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流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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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华,莫丽娟,康 涛

(1.华侨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2.厦门兴才职业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3.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华侨华人是中国“一带一路”通道上传播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华侨华人武术社团是中国武术海外传播的重要媒介,通过华侨华人武术社团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举措。[1]体育界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武术交流合作,融合提出了积极发展武术海外兵团、爱国华侨武术团体的建设,充分发挥其“知文化、熟风俗、知人情、通外交”独特作用的目标。[2]该目标立足国家顶层设计需要,从学科交叉视角阐述了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东南亚国家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群体的社会变迁视阈,分析和阐释新加坡武术社团发展流变过程和影响因素,并总结出促进中国武术海外传承发展的重要启示。

新加坡学者梁君夷在《新加坡华族武术史话》中记载:“在新加坡开埠(1819年)前,武术就已经由华侨移民带来,不过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当时没有正式武馆,但私下传授从不间断且代有传人。”由此可知新加坡的武术是被早期华侨移民带来的,由于当时的国际社会复杂多变,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形势也较严峻,武术并未形成大规模传承组织,而是在华人社会中充当防身自卫的看家本领。王大海在1806年出版的《海岛逸志》中的《武乞氏》记载:“武乞氏,居于望加锡……南洋诸国,皆习武艺,武乞氏为最勇。武艺精者,父母荣之,乡里敬之,尊之曰‘牛实地’,大好汉也……所以不论男女,十岁以上,则演习枪棒跳舞诸技,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其教之名色甚多,如太祖、达尊、猴拳、鹤势之类,故其武艺为南洋之冠,每扬帆海上,贼船遇之,莫不辟易,不受和兰(荷兰)节制,与盟约为兄弟而已”。[3]这是南洋社会记载武术溯源最早的史料,其中太祖、达尊、猴拳、鹤势都是福建泉州一带的传统武术拳种,而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传播到南洋社会也符合历史脉络的,说明武术早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南洋华侨社会流传,其历史悠久。笔者通过查阅彭氏《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发现,早期金门人、晋江人建立的“估俚间”是最早的华人组织形式,并逐渐注册为社团或同业公会,1854年厦门小刀会党徒因起义失败逃往新加坡,诸多会拳脚功夫的勇士加入到新加坡武术界,以“估俚间”模式传承武术。但是并未形成专门的武术社团,也无相关史料记载,而是附属在帮会、会馆里进行传承与传播,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无组织自由式发展过程。

随着华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武术作为一种华族传统文化被传承下来,逐渐以帮会、会馆、社团等形式存在并融入新加坡经济、文化、教育行业。然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必然离不开媒介,论述武术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也离不开社团媒介。基于此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新加坡第一间精武体育会成立于1922年,是新加坡最早领有注册执照的第一间正式武馆。至今整整一百年,从注册执照到如今的社团林立,学校武术遍地开花,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迁过程。其发展经历了新加坡的英殖民时代(1819—1941年)、日据时期(1942—1945年)、自治时代(1946—1962年)、马来西亚时代(1963—1965年)、独立时代(1966年至今)的社会变迁。而独立后的新加坡在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鼓励向新加坡统一民族文化演变,导致新加坡武术社团自1967年成立新加坡武术总会后,发展至今拥有230多个下属武术社团,呈现出独立而庞大的新加坡武术发展体系。由此可知,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的发展是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成功个案,然而随着新加坡华人社会变迁,历经百年的武术社团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2.1 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流变的划分依据

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晚清政府的海外华侨政策,以及英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等政策,也直接影响与制约了那一时期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4]为了探寻武术在南洋社会的传承与发展,笔者从史料中发现新加坡第一间精武会成立于1922年,标志着武术在新加坡开始以华侨组织形式进行传播。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社会变迁,由华侨的“落叶归根”转向华人的“落地生根”,使整个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出现历史性转折。于是随着东南亚国家政策变化,80 %的华侨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华人,对此学界普遍将“华侨华人”串联一起作为研究群体进行描述。所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兴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笔者根据现有史料搜集情况对新加坡华侨华人社团流变阶段时间节点进行划分阐述:其一,以1922年3月新加坡第一间精武体育会成立为社团初创逻辑起点;
其二,随着1945年二战后由华侨社会转变到华人社会的变迁,武术社团进入一个成长期;
其三,1965年新加坡独立,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划分节点,随之新加坡民族意识加强,社会文化发展凝聚民族自主品牌,而此时期的武术社团形式和功能也随之变化而独具特色;
其四,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因此本文按照以上理论依据,结合新加坡武术社团发展史料,将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流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初创期(1922—1945年)、成长期(1946—1964年)、转型期(1965—1989年)、稳定期(1990至今)。

2.2 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流变阶段

2.2.1 初创期(1922—1945年)

随着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在东南亚的宣传与推动,精武体育会、光武国术馆、鹤山会馆国术醒狮团等华侨武术社团组织陆续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上海精武体育会派出五位(陈公哲、罗啸嗷、黎惠僧、叶书田、陈士超)专使到新加坡推广中华武术,受到了华侨社会武术人士的认同,由此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等各地武术会馆、社团开始建立,如1922年新加坡成立第一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据统计,新加坡和马来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成立了13家精武会馆;
第二次是1929年8月,应华侨陈嘉庚先生之邀,中央国术馆福建永春分馆组成28人之“闽南国术团”,赴南洋巡回表演;
第三次是1936年,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领五虎将领球队和20名武林能手抵达新加坡,与精武体育会联合举办“南北国术大会操”。这被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武术界认为是南洋群岛武术史上破天荒的创举,打破了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界抱残守缺的保守观念,促进了武术界的大团结。如干德源作为新加坡华侨社会闽帮拳师代表参加了“南北国术大会操”,得到张之江赠匾“自卫才能生存”与“强种自卫”。基于此,1936年由新加坡琼侨郭巨川和符大炳等人成立光武国术馆,初址设在新加坡三角埔国泰戏院。①此外,1939年鹤山会馆国术醒狮团成立。

2.2.2 成长期(1946—1964年)

二战后,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迎来转变,武术社团组织应运而生且呈现多元化发展,以拳派、会馆、醒狮团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如新加坡冈州会馆醒狮团、星洲白鹤派体育会等21个社团相继成立。此阶段的社团武术源流有序,且各拳社特色鲜明,社团以闽籍华人武术名家传承传统拳种为主。其中发起人郭雄虎、干德源、高参法师、沈杨德均属于闽籍华侨,以少林白鹤拳、五祖拳、太祖拳为主教授闽南传统武术,以干德源、高参法师为主要传承派系实现了从“师承关系”旧制到“代师传艺”新制的转变,并将中国武术的医武、禅武理念传承到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中(见表1)。

表1 1946—1964年成立的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

续表1

2.2.3 转型期(1965—1989年)

2.2.3.1 1965—1969年新成立的社团以广东岭南派武术拳种、醒狮、北派功夫的快速发展为显著特征

在新加坡武术社团陆续成立的基础上,1965—1969年又新成立社团近三十余家,主要以广东岭南派武术拳种及醒狮得到快速发展为标志。此外还有北派太极拳、形意、八卦、六合八法等北派功夫社团,每一社团都拥有自己的舞龙舞狮队伍(表2)。196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南洋少林国术总会双庆宴会上号召华侨华人武术界团结起来,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国术总会于1967年成立。其拥有49个下属社团及武馆,成为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下属团体会员最多的总会,并于1969年举办首届东南亚武术邀请赛,迎来了新加坡武术发展的转折点,形成了以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中心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竞赛体系。

表2 1965—1969年成立的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

续表2

2.2.3.2 1970—1977年新成立的社团发展以攻防术、少林外家功夫、养生太极、龙狮艺术为特征

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着重培养华人本土文化认同,形成“新加坡意识”。这使得以情感纽带为生存根基的传统武术会馆受到冲击,大量的群众性文学、艺术、音乐、体育、文化类新型社团的出现,吸引了第二、三代华侨的加入,与传统的武术会馆形成了一定的竞争。[5]因此,此阶段成立的诸多武术社团发展宗旨开始转型,从其成立社团名称可知社团发展社会功能出现转变(表3),尤其以养生术为主的太极拳和气功组织开始萌芽,且武术社团开始着重发展龙狮艺术。但是,自从建立起以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中心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竞赛体系后,各社团拳会接受了武术革新,消除门派观念,求同存异,举行武术竞赛,促进了各门派功夫相互学习和交流。

表3 1970—1977年成立的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

续表3

2.2.3.3 1978—1989年新成立的武术社团以竞技武术、龙狮艺术、太极拳等气功团体居多

自1979年开始,新加坡国术总会派出代表访问中国武术界,并参加中国汉口、西安、天津、杭州、深圳武术赛事,与中国携手将竞技武术推向全世界。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调整其国策,允许各种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及传统习俗,鼓励华人宗乡社团传承中华文化,举办了各种华族文化节。[6]诸多文化艺术活动的举行使面临边缘化的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重新被赋予历史重任,社团为了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主流,其社会功能随之而转变,朝向龙狮艺术表演方向发展,其主要目的是参与华人文化艺术节及游行活动。新加坡华族武术史料记载,于1978—1989年间新成立145家武术社团,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此阶段舞狮快速发展,以太极拳为首的各种气功团体成长迅速,而少林功夫团体大多是由五六十年代社团传承下来的弟子进行拓展而成立。

2.2.4 稳定期(1990至今)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开始建交,华侨华人武术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其发展受到重视。中国举办北京亚运会、1991年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等诸多武术大事件促进了新加坡武术社团的发展。新加坡多次派出教练和裁判前往中国学习,共同推进武术国际化,促进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竞技发展。通过对新加坡武术龙狮会长洪茂诚的访谈得知,新加坡国术总会自1967年成立以来,到2009年更名为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目前其拥有230多个团体,拥有自己国家的武术运动竞赛体系,同时也设有国家武术队,形成了以竞技武术为龙头,将武术发展引入市场化运作走商业化道路,实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企业、教育、社区共同支持武术发展的新局面。鉴于此,2019年8月,新加坡国际武术文化交流中心、新加坡国家武术龙狮总会、新加坡华源会联合举办 “一带一路”新加坡国际武术文化节暨第四届新加坡国际武术邀请赛,比赛吸引了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巴西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 500名选手参加。

3.1 由传统走向竞技:构建起以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中心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竞赛发展模式

新加坡在1819年开辟为商港,华侨华人大量迁移,新加坡武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无组织自由式”“结社秘密社会式”“以帮会及会馆式”萌芽阶段。到1922年新加坡才成立第一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其形成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这一特征与中国武术社团的雏形阶段是相吻合的,如在辛亥革命前成立的北京“四民武术社”(1900年)、河北完县“蒲阳拳社”(1888年)、天津“中华武士会”(1910年)、上海精武体操学校(1910)。所以新加坡武术社团比中国武术社团的形成稍微晚近三十余年,这也符合流变逻辑。而新加坡武术社团的形成受到中央国术馆和上海精武体育会的影响,在二战后快速成长,在成长期凝聚了中国武术的精髓,将传统武术发挥到极致。诸多闽粤武术名家移民到新加坡,为新加坡武术打下了良好基础。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随着新加坡自主民族意识增强,整个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的中华文化传统受到冲击。尤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武术进入亚运会等大型赛事的比赛项目,武术的现代竞技化发展呈现主流,新加坡武术界构建了以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中心的竞赛发展模式,辐射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

3.2 由私授到公开传播: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转变为大众武术普及推广

新加坡武术社团发展流变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第一,早期私授闽南派系列族群武术,以干德源、高参法师、沈杨德教授闽南传统武术少林白鹤拳、五祖拳、太祖拳为代表,其中少字派的社团二十余家;
第二,琼帮光武国术馆,早期琼籍武术师傅代表有符福盛、魏大乾、冯安邦;
第三,粤派族群传统武术及醒狮,如冈州会馆醒狮团、育武醒狮国术健身社、养正童军醒狮团、鸿胜馆国术醒狮研究社等;
第四,精武体育会以公开传授北派功夫,包括潭腿、功力拳、节拳、大战拳、套拳、单刀串枪、接潭腿、群羊棍、八卦刀、五虎枪等。因此,早期新加坡武术社团呈现帮派特征,在同乡同宗同行之间互帮互助、调解矛盾促进侨界事业发展。随着新加坡独立,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了化解各拳会之间的相互排斥,消除门户之见,要求统一教授内容,各拳派代表参与组编“新加坡综合拳”进行普及推广。目前新加坡发展武术也是从娃娃抓起,教育部把武术作为正式的体育项目在学校广泛开展。有200多所中小学都设有武术项目,此外练习太极拳的大概有3万人左右,练习其他武术套路的有8 000到1万人。[7]由此可见,新加坡武术社团流变过程经历了由族群帮派私授到精武北派功夫,并向大众传播普及推广,走向武术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3.3 由医武合一转型到现代武术龙狮艺术:社团宗旨转变为国民健身、文化交流、竞技表演

早期华侨武术家移民到新加坡多从事施医布药工作,造福一方,如闽籍武术家干德源大师早年南游行医,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并创国术馆医局、中国国术馆,主要传授永春五祖拳术。此外还有琼籍华侨武术家符福盛、魏大乾,都是从事医术及跌打损伤、正骨医术的武术家,曾代表琼籍武术参加南北武术大会操,发起组建光武国术馆。⑤随着诸多华侨武术名家的离世,社团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医武技术失传,社团的传统性被严重破坏,使得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的宗旨发生改变。根据表1、表2、表3社团的名称,更能体现出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朝大众武术健身方向发展,其中三十余家新成立的社团以“XX体育会”或“XX健身社”命名,且武术社团朝向现代武术竞赛及龙狮艺术表演方向发展,每一拳社都有自己的醒狮、舞龙队。2009年,新加坡武术总会改为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导致整个社团发展宗旨转向国民健身、文化交流、竞技表演。

4.1 文化变迁与本土认同是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流变的问题因素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是聚居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随着华人社会历史变化而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然而透过华人社会内部组织文化变迁,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文化黏合剂,构建若干社会团体,这蕴含着强烈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的观念,对华人传统体育等华族文化有着挥之不去的祖根意识和本土认同。[8]早在宋元明清之际,大量国人移居东南亚,而此时南洋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国,各地华侨华人均奉行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华人社会。[9]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武术,自然构建起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安全保障,以一种身体技艺文化形式附属在海外华侨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早期华侨将武术与医术融合一体在华人社会中行医救济,为新加坡土著民族服务,进一步把中华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社会力量,并通过建立武术社团,加强了新加坡华侨华人的本土认同与自信心。

4.2 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是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社团流变的动力因素

17至1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如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哥老会起义等,众多武林义士在起义失败后逃亡到南洋社会继续开展帮会活动。以会馆、帮会形式联袂海外华侨,凝聚了华侨武术族群,为中国辛亥革命积蓄了海外势力,也为后期社团快速发展积累了民间武术资本。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取得伟大胜利,无论是中国民间武术团体还是官方武术机构,都开始走进华侨华人武术群体寻回遗失的文化记忆,如1920年上海精武会“五虎下南洋”,1936年中国国民政府派出中央国术馆武术精英访问东南亚各国。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推动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形成。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等,迫使大批广东、福建沿海武林人士移居东南亚,再一次扩大了东南亚武术群体,为新加坡武术社团补充了中坚骨干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稳步发展,随之新加坡武术社团也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武术受到冲击或者停搁,但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东南亚武术社团却日新月异,还构建了以新加坡武术总会为中心的竞赛体系,如1969年新加坡举办了首届东南亚武术邀请赛,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参赛。由此可见,新加坡武术社团发展为中国武术国际化搭建桥梁,促进了竞技武术流变发展,让武术走向世界舞台。

4.3 东南亚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是新加坡华侨武术社团流变的成效因素

东南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华侨国籍身份有着特殊的规定,彻底改变了华人社会文化,如彻底打破了华人不与当地人通婚的习俗、华文教育受到限制、华语受到抵制等等,给中华文化的传承带来巨大阻碍,新加坡武术社团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二战以后,随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先后独立,民族意识增强,当地政府对独立的华侨华人经济文化十分敏感,[9]推出了相应的限制、干涉、排斥、打击措施,并强力推行民族化政策,80 %的华侨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华人,使得中华文化影响力减弱,文化传统难以继续。鉴于此,经历了以上东南亚国际政治社会变迁,华侨华人武术社团发展受到冲击,其中华文化特性减弱,促进了新加坡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转型,武术社团的体育属性凸显,使得东南亚华侨武术社团发展宗旨转向竞技表演、国民健身,改变了武术社团的传承内容、模式,传统武术拳种门派门户被打破,社团开始由传统走向竞技。从私制教授“琼、闽、粤帮南派功夫”到公开传播“精武北派功夫”,再到学校武术普及推广,民间“医武合一”也慢慢转变为“现代武术龙狮艺术”,其社团流变形式与转型发展创新了新加坡华侨华人武术文化,但是也失去了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文化。

5.1 亟需对华侨华人武术名家名拳名社进行研究

通过对新加坡武术社团的流变动态梳理及因素分析,让我们看到经历了东南亚社会变迁而保留下来的武术族群社团文化,是一种以武术运动形式为载体的华侨华人文化记忆,它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桥梁,成功地将中国武术推向世界。而早期华侨华人脚踏这一块跳板为将武术推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其背后默默奉献的华侨华人武术名家因特殊的历史背景移民东南亚,成为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社团中的文化传承血脉。鉴于此,随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亟需对其名家名社名拳进行深入研究,如对闽帮华侨武术名家干德源永春五祖拳流派及其中华国术协进社的个案研究、对琼帮华侨武术名家魏大乾海南拳流派及其光武国术馆的个案研究、对菲律宾华侨武术名家卢言秋五祖派南少林拳及光汉国术馆的个案研究[10]等,此外还有对近百年发展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精武体育会的个案研究。

5.2 挖掘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社团经历了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和多元文化冲突而保留下来,体现出中华文化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学界务必将华侨华人武术研究纳入中国武术文化的研究体系,尤其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史料的搜集,挖掘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互联网及科技手段制作影像数据库,再现华侨华人武术历史记忆,构建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将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名人故事与华文教育融合发展,推动更多的华裔青少年习练武术,传播中华文化。[11]

5.3 实现异域华族武术文化认同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

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武术社团流变的研究见证了海外武术历史文化记忆,实现了异域华族武术文化认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维系了华侨华人的族群特征和身份特征。[12]我们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武术社团为纽带,融入东南亚华人社会,推动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发展,通过华侨华人武术讲好中国故事,鼓励国内各级各类武术社团及侨团组队参加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武术赛事,也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社团组织来华交流、访问与合作。

注释:①②③④⑤选自新加坡全国国术总会内部刊物《新加坡华族武术史话》(1990),刊物由梁君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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