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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波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核心议题。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将永远不会结束。中国的民主即人民民主，在其实践形态方面是全过程的而非单个维度、少数人的民主。2019 年“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新命题一经提出，直接站高望远的将人类对民主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论高度。2021 年3 月，它被明确纳入“一法一规则”当中。[1]随后，七一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新时期，推动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对于坚定“四个自信”，把握民主话语，赓续民主血脉，弘扬中国式民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主发端于古希腊，意指由人民统治或人民主权。它体现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参与，被用于政治领域，即社会政治最终决定权取决于社会的大多数人。相较于“民之主宰”，通过“公民大会”“陪审法庭” 等方式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希腊式民主制度创设和政治实践是最契合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范畴。尽管在公元前575—550 年左右的希俄斯岛(Chios)就已有民主制雏形初现，这种通过直接的演讲、投票等路径选举确立的民主制度对现代西方乃至世界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却也因其受人口数量、地域疆土、操作成本和公民素质等因素影响较大，备受诟病。据托克维尔所言，希腊式的“民主”下“35 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2 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且“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多为同一阶级内部的矛盾争斗。由此，他认为其至多算得上是带有共和意味，离现代性民主相差甚远。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壮大与自然科学发展，加之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理性等的思想祛魅，民主进程得到了加速。除美国外，各国家内部自决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所依据的理念、原则大多是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以反对旧制度和贵族的方式获得其合法性的。托马斯·潘恩极度赞誉的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虽然具有中世纪背景，起初却也是在13 世纪以后英国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相互碰撞、斗争的政治产物，并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以其可以起到兼容“所有不同的利益、各种领土和人口范围”等的独特优势才得以在二战后成为被西方社会广泛采纳的民主政治形式。在诸国仍旧陷于与贵族或宗教的纠扯状态时，美国率先实现了民族自决和自治，进入资本主义的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行列。尔后，基于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具体实际，扬弃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赋予了“代议制”以新内涵，[3]并对“共和政体”进行重新裁定，扩充了“民主”和“共和”的内涵外延，并促使它们最终演化为同义词。[4]法国受南美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启了大革命，时至今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仍褒贬不一，乃至不乏有“理性堕落”的声音。不置可否的是，它造就了现代政治国家，并开创了一个民主时代，具备普遍客观的现实意蕴和世界性意义。大革命确定下来的理念和原则至今对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不无裨益，譬如，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等。值得注意的是，许是较多受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影响，相当部分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首先是由新教国家推动的，并逐渐扩展到天主教国家。他在书中采取了与马克思等人不同的思维进路和切入点，诠释了新教伦理与隐性的某种心理驱动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新教是主要的精神资源，也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和民主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在宗教推动说基础上，亨廷顿将眼光放大至全世界，认为长期以来民主政治发展历经着三次重大的波动演化，一旦西方民主同化掉东正教国家，那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亚洲地区和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穆斯林国家将会是仅存的别于它的民主政治形式。[5]
民主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权，它并非只是关乎某个国家或民族，而是关乎整个世界、全人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与马克思、密尔（J.S.Mill）齐名的“民主时代预言家” 托克维尔就已预见到民主的世界性意义：“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6]从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希腊式民主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再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创设和政治实践，民主有其自身的价值延续和实践养成。作为与生存、社会领域的价值观相对应的政治价值观，它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民主政治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和殷切希望。2015 年，在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与自由同和平、发展，以及公平、正义等一道，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7]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理论、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论以及萌生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思潮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支撑。民主的真理是通过实践发展而达到完满的那种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经验总结。它的目的和归宿是用于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理一分殊，民主道路和形态的选择是多元的，可并行而不悖。它需要植根于本国的土壤，结合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实践发展情况等综合因素统筹裁定。归根到底，应该由各国人民自行决定，不可能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以民主的样板自居，企图贬低甚至妖魔化别国现实合理的民主模式和道路选择，便会陷入“白马论”式的逻辑诡辩和民主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美国以世界民主标杆自诩，大搞“颜色革命”，鼓吹“普世价值”，偏离了全球化、云宇宙时代国际关系倡导的多边主义和民主化的正确路径。近日，美国召开线上虚拟“领导人民主峰会”以聚焦“对抗威权政体”“击贪腐问题”及“促进人权”，推动与会各国“未来互联网联盟”为由，植入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博弈思维，如此倒行逆施的非理性反应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终将致其民主日暮途远。
中国式民主是强调全过程实践形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即人民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上享有充分行使民主的权利，是以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目的的新型民主形式。[8]其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新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此外，它还是人类民主政治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案智慧。对此，蒯正明认为，可以从发展基础、发展逻辑、过程环节、民主效能、制度绩效等方面理解。[9]与其说它是中国民主的新命题、新范式和新理念，毋宁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新时代要求、主要矛盾转化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取得的卓越成就，是正确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产物，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全面总结和概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构建：
（一）它强调全过程的实践形式，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现实确证
西方民主的重点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民主，[10]此外，“金钱是政治活动的母乳”。[11]人民通过代议制暂时有限度地行使权力，但真正的权力并不导源于人民，其整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倒置就是证明。换言之，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成员从根本上是在对其具有任免、监督权力的上级机关、相关负责人负责和为自己谋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民主不过是权力从资本到政治权力的转化器，给资本主导的国家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12]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分属同一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在以雇佣劳动为主要形式的资本生产和积累过程中，以资本为内生动力的社会裹挟着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并且生产分配活动、经济关系的不平等，也衍生或导致了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13]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以资本主义的细胞为支点、利刃，撬动和解剖资本主义这台大机器如何运作时便已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根本上来说，它一直是少数人的民主，即倾向于为有产阶级和富人服务。[14]直接影响着黑格尔《法律哲学原理》 所倡导的一批有教养的德国人组成官僚队伍代表普遍意志、共同体利益行动成为一种幻梦。
社会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运动，[15]411-861强调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更关切其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占有，期待处理好个人与集体、“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政治解放的目标达到基础上，争取了政治民主，[15]421建立进行统治的政治形式，他们称作“社会共和国”抑或“红色共和国”[16]，实行社会革命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17]后来毛泽东指明，我国在一定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形式不是照搬照抄西方路线，也并非嫁接苏维埃模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形式尽管可能多变，只要主基调是“共和国”，那便是契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初衷。民主包含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它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政治范畴。中国的民主它不单是强调政治领域的民主，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形态方面还着重强调“全过程”，即民主的要求渗透到国家治理的不同环节和所有方面，从实践和人民的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和国家以及社会等领域的民主进行整体性、全局性把握，实现直接与间接、选举与协商、实质与程序民主的有机结合。不把实现政治民主作为它的终点，不把人当作抽象的意志来对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民主是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适合我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情况所创设的最广泛真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
（二）它生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民主创造
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总览全局、协调各方。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矛盾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利益划分和权力制衡，而后者则致力于促进现代化，[18]增进人民福祉。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愚公移山，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人未有私利，而能够始终同人民一道，与人民站在统一战线，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推翻三座大山后，陆续确立了一系列体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基本和重要的制度，赓续民主血脉，进行现代化建设。即便过程中有过艰难曲折和可能发生的演变危机，然而人民主体地位具有持续的在场性，初心使命和执政理念始终没有动摇，根本制度从未改旗易帜，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总工程师邓小平有勇气、有豪情力挽狂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转变成搞好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通途。现代化与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的退场以及农奴制和行会制的倒台有着莫大关系，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和过程而不完全对等于现代化。从早期党的八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和概括党的前几次大会成就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弊病的基础上，明确表述到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搞建设，包括同年四月份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基本方针即采用工业化的形式诠释和助推现代化，[19]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再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六大体系的经济学范式转换，以及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现代化模式。今天，中国方案和智慧之所以有其独到之处，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性成效和令人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以科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站位丰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和范式，精准地对社会运行规律、现代性进行认识和把握，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把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识到现代化的阶段性、复杂性和全局性，不断丰富和拓展现代化的内涵。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取得的良好成效，也是人民民主的胜利。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践行民主，落实公民基本权利，完善就业用人机制，保障社会公正，深化治理能力和体系。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也是民主政治发展根本保证。
（三）它具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和具体现实的实际参与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形式并非无的放矢，它是在国家制度基础上的具体展开。百年来，通过不断深化对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相继形成和完善了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制度等的制度安排和理念设计。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同于雅典的直接民主、传统的治国方案、西方的议会制度和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作为革命时期政治实践发展的智慧结晶，以及对大国治理的制度化探索，它历经了正式确立和初步发展、曲折发展、严重破坏以及恢复完善等几个关键阶段，[20]集中体现了人民性，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国基础和价值取向、特定历史发展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政治表达。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同“三三制”产生联系，而作为新型民主制度、政党制度的兴起和保留则得益于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和1954 年毛泽东主席对其职能性质进行的精准定位和深刻阐释。它是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建立在不同的原则和概念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21]党的十八大，系统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内容目的、本质属性、体制机制、形式路径，以及人民政协的地位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次被视为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既是坚持“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发展和重大突破。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样，该项制度与联邦制背景下的民族自决不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它是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居住状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力，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独创性举措。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多次谈及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既保障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有利于凝聚民族共识，加强民族团结与合作。四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它最直接有效、广泛深入地实现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项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其旨在建构面向基层群众的自治性组织，强化基层群众自我治理、当家做主。长期以来，随着其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热烈反响，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拓展民主参与途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除政治制度外，还形成了体现人民意志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规章制度。
综上所述，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刚提出不久的新命题、新成果和新形态，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逻辑使然和必然结果，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全面、广泛、有效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和具体现实的实际参与，实现了民主的直接与间接、程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统一；
将民主融入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和所有方面，实现了政党推动、民生议题、治理型参与的有机统一。对于超越西方民主，弘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动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弘扬人民民主的核心议题和关键举措便是开出一味事实胜于雄辩的药方。历史以来，我们虽然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仍有“挨骂”，[22]以及如何跳过“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行百里者半九十，现代性、大变局和新征程背景下，亟待把民主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提升到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推动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坚持发展人民民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耦合互进。
（一）坚持发展人民民主，提升中国式民主的治理优势
抗日战争后期，得益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取得一系列积极反响和热议，黄炎培等人应邀访问延安时，他当即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有感共产党踔厉奋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而提出著名的“窑洞对”。面对他谈及的如何跳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支配，毛泽东曾给出“民主”的答案。中国式民主自身所蕴养的多元实践和人民立场，为促进民主话语的构建和跳出历史周期率限制提供了现实支持。近代以来,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遭受多重压迫，被迫开启了民主革命，寻求救亡图存、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历经多次历史转轨和对民主发展模式道路的探索，逐步创造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并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无论是现代化建设，还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制度和道路的选择，皆有其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且诸多因素并非单独或直接起作用，而是必须通过主体即人民才能实现转化、整合和互动，最终形成合力。故而，衡量其成效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是两党抑或多党轮流执政，这也不取决于每个民族国家是否有自己的特定文化、制度或形成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而在于其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民群众共建、共商、共享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
是否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面对大变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和复杂风险，进一步构建和提升中国的民主话语权，必须坚持发展人民民主，着重强调民主的全过程，不断提升中国式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首先，践行全过程的民主，筑牢民主根基。一是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式协商民主与西方选举民主的关系；
二是把民主的原则和要求贯彻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加强和拓宽人民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上享有的充分行使民主的权利，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参政议政以及美好生活等的合理诉求。
其次，推进民主治理，提升民主治理能力。一方面，促成民主主体多元共治。强化党的领导，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升人民践行民主实践的本领与能动性；
重视民主治理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助推民主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另一方面，实现民主制度化提升。促进民主治理流程的开放式决策；
改进群众意见的筛选程序；
健民主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凭借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问计、问需和问效于民，体现人民意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探索构建了一套有机联系、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责一致、高效运行的监督体系。
最后，实现数字化赋能，探索民主的多种实现机制。具体而言，依托数字信息、云宇宙时代的好风凭借力，优化民主运行渠道，着力构建多平台、多渠道、多样化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民主新机制。拓宽民主的实践参与和沟通渠道，以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沟通和运行，与人民群众共建、共商、共享更多民主政治发展成果，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促进现代化建设和保障民生中的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巍峨巨轮稳健前行作出贡献。
（二）坚持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党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关于解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这一历史之问所形成的全新诠释和接续探索。2016 年建党95 周年大会上，“自我革命”的理念一经提出,便引起群众广泛热议和多方响应。十九届六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3]。“能胜强敌者，先自胜也。”自我革命是刮骨疗毒，是保持党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维持人民血肉联系的疫苗，是推动从严治党的内生动力。在党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如是壮举：八七会议矫枉“右”的机会主义，确立两大总方针和枪杆子里出政权；
遵义会议在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以往革命教训基础上，结束“左”的教条错误，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道路；
瓦窑堡会议继古田会议首倡要进行思想建党后，落实并确立了这一指令；
延安整风运动相继作了多次报告和讲演，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形成了“三大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矫枉错误路线，并扭转国家工作重心，成为建国以来一次具备历史性深刻意义的伟大转折性会议。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和革命史来看，自我革命是料敌致胜之道，关系到政权的兴衰，也关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现代性、大变局和新征程背景下，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挨骂”问题和跳过历史周期率，不仅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接续发展和弘扬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挖掘和拓宽民主的实践参与和沟通渠道，充分发挥中国民主在治理中的优势，还需要坚持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党的自我修复能力。
首先，统筹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一是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核心位置。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生命和根本要求。必须坚持“两个维护”，做到“九个坚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决策部署，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定力，推进生态净化和能力提升，强化为民立场和风险防范，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二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建设是料敌制胜的法宝，是对革命原则、规律的科学性认识和全局性把握。要以直面问题的政治勇气，强化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制度、作风以及纪律等的建设。切实发挥作为“根基”“灵魂”和根本性建设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以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作用，抓住“关键少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政治站位和能力水平，为踔厉奋发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其次，不忘初心使命，完善反腐体制机制。初心使命是理想信念和价值标杆，是对党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宗旨的精炼表达。青年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要牢记历史使命和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塑造担当时代重任的品质能力。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听民声、询民意，解民忧。夯实基础，坚守防线，以大无畏的担当和奋斗精神追求进步、团结人民和奉献社会。腐败是社会性毒瘤。权力若不加以规范、限制就可能腐蚀党员干部，导致利令智昏、专权独断或肆意妄为等现象出现，故而，权力必须有限度地使用，需要通过权力、制度等的途径来进行约束和规范，促使其充分暴露在阳光下，逐步公开透明、不逾矩，推动阳光政治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消除一切损害因素，继续清除一切毒瘤，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治理成效和实践胜利，全面巩固反腐斗争成果。
最后，坚守“四个自信”，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和增进人民福祉中的保驾护航作用。坚持道路自信关键在于，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坚持把人民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治理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发展和完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理论自信，就是要坚持用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接续推进“两个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不走老路、邪路，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有其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及其不断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为坚持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为其提供了价值基础，而实践基础则是凭借制度自身的优势。坚守“四个自信”，归根到底是要坚定对文化的自信，充分释放社会主义文化活力。通过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途径，凝聚共同体意识，增强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为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筑牢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民主作为人类共同政治价值观，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经验总结。它的目的和归宿是用于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以民主的样板自居，企图贬低甚至妖魔化别国现实合理的民主模式和道路选择，便会陷入“白马论”式的逻辑诡辩和民主霸权主义。现代性、大变局和新征程背景下，回应“挨骂”问题和跳过“历史周期率”支配，亟待推动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坚持发展人民民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耦合互进，积极践行刮骨疗毒和拓宽民主的实践参与、沟通渠道，充分发挥中国民主在治理中的优势效能，赓续民主血脉，增进人民福祉，弘扬中国式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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