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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莉
在20世纪初的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成为受冲击最猛烈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不少讨论，提出了诸如“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社会”等颇具启发性的概念。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出现了从思想文化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扩展的趋势。①不过，相较于对知识分子生活样貌的呈现，对他们生活中心态感受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丰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为切入点,体会他们在收藏过程中的复杂感受,分析收藏活动背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展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互动。
自明朝迁都以来，北京逐渐确立起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下，大量的读书人或因科举或因求学来到京城，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塑造着城市的文化象征地。琉璃厂书市就是因文人汇聚而兴起，逐渐成为京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空间。
琉璃厂位于北京城东，原名海王村，元、明时期是烧制琉璃瓦器的官窑所在地，被人称为琉璃厂窑。琉璃厂从窑厂变为城市文化中心缘于知识分子在该地的活动。清朝建立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族官员多居住在宣武门外，距宣武门不远的琉璃厂附近逐渐成为汉官和进京读书人的聚居地，服务知识分子的书肆因此出现。乾隆年间，很多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汉官文人都参与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在他们大集天下藏书的过程中，琉璃厂书肆的数量不断增加。与书肆相伴而生的还有服务于文人的古玩店、南纸店、碑拓铺、裱画铺、刻字铺、墨盒铺等。到清后期，琉璃厂书市渐具规模，成为京城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消费地。
和其他日常消费不同，收藏旧书、古物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作体现社会地位和个人品位的雅好。因此，他们在琉璃厂消磨时间、花费金钱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对这一文化街市或赞美或怀念的文字。随着这些文字的流传，琉璃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读书人中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也激发起外地文人对京城的向往和想象。
清末民初，琉璃厂书市并没有因政局动荡受到太大冲击，反而随着新学的兴起，高等学府的创建，权贵家中藏品的流出，以及海外机构和人士对中国古籍文物的收购，保持了繁荣态势。当然，和其他商业街市一样，这时的琉璃厂书市也不时有老店消亡、新店继起。作为古旧物品的集中地，琉璃厂的繁荣和新旧交替很容易引起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旧派文人的联想与共情。清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书院院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的缪荃孙一直是琉璃厂的常客。民国建立后，他寓居上海，专注目录学研究，身份的转换难免让他生出无所适从的失落感。缪荃孙仿照乾隆年间进士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了《琉璃厂书肆后记》。文中，他回顾了自己40年的仕途经历，细数了在琉璃厂与书商、书友的交往过程。面对琉璃厂“旧肆存者，寥寥星辰”“而继起者亦甚众”的情形，他不禁感慨自己这篇后记也许要和李文藻的文章一样“同作宣南掌故矣”[1]。民国初年，像缪荃孙这样面对世易时移，担心成为“宣南掌故”的旧式文人还有不少。做过清朝御史的叶德辉也时常想起与同僚“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的情景，遗憾自己未能和黄丕烈、李文藻等文人生在同一时代。[2]
除了借回忆抒发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外，寓居京城的旧派文人也将这种怀旧情绪融入到对琉璃厂的观察中。周肇祥曾是清末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任职，和新政权相比，他对前朝似乎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在他眼中，民国初年的琉璃厂“冰清鬼冷”，一派“斯文凋丧，国学就湮”[3]的景象，已不能和“同光全盛时”[4]相比。当他看到厂肆中散落着宫中盗出的图籍、玉册时，发出了“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5]的感叹。和缪荃孙一样，周肇祥也时时怀念“先辈以主持风雅为事，后进承流仰风，成为习尚”[6]的前朝厂肆风气。
有学者指出，“‘过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怀旧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特征。[7]这在20世纪初经历了身份、地位变化的旧派文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琉璃厂这个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抒发怀旧情绪的平台和孔道。当然，这种怀旧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社会身份的适应而减弱，对比周肇祥1913年和1928年关于琉璃厂的记述，可以明显感知这一点。
除旧派文人之外，民国初年汇聚到京城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主动转换身份，将教书治学视为人生目标的现代学人，他们对琉璃厂同样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些新知识分子进京后迫不及待地奔赴琉璃厂，不是要回味旧朝时光，而是去探访向往已久的文化象征地，在这座文化古城寻找和强化对于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912年5月，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就直奔琉璃厂，“历观古书肆”[8]。此后，琉璃厂几乎成为鲁迅每周末的必去之地，仅1912年的半年多时间，他就前往琉璃厂27次。[9]1913年2月，朱希祖进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注音字母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北京高校谋得一个教职。到京后的第二天，朱希祖就赶往厂甸庙会寻访旧书。[10]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日日前往琉璃厂。[11]1917年3月，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他最先游览的地方同样是琉璃厂。[12]周作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他的很多书籍邮购自日本书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琉璃厂书市的兴趣，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这条文化街市消磨了大量时光。此外，在顾颉刚、吴宓、钱玄同、吴虞、容庚等人的日记中，也都有他们进京不久就游逛琉璃厂的记载。
作为文化象征地，琉璃厂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每年的厂甸庙会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自清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琉璃厂附近都会组织厂甸庙会，会场以书籍、字画、古玩为大宗，这是京城知识分子每年必赴的盛会。1929年旧历新年这天，朱希祖“率全家眷属至琉璃厂周览旧书摊”[13]。虽因日记缺失，无法知道朱希祖全家逛厂甸的活动是否持续多年，但在新年这个特殊日子，全家“周览旧书摊”当是知识分子家庭才有的节日活动。1934年，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厂甸的文章，他称自己因路远，这年庙会只去了4次，“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14]。由此可见，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对厂甸庙会的热衷。周作人逛厂甸必会买书。在1937年的厂甸庙会上，他没有挑到心仪的书，“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15]。
近代中国也被一些学者称作“过渡时代”[16]。知识分子对这种“过渡”的感受尤深，他们中的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于政治之外，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边缘化或去政治化的转变，旧派文人难免生出怀旧感、无奈感，而接受专业学人身份的新式知识分子也迫切需要在新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于是，琉璃厂这个由前代文人群体建构并一直为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对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无论是旧派文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似乎都能从琉璃厂获得精神慰藉。当然，知识分子对琉璃厂的热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它作为城市文化象征地的形象，使其在满足知识分子文化收藏需要的同时，成为他们确认身份、表达情绪、感受生活的重要场域。
清代学人治学重训诂考据，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修又是以收集全国古旧书为开端，这都助长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北京书市还是以古旧书为主。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的生活时说：“任何一个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17]董玥曾用“传统的回收”概念来分析民国北京市民到天桥购买旧物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民国北京的居民积极地应对着在既抵制又接受新的变化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下创造出积极而明确的意义”[18]。这似乎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搜集旧书的癖好。对厌恶政争、不满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来说，埋首故纸堆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或隐藏当下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不过，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旧书显然有别于普通日用旧物，知识分子的这种“回收”行为，一方面在于满足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借此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和知识的再生产，彰显着学人价值。
在堆叠的旧书中翻找虽破旧但有价值的东西，体会着寻宝的乐趣，是知识分子热衷游逛琉璃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这种旧物的价值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发现时，更激发了他们对这一活动的热情。可以说，访书是知识分子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鲁迅是琉璃厂的常客，在京生活期间，赴琉璃厂达480多次，购书3800多册。[19]他曾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道：“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20]鲁迅虽以“收拾破书”自嘲，但这一过程显然为生活增添了很多意趣，让他不惜“月掷二十余金”且乐此不疲。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旧书收藏最为热衷的当属伦明，他以续修《四库全书》为己任，几乎将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旧书收藏中。伦明不喜欢书肆伙计“挟书候于门”，更愿意在“闲游厂肆”中收获惊喜，“见有散置外室若不甚爱惜者，视之多有佳本，及遍翻架上下，尘灰寸积，中残册零帙，往往惊所未见”[21]。周肇祥认为：“旧书铺翻检破书，古董铺搜其远年压架之物，最为乐事。”[22]1922年，胡适无意中买到一本《四松堂集》，这让他激动不已，称“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23]。巴金更是用怦然心动和“诗意”来形容自己在琉璃厂发现好书的兴奋。“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衷心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真是但觉宇宙之大，也不过包综于这几万卷线装里面而已，便不会不使你忘了一切身边的琐事，而感觉到一种莫可言传的趣味，这里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明这种趣味，姑且叫他做‘诗意’罢”[24]。
有学者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后指出，随着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城市市民开始成为图书市场的消费主体，知识分子对旧书的偏爱主要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达到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25]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民国北京出版业远逊于上海，书市仍以旧书为主，书籍在普通市民中的流传还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中以教书治学为本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多，收藏旧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更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学人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的职责所在。
藏书家伦明是北大文学系教授，他在藏书之余也进行考据和辨伪工作，著有《孔子作〈孝经〉证》《渔洋山人著书考》《建文逊国考疑》等文。[26]伦明藏书不为独占，志在流传，他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写道：“今所存者，大率原刻初印本也，新抄本亦择精纸，命端楷写之，他日流布，当就原书影印，勿烦缮写。”[27]伦明经常借书或赠书给朋友用于研究，晚年还委托好友，要将全部藏书捐给北平图书馆。[28]和伦明一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朱希祖不仅自己藏书治学，也从保存文学和史学资料的角度，帮助学校和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旧书。1917年10月，朱希祖代北大购得明臧晋叔原刻元人杂剧百种，共80册。[29]1924年12月，他在宣武门外大街小书铺购得《升平署档案》和钞本戏曲一千数百册，并依据这批资料撰写了《续曲録》《清升平署志略记》《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等文；
1932年，他将这批资料低价转让给了北平图书馆。[30]1927年，朱希祖在书肆发现了《八旗通志》共300余册，因书商索价过高，无力购入，为避免被德国人购去，他多方联系，最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了这批珍贵资料。[31]
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顾颉刚可谓知识分子中的“新派”，虽然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在新旧文化的论战中主张推倒旧传统，反对旧文化，但在收藏和治学活动中，却并没有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旧书和旧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
鲁迅在京生活期间广泛收集各类旧书和碑刻拓片，“著译之外，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32]。除旧书和碑刻拓片外，鲁迅还在琉璃厂购买了很多前人画集和印有木刻画的笺纸。1933年，他与郑振铎合作，收集琉璃厂书肆和南纸店的笺纸，编成《北平笺谱》，并分两次自费印制了200部送给朋友。鲁迅称，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杞忧”，促使他去做这件事。[33]胡适回国后不久即成为琉璃厂书市的常客，他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明清小说，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等文。[34]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继续寻访清人著述，对曹雪芹和《西游记》进行研究。[35]虽然无法确定是旧书激发了胡适小说考证的兴趣，还是考证的需要推动他寻访更多的旧书，但胡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他“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主张中可见一斑。钱玄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儒学典籍。1923年初，钱玄同在厂甸庙会买到一本介绍八股文体的《制义丛话》，准备对八股文进行研究。他解释说：“我以为八股文这样东西，影响中国八百年来的政治、文学、道德、思想者至钜，它的自身虽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但研究历史的人，岂能将它抹撒(煞)不谈？”[36]傅斯年曾感慨，“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
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
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3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而是态度之争。[38]这些新派知识分子在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彰显着自己的学人价值。
除“传统的中国人”因素外，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热衷藏书和治学也与他们对政府、对政局的看法有关。胡适在1920年之前，多次表态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这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政治的普遍态度。正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当1928年北京失去国都地位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感到庆幸欣喜。1929年12月，刘半农在谈及首都南迁时说：“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地读书，安安闲闲地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的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39]于是，在权贵政要纷纷南下时，很多知识分子反而选择迁居北京。1930年，钱穆从苏州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他以“时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40]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钱穆在京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购书逾5万册，20万卷，他曾对友人戏称，“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41]
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出身学识、观点认识虽有新旧差异，但他们在心态和身份认同上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在北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且能为知识分子提供稳定收入的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藏书和治学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说，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远离政治的边缘化形象，既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是他们主动塑造的结果。
古物是北京文化市场除旧书外的另一大宗商品，琉璃厂的古玩店在数量上几乎和书肆不相上下，知识分子同样是古玩店的常客。不过，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对古玩的兴趣不只为满足个人爱好，还有着乱世中保存文物的家国情怀，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社会其他收藏者的学人特点。
在民国文人中，周肇祥对收藏古物最为热衷，他“生平笃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讨有年”[42]。周肇祥认为，古物收藏是“最高尚之娱乐”[43]，能够体现知识分子“超拔”的见识和“坚贞”的品性，所谓“虽玩戏亦足知人”[44]。该论说虽有自夸之嫌，但从他多年的收藏经历可以看出，他收藏古物有着不同一般社会收藏者的考量。周肇祥在古物收藏方面投入巨大，以1927年为例，厂甸庙会持续了20多天，周肇祥几乎日日赴会，仅记录在册的古物花费就达220多元，还有很多藏品并未记下价格。[45]事实上，这一年周肇祥经常感到“危乱困乏”“时艰资绌”，但他对古物还是忍不住“急图之”[46]，“勉力收之”[47]，甚至“不惜举债收之”[48]。爱好之外，他收藏古物的迫切心情，更多是来自对中国古物大量外流的忧虑。1913年，周肇祥将所购的石佛像暂存于古玩店内，后该石像被一德国人看中，“率来商让”，这让他非常生气，称自己“保爱古物如手足之护头目”[49]。周肇祥对专门向外国人售卖古物的古玩商深恶痛绝，斥责其是“古物之断头台”[50]。当他看到外国机构和个人大量收购中国旧瓷而国人无动于衷时，不禁喟叹：“将来欲考求旧瓷，必有借镜于人之一日”，“美术之观念，我国为至薄矣。”[51]忧心古物流失的不止周肇祥，早在1909年，罗振玉就谈及该问题：“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他感慨，“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52]
民国年间，北京很多具有现代学术观念和专业知识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古物流失的严峻状况，他们出于保存国粹、开展研究的目的加入古物收藏行列，容庚就是其中之一。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容庚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研究，1927年他还兼任了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在研究和鉴定工作中，容庚对古物的流失深感痛心，“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发掘墟墓，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他将“抱残守缺”，保存古物视为自己的责任，“嗣是厂肆时有游踨，力所能够，间取一二”[53]。1928年，容庚第一次在琉璃厂古玩店购买彝器就花费了58元。这一年，容庚每月只能收到100元薪金,58元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认为物有所值。[54-55]从此，容庚在古物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拾。1929年初，他一次就花去120多元购买铜镜、青羊镜、鼎等物。[56]1930年，容庚听闻山西一收藏家的后人拟将家藏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元。为防止古物外流，容庚急忙筹措了5000元，定下这批古物并运送到京，之后，他将一半铜器卖给同道用于支付余款，容庚也因此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57]像容庚这样，出于研究和保存目的在琉璃厂搜寻古物的金石研究者还有不少，如商承祚、孙伯恒、马叔平、唐立庵、周季木等。[58]
面对古物流失，仅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尝试联合起来在古物保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1926年11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科学考察团抵达北京，希望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同意，却遭到了北京学界的反对，原因就是“难保不要掠取我国古物之事”[59]。为此，北京学界专门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方交涉。1927年4月，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斯文赫定签订了包括考察中所发现古物均属于中国等内容的合作协议。[60]知识分子在古物保存方面的努力也引起了政府对古物的重视，1929年2月至5月，针对当时各种中外采掘团、考察团在地方的活动，外交部、内政部和教部会同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最终拟定了《关于发掘古物办法之意见》，以解决古物盗掘和保存问题。[61]
为尽可能地保存古物，知识分子还利用自身影响力争取高校和图书馆等机构的支持和参与。1929年1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会议上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并请求研究所拨款购买古物。[62]在他锲而不舍的呼吁下，国学研究所终于决定拨款2000元建设博物馆。[63]利用这笔经费，容庚先后为学校购买了铜镜、弩机、商爵、铜炉等珍贵铜器。[64]他不仅为燕京大学收藏古物，还以原价将自己的一些藏品转让给图书馆，帮助北京之外的高校代购古物。如1929年8月，容庚将买到的汉石经残字200多种，包括前人未发现的《急就章》转让给北海图书馆；
1931年2月，他在琉璃厂为岭南大学购买古铜镜10余面；
1932年1月，他将一铜鼎按原价转让给北平图书馆。[65-67]
除了从事金石研究的专业学人外，京城其他知识分子在逛琉璃厂或市场时也很难不被古物所吸引。1913年春节期间，鲁迅就曾多次游逛琉璃厂古玩店，花费8元购买各种明器[68]，对比当时鲁迅每月的收入和购书花费，花8元购买古物算是奢侈之举。大概是因这次消费激发起了鲁迅对古物的兴趣，此后，鲁迅成了琉璃厂古玩店的常客，经常会购买一些价格不贵的古物，或自己收藏，或作为礼物赠送朋友。朱希祖在琉璃厂淘书之余也会偶尔购买不同朝代的古钱币来赏玩。[69]周作人初次逛琉璃厂就注意到“有明器颇可玩”。[12]1921年，胡适在古董摊买到一幅清人杨晋的小画和一尊小佛，这让他感受非常兴奋。[70]容庚的日记中有不少京城学人购买古物的记载，如黄子通为研究选购古物时，自掏腰包购买了不少字画；
[63]徐中舒和容庚同游厂甸时，从尊古斋花费40元买到一个秦鼎；
[71]傅斯年以700元的高价在琉璃厂购得伯懋父壶盖；
等等。[72]
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专门从事古物方面的研究，收藏古物多出于兴趣爱好，但他们在选择古物时还是表现出一些属于知识人的共性。他们较少选择外国机构和人士喜爱的瓷器、大型石像等物，更热衷收藏铜器、印石、瓦当、古钱币等小物件。一来这些小物件留存有较多历史和文字信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二来因为这些小物件的价格相对便宜，是依靠薪俸生活的知识分子能够承担的。
由于对古物有着不同一般收藏者的认识，很多知识分子并不执着于独占藏品，他们有时也以交易或拓印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收集古物附着的历史文化信息。1918年4月，鲁迅用手中多余的拓片到德古斋作价20元，换取了店内残画像1枚、北齐墓记石1方。[73]5月，他又以同样方式得到了隋唐造像拓片30余枚。[74]1929年初，容庚将购买的第一件藏品昜兒鼎和匋尊以165元的价格售与商承祚，将父丁爵以100元的价格售与关报，他用这笔钱很快又购买了兵器、铜镜、扇面等古物。[75]1931年1月，容庚将4件铜器以450元的价格卖给罗君美，并以130元的价格得到罗君美收藏的一个小鼎。[76]对古玩店送来的价格高昂的古物，容庚一般会将古物上的图案和文字拓印下来后再退还。1930年12月，文华堂曾给容庚送去一个铜器，索价500元，他因“无力能得，拓十纸还之”[77]。不久，文华堂又送来两件古物，索价高达1200元，容庚仍然只是“留拓数纸”[78]。
很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收藏古物的爱好，作为个人品位和财富的象征，藏品会被小心保存，除遭遇变故或家道衰落，一般不再交易，他们在独自赏玩外，只会向亲密朋友展示收藏。民国知识分子收藏古物虽也主要出于爱好，但面对古物的大量流失和政府的无暇顾及，他们在收藏古物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新特点。他们倾向于选择价格不高且保留有更多历史文化信息的藏品，并通过交易、拓印、寻求机构资助和朋友间转让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留存附着于这些古物上的文化信息。在很多民国知识分子身上，古物收藏这种“高尚娱乐”的高尚性不是体现在赏玩和占有中，而是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保存和流传中。
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多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较其他行业高且稳定的收入。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提到，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的社会中坚和消费主力，教授、讲师们每月200元到400元的收入可以保障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和民国时期普通民众的收入以及城市物价水平相比，北京知识分子确实可以划归城市中产。不过，当他们以文化收藏满足精神需求时，也经常会面对如下层民众一样入不敷出的窘境。在收藏过程中，与知识分子联系最密切的是书商和古玩商，知识分子一方面从商家的周到服务中获得被尊重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另一方面也在面对旧书和古物的高昂价格时体会到作为工薪阶层财力不济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这种双重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
民国时期，北京文化市场的繁荣加剧了文化商人间的竞争，为了争取顾客，商家多会在服务上下功夫。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商品的主要消费者自然受到商家的特别礼遇，这也成为吸引他们踏足书肆、古玩店的重要原因。学者瞿蜕园曾在文章中细致描绘了知识分子在琉璃厂书肆的惬意感受，“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绝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记账亦可。”[79]在这种舒服自在的体验中，朱光潜与古玩店、旧书店的老板成了朋友，“过他们的门前，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踏进去”，很多时候并不买什么东西，“但是这一点不尴尬，并不能妨碍我和主人的好感，到明天，我的脚还是照旧地不由自主地踏进他的门，他也依旧打起那副笑面孔接待我。”[80]
除笑脸相迎外，知识分子的美好感受还来自商家送货上门、为客代购等周到服务方面。谭其骧回忆：“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自己不一定去逛书铺，自有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上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三节算账，端午中秋不一定全给钱，到年底再清账，到时还可以退还些不一定要留的。”[81]蒋廷黻初到北京时，常去琉璃厂寻购图书，书肆老板了解他的喜好后，就开始带着书目到清华大学去找他。“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17]如果某学者所需要的书，该书商没有，他们还会在市场上代为搜求。钱穆与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的老板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82]为安置每星期各书肆送来的书，钱穆特意在书斋放了一个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82]当然，能得到如此服务的多是如蒋廷黻、钱穆这样的知名学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平图书馆作馆员的谭其骧就无法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当1938年有书商送书上门时，让他不免感到惊喜和意外。[81]就此而言，商家送书上门的服务也成为知识分子感知自己社会地位的特殊方式。
虽然文化收藏能让知识分子体会到属于读书人的价值感和优越感，但旧书和古物远较一般日用品昂贵的价格也时时让这些靠固定薪俸生活的城市中产感到困窘。“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及至一问价钱，也便只好悻悻去之，但，心中真是痛楚万分的。”[83]周肇祥当属知识分子中经济条件较好者，即使这样，他面对古物也经常是“囊悭难致，唯有叹息”[84]。1916年初，尊古斋给周肇祥送来从河南出土的玉印，索价50元，考虑时局艰难，他只是“留玩数日，不得已而还之”[85]。1921年，他在尊古斋看到一枚古印，“索价三百，不敢酬也”[86]。1925年2月，朱希祖听闻京中某旗人将军家变卖传奇剧本15种，“以索价过高未购”，他为此专门写信求助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能购买这批“世所稀见之本”[87]。
20世纪20年代，因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京城高校和政府机构经常会拖欠薪俸，有时甚至达半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收藏生活就成为一件需要知识分子多方筹措调度的难事。
北京书肆和古玩店向有端午、中秋和旧历新年前算账的传统，每到这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知名学者都会面临着还账的巨大压力。1922年端午节前，胡适的书债已达600元，因学校欠薪，胡适不得不提前向朋友借了300元钱以应对上门讨债的商家。他在日记中记道：“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等候了。三百元一早就发完了。”[88]这年中秋节，胡适又偿还了400元书账，但仍有欠账未还，“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89]1925年农历新年前，周肇祥曾“携钱挨家还账”[90]，端午节前，他又将领到的薪俸“尽数支付”[91]。1929年，容庚为向古玩店付账不得不开口向妻子借钱。[56]与知识分子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机构和权贵人士在文物收藏上的一掷千金。1923年，伦敦拍卖行拍卖一批中国旧瓷，售价达23万元。[51]1931年1月，延古斋请容庚鉴定两个铜鼎，该鼎“与故宫三大鼎略相似”，价值两万元，是古玩商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三十六师师长汤玉麟所代购，容庚感叹“此真豪举，吾辈小儒见之咋舌而已”[92]。这种对比无疑更加深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知识分子在文化市场上的有心无力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商人的评价，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商人缺乏国族意识、助长文物外流、随意定价、以假乱真的批评。1913年，周肇祥就曾强烈谴责某古玩商的漫天要价。“寻常一物，问其价则朝夕不同。若取归玩看，价益婪索。不曰某洋人已给值若干，某银行总理、某铁路总办给价若干，其言龌龊不可闻。”[93]1914年，京城一位专门搜罗古物卖给外国人的古玩商去世，周肇祥因此感到庆幸，称“去此巨蠹，或亦保存古物之幸”[94]。1925年，周肇祥在广义斋买到假骨币，退还时因折损被迫赔偿商家5元，这让他非常气愤，认为“刘估父子蛮横无理，大有讹诈之势”[95]。1926年8月，通学斋找容庚索取书费，双方议价不成，容庚称其“殊讨厌”[96]；
1932年2月，容庚发现买到的明器多伪造，他在日记中用“殊可恨”[97]来表达对古玩商的不满。
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是民国北京文化市场的两大主要群体，尤其是1928年之后，随着权贵富户的大量南迁，知识分子在文化市场上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文化商人灵活的经营方式、周到的服务让政治上失意或对政治失望的知识分子从社会层面获得了尊重感和满足感，这对经历转型寻求身份认同的他们显得尤为珍贵。不过，在政局动荡且随时面临战争威胁的社会环境下，追求“高尚”生活，寄情“雅好”的知识分子也经常陷入财力不支、未来难料的俗世困境中，他们在文化市场上的种种感受也强化着他们对现实社会和自身身份地位的认知。
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一系列改革和革命后，民国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转型也引发了他们对自身角色地位的再认识。就北京知识分子而言，数量众多的高校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吸引他们汇聚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埋首故纸堆、著书立说成为很多人的人生选择。他们通过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和寻访，强化着对知识人身份的认同感；
既从旧书和古物的收藏中享受与传统文人相通的生活意趣，又创造着属于现代学人的生命价值；
既在与商人的互动中体会着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又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文化收藏中的种种感受，反映了身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既努力适应新的社会身份又试图保持传统知识分子特性的复杂心态。从他们的收藏生活可以看出，民国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并非只是对纷乱俗世的消极逃避，更有从历史遗存中寻找和创造现实生活意义，重塑知识分子形象的积极尝试。
注释：
① 从日常生活角度对近代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成果有：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田一平.民国时期上海书画家社会生活(1912-1937)[J].史林,2009(5);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3);叶舟.“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J].史林,2015(1);郑善庆.何以自处：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J].北京社会科学，2016(4)；
阚红枊.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J].北京社会科学，2022(5);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