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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玉 茹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主流经济学是指在纷繁复杂的众多西方经济学流派当中，在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且对经济政策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思想和流派。整个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应当追溯到从15世纪开始的重商主义阶段。随后古典经济学兴起，新古典经济学接替，最后演进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学术界一直围绕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之下，将经济自由主义奉为圭臬。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新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凯恩斯主义突起，宏观经济学形成，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各种经济学说不断演进的几百年中，经济学方法论也在众多纷争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从方法论的视角入手，就不同时期的主流经济学派的特征进行简要介绍，以及对各个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演变进程中一些受众较多的方法论来进行论述。
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之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1]。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等重大转折接踵而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形成以及走向确立。重商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一种理论反映。在此阶段中，资本的主要形式以商业资本体现出来，重商主义直接代表的是当时大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也反映了当时西欧各国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增强国家实力的历史要求。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主张
重商主义所反映的是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初要求，正如马克思曾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2]。
重商主义者将财富等同于金银，认为只有金银才是唯一的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这样直接的创造财富的活动外，只有对外贸易顺差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而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会得到体现。重商主义者的逻辑体系中认为国家内部的经营活动只影响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无法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只有对外贸易顺差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因此在进行财富扩张的道路上，他们主张扩大出口、削减进口。在政策上，重商主义者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以此来遏制进口从而增加国民财富。这被看作是一种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基调。
重商主义诞生于封建制度瓦解、对外贸易大发展，资本主义兴起亟待探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欧洲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是曾经在西方长期奉若真理的经济学理论，它不仅仅是当时的西欧诸国用来安邦治国的实践准则，也是一场捷足先登的经济学革命。其所坚持的保护贸易、积累金银、扶持工业、国家干预、海外殖民等主张也促成了当时西方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这是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于全世界的基础和保证。
(二)重商主义方法论：经验总结法
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是西方经济学成形之前的经济学方法论[3]。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重商主义的形成摆脱了西方传统的封建主义伦理和宗教经典主义的桎梏，它是一种对商业资本利益和运行规律的反映[4]。
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是从实际经营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分析使之上升为系统和理论的一般性结论，因此具有明显的归纳法的特征，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哲学逻辑推理过程。而在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体系中，他们通过对商业资本在获取商业利益的经营实践中所应当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总结，提炼出一套对当时而言普遍适用的经济学原理，这便是其所体现出的归纳特征。
凯恩斯将其以前的西方经济学称为“古典经济学”，将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到庇古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流派称作“古典学派”。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不仅是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反映着资本主义从萌芽期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客观规律。
(一)古典经济学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英国古典经济学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古典经济学最早地将研究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5]。经济学家第一次将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视为创造国民收入的来源，这有别于重商主义仅将对外贸易视为收入来源，认识到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生产领域，这代表着现代经济学的真正的开端；
第二，古典经济学阶段第一次提出并且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劳动价值论，这为后人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6]；
第三，古典经济学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工和交换理论；
第四，古典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成了日后众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第五，古典经济学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
第六，古典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比较利益学说是实现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史上对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古典经济学阶段的方法论演进
古典经济学并不算得上是一个流派，而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古典经济学阶段，方法论的发展并未得到长足的重视。这并不代表在当时的学者认为方法论并不重要，而是在他们的经济研究中，诸如归纳法、演绎法等方法论被视为研究的基础，视为显而易见的研究准则，所以古典经济学阶段并未出现比较著名的方法论之争。
1.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取了并不相同的方法论原理。在《国富论》的前两册，亚当·斯密运用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来进行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后来在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也有所联系。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操论》的大部分内容之中，亚当·斯密又举例运用了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为不相同方法。
总体而言，亚当·斯密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包括比较静态分析法、抽象演绎法以及现象描述法。从研究均衡状态的角度来说，比较静态分析所考察的是当初始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改变时，原有的均衡状态会相应地做出什么改变，并且对新旧的均衡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而所谓抽象演绎法是一种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方法，是人们以一定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为基础，从已知推导向未知的思维方法，这是一个去认识“隐形”知识的过程[7]。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往往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对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亚当·斯密运用科学抽象法来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在研究中他又采取现象描述法，将经验和现象结合到一起[8]。亚当·斯密的现象描述法所描述的是不同的经济现象之间纯粹的表面联系，他并没有对其做出深入本质的研究分析，而是将不同经济现象之间表面的联系作为最后的分析结论。
2.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之后，全球金融贸易迅速发展，资本市场蓬勃兴盛，经济危机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李嘉图的理论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部分思想，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9]。在他尝试对迅速兴起的金融、资本市场中的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时，其所运用到的经济学方法论却与亚当·斯密的方法大相径庭。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论可以概括为“提出假说、演绎推理”，也就是抽象演绎法。与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相比，李嘉图更加注重长期的影响，并且其在抽象演绎中，更加偏爱简单的模式的作用。
3.约翰·穆勒的总结。约翰·穆勒是李嘉图的学说坚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前，这本著作一直被各界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在此书中，约翰·穆勒将亚当·斯密的生产费用学说、詹姆斯·穆勒的工资基金学说、威廉·西尼尔的“节欲论”、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等等进行了综合，主张放任自由和国家干预相结合。在他构建的经济学框架下，他提到“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现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10]在他看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经济人的行为模式以及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
1843年，穆勒的《逻辑学体系》发表，他在此书中专门论述了方法论，尤其是归纳法和演绎法。事实上，经济学方法论就是广义的经济学逻辑体系，穆勒在书中极大发扬了抽象演绎法，并极度崇尚，他认为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中精妙的研究方法，并且几乎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因为，穆勒认为在不同的学科上，归纳法和演绎法具有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与大多数的物理科学不同，这门学科是无法进行实验的，尤其是缺乏培根所说的“实验排斥法”[11]。
穆勒所提出的经济学以事实为标准，通过抽象演绎法，从假说推理出发，分析探索真理的模式，他将这种方法论称为“逻辑实证方法论”，这也是后世的西方经济学所进行研究时的主流方向。马奇就曾指出：“穆勒作为一名方法论家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演绎——法则解释模型的最早的应用者。”[12]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这一时期众多的转折性事件的发生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革命奠定了基础，西方微观经济学也是在这个时段成形。19世纪中期，西方各国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数学以及微积分的快速发展，边际学派利用数学工具发展出了边际效用论，引发了著名的“边际革命”，从主观效用的角度描述了经济人个体对价值的效用问题，西方经济学由此获得了全新的风貌，新古典主义也应运而生。
(一)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的理论发展
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以及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论[13]。不同于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的边际效用[14]。这种理论的问世站在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上，从客观的生产角度转向了主观的需求角度，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微观领域内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确立起一种名为“边际分析”的分析方法，这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萌芽。这次革命是奠定西方经济学基础的重要革命，即“边际革命”。
对立争论后都伴随着理论的融合，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同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相结合，构建了“均衡分析法”，形成了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研究单个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的、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于1890年出版著作《经济学原理》，这一直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派正式出现。直到凯恩斯革命发生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一直位居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在理论观点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观点依旧奉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如“经济人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假设，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以效用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以边际分析方法作为分析工具，以及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和调节机制做出了更加精密的研究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中，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15]。
(二)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的方法论演进
经济学界的第二次革命，即“边际革命”不仅对微观经济学的成形奠定了基础，其同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新古典经济学阶段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包括边际学派的边际分析法以及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法，以下将对其进行简要的介绍。
1.边际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边际分析方法所指的是研究一种因素的数量的变动对其他因素的变动所产生影响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运用导数和微分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运行中的细微增量的变化，用以分析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16]。
在西方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以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最优生产规模时，往往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MC=MR)时的产出作为最大产出量的点。在这一点时，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所带来的收益的增加与其带来的成本的增加相等，这就是边际分析方法在厂商理论中的运用之一。
边际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斐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它是一种现状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的。边际分析方法的问世不仅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转移，它开创了西方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直接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根基，并使得实证经济学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不管是对当年还是后世的经济学研究，边际分析法的问世都是一场革命性的贡献。
2.马歇尔与均衡分析法。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是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赋税原理》等齐名的划时代巨作[17]。他所提出的“均衡价值论”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传统研究成果与边际革命之后的分析方法相融合所提出的新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是从商品的供给出发，从生产的视角来研究价值的决定；
而边际效用论则偏重于以效用为核心的商品需求侧的研究。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将劳动价值论以及边际效用理论这两个对立矛盾的理论进行了辩证统一，挖掘出商品的均衡价格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时的价值，认为价值与均衡价格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需求与供给所分别决定的价格走势相反，当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产量和价格也会同时达到均衡。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与边际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市场机制凝结到一起，这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飞跃。
此外，马歇尔所开创的均衡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对后世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方法就是要考察经济体系中在一定预算约束下，整个经济逻辑体系达到均衡状态时所出现的情况，以及达到均衡时所需要的相关条件。均衡分析方法作为经济理论研究时一种必要的抽象手段，是进行经济学研究时重要的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又分为局部均衡分析以及一般均衡分析法。其中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考察的是假定其他条件既定的状态下，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条件；
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广义，要将所有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考虑在内，对整个经济体系完全均衡时的条件进行考察[18]。
当然，均衡分析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所假设的前提中，经济个体之间互不联系的状况其实并不适用于某些现实分析，由此也并不能对众多的经济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标志着当代西方经济学诞生。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背景之下，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出清理论受到了严峻质疑，凯恩斯由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学新篇。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先后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与前期经济学研究中所采取的相对单一的方法论不同，当代西方经济学所采取的方法论往往更加综合而广泛。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个时期是“凯恩斯革命”时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传统西方经济学所信奉的“萨伊定律”(1)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经验事实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都证明萨伊定律是错误的。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经济衰退和大萧条，新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他们的范式无法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市场会自动出清”等不再适用，一套新的范式亟须出现以取代旧的范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6年，随着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发表，引发了经济学界第三次革命，即“凯恩斯革命”[19]。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期，即“凯恩斯革命”时期，凯恩斯经济学一直占据官方经济学的位置。其研究重心从供给端转向了需求，认为“需求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原理，以拉动内需作为政策主张，摒弃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由此，“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调节的机制被造就，国家干预一时间压倒了放任自由的主张。除此之外，凯恩斯经济学还拉动了一场经济学分析方法上的革命，凯恩斯在著作中将马歇尔的研究首次命名为微观经济学，认为微观经济学是通过个体分析法来研究单个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应，为了解决当时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的矛盾，凯恩斯开创了总量分析法，以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期，保罗·萨缪尔森融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并一度占据正统经济学的地位。新古典综合派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对凯恩斯经济学做出了众多修改和发展，该学派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依然是一个“特殊理论”，因为其研究的是短期的非充分就业时的状况，因此他们将假设扩展到更一般的情形，创建了在长期充分就业时也适用的“一般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包括混合经济论、现代市场经济结构论、市场利弊论以及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和效果论。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两个剑桥之争”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经典的争论之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80年代末期，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自由主义曾一度占据官方经济学的位置。这是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出现了“滞涨”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这两种并不能并存，由此凯恩斯主义陷入窘境。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纷纷亮相，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各大经济学派纷纷林立[20]。这些学派力求进一步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试图将其延伸至宏观领域，并且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微观基础来适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体系。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直到目前为止，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此时期新凯恩斯主义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存且争论，这是一种新的“综合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新凯恩斯主义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官方经济学，其引入了价格黏性、市场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重新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现象成因做出了解释。在此阶段其重拾国家干预主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进一步联系起来，对国家经济实施一定程度上的干预。
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人们在“政府”与“市场”这两双手之间始终纠结不已但是又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不断找到更加深化的理论路径。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阶段方法论的发展
方法论发展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阶段之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声音，各个时期的各大学派在众说纷纭、兼容并蓄中实现了螺旋式的理论前进。从凯恩斯革命开始，到新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主流经济学为止，人们在争论和探索中实现了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1.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方法论的革新。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首先具有明显的宏观的或总量的特征。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人们的研究多是着眼于微观个量的研究，而凯恩斯以总量研究法，将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开创了经济核算的先河，也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21]；
其次，凯恩斯将研究重心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他拒绝了萨伊定律中“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出清”的假设，以“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重新解释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除此之外，凯恩斯经济学中所采用的IS-LM模型中沿用了前人的静态均衡分析的理念，这种分析工具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的架构所类似的。综合来看，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上，凯恩斯经济学做出了重大的创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还是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被后人所诟病的缺陷之一，他对微观分析法、结构分析法都是有所忽视的。并且他过分强调了国家干预主义而否定了市场的作用，这显得有些片面。
2.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完善。萨缪尔森主要采用的是规范分析法，他在研究中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向了更一般的水平。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成果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传统理论结合到一起，以“新古典综合”(2)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又把他们这个学派更名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成为经济学界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承认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缺失的，这就会造成宏观整体分析与微观个体研究的脱节。因此，萨缪尔森强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马歇尔新古典理论相结合的必要性，主张在短期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要靠国家干预，而在长期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要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来实现自动出清，即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到一起。在研究中在原有的两个研究主体即消费者和厂商之外加入政府，而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一般都被视为游离于市场之外的因素。在经济学分析中开创性地加入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之一，是萨缪尔森的巨大创见。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结构理论，在分析时将原有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三大类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区分为“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两种形态，这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
3.现代货币主义与弗里德曼的实证分析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现代货币主义在美国出现。货币学派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对抗凯恩斯主义、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反对国家干预主义[22]。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1953年，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问世。弗里德曼推崇实证主义，他提出了一个经典创见：“检验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就是对其经济的预测与实际数据加以比较。而经济学是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这一理论是否能够预测未来。”[23]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货币主义的推崇下，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论的争端。此争端还涉及多个方面，经济学究竟是预测未来还是解释过去的学科，政策究竟是具有无效性还是有效的，货币究竟是中性还是非中性的，整个经济学界几乎都陷入了这场论战。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支持其有关“预测未来”的说法。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直绵延了半个多世纪，实证分析法对后世的经济学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4.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由理性预期学派发展而来，它的产生源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24]。罗伯特·小卢卡斯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批判。这种方法论上的发展不仅仅对宏观经济学影响巨大，也对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道路。并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吸收了货币主义的逻辑，并以“理性预期”的概念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改造，认为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的根基进行了否定[25]。这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六次革命，又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除此之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提出并构建起了货币周期理论，坚持“货币中性”的观点，进一步阐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5.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之间的纷争也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争论之一。卡尔·波普尔是证伪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科学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就是可证伪性，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26]。而在证伪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科学探索的过程并没有用到归纳法，因而也并不存在归纳问题。证伪主义与归纳主义并不相同，他们并不寻求一个正确的结论，甚至还认为所有的理论最终都会被证伪。而逻辑实证主义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作为工具来展开推理，并用概率论来对结论进行修正的分析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是毋庸置疑的理性主义，其认为可以站在经验主义的视角去量化一切从而达到认识一切的目的。两者之间的争论对于经济学研究具有诸多的启发意义。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触角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从单纯的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深入到经济假说的实在性研究,从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实效主义转向经济学的哲学逻辑问题，从方法论的实证与规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归纳与演绎的争论到长期与短期、自由与干预等研究视角的变换，经济学方法论也在不断地争论中一步步革新。限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篇幅也无法穷尽。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在整个经济学发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值得我们以孜孜不倦之心不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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