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王 瑜 袁 尚
（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东城100732；
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 西城100044）
伴随着期望寿命增加、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趋势性变化，我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老龄化率按照65 岁老年人占人口比率计算：7%—14%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14%—20%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从2000 年到2020年，中国65 岁及以上人口从8821 万增加到1.90亿，占人口比重从7%提高到13.5%①，即将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根据世界银行（2018）预测，到2050 年，中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会达到26%，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8%［1］。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迅速的老龄化过程，实现和推进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高速发展态势的必由之路。老年人口因各项生理机能逐渐衰退，不仅囿于活动能力下降而形成日常活动障碍，更面临孤独、抑郁等严峻且隐蔽的心理疾病困扰。与此同时，老龄化治理的突出短板在农村。2010 年，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数，农村分别是城市的2.92 倍、1.27 倍、1.40倍和1.34 倍；
至2015 年，上述指标依然呈现农村远高于城市的情形，顺次分别为2.48 倍、1.20 倍、1.37 倍和1.22 倍，此外，同期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好”“感到幸福”及“较少感到孤独”的比例均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
而从供需关系来看，2015 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与增幅（较2000 年）均高于城市地区，但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指标较城市地区仍有较大差距②。在制度性保障支持不足的条件下，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土离乡引致家庭养老支持传统逐步褪色，例如王桂新通过中西部七省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发现“意愿外出打工”者中45 岁以下青壮年占71.23%［2］。与此同时，农村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比例在2015 年已升至51.7%③，高于全国水平。而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农村家庭中与儿女分离生活的空巢老人成为农村人口中需要特殊关注的群体［3］。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面临着双重缺失风险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便值得高度关注。
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健康是社会资本的函数，而不断加剧的社会资本赤字将会威胁到包括个体健康和幸福感在内的社会诸要素。探讨心理健康中的社会资本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临床和流行病学问题［4］。社会资本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不仅可以通过提供各类资源来提升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感，还能通过与网络成员的比较而影响人们对于健康和幸福感的评价［5］。当前，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相对集中于流动人口的议题上，特别是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6，7，8］。这是由于流动人口是典型的因流动而经历社会资本变动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流动带来农村社会的另一个变动，就是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费孝通很早便提出了乡土中国情境下以“反馈模式”来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的中国家庭养老特征［9］，以及集体关系网络在乡土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0］。然而，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其重要表现包括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发生彻底改变，“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发生剧烈变动［11］。这些变化势必也对乡村社会资本和农村老年人的支持产生直接和猛烈的冲击。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着眼于变革的农村社会及其特征变化，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切入，以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着重探讨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同时考察家庭同住结构的影响。较之以往研究，本文主要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和创新。首先，本文将中国老年人健康研究延伸和细化到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一方面，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为代表的身体健康问题［12，13，14，15，16］，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年人整体［17，18，19］，而本文着重关注养老困境更为突出的农村地区。第二，本文纳入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多层次研究中纳入了家庭人口因素，通过多重交互分析拓展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层次。通过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入手，纳入个体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家庭同住结构这三类主要影响因素，文章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来实证考察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因果关系与作用路径是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研究的理论难点。社会资本概念为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健康相关的重要潜在因素，但其挑战在于因果关系的判定［4］。目前，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进展主要用于识别联结（群体中个体之间）和桥接（群体之间）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而有效的心理健康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有助于建立或加强桥接社会资本，也有助于从两种社会资本中获益［20］。在因果关系方向上，中国本土的研究也支持社会资本为因、心理健康为果，并形成了多种作用路径分析［21］。
社会资本在定义、属性和特点等方面已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分析层次上不仅包括集体性视角，也纳入了个体性视角。社会资本同经济、文化资本一样，同属于资本的基本类别，在集体中发挥成员间的互信作用［22］。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扎根于社会关系网络［23］，但同时也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获取独特资源的能力［24］，可以被个人所拥有并从个体层面进行解释，因而兼具公共属性与个体属性［25］。
相应地，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也包括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一是个体性视角下，社会资本是个体所独有的个人资源，可通过社会资本方面的投资获取社会资源，进而有利于个人健康。例如Forsman 等对居住在瑞典和芬兰的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结构性与认知性的个体社会资本均与晚年心理健康存在关系，并且这种联系因不同的网络类型而不同，如朋友间的关系与抑郁有关，而邻居关系则没有这种联系［26］。二是集体性视角下，社会资本是多主体所共有的集体资源，可通过培育群体信任，实现个体难以独自达成的集体性目标。例如，Rothon 等探讨了家庭社会支持、社区社会资本与英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及教育效果的关系，认为在贫困社区建立社会资本可能是改善心理健康和教育成果的一种方式，并且有必要将家庭作为支持提供者［27］。CaoW 等研究了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与抑郁状况的关系及社会支持对社会资本与抑郁状况的中介作用，发现老年抑郁症与信任、互惠和社交网络显著相关，但社会参与则与老年抑郁症无关，社会支持对社会资本与老年抑郁症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8］。从理论上看，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或存在相似的影响机制，但目前还缺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影响研究。
尽管个体性视角与集体性视角的理论之争尚未形成定论，但单一视角难免带来现象解释的缺陷，综合个体性视角与集体性视角，本文提出第一组研究假设：
假设1：个体社会资本影响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假设2：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假设3：社区社会资本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
（二）家庭同住结构多元化的影响
家庭结构是社会变动的一部分，而家庭关系的互动，既有物质的方面，也有精神的方面。早在二十世纪80 年代，费孝通便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问题，并提出，从精神方面来研究赡养问题，开辟了一个丰富的新领域［9］。受人口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费孝通所说的家庭结构在后来的研究中更接近家庭居住结构或家庭成员同住结构。代际居住安排是考察转型期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特征和老年赡养问题的重要方面，而家庭同住结构在精神方面的影响，确实呈现出复杂性。不同家庭成员同住结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其影响可分别被“家庭支持理论”与“家庭冲突理论”所支持［29］。前者认为老年人通过与家庭成员的同住，可以获得包括日常照料在内的各项支持，进而减少抑郁等心理状况的发生。后者则关注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同住的潜在矛盾问题，这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同住结构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存在着密切但复杂的联系。第一，多数研究表明，与其他居住安排相比，独居不利于精神健康和主观福祉水平的增长［30，31］。第二，多代同堂未必能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并且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32］。第三，社区的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可能产生支持效应，在互动氛围越浓厚的社区，老年人越有可能受到邻里的帮助以及志愿照料服务，进而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33］；
而家庭对个人社会参与可能存在挤出效应，根据家庭生产理论，个人需要利用有限资源在家庭内外部进行生产的合理配置，因此家庭越大意味着能够投入到社会参与中的潜在机会越少［34］。
针对家庭同住结构影响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经验依据，本文提出以下一组假设：
假设4：家庭同住结构影响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假设5：家庭同住结构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
假设6：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家庭同住结构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该项数据旨在收集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代表性微观数据，调查范围涵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CHARLS2015④包含21095个样本，其中60岁以上样本占比为47.1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60 岁及以上且常住地为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在剔除不适用的样本和缺失值样本后，最终纳入到模型研究中的个人样本量为7252个，社区样本量为377个。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统计
1.因变量：心理健康状况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心理健康状况”，主要使用抑郁状况量表测量来表征。从内涵定义来看，心理健康指的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不仅具有积极的生活体验和社会适应，而且能够有效发挥个人身心潜力与社会功能［35］。从测度指标来看，已有研究通常将心理健康操作化为对抑郁感知等具体量表的测量［36，37，38］，相应地，本文使用CHARLS2015 问卷中的CES-D 量表来测量老年人的抑郁状况［39］，CES-D 量表通常将得分为20 分作为有无抑郁症状的区分门槛。CHARLS2015 问卷中的CES-D 量表由10 道关于受访者前一周的感知和行为相关的题项组成，每个题项包含4个选项，根据消极类心态事件的发生频率由多到少分别赋予1 到4 分，总分介于10 至40之间。其中，第五题和第八题反映的是积极类心态事件的发生频率，为保证各题选项号数值都能够在同一方向上反映受访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此两项选项得分做了逆序处理。
表1显示，相较于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整体，农村地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水平更低，且波动性更大、抑郁比例更高。根据CES-D 量表对抑郁症状的定义，CHARLS2015 样本中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有8.29%患有抑郁症状，而农村地区则为9.32%。
表1. 全体老年人与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差异
2.自变量：社会资本与家庭同住结构
本项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家庭同住结构。CHARLS 问卷的“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模块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内所进行的社交活动及对应的活动频率（活动频率：每天=3 分，每周=2 分，不经常=1 分）。本研究将11 类社交活动均视为个体性社会资本活动，每项活动对应的频率选项得分加总，即最终的个体社会资本。
对于老年人而言，社区是其主要的日常生活环境，因此该群体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普遍［40］。相较于更高层次的地理单元，集体社会资本在较小地理单元（如邻里）的测量精准度会更高［41］。基于此，本文参照Hendryx 等人的做法在社区层面生成集体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为个体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的均值［42］。CHARLS 问卷中“家庭交往与经济帮助”模块询问了现在同受访者一起住或者过去一年与受访者共同居住时间超过11 个月的家户成员，这些家户成员构成了本研究的家庭同住结构变量和家庭同住类型。
家庭同住类型包含受访者的配偶、父母及配偶父母、子女、同辈亲属和其他亲友等五大基本类型及其组合类型，其中，同辈亲属即受访者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亲友则为“以上都没有”类别下的家户成员。家庭同住结构变量由家庭同住类型数计算得到，家庭同住结构的值越大，表明同住成员类型数越多，家庭同住结构越多元化。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群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社会人口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失能状况。CHARLS 将与受访者长期共同居住，以及由于工作等原因在外居住但每个周末或者每个月都回家的、共享生活费用的家人界定为家户成员，本研究的家庭人口规模即家户成员数。社会经济特征主要包括：受教育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于工资收入、转移收入、农业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的总和除以家庭常住人口数。具体变量描述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描述统计
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第一，本文以社交活动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多数社交活动均与心理健康状况呈显著正向关系（如表3所示）。从个体层次看，棋牌类活动的相关系数最大（0.12），其次为健身（0.07），再次为上网和帮助。从社区层次看，棋牌类、健身类、上网类活动的相关系数仍较其他活动更高。
第二，从家庭同住类型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系数来看（如表4 所示），“独居”“仅与配偶同住”“与配偶和子女同住”均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而“仅与子女同住”“仅与其他亲友同住”则为显著负向关系。从以上相关系数看，社会资本、同住类型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关系符合假设预期。
表3.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系数表
表4. 家庭同住类型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系数表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涉及社会与健康科学所关注的几乎所有现象时，“情境”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43］，也就是个体行为受到多个层次自变量的影响。而当出现多层次效应时，OLS 的经典假设便很难满足。多层次模型统计技术是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进展［4］。相比于封闭体系的科学问题，健康与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更为复杂的开放体系中的问题，其外部环境往往无法被控制、限定或去除，在这种情形下，能够测量和分析环境因素的多层次模型显得尤为重要［43］。多层次模型可以同时在多个层次上研究潜在风险因素对某一结果的影响，并在不同空间层次上量化和比较结果差异［44，45］。
图1. 研究框架
具体到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个体异质性特征、家庭成员结构、社区社会网络等因素均是引起老年人心理健康差异化的重要因素。既有实证研究表明，个人既组合于家庭结构［29，30，46］，又嵌套于社会网络［47，48，49］，其身心健康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产物。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和家庭同住结构作为核心自变量，选择多层线性模型来探究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基于两组研究假设，研究主要通过建立包含个体层次与集体层次（研究框架见图1）的多层次模型来验证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第一层次的变量包括因变量、控制变量、自变量（个体社会资本、家庭同住结构）。第二层次的自变量为社区社会资本。具体模型公式解释如下：Yij 表示因变量，即心理健康得分；
Cij 表示性别、婚姻状况、失能状况、年龄、家庭人口规模等控制变量；
Xij 表示社区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家庭同住结构等核心自变量；
βc 表示控制变量的斜率，βx 表示核心自变量的斜率；
γij 表示总模型未解释的残差，μj 表示层二单位的残差，γ0 表示层二截距。具体来说，本文共涉及以下嵌套模型。
模型1为不加入任何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零模型，该模型用于判断考察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层次间差异，其统计检验指标为跨级相关（Intraclass correlation）：ρ=τ00/（τ00+σ2）。模型1 的具体形式：
模型2 为加入第一层控制变量的随机系数模型，该模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在于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在层次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2的具体形式：
模型3为加入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随机系数模型。具体来说，模型3 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层次1 自变量，并对新加入的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续模型加入变量时的操作也是如此。模型3具体形式：
模型4 是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第二层次变量的截距预测模型，该模型可了解层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方差成分的变化分析计算出单个层二变量对因变量的层次间解释力度。模型4的具体形式：
模型5为全模型，既包括第一层的自变量，也包括第二层的自变量，相当于在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层次1的自变量。该模型可在统计控制的条件下考察各层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变量间的交互效应。模型5具体形式：
（一）实证结果
根据多层次模型的设定，本部分使用CHARLS 2015数据得到模型的检验结果（参见表5）。首先，由零模型计算得到组内相关系数ICC=0.070，该数值表示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约有7%来自社区之间的差异。由于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而集体层面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表明了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非独立性特征，因此采用多层次模型来研究具有多层次特征的对象是合理的。
在零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以后（第1列），社区间的差异效应有所下降，这表明部分差异与个体特征有关。除家庭人口规模和位于75 分位点以上的家庭人均收入以外，性别、年龄、婚姻、失能、教育、50 至75 分位点的家庭人均收入等社会经济与人口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在婚状况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高于非在婚状况的老年人，未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有失能状况的老年人。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较之家庭经济水平更低的老年群体，家庭人均收入处于50 至75 分位点之间的老年人表现出相对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引入个体层次变量以后，社区间的差异效应有所上升，但仍低于零模型。相关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差异基本未变，仅有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处于75 分位点以上的正向影响从不显著变为不完全显著，模型保持了经济社会人口因素与心理健康的稳健性关系。
从新增自变量来看，个体社会资本、家庭同住结构对心理健康都有显著影响：引入家庭同住结构（第2 列）的结果表明，家庭同住类型越多元，则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引入个体社会资本（第3列）的结果表明，拥有更高个体社会资本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则越高。
在控制相关因素后，社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社区社会资本可解释社区差异效应的12%左右。同时纳入第一层和第二层后，核心自变量仍保持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与因变量的关系符合假设预期。
从交互效应来看（参见表6），根据个体社会资本、家庭同住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状况的系数显著性，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家庭同住结构对心理健康状况未发挥共同作用，并且其共同作用也未受到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不过，社区社会资本与家庭同住结构对心理健康状况虽未发挥共同作用，但交互项的引入却降低了家庭同住结构多元化的负面影响程度。
（二）结论与解释
综合上述检验结果，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在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层面均是如此。但个体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受到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家庭同住成员类型的多元化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恶化效果，但家庭同住结构与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几乎没有起共同作用，并且这种共同作用也没有受到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表5. 多层次模型的结果分析
以上实证结果揭示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富有中国特色的家庭环境与社区氛围共同形塑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习惯，但同时也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特殊影响。如果将养老问题简化为对老年人的资源供给与生活照料，将会产生简化论谬误。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心理问题的改善不仅与个体社会交往等生活习惯有关，而且还受到家庭与社区等环境要素的影响。不过，统计结果尚未支持社区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与家庭同住结构对于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交互影响，这也意味着心理健康层面的影响机制可能与经济方面有较大差别，例如，在经济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50］。其背后差异性的机制和潜在影响或许意味着需要差异化视角来理解老龄群体不同维度的福祉。例如，在家本位以及农村社区资本培育不足条件下，社区社会资本或许还未能形成调节个体社会资本及其家庭（同住结构）的支持性力量（但在经济支持方面，社会资本的支持则可能会立竿见影）。在此种情形下，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支持体系更值得审视。
表6. 全模型的交互分析
首先，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问题，还包括家庭伦理压力等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家庭必须全力应对日益高涨的各项成本开支以及家庭再生产的人生任务。在此过程中，农村老年人不可避免地背负起向后代家庭持续让渡资源的家庭伦理责任，挤压其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实现空间。甚至存在部分农村老年人在丧失自理能力之后盼望“早死”，以求减轻子代家庭的负担［51］。表4 中的相关系数亦表明，面临着更大供给压力的“仅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群体展现出更为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但“独居”“仅与配偶同住”“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等家庭再生产压力相对较轻的老年人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却相对更好。
其次，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伦理压力影响下进行日常休闲活动的正当性逐渐弱化。尽管其他家庭成员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供养老人的责任，但在以“劳动独立为荣，好吃懒做为耻”为传统的农村社会中，老年人仍会面临来自家庭内外的舆论压力。换言之，老年人的时间安排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下无法实现独立自主，这就使得农村老年人难以心安理得地更多参与社会交往活动，必须时刻考虑到家庭乃至农村舆论的压力，亦即前文所提到的“挤压效应”。因此，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事关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农村老年人主体性诉求的是否满足，将会是应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切入，利用CHARLS2015 年数据，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在个人和社区两个层面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家庭同住结构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核心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则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不显著。从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包含的各项社交活动频率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系数来看，棋牌类、健身类、上网类活动的相关系数仍较其他活动更高；
从家庭同住类型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系数来看，“独居”“仅与配偶同住”“与配偶和子女同住”均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而“仅与子女同住”“仅与其他亲友同住”则为显著负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农村的家庭环境与社区氛围通过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习惯而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特殊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在于供养主体是否缺位，更在于老年人自身主体性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这对制定和完善农村老年人支持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因此只能证实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此外，由于CHARLS 问卷限制，本研究只涉及到结构性社会资本而未能涵盖认知性社会资本，这也是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更多个体层次与集体层次的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或建立包含不同时点追踪数据的三水平的模型，进而探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模型变量关系。
（二）政策内涵
面对农村老龄化加速、农村老龄困境问题凸显的社会现实，亟待形成以满足农村老年人主体性需求为导向，以家庭和村社组织为基础的健康老龄化方案。基于此，本研究亦提出社区和个体层面的相应建议。
从社区层面切入，应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适老健康环境建设，积极推进邻里交往空间的适老化改造，为成员间的交流创造空间和条件，完善康体、休闲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如老年棋牌室、公共健身区等，创建村社成员互动交流平台，如老年人协会、老年志愿服务团等，通过提升集体性社会资本水平来促进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提升。
从个体层面切入，激励和引导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益智健体类的活动，助其改善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达到“老有所乐”的良好心理状态。通过村规民约等乡俗的调动，引导老年人获得更平衡的家庭内外资源配置关系状态，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利用村社互助养老等创新模式，减少家庭内部压力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在此方面，也特别需要从家庭和成年子女方面着手，通过观念倡导和政策激励，为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充分的空间。
注释：
①2000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2020年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 176．html。
②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③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④在CHARLS数据中，仅2015年包含了同住结构相关的信息。
猜你喜欢 健康状况个体资本 资本支出的狂欢：投资潮即将到来 精读英语文摘(2021年8期)2021-11-02昆明市大学生口腔健康状况调查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21年6期)2021-07-31金茂资本 上地J SPACE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关注个体防护装备劳动保护(2019年7期)2019-08-27明确“因材施教” 促进个体发展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1期)2019-05-28资本策局变商周刊(2018年18期)2018-09-21第一资本观商周刊(2017年25期)2017-04-25How Cats See the World中学科技(2015年1期)2015-04-28“中小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下降”问题杂谈体育师友(2013年6期)2013-03-11关心健康状况的问答阅读(中年级）(2009年6期)2009-07-16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705/6210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