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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泥 谢 宇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成员之间对社会重要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制度性不平等构成了一套层级性的位置体系，即社会分层。社会成员一般通过先赋性或自致性的过程获得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即地位获得），他们也有可能改变相对于自身过去或上一代在分层体系中的原有位置，即发生代内或代际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传统中，家庭背景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家庭背景构成了个人社会流动的起点。在构成家庭背景的众多要素之中，家庭结构是其中之一。家庭结构是指家庭的形式，即家庭成员包括谁、包含哪些家庭关系。在大多数社会，由丈夫、妻子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是最基本的家庭结构，在一些东方社会（如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等），由更多亲属构成的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也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家庭结构都存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1]131-143不同的家庭结构决定了人们最初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和经历社会化过程的差异，继而影响他们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机遇。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和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非婚生育与离婚造成的单亲结构家庭在当代西方社会家庭生态中变得尤为突出，成为传递社会不平等、阻碍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尤其是20 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底层与中产阶级在家庭结构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底层家庭的破碎化导致其子女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更难实现跃阶流动的美国梦；
[2]46-79由于单亲家庭在社会底层、非裔和西班牙裔、妇女中更普遍，家庭结构成为美国社会阶层、种族、性别不平等的来源之一。[3]因此，在西方社会，家庭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社会分层和家庭领域的变迁。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与此同期，中国先后经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也带来了家庭结构的重要变化。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持续变化会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但相较于西方分层研究对家庭结构的重视，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过去更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如市场转型、户籍制度、区域发展不平衡）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对家庭结构长期关注不足。本文认为，随着经济因素在家庭行为中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的家庭行为在社会阶层分布中的变化，家庭结构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将家庭视角与社会分层视角相结合将推动相关议题的研究。
本文作为系列论文的上篇，将以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和中国社会分层和家庭结构上的变化趋势为背景，展现家庭视角和分层视角如何在西方学术研究中逐渐融合，以及探讨这些趋势对中国家庭和社会分层研究的可能影响。系列论文的下篇将会介绍中国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层的相关经验研究。
（一）全球性经济不平等加剧及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经济性资源（如收入和财富）在现代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 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兹（Kuznets）曾预测，经济发展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呈倒U 型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起初会加剧不平等，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降低不平等。[4]虽然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截面分布基本遵循库兹涅兹曲线的预测，但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主要国家却再度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尤其在西方英语国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明显升高，财富集中程度也大幅上升。[5][6]对此，皮凯蒂（Piketty）认为，这是由于全球性商业和金融市场发展、超级经理人崛起、私人财富继承等因素让资本回报率再次超过经济增长率，而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且在富裕阶层的收入中占比高，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7]237-467
经济不平等上升的代价之一是社会流动性的下降。社会流动通常是以代际（父子）之间的收入或职业的相关性来衡量，相关性越强说明社会分层越固化，越弱则说明流动性越高。虽然流动性和不平等程度属于社会分层的不同特征，但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社会，父代与子代的收入相关性越强。这个现象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形成中，教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8]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既是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机制，也是代际流动的机制。20 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提升了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回报，拉大了受过大学教育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收入差距。[9]395-467在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子代的教育投入更多由家庭负担，中产阶级和上层家庭更有动力和能力对子代教育进行密集投入并保持教育优势[8][10]59-173，最终通过教育领域实现阶层再生产，社会固化程度随之加剧。近年来，有关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以及家庭如何运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进行社会地位再生产，成为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第二次人口转变与西方家庭结构的多样化
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家庭结构的变迁。在20世纪前半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双下降的人口转变历程，也就是今天所认为的第一次人口转变（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发生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从1760年工业革命到20 世纪6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国民财富提升，人口的工作、住房、营养和卫生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福利国家体系逐渐形成，让西方社会的年轻人普遍有条件较早组建婚姻家庭并生儿育女。在那一时期，稳定团结（solidarity）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宗教、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均将婚姻家庭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避免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现代社会儿童价值的转变，夫妻出于对孩子质量的重视而控制婚内生育数，由此带来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生育率的下降。[11][12]
人口学家曾预测，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结果将是迎来人口的动态平衡，生育率会稳定在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等于2）上下。然而，20 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却没有止步于替代水平，一些国家出现了人口萎缩。不仅如此，持续的低生育率与一系列家庭领域的变迁相关，包括结婚率下降、初婚推迟、离婚率上升、婚姻以外的家庭形式增多等婚姻方面的变化和生育推迟、婚外生育增加、已婚人群生育减少、丁克等生育方面的变化。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冯德卡（van de Kaa）将这些导致低生育率且与生育环境相关的变化命名为“第二次人口转变”。[12]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20 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进一步的经济繁荣、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民众的需求层次从生理、安全、归属等转向自我实现，包括选择个人想要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形式。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社会宗教、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削弱，人们也拥有了自主选择的空间。避孕技术的变革和西方性革命让性与生育、性与婚姻得以分离；
性别革命则让女性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在生育和婚姻上有更大的自主性。[11][12]这些社会变迁力量的汇聚让婚姻和生育的社会意义发生了变化，婚姻和生育行为的自主选择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婚姻家庭（conjugal families）模式，扩大了家庭结构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当婚姻的意义从标志一个人步入成年的基石（cornerstone）变为个人生活成就的顶石（capstone），其作为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在弱化；
[13]当人们开始将单身独居或未婚同居作为家庭生活的替代形式，婚姻也不必从一而终，可以选择离婚和另组；
当成为父母不再是宗教、国族、家族的义务和责任，仅是个人对家庭角色的选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孩子；
当性、生育与婚姻三者相分离，同居和未婚状态下的生育和单亲家庭的增多成为必然。
20 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人口转变从北欧和美国扩展到西欧和北美，80年代到90年代初蔓延到南欧和东欧[14]，到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社会也进入了第二次人口转变。[15]尽管不同国家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原因、程度和特征有所不同，但婚姻、生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无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上文提到的经济不平等加剧和家庭结构变迁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历的两个重要趋势，这两个趋势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而且存在一定的内生关系：社会分层影响家庭结构的形成，而家庭结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也会影响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在学术研究上，虽然前者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分层的研究议题，后者主要在家庭社会学、人口学被广泛探讨，但随着不平等和家庭变迁趋势的相互交织和加强，分层和家庭的视角融合也在研究中逐渐形成和加深。接下来，本文将以美国的学术研究发展为例展现这两个视角相融合的历程。
20 世纪60年代布劳和邓肯的《美国的职业结构》是西方社会分层领域地位获得视角的开山之作。早在这个研究中，家庭结构就已作为影响社会成就的因素之一进入分层研究的视域。虽然美国当时以完整家庭占绝对多数，但研究仍能观察到在只有父母一方的破损家庭中成长不利于男性取得教育成就，他们的教育劣势继而会转化为职业成就的劣势。[16]425-462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层领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对美国教育分层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尔曼报告》，也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是否有父亲）作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和动机的家庭背景之一。[17]271-412不过，在当时，与出身阶层、种族、教育这些因素相比，家庭结构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相对次要。直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
从20 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离婚率快速上升，据80年代中期的估计，2/3 的初婚会以分居或离婚告终。[18]离婚的普遍化引发了学界研究家庭破碎对个人及其后代社会地位影响的兴趣。1985年，韦茨曼（Weitzman）的著作《离婚革命：美国妇女和儿童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引发了针对离婚造成的经济地位下降和性别不平等的讨论。该书指出，在20 世纪7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离婚后女性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而男性的生活质量则有所上升。[19]323后续的研究表明，随着双薪家庭日益普遍，离婚对男性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20]但离婚对女性造成的经济损失仍比男性大，而且除非女性再婚，离婚后的经济损失难以随时间推移和离婚后女性就业或提高劳动时间而恢复。[21]离婚除了不利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维持，还会造成代际向下流动。从经济资源的角度来看，父母离婚后的经济困难对儿童的营养、健康、教育投入产生不利影响，继而不利于子女的学业和人生发展。根据阿莫托（Amato）对西方国家从20 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相关定量研究的元分析（meta-analysis），离异家庭的子女在社会成就、心理适应和其他人生发展指标上均不及父母婚姻完整家庭的子女[22][23]，而且离异家庭的子女相较于完整家庭的子女的劣势并未随着时代推移、离婚的社会污名减少而降低，甚至两者的差距在90年代后再度上升，这与两类家庭经济差距的逐渐扩大有很大关系。[23]
进入21 世纪以来，非婚生育导致的单亲家庭结构对子代发展的不利影响成为西方家庭与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快速上升伴随着同居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比例的上升；
到世纪之交，新生儿童中约1/3 为未婚生育，其中，同居生育和未婚单亲生育各占一半。不仅如此，非婚生育的阶层来源出现了明显的学历和种族的分化：在高中以下学历的母亲中，非婚生育率超过60%，在大学毕业的母亲中该比例仅为7%；
在非裔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中，非婚生育率分别为68%和46%，而在白人女性中该比例仅为21%。[24]不仅美国，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非婚生育率与单亲母亲家庭的快速上升和阶层分化——低学历女性比高学历女性更可能成为单亲母亲。[25]由此，麦克拉纳罕（McLanahan）提出了“分化的命运”（diverging destinies）的观点[25]，即第二次人口转变加剧了出身于不同阶层儿童的命运分化：对于中产和上层阶级，女性受益于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她们推迟生育，从而给子女创造了经济上更富足、养育方式上更成熟的家庭环境，但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她们更多遭遇的是经济不平等加剧导致的生存处境恶化，她们的非婚生育给子女带来的是贫穷、不稳定的脆弱家庭（fragile families）环境。在此基础上，麦克拉纳罕和佩切斯基（Percheski）进一步提出了家庭结构与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研究框架。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制造了单亲化。在贫富差距扩大、蓝领收入恶化的情况下，低收入男性无法满足结婚的经济门槛和养家人的角色，在婚姻市场上缺乏机会；
对于贫困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是奢侈的，但成为母亲对她们人生仍有重要意义，因此她们可能会选择非婚生育和单亲抚育。另一方面，非婚生育和单亲抚育反过来又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单亲家庭的资源匮乏，单亲母亲的贫困率较高、精神状况较差、与伴侣的关系更不稳定，因而无法给子女带来稳定的生活和充足的教育投入，让子女重蹈覆辙。由于未婚生育在非裔和西班牙裔人中更普遍，这些种族的儿童更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家庭结构因此成为种族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单亲家庭结构还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由于生育和养育对两性的收入、职场发展的影响不同，对女性主要体现为母职惩罚，而单亲母亲受到的母职惩罚尤甚，她们更难平衡工作和家庭，比男性更难实现向上流动。[3]
“分化的命运”体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而家庭结构是否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脆弱的家庭结构或者造成这些家庭结构的行为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存在很大的变异性，就婚姻和生育行为的社会阶层分布而言，存在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和弱势模式两种类型。列思泰赫最初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作为解释家庭行为变化的基础，认为人类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后迈向了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愿意探索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形式。从这一动机出发，率先进入这种追求的应该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他们由于较早实现了物质上的满足，更有动力和条件尝试更前卫的家庭行为。但后来对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美国、拉美国家，以及经历经济转型动荡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却发现，家庭行为变迁也有可能更多发生在弱势群体中：经济萧条迫使社会底层或下层选择不婚、同居、单亲生育或者不生育，他们难以形成或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和生育抚育环境。与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所强调的观念变迁不同，这些国家的上述家庭行为是由恶化的经济状况导致，也更集中分布于处在弱势地位的群体中，因此这种现象被称为弱势模式（a pattern of disadvantage）。[26]可见，家庭结构的形成与既有社会分层有关，如若家庭行为变迁呈现为弱势模式，底层更容易成为家庭变迁中的脆弱人群。可以预测，当家庭结构的脆弱性与经济困难相结合，个人和后代的向上流动会变得更为困难。
根据上述对学术脉络的梳理，分层与家庭的视角融合形成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社会分层如何影响家庭结构？即不同类型的家庭或者形成这些结构的家庭行为（如离婚、非婚生育等）在社会阶层中如何分布，主要呈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还是弱势模式？二是家庭结构如何影响个人的社会成就及其后代的社会流动，它在地位获得和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如何？结合前面提到的两个趋势，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影响了家庭结构的形成，而第二次人口转变强化了家庭结构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层的互动关系共同决定了彼此的未来走向。在当今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无论是理解家庭结构的变迁，还是理解社会分层，都需要以彼此为基础，在学术研究中家庭和分层两个视角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
（一）转型中的社会分层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社会分层的变迁。在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总体性特征，即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的重要资源，国家与社会几乎合为一体，国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直接、全面的控制和干预。通过中央集中计划管理的社会体制，所有的社会组织被纳入具有纵向行政隶属关系的级别体系中。通过户籍制度，城镇和农村人口被明确区分开，农村实行公社制，城镇实行单位制，这些制度通过控制生活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对城乡流动的控制。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密的政治控制，中央政府与地方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关系，地区之间同质同构性较强。在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层相对简单，主要形成了农民、工人和干部三大阶层，并依据家庭成分、城乡户籍、干部与工人、所有制这些身份制度形成了更具体的待遇和地位上的分层体系。不同阶层之间生活境遇差异大，但阶层内部同质性极高，导致整体社会不平等程度较低。[27]
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资源控制权从计划经济部门向直接生产者转移，形成了新的以市场为核心的机会结构，打开了社会流动的新渠道[28]，带来了社会分层异质性的增加和分层基础的改变。农村工业发展改变了农村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涌现了大量乡镇企业家、乡镇工人等新角色；
城乡劳动力流动和体制边缘力量的分化，形成了个体户、农民工这些横跨体制和城乡体系的交叉性群体。体制内的干部和工人在利益驱使下大量流向体制外的就业岗位，模糊了原有的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随着地方政府、单位组织、个人的自主权扩大和利益明确化，家庭阶级出身、行政级别、所有制类型等制度在决定社会成员地位和利益上的重要性被削弱，自致性、可变性和职业身份成为分层的基础。[27]
社会分层的变迁还体现为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在改革前15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还相对缓慢，这是由于利益的分配仍主要是以集体为基础。虽然单位成为独立的、自谋福利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增强，但这些改变只是从等级性向团块性的分化[27]，这导致单位和地区内部的收入差异仍较小，由于个人收入主要取决于单位福利和地区发展，因而分化有限。[29]然而随着变迁的深入，体制内部门进一步收缩、城乡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增长，以及高等教育的回报提高，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快速上升。[30][3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中国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 的峰值，随后维持在0.46—0.48 之间。随着住房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财富差距也在扩大，从1995年到2012年财产基尼系数从0.4 上升至0.73。[32]
社会分化、经济不平等的上升还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从子代出生队列来看，中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在“50 后”和“60 后”中最高，表现在父代和子代职业和教育地位的关联性弱，这种高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教育上的“无声革命”带来的。[33]92-142[34][35][36]但到“70 后”和“80 后”，社会流动性开始下降，子代与父代的职业和教育地位的关联性再度上升[34]，这意味着家庭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强。从地位获得的微观视角来看，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机会、职业机会的影响逐渐增强。[37][38]
综上所述，与全球趋势类似，中国自改革以来也经历了经济不平等上升和社会流动性下降。但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分层的变迁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制度性因素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的影响相对突出[39]，收入和财产不平等来源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城乡、地区差异。[30][32][40]不过，进入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分层仍在持续变化，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性上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二）两次人口转变下的家庭结构变迁
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快速完成了生育率从高到低的第一次人口转变，并在21 世纪初全面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家庭规模持续缩小。[41][42]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从1982年到2020年家庭户平均规模从4.41人降至2.62 人。虽然核心家庭仍是最普遍的家庭结构，始终占据全部家庭的2/3[42]，但核心家庭的规模也趋于小型化，一方面夫妻核心家庭比例快速上升[43]31-79，另一方面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标准核心家庭的子代规模，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2010年中国30 岁以下独生子女规模约为1.4 亿，预测到2025年将达到1.8亿。[44]此外，在人口流动和婚姻推迟的作用下，单人家庭出现了快速增长，从1990年到2010年，城镇单人家庭的比例从7.31%上升至17.03%，农村从6.09%上升至11.79%。[43]39单人家庭的增长在发达地区和流动人口中尤为突出。[45]
其次，新的家庭行为和观念扩大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随着离婚的法律和社会成本不断降低，中国的离婚率在21 世纪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左右，离婚已取代父母去世成为未成年人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主要原因。[46]34-55随着恋爱自由和性观念的解放，同居逐渐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婚前家庭形式，2000年以来30%的初婚以同居开始[47]，在婚前同居的“80 后”“90 后”中，将近一半的女性在同居期间怀过孕。[48]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经济压力等原因，一些夫妻自愿放弃生育或因推迟生育而导致最终无法生育，形成了无子女的丁克家庭。[42]虽然单亲家庭、长期性的未婚同居家庭、丁克家庭在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分布中的比例仍很低，但代表了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方向。
再次，家庭内性别关系、代际关系的变化带来代际居住安排上的新趋势。在性别关系上，女儿在父母养老中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49][50]，出于实用原则的从妻居和“两头走”的婚居模式也悄然兴起[51][52]。在代际关系上，年轻一代与父母关系更为平等与亲密[53]，代际的交换互惠增强，尤其是从亲代向子代的资源转移趋势增强[43]310-358[54][55]，体现在家庭结构上，中国家庭规模的持续小型化并没有带来持续的核心化[41]，年轻一代在成年和成家后与父母同住仍非常普遍。2010年，城镇20—29 岁青年近1/3 生活在直系家庭中，农村则高达六成上下，而且从2000年到2010年，农村还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家庭下降、直系家庭上升的变化，这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许多农村家庭只有一个儿子有关。[43]91-113不过，直系家庭在当代中国的性质已与传统直系家庭不同，家庭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权力中心从父子轴移向夫妻轴，女性和子代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增加。[56]90-117、177-197
中国家庭结构的上述变化结合了两次人口转变的特征。但与西方国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生育仍主要发生在婚姻家庭中，未婚单亲家庭很少；
对子女的重视度高，已婚夫妻最终形成丁克家庭的比例仍较低。[57]另外，中国的代际联结始终较紧密，直系家庭传统较强，形成了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长期并重的家庭生态。
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家庭领域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长久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和家庭结构研究却相对分离，这种分离与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分层的特征有关。不同于美国的不平等更多是由家庭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决定，中国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主要由城乡、地区、单位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家庭结构因素的影响相对边缘。[30][40]由此，不难理解中国过去的社会分层研究通常将家庭出身（主要是父母职业和学历）、党员和干部身份、就业部门（体制内外）、户籍和迁移（是否流动人口）等作为研究人们教育、职业和收入地位成就的主要因素[39]，而对家庭结构未予充分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家庭人口学、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在过去20年形成了一批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的关注家庭结构本身的演化过程[41][42][43]1-30[58]；
有的研究侧重探讨和分析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功能、代际关系和家庭价值的影响[59][60][61][62][63]。这些研究集中反映了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中现代与传统相交织的特征，以及中国家庭在居住安排、代际互动上的弹性和灵活性，但主要的研究框架还是围绕家庭结构变化本身及其对家庭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少将家庭结构与性别分层以外的社会分层联系起来。
但随着中国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家庭结构正在持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分层的变化相交织，家庭结构因素将有可能更多参与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因此，关注中国家庭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将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价值，对中国未来优化家庭政策、降低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也将具有应用价值。
不过，在中国研究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应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尤其是中国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长期并重的家庭生态。在本系列论文的下篇，我们将提出一个框架整合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的既有实证研究发现，从中展现中国在家庭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上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以及随着经济因素在家庭行为中重要性的上升和家庭行为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向弱势模式的变化，家庭与分层视角在中国研究中融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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