老百姓的苦，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钱也没花在刀刃上”。村民的牢骚启示我们，村民的切身利益没有在与对方的沟通中实现转译，多元行动者的利益需要无法形成对话，切身利益问题的搁置导致村民对政府决策出现信任风险，支撑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信任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即相关方利益的转译，不能完全依赖举办和参与一系列村民活动背后的利益驱动模式，而需要借助文化资本发挥文明培育机制的作用。
（三）基于制度规范和经济资本的激励机制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塑造和运转需要健全、完善的制度规范加以支持辅助。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党委的思想引领、政府的负责统筹、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同共建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对于多行为主体共同活动的筹划与开展，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规范，都能够以激励机制而存在，引导人们平衡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打造乡村社会人居环境治理共同体、实现人居环境升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PZ 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牵头、村委会负责、村民部分参与的有限共同体。人居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公共属性特征强烈，具有非排他性。有些村民无法意识到环境治理的长远价值和普遍意义，态度相对被动，甚至存在参与冷漠、搭便车的侥幸心理，其社会潜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企业主体预期回报有限，社会关怀匮乏，参与动力不足，其经济带动和环境改善的服务能力没有更好空间得以施展。这些问题背后便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的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激励机制并未发挥有效作用。以村民和企业为代表的各方主体，都需要兼顾奖惩的规范制度和更为务实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其环境治理意识与责任，促使多元主体真正加入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中来，提高行动者网络的社会效能。
同时，在PZ 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经济资本富足与否对村民参与意愿发挥着激励作用。如前所述，经济收入水平差、青壮年“娶妻难”是PZ 村面临的急迫问题，基本的经济性物质问题解决不了，村民难有余心余力关注人居环境治理问题；
而“拆迁建楼房”等关乎切身经济利益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得到村委会的合理解决。虽说花卉种殖产业让部分村民受益，但反观未来的发展问题，PZ 村委会财政资源缺乏，无法及时壮大村民集体经济，村民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都不及预期。经济资本本就匮乏，积累增长又相对缓慢，依靠经济资本激励村民参与意愿的效果就不太理想。
总之，在收入水平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和教育水平为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助力下，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规范依次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必要载体、基本前提和制度保障。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畅通与否，决定了人居环境治理中沟通机制的效力，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积累及彼此之间信任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合作机制的效力，利益约束、行为激励机制的运转效能受制于制度规范的合理程度和经济水平的发展情况，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行动者网络，影响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最终效果。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考验着政府、村委会、村民、企业等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PZ 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依托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情感等社会资本，通过需求转译和利益整合，建立起包括多元主体的行动者网络，探索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乡村人居环境的新模式。但在此案例研究中也发现，乡村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背后原因也是社会资本的缺失，具体表现为利益诉求不满意，信任机制难健全；
社会网络不畅通，沟通机制难进行；
规范激励不健全，合作机制难成效。除此之外，收入不理想、经济资本不足难以激励和引导村民形成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意愿，文化资本短板导致环境治理思想观念保守、能力落后。由此发现，重视开发、培育、发展多样化的社会资本，增强社会资本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发挥其两者对社会资本的助力作用，可能是提高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因此，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亟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党与上级政府在顶层设计阶段的主导性功能，通过政策倾斜、财政帮扶、机制优化、制度建设、文化培育等手段集中力量解决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加强政府、企业、村委、村民相互之间及其内部的多元互动，了解群众所急所盼、所思所想，增加对话的频次并发挥其表达、理解、谋策、聚智的效果，建立关系网络，打破信任壁垒，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推进高参与度、高质量、高水平的村民活动，引导更多村民加入到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者网络中，真正实现启民智、发民力、促民谐、实民愿。建立多元主体投入机制，鼓励现代企业投融资，政府积极参与，推动多元力量进入人居环境整治网络，不断提升行动者网络的质量及广度。发挥乡俗民风引导作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规范，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利，落实奖惩激励制度，形成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合作共治的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