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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萍 石用超
(1.贵州财经大学数统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省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办公室，贵州 贵阳 55000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对我国实现更可持续、更为安全、更高质量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省认真分析自身发展成就和“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上接国家发展蓝图，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目标时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等三大战略行动，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努力实现在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新实践。
要实现贵州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正确理解、充分认识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义、重大价值，提高我省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厘清我省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明晰贵州贯彻新发展理念，运用不可复制的禀赋要素优势，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思考嵌入新发展格局的抓手，常抓不懈，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义
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说的。经济循环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理解，微观是指单个市场经济主体的资本循环，是由一个生产阶段和两个流通阶段(即买和卖)所构成的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是互相依存、紧密衔接的，任何一个阶段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单个资本循环的实现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宏观是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是指社会再生产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简要说，国民经济活动、经济增长是一个闭环，有赖于国民经济各环节、各部门、各方面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从生产、再生产的过程看，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到再生产的衔接；
从投资、消费方面看，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
从区域、部门看，是内外、地区、城乡和产业之间的协调。
新发展格局，是相对“旧”发展格局而言的。发展格局所涉及的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划分依据，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市场、国内循环来实现，还是主要靠国际市场、国际循环来实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在内的要素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很低，因此具有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
同时，因为人均收入低，我国的消费能力比较弱，如果没有外需支持，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无销路，社会化再生产无法继续，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因此，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针，使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全面融入国际大循环，解决我国消费水平低，无法推动产品消费、推动再生产循环的问题，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发挥我国要素优势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发展路径和增长模式因其内在的低成本竞争、要素粗放利用、生态环境损耗，以及紧趋的世界经济环境，表现出强烈的约束性和不可持续性。
因此，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上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一是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陷入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泛起，我国需要制定新的策略参与经济全球化。事实上，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以外贸依存度、经常项目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国内需求的贡献率等指标衡量，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国内市场为主体转变，这是发展路径和增长模式的积极应变，主动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二是我国国情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形成了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
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包括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则退居次要地位。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构建起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为载体，以国内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畅通和发展新动能的持续提升为内生动力，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的一个经济循环体系。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价值
一是有利于稳定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整体上处于下行通道，这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我国的国民经济循环产生阻滞。集中表现为我国市场的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中的高端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产品和技术只能依靠进口而形成“卡脖子”的单向依赖；
与此同时，国内生产的不少产品，在国际市场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靠传统的国际大循环实现我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链体系的优势，通过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坚定地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之路，是确保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内在要求。
二是有利于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展的重点目标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依靠旧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大幅提高了经济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越过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总体上进入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阶段。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因此，我们必须主动作为，打造不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而丧失赶超能力的经济发展格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由失衡、失调向协调、协同、优化转变，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三是有利于主动适应国际环境的深刻调整。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全球经济联系与合作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深度下行并预期进一步承压的背景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充分释放我国生产、消费潜能，不但能有效缓解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相似类型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拥挤”状况，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留出国际市场空间，共同推进发展中国家利益；
而且建立在以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动力基础上的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我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粘度，并以此持续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为积极推动建设更有活力、更可持续、更包容、更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四是有利于强化我国产业体系安全。近期部分主要国家对我国开展的贸易战、科技战，搞产业链供应链“脱钩”，让我们明显感受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我国对外依存度都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导致我国产业体系存在较大程度的脆弱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在部分领域，比如半导体与设备等领域，推动短板产品的国产替代，支持和依托国内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增加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备胎”，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同时，挖掘国际大循环的带动和优化作用，形成强大的最终需求，促进国外高端产业向内延伸和跨境融合，以强大的内循环支撑，创造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使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对称性相互依存，大大增强我国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强化我国产业体系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主要路径。立足嵌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大局，我们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完善内需体系、改革流通体制以畅通流通体系为思考的着力点，厘清我省在国家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
一是重要的供给方。我省作为国内大市场的重要供给方，在白酒、能源、烟草、茶叶、中药材、特色食品、有色矿产资源等商品(或原材料)领域占有一定地位；
在旅游目的地产品等服务供给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总的来看，由于我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因为自然的土地破碎、规模偏小，地理上离消费中心较远而造成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偏高等因素，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与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国内其他省区较大供给能力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供给能力相比，我省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竞争力不足；
另一方面，与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增长，消费升级特别是满足国内发达市场中高端需求方面，我省供给的商品和服务水平与匹配程度有较大差距。
二是重要的消费市场。我省将近4000万常住人口，相当于“中等规模国家”的水平，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内需的基础在收入，但是，我省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都属于比较低的，严重地影响了我省消费能力的提升。而这个低既有总体水平低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大、城镇化率不足等造成的不合理因素。比如，2020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6元，相当于全国的82.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42元，仅相当于全国的68%，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很大；
与此同时，我省2019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9.02%，比全国的60.6%低了10余个百分点。要释放我省的消费潜力，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制约因素。
三是流通体系的重要环节。地理上，我省处于成渝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两大经济中心交接的最便捷通道上；
经济循环上，我省处于国家产业体系部分原材料、部分商品和服务、部分中间产品供给地位，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而是要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说的就是我们必须立足国内超大市场规模市场优势，参与疏通国内大循环的痛点和堵点，这既是国内大循环真正循环起来的必然要求，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是强化国家产业体系安全的重要参与方。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还是作为“三线建设”的主战场，贵州在国家战略定位中，始终扮演着“安全岛”的角色。国家愈发展，开放愈全面，安全愈重要。贵州的地理位置、物种组成、气候特点等各方面的特殊组合，决定了我省可以，也应该在强化国家产业体系安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并以此促进我省的发展。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应奋力提升我省在全国供给价值链上的地位，在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在国家产业体系安全上的重要性，在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努力成为绿色、高端健康产品的市场供给方。对比研究我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作为标本的德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情况，我国的制造业国内循环占比82.1%，均高于欧美日，其中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等占比达到了91%，远高于欧美日等国家的20%-30%，尤其是高于德国；
但服务业国内循环占比87.7%，均低于欧美日，美国国内循环占比达到了92.8%；
其中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在我国国内大循环中仅占75.2%，比欧美日低12.76%，甚至比德国低2%。我们不能在目前国内大循环占比已经很高的领域着力，比如服装、纺织品、皮革制造等，应关注我国在国内大循环占比目前仍然比较低的领域，结合我省的优势和特长发力，结合在乡村振兴开新局，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下功夫，努力成为绿色、高端健康产品的市场供给方。
我省特色资源禀赋明显，绿色生态品质独特且难以复制，具有天然的特色基因，供给侧优势明显。发展绿色、健康特色产业的自然资源品种多、质量优良、总量大，组合条件好，地区聚类明显，为农村产业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特色物质基础。比如白酒产业，贵州白酒以全国3.5%的产量，实现了全国42.4%的利润总额，保持行业第一。这个反差很大的占比，说明了贵州白酒的品牌、品质有巨大溢出效应，我省有基础、条件和声誉成为国内大宗白酒的供给地。因此建议，我们应该充分分析研判具有地域优势和竞争优势、符合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特色产业，如白酒、刺梨、肉牛、牛奶等，进行重点培育和发展。
第二，成为国家“安全”关注产业的蓄水池和加工地。双循环新格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据安全、网络主权成为大时尚，更成为大趋势，数据安全成为国家产业安全体系最重要关注点。与此同时，国内大循环中，我国显著低于欧美日的领域，就是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业。我省应该也有条件、有能力在大数据领域大踏步前进，应该坚定不移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巩固大数据先行先试优势。首先要努力当好“中国机房”，由于数据安全的重要性，不论是国内重要企业，还是进入我国市场的国际企业，数据安全存放、管理都是重点的需要，我省已有良好基础，应该坚定不移成为各行各业的数据存放地，努力扮演好“中国机房”的角色；
其次在“聚”的基础上，持续做好“通”和“用”的文章，在数据沉淀中，努力引进、培养一大批市场主体，将大数据发展战略推向深入，努力实现“中国数谷”的梦想。
第三，改革流通体制，畅通流通体系。从我国与欧盟、德国的内循环对比研究中发现，德国的国内循环占比远低于我国，但是欧盟的内循环与我国相当或高于我国，德国的循环主要是通过欧盟大循环实现的。这得益于欧盟取消贸易壁垒和其他限制措施，协调运输系统和一般经济政策，形成的共同市场，使商品、人员、服务、资本等要素自由流通，进而实现内部市场的有效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因此，我省应把畅通流通体系作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抓手，破除地方保护的冲动和理念，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当前一些地方无限扩大政府平台(地方性国企)经营范围的情况进行调节规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第四，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努力成为内需市场的重要支撑点。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在巩固提升优质白酒、现代能源、现代化工、基础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生态特色食品、健康医药、新型建材等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大数据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作中，奋力实现城镇化大提升，推动以产业聚集为动力和牵引的人口聚集，提高城镇化率。认真落实“强省会”行动，推动贵阳贵安新区融合发展，支持遵义做强，壮大发展实力，与贵阳唱好“双城记”。做优做特其他市(州)区域中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真正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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