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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清，潘 超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会计学院，济南 250103)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家们以为已经破解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他们把非洲拉美地区的一些贫困国家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试验田。1957年，英属殖民地加纳获得独立。基于权力版图的争夺，华盛顿和莫斯科争相给这个新生国家提供包括贷款和技术在内的支持。风云际会，加纳似乎可以改天换日了。况且恩克鲁玛政府又有一众经济学大家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阿尔贝托·赫希曼(Hirschman)和托尼·基利克(Tony Killick)出谋划策，但理论上可以期待的“沃尔特奇迹”并未照进现实。经济学家的方案是对基础设施和机器投资的援助可以促进增长，这种见解可以回追到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1946年的论文《资本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不过，多马模型的本意并非研究经济增长，对于研究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作为一个模型还受到多马本人的批判。比较讽刺的是，多马模型已经成为而且现在依然是经济史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1]其实，多马模型的思想内核并不深奥，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一个比例关系是相当古老的观点。黑格尔的无限理论就强调比例作为无限的质的规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计划经济》的编辑科瓦列夫斯基(N.A.Kovalevskii)就使用增长-投资固定比例预测经济增长。这个以“比例”为核心的理论完全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事实类比：农田里的庄稼长势需要肥水适配。从结果上看，使用一个经济模型去拯救贫苦国家并不成功，至少说明用这个模型去理解现实产生了偏差。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中把人类理性的对象分为两种：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它们不能在同一方式下考究。[2]而人们可能犯的错误就是混淆了理解问题的不同方式。像“勾股定理”这类“观念的关系”只凭思想的作用，就可以把它们发现出来，并不依据在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东西。最初研究美国经济衰退与投资之间关系的多马模型被用来解决一个新生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只是借助了“观念的关系”，而非“实际的事情”。
1960年，对苏联心有阴影的罗斯托(W.W.Rostow)出版了畅销书《经济增长的阶段》，用不一样的修辞“起飞”重复了多马和刘易斯的理论，并推断“起飞阶段”唯一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从5%上升到10%。这正如黛尔德纳·迈克洛斯基所说：“经济学是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合，其中一些采用了数学表达形式。”[3]1963年，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就指出，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与罗斯托的理论并不一致。后来的经济学家用1965—1995年88个受援助国家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绝大多数未能通过检验。[5]及至后来，经济学家从罗伯特·索洛余值中似乎又一次发现了经济增长密码，他们也据此修饰了理论的样貌，将机器设备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名曰“资本决定论”[6]，后来“资本”把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也划在名下，结果“索洛余值”也没能指导贫困国家走出贫困。索洛既没有尝试研究不同国别的收入问题，也没有在任何文章中研究过贫困国家，只是别人“淮北种橘”。
黛尔德纳·迈克洛斯基在《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位经济史专家决定学一点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科学史和其他人文知识，并且她觉得应该告诉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学领域。[7]那么，文学能否胜任经济学的部分工作呢？
罗伯特·希勒开创性地分析了经济叙事的心理传导机制及其对经济变化的影响，叙事被视为一个真实、显著且重要的经济变化机制和一个关键的经济预测因素。[8]因此，希勒在经济叙事的传播与现实的经济变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联系。“因果推断”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独特发现，并由此创造出了有组织的社会，继而建立了乡村和城镇，直至创建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科技文明。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9]“为什么”推动了人类事务的叙事性发展，人类的叙事习惯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事务的进步。休谟说：“习惯(custom or habit)是人生伟大的指南。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并且使我们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经验的影响，那我们……完全不知道别的事情，我们将永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0]而习惯和经验则是叙事的两条拉纤绳。虽然叙事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正如艺术理论家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Vladimir Propp)总结出的俄国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则、叙事“公式”以及31种叙事“功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叙事必然符合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习惯”与“经验”。
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由两个要素组成：一个数学结构和一个可以用这个结构讲述的故事。[11]哈罗德多马模型讲述的是美国短期经济衰退的故事；
“索洛余值”讲述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把它们用到新获独立的加纳，事实上应用场景变了，叙事也就变了。如果模型抛开历史实在的对应物，就成了经济学家手中的概念工具。华盛顿还天真地认为加纳人渴望理解美国人的故事并会为之所吸引，以至结果膝痒搔背。1957年，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带队援助新加纳。尼克松向一群黑人记者问道“获得自由的感觉如何”，他们回答道：“不晓得，我们来自阿拉巴马。”[12]
自伽利略以来，科学以“为客观性而奋斗”来定义自身存在方式，经济学则是整个社会科学里的“科学主义”的旗手。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Karl R.Popper)就曾乐观地宣布，经济学已经进入了牛顿革命的前夜，其理由是数理经济学的兴起。但是，经济学的“形式化、数学化、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并没能使经济学取得实质性进步，经济学仍然只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13]在进行经济活动分析时，即便“经济化模式”(最大化、最优化、最小成本)再精细，也必然要求研究者作出主观判断，“睿智的主观性比任何客观性都更能阐明我们所处的这个实在世界”[14]。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心理构成在我们给自己讲述自身生活的故事时得以最好地提了出来。叙事让你把握实在，它给你提供了某种对于构成你生活故事要素的众多细节的组织。叙事是一个工具，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赋予意义。[15]格尔兹也说：“我们人类用隐喻来思考，通过故事来学习”[16]。叙事让人们更容易理解身处的世界，叙事让经济学更接近世界的真实面貌。
(一)文学尤其是小说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和鼓舞性的行动模式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同样，“文学具有帮助我们认识实在的功能，而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和小说)的功用，常常是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误以为自己所熟稔的生活中极其陌生的一面，从而让我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同面相。”[17]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18]就西方小说而言，把握世界现实的愿望自始至终都相当强烈。比如，三百年前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就传达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叙事：一个人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变得富有。[19]鲁滨逊·克鲁索非常恰当地被许多经济理论家用作他们的“经济人”的理论图解[20]，而亚当·斯密曾因这项“发明”备受指责。丹尼尔·笛福笔下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辛克顿船长等几乎都是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他们追逐金钱，熟练使用收益损耗的账簿，这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大技术特征。追求经济动机的本质，按照逻辑要求需要大幅调整行为模式、情感、思想，还有家庭、行会、村庄等各种形式的群体关系，笛福用小说情节把它们处理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日常，比如克鲁索的分离冷漠、个人主义的孤独与追逐金钱的唯利是图。小说中的克鲁索是给十六世纪英国新经济秩序和新社会秩序的代言。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上看，克鲁索的“旅行和冒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提供了十六世纪英国贸易扩张所依赖的黄金、奴隶和热带植物，从而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并且持续影响了十七世纪开发殖民地和国际市场的进程。笛福故事的积极的、预言性的一面，使克鲁索成为对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具有鼓舞性的人，使他成了像卢梭这样的因城市资本主义而逃离原居住区的人和更现实的英雄、帝国建设者们的象征。[21]罗伯特·希勒在其《叙事经济学》中讲到19世纪美国最成功的小说，也被誉为废奴主义的宣言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出版，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这是一个极具人文和经济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则以一个群体英雄像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为一个新时代呐喊呼号。[22]鲁迅的《阿Q正传》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解剖，既是拆解，也是重建。明清文学传统显然无法应付这个大转折的时代：科学民主、家国命运、近代工业、城市灯火、机器设备。“五四”文学则尝试着把它们的意义提炼出来，浸透在那些蓬勃的新词汇和诗歌韵律之中。正如伊恩·P·瓦特所说：小说的传统就应该始于一部消灭了传统社会秩序中各种关系的作品，由此，引起对以新的自觉的模式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的机会和需要的注意。[23]小说家在审视他们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也在用作品去丈量着社会的走向，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那个时代社会觉醒的纪念碑。
(二)经济学是知识体系，文学是行动指南
迈克洛斯基称加里·贝克尔是一位“经济学家诗人”，贝克尔的同事斯蒂格勒则用“经济学帝国主义”来赞扬他。一个原因是贝克尔的“双栖”气质。他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相互贯通，做出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学家们可能会说，经济学分析的自身逻辑本就要求把经济分析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去，这符合马歇尔的传统：如果一个问题重要，就先不要管它是不是经济学问题。但是，“经济学仍然只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功用是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提供貌似科学、客观因而公正的理论辩护”。[24]它依旧停留在说教、争辩的层面上。比如说，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不仅仅局限在资金、人力和土地，还有权力、美色和荣誉等等；
又比如贝克尔认为家庭像极了小公司，团伙犯罪像极了小企业，然而，经济学家的分析只是对不同底色人性的模型式解读，并因此扩充了知识体系，不过它们多数是一种孤独的思考，很难成为普通人的行动指南。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很俏皮的话，再美的音乐也要有双能够欣赏它的耳朵。[25]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学家的读者不会像文学小说的读者群体那样，来自广大的社会各个阶层。比如，十八世纪塞缪尔·查理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暗中促进了社会野心，而这一趋势似乎得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的广泛欢迎。[26]
文学作品可以拥有大众读者，而且实证研究表明，叙事小说在发展我们的想象力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27]文学作品可以把情感、交易、贫富、不公、美色、权力、家庭、土地、犯罪、歧视、吸毒等所有人间烟火用书中群体人物演绎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家们具有强烈把握现实的倾向，更有给社会正确导航的意向。理解能阻止行动，也能导向行动。在工业化初期的英国，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作家为英国人提供了更自觉更具有选择性的社会生活模式。但是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虽都历史性地接受了西方技术资金和工业化，但在文化层面上，却没能做到与这一历史波长的同步。这也是加纳这样的贫困国家接受了援助却富不起来的原因。
维果斯基(Vygotsky)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分野在于高等心理功能的出现与发展。人类与其他高等灵长类在物种发展史上的差异，在于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与使用、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劳动形式与关系的改变。[28]受维果斯基的影响，文化心理学者迈克·科尔(Cole)(1998)在其《文化心理学》一书中说：唯有拥有文化的人类能够回到文化的过去(culture past)，并将它投射到未来。早期文化研究的关注点是不同地区、种族间的差异性。他们表现为不同的群体特征，也必然因此而表现出相应的反应模式。这些早期的假设对理解文化影响情感、认知和行为的过程帮助甚少。为此，Bickhard(2004)提出因果性存在于过程之中，而不是物质之内。[29]在此基础上，罗伯特·S.怀尔等人提出了一个动态建构主义取向。那些具有长期可达性的共享知识会形成一种观念模式，个体因此获得意义，而意义反过来又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一过程构成了文化的因果效应的基础。[30]那么，我们能否度量这种文化的因果效应呢？
伊恩·莫里斯在其《文明的度量》中说：社会发展除非能够量化，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定量分析的办法应当比定性分析更清晰。[31]文化的因果性同样如此，如果不能量化分析，争论只会陷于概念的掐架之中。数量分析可以使不同地区或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直接比较变得可行。
(一)关于模型设计
如果说人类崛起于这个星球有赖于人的智识上的优胜，但是人类文明进步程度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质。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多数都是“视角答案”。他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角，问题的很多侧面都藏在表象的暗影里，而且缺少有力证据的支持。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者们尝试把人类历史缩减成一个方程式。
现代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最初通过叙事(神灵、祖先、图腾)作为个体之间合作的基础，在进化中，持续强大的叙事能力帮助人类建立了今天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比如社团、公司、国家、共同体。人类要创建大型组织，需要尤瓦尔·赫拉利所讲的“虚构能力”与“社交技巧”。而“虚构能力”与“社交技巧”合二为一近似于“叙事能力”。因此区域文明发展的一个主变量就是“叙事能力”。中国人说“人穷心不能穷”即是这个道理。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尺度。[32]一个地区的叙事能力主要表现为有叙事能力的群体，即作家群体的数量，正如有人说，最厉害的小说家就是元叙事的创作者，因此，本文使用一个地区的作家数量作为叙事能力的代理变量。而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最主要也最直接的指标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各地区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因此，我们设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GDP增量)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叙事能力(作家人数增量)的函数：
ΔGDPi=β0+β1*ΔWQi+β2GZi+εi
(二)变量选择
1.叙事能力：即作家人数增量(ΔWQ)。加亚·文斯在其《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中说，人类学家发现：故事讲得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而一个群体的叙事能力最主要地体现为能够写好故事、讲好故事的人，即作家。
2.地理因素(Geographic Zone，GZ)：即各省市的地理区划。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取决于人的因素，当然还应该包括非人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给人类活动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是一个持久性话题。很多早期文明都受到大自然的恩赐，既可以是大江大河大平原、风雨相宜的生态气候与天惠甚厚的禀赋资源，也可以指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就自然生态而言，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也就会有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在早期文明中，有些地方的粮食生产和人类居住都存在着强大的地理或生态障碍，历史上的穷富差别很多是生态原因造成的；
就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来说，可以用美洲被发现之前的伊斯兰为例，伊斯兰世界就是沙漠，但沙漠或沙漠群周围，一面是两个适于航行的盐水水域——地中海和印度洋，另一面是三个人口相当密集的陆块——远东、欧洲和黑非洲。[33]“居间大陆”的位置即是它的战略价值，沙漠商队和道路则是它的战略资产。地理因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导性虽有差别，却一直存在。所以，本文将地理因素设为控制变量。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数据来源
每年各省市新增作家数量来自“中国作家网”；
各省市GDP增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内各省的地理区划使用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分别赋值2,1,0。
表 2 描述性统计
(四)回归分析
首先利用Stata软件进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利用相关统计研究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量(亿元)分别与新增作家数量(人)和地理位置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根据表3分析可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量(亿元)和新增作家数量(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1，表明二者具有强相关性且呈现正相关关系。国民生产GDP增量(亿元)和地理位置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70，说明新增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量(亿元)和地理位置两者之间为弱相关关系。作家增量(人)与地理位置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13，表明二者具有强相关性且呈现弱相关关系。
表 4 回归分析
根据表4的数据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知，模型R2值为0.465，意味着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
新增作家数量(人)对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量(亿元)有46.5%的解释能力。F检验结果为F=146.68，p=0.000<0.01，表明不同叙事能力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计算出的数据表明，作者增量的系数为131.642(t=14.421，p=0.000)，说明作者增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理位置的回归系数值为436.500(t=4.260，p=0.000)，表明地理位置与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量(亿元)为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得到样本数据的验证。
近年经济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但是宝藏一样的史料、水流一样的数据乃至各种各样的增强现实的实验观测，虽提供了诸多信而有征的资讯，解释中国经济的常与变，却很少能触及经济学传统之外的广大区域。这一现象正在有所改变。罗伯特·希勒2019年出版了《叙事经济学》，对“想象未来”和“解释过去和现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路标。从文明的角度讲，叙事负载过人类“创世纪”的初心使命；
从历史上讲，一切革命与建设都是故事性的展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对生命的经济利用；
一个人的故事主导了一个人生命的经济利用过程，也就决定了人生的经济价值。就此而言，叙事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不过，将叙事视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变量，在这个流行“数量因果”解释一切的当下，学界仍然受困于对叙事与经济成果之间的“数量因果性”的考查，因而无法实现与计量方法的对接。本文尝试使用作家数量作为叙事变量的一个代理变量，实证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对两者之间“机制因果”的分析。如《南风窗》上一篇文章“莫言一开口，B站又炸了”中说“那些丰富辽阔的故事，能拓宽青年对人生际遇的想象，也锻造了他们理解复杂现实的能力。”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方面称赞市场成了社会组织的原则，另一方面却没有将市场和他们理解的道德进步联系起来。[34]经济学像是《艰难时世》中葛擂硬的“事实哲学”(其实这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35]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的做法既丢失了人间温情，也冷却了社会温度，还让经济走上一条理念偏执的问题道路。再一方面，文学也在不经意间拯救着经济，比如风靡当下的元宇宙概念就是来自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叙事让经济增长更具有故事性和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