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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民，窦 垚，赵德森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成为农村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返乡创业是劳动力在面对国家战略吸引和就业压力逼迫双重背景下作出的合理抉择，是解决农村就业、巩固农村脱贫的关键内生动力[1]，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减少人口流动，缓解疫情防疫压力的重要渠道。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0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首次突破1 000万，创业项目涉及休闲农业、认养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这一举动不仅稳定了部分农民工、大学生等外出人员的就业形势，更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发挥出良好的减贫致富效应。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返乡创业仍面临着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场地，以及部分地方政策执行力不足和创业环境不佳等问题[2]。因此，在当前返乡创业发展总体态势向好但复杂性挑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深入分析返乡创业研究现状以促进研究不断深化，进而更好地发挥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我国返乡创业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1994年，王郁昭[3]在《关于农民跨区域流动问题》一文中提出，要鼓励学习一定技术、掌握一定信息的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总结推广回乡创业先进典型经验，以掀起更大规模的“创业潮”。此后，随着新一轮城乡关系及乡村自身社会环境变化，返乡创业研究从2001年起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返乡创业意愿、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现实困境、帮扶政策等内容。从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RBT)视角来看，这些研究涉及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内部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外部资源禀赋，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各类资源在返乡创业中的基础作用，但对返乡创业资源拼凑的关注不足，难以很好地解释在资源约束情境下，为什么拥有同质资源的不同企业能够创造出异质价值。同时，相关研究在领域阶段划分、关键议题等方面缺少总结与提炼。
为系统梳理返乡创业研究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重要进展，清晰认知返乡创业研究的发展脉络，本文首先对返乡创业研究进行阶段划分，并基于创业要素和创业主体两个视角归纳研究主题，总结返乡创业研究方向的变化趋势，以尝试厘清返乡创业领域的发展逻辑，提出未来研究框架以供感兴趣学者参考。
(一)数据来源
因返乡创业相关研究的外文文献数量较少，样本仅选择中文文献。将CNKI中的CSSCI来源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源，分别以“返乡创业”、“回乡创业”、“返乡”并含“创业”、“回乡”并含“创业”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1—2021年(共21年)，检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去除重复项后共检索出749篇文献。经比对筛选剔除杂志通知、会议报告、新闻、书评及与主题不相关等无效文献257篇，最终确定有效文献492篇。
(二)样本分析
根据图1，可以将返乡创业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2008年，这一阶段相关文章较少，发文总量不超过20篇，研究主要聚焦于返乡创业的经济社会意义和存在问题。第二阶段是2009—2015年，该阶段年均发文量达33篇，远超上一阶段的发文总量。第三阶段是2016—2021年，该阶段年均发文量为40篇，增幅明显，数量变化幅度减小，研究状态保持相对稳定。
图1 2001—2021年返乡创业研究发文量及增量变化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也是返乡创业研究的开始。改革开放早期，从农村到城市，沿海经济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这种单向性转移使得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日益拉大，进一步加剧“三农”问题，并引发“空心化”“老龄化”“留守儿童”等社会新问题[4]。但是，“民工潮的背后将有一个返乡创业潮”[5]。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外出较早，积累一定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逆出而归，回乡创业，成为早期的返乡创业者，为农村建设贡献重要力量[6]。需要强调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城市竞争、自身职业转变与发展以及家庭需要等多重压力的结果[7]。
学术界关于返乡创业研究的演变与国家政策及内外环境变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包含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产业转移、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2017年乡村振兴等主要时间节点。为深入分析返乡创业的研究趋势，笔者结合政策背景和发文数量变化，将我国返乡创业研究大致划分为“进城打工潮”“金融危机”“乡村振兴”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研究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从现实情况出发，分析返乡创业的经济社会意义和创业困境。与创业研究的发展规律相似，该阶段研究以现象归纳为主，忽略了理论基础的重要性。第二阶段，研究以农民工、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对象，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推拉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等主题进行充分讨论。第三阶段，研究更加重视理论基础，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业学习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创业警觉理论等被应用于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和绩效研究中。该阶段在分析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增加对创业结果(如创业失败、创业退出)和乡村振兴影响的探讨，丰富了返乡创业的研究视角。
(一)第一阶段(2001—2008年)：“进城打工潮”背景下的返乡创业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开始放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为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转移提供可能。在1997年前后，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缺口，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扎根”，迎来打工热潮。但进城打工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随着打工潮到来的便是农村逐渐开始出现大量回乡民工[8]，形成了农民外出与回乡并存的局面。在回乡民工中，部分选择创业，但打工是他们进行创业的前提，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就没有后续的返乡创业，打工期间获得的物质、经验、才能等为创业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7]。事实上，政府有关部门已开始关注到打工者的返乡创业活动，但研究工作却未能展开[8]。
这一时期返乡创业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描述型，重在阐述返乡创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王西玉等[7]在分析民工潮特征后，指出民工回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均有积极意义。另一类是对策建议型，即探讨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例如李文安[9]的研究指出缺乏资金、缺少政策优惠、经营环境差等是影响返乡民工创业的主要问题，而政府给予适当资金支持、制定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等则是解决上述困难的有效措施。此阶段的文章多为理论研究，但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实证研究，如林斐[10]对安徽百名返乡民工进行跟踪调查，从行业选择、资本积累等方面对其回乡创业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统计分析。
概括而言，该时期发表的文献数量较少，基本是观点类文章，缺乏实证研究。有关返乡创业者的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创业形式等研究仍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不过该阶段“返乡创业的重要性”为农村创业带来了新的重要视角，返乡创业的现实需要和困境突破成为返乡创业早期研究的重点内容，一些主要成果为研究的后续深入提供了良好基础，例如，王西玉等[7]关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现象的产生、发展及现实影响等讨论在后续研究中被李强、石智雷、匡远凤、柳建坤等多位学者引用，并对后续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第二阶段(2009—2015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返乡创业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地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国，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关闭[11]。结果造成，农民工工资水平降低，总量供大于求，甚而无法找到工作，加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房租、日常消费等难以承受，迫使大量农民工不得不做出返乡选择。返乡后，农民工或选择在本地务工、从事非农就业，或选择就地创业。与此同时，政府颁布了许多返乡创业帮扶政策，鼓励输出地资源与输入地市场嫁接，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移发展，扶持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效缓解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压力，也为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起到一定支撑作用[12]。实际上，伴随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消费增长乏力等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农民工与大学生均面临失业压力，相关政策也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财政、金融、培训等支持。从中央到地方的扶持政策为返乡人员提供了多方位服务，打造出良好的创业环境，进一步提升了返乡者的创业意愿[13]。
在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政府对返乡创业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返乡创业研究日益增多，并不再局限于金融危机或后危机的时代背景，而是围绕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创业意愿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涌现出了较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影响因素，多采用量化方法分析微观创业环境以及影响创业质量的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14]；
对创业意愿的研究，多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个体感知和外部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在政策支持方面，既包括政策建议，也包含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绩效评估。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出现了大量实证性文章，学者们采用Logistic模型、Probit模型、AHP模型等多种方法对返乡创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后，返乡创业研究文献数量迅速增加。该阶段，学者们基于返乡创业的现实情境，运用推拉理论、需要层次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对创业意愿、行为、决策等影响因素以及政策作用展开深度剖析，总结返乡创业研究的主流问题及独特现象的背后成因，出现了大量经典文献，并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然而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返乡创业研究更为关注创业资源对创业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忽略了创业者自身，尤其是创业者认知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对返乡创业决策的内在机理以及认知、情感等因素在不同返乡创业决策情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不足。
(三)第三阶段(2016—2021年)：“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返乡创业研究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创新创业大潮。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发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鼓励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创业创新，活跃农村经济。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其列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之一，该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对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再次升级，也是解决城乡矛盾的重大举措。2021年2月，《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相继发布，进一步彰显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是为了将乡村建成城市，而是为回应“三农”需求，为农村人民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该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以“富而不忘桑梓”的文化传统为依托，越来越多的返乡精英选择创业，形成中国特有的返乡创业精英主导的内源发展模式[15]。
这一系列举措为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环境，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也为学术界研究“返乡创业”问题标识出一个新节点，形成“乡村振兴”研究热，使返乡创业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创业环境、创业形式和创业结果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创业生态系统、绿色创业、电子商务、创业失败等开始成为热点话题。此外，也有学者对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展开深入讨论，如王轶和熊文[16]从生产发展、生态建设、社会治理等角度探讨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多种内在逻辑关联，充分证实返乡创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地区振兴乡村、兴旺百业的关键支撑[17]。
综合来看，该阶段的返乡创业研究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挖掘的深入性，对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详细分析，概括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总结出新的创业形式和创业结果，并出现大量新观点，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占据主流，但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定性比较分析(QCA)等研究方法的使用比例逐渐提高，为我国返乡创业的情境化研究提供了方法支撑。然而，该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尚需进一步实证检验和补充；
对于返乡创业者如何拼凑其创业资源，使现有资源与乡村地区创业环境有效衔接也有待深化。
创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核心在于创业者发现和评估商机，并将商机转化为创业者对新创企业进行成长管理的过程[18]。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返乡创业研究的主题始终围绕返乡创业过程的驱动因素及返乡创业者在不断演进。
(一)返乡创业要素视角下的研究
TIMMONS于1999年提出创业三要素模型，认为创业过程是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相互匹配的动态过程。其中，创业者或创业团队是主导者，是创业实现的关键要素；
创业机会是核心驱动力，驱使创业团队整合和分配资源；
创业资源则是创业基础，是创业成功的必要保证，三者相互影响以共同推动创业发展。本文参照该模型，基于创业要素主题，即返乡创业者、返乡创业机会和返乡创业资源对返乡创业文献进行分类，并借鉴朱秀梅等[19]数字创业主题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返乡创业文献的研究主题按照阶段发展顺序进行梳理(见图2)。
图2 创业要素视角下的返乡创业研究
1.返乡创业者
龙海军和田丽芳[20]指出，良好的外部创业环境能够为返乡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但根本上还是依赖于返乡创业者自身，即创业者自身能力是决定返乡创业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对创业机会识别、创业企业绩效等均具有重要影响。
早期研究主要讨论返乡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刘光明和宋洪远[21]从知识、技能积累角度对返乡创业者的个人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返乡创业者是农民工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善学习、肯钻研，了解市场需求，为返乡创业积存了必要的技术、经验和资金。林斐[22]则从个人素质角度发现返乡创业者自我评价经营管理素质不高，在提高企业科学管理水平和应对市场竞争挑战方面均感到较大压力。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有关学者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返乡者通过在外务工积累物质、人力、社会资本等资源，为后续创业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人力资本是推动返乡创业的关键，能够正向促进农民工获得政府支持[23]，显著影响返乡创业的意愿和决策。赵浩兴和张巧文[24]进一步将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划分为能力特征、经验特征和知识特征，发现能力特征和经验特征能够显著影响创业企业成长，而知识特征与企业成长不存在明显关系。
到了研究的第三阶段，创业学习成为热点议题。POLITIS[25]指出，创业学习是创业者为有效创建和管理新企业而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持续过程。郑山水[26]借鉴经验学习和认知学习理论，将创业学习分为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方面，龙海军和田丽芳[20]则依据组织学习理论，将创业学习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个维度。目前创业学习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条路径，第一是探讨创业学习影响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如严爱玲等[27]研究发现利用式学习能够显著调节互联网金融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创业绩效的关系；
第二是探讨个体感知对创业学习的作用关系，如张立新和丁晓辉[28]采用复合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村产业融合感知对创业学习的作用路径，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感知能够促进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学习，而农民工的经验学习和认知学习又能够促进其实践学习。
2.返乡创业机会
张静宜等[29]指出，返乡创业首先面临的就是机会识别问题，好的创业机会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创业活动。分研究阶段来看，第一阶段返乡创业机会研究尚未兴起，相关文献较少。到了第二阶段，返乡创业机会相关问题逐渐受到大家关注。陆彦等[30]采用SWOT分析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要素进行研究，指出创业机会主要来自政府的政策扶持，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将“三农”问题作为落脚点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契机。同时，进一步强调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市场机会。黄洁等[31]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强弱连带对返乡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得出本地强连带更具影响力的基本判断。在研究的第三阶段，学者不仅考虑返乡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还考虑新兴的创业类型，如绿色创业、网络创业。就绿色创业而言，乡村振兴不单是经济领域的振兴，而是包含经济、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振兴。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就必须用绿色发展理念来武装头脑，鼓励返乡人员开展绿色创业[32]；
就网络创业而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创业。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呼吁通过互联网来帮助农民创业就业，实现增收。何晓斌等[33]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政策信息、扩展创业者关系网络、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等方式使企业拥有更多有利条件。
3.返乡创业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成长取决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对于创业企业来讲，创业资源的开发正是积累资源基础、打造竞争优势的过程[34]。在研究早期，林斐[10]就强调本地资源是返乡农民创业的基础，其调查发现返乡农民主要选择农副产品资源加工或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的行业进行创业。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关于返乡创业资源的研究逐渐深入。纪志耿[35]以四川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践角度分析了创业资源的吸引力，指出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辅以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及乡村工业化提供了新的契机。邹芳芳和黄洁[36]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创业资本理论将返乡创业资源分为两大来源(自有和外部)和三种类型(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财务资源)，其中自有财务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来，随着政府相关返乡创业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及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创业者提供信息服务等意见，信息资源对返乡创业的支持作用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创业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分配不均、甚至“精英俘获”的困境，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局限于少数精英能先于同一地区其他普通创业者获得质量更高的创业信息资源，还在于精英群体能够获得更多媒体宣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造成“强者更强”的局面[37]。创业企业是各类资源的集合体，创业者如何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现有资源，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彭少峰等[38]进一步探讨资源获取的效率和效果，发现返乡农民工的资源获取效率和效果在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返乡创业主体视角下的研究
从研究对象看，2001—2021年，返乡创业研究对象由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研究热点呈“农民工—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趋势。随着返乡创业研究关注度大幅提高，农民工何去何从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农民工因城市生活的不如意及乡土情结的牵引，出现明显回流迹象，成为我国返乡创业早期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后在政府支持下，面对一线城市越来越重的就业压力和“三农”问题日益重要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成为继农民工之后的新的热点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群体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于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从农民工群体中分离出来，并于2012年左右开始成为关键研究对象，热度持续到2017年。为进一步讨论不同返乡创业者的研究主题，笔者采用“前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对农民工、大学生及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见图3)。
图3 基于研究对象的返乡创业研究
1.农民工返乡创业
相对而言，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最多，涉及到前因变量、过程变量和结果变量。
首先，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的前因变量主要为影响因素，涉及个体、家庭和环境三个方面。在个体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返乡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创业能力及在外务工状况三个方面探讨了创业者个人因素对其返乡创业的影响[39]。从个人基本特征来看，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个人信仰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13]，其中，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是否选择返乡创业呈非线性影响，即拥有中等文化的中年农民工更可能选择返乡创业[40]；
从创业能力来看，交际能力、机会识别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等对创业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41]；
从务工经历来看，刘唐宇[42]认为外出务工年限会负向影响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而石智雷和杨云彦[43]则认为，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相比，返乡农民工可以更好利用家庭资源以获得创业支持。此外，还有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的创业心理资本、乡土情结对其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44]。在家庭因素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也有学者探究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常联系的朋友个数以及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均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13]。环境因素方面，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条件、就业形势、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是关键因素，可有效影响农民工开展返乡创业活动。
其次，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的过程变量主要包含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实践三方面。返乡创业是一项极具风险性的活动，创业意愿能否转化为创业行为将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意愿可以通过机会识别、资源融合而产生创业行为，其中创业机会识别虽先于资源整合发生，但二者并非割裂，而是反复互动、相互作用的关系。创业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内容，社会连带中的本地强连带和外地弱连带在机会识别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31]。而对于创业实践，易传和和谭璐[45]提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有必要具体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以更好激发返乡创业对地区经济的助力作用。
最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结果变量可以分为创业结果和创业贡献两大类。创业结果方面，可以细分为创业绩效、创业失败和创业退出。创业绩效是检验创业结果、衡量创业目标达成度的综合概念[36]，有关学者主要关注前因变量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就其衡量而言，主要分为三种途径：一是从客观层面，以返乡创业企业在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或创业成功后的年均收入水平作为替代指标[36]；
二是考虑中国情境下返乡创业企业的生存特点，选择创业者的主观评价来判断其创业绩效[17]；
三是结合前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分别测度[46]，或综合测算出一个指标值来表示创业绩效[47]。但是，创业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创业失败是大多数创业者面临的最终结果。返乡农民工是农村创业的重要群体，从个体、心理、企业运营等因素分析其创业失败的原因[48]，能够为创业政策调整、创业资源配置和再创业决策制定提供良好的启示作用。相较于创业失败而引起的被动退出，创业退出还包含主动退出。对于许多农民而言，返乡创业仅是生存的权宜之计，当收益不理想时，创业者便会主动退出，选择其他生存方式。创业贡献方面，研究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地区经济、社会和谐相联系，关注返乡创业对于返乡入乡创业园岗位带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49]等的影响。
2.大学生返乡创业
目前大学生返乡创业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于前因变量和过程变量。就前因变量而言，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身素质、民族文化、所学专业以及地区的民族特色产业对其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50]。对于过程变量，学者主要从创业现状和社会支持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苏海泉等[51]对大学生的返乡创业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大学生更加自信，创业态度更加积极，但在“人际关系复杂”“缺少社会支持”方面也面临更大压力。社会支持方面，孔青和蒋保伟[52]提出从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鼓励全社会对大学生创业进行有效支持，顾辉[53]则聚焦于政策支持，分析政策作用，明确政府在创业环境中的角色定位，以期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3.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的前因变量也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有研究指出，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以第三产业作为创业选择，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进行创业，也更在乎家乡人对返乡创业的态度以及返乡者的创业现状[54]。从过程变量来看，主要包含两类，一是机会识别，杨学儒和邹宝玲[55]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积极作用；
二是创业机制，聂洪辉和揭新华[56]以挖掘机行业为例，指出模仿机制和传帮带机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机制，组织化则是其解决创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结果变量而言，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向城镇转移，也帮助城镇化建设解决就业转移难题。
总之，在过去的20年里，返乡创业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实质性进展，并对返乡创业实践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来看，新创企业普遍面临“新生弱性”(Liability of Newness)，缺乏合法性和足够的技能、机会及各类资源，容易因难以获取外部资源或高昂的融资成本而被迫退出市场。尽管现有相关研究从诸如年龄、教育背景、先前经验等创业者个体特征因素，以及物质资源、政策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等企业层面因素，对创业资源的作用展开了广泛讨论，但鉴于乡村地区缺少高质量劳动力、经济资本等生产要素，存在销售市场有限、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与城市相距较远等制约因素[20]，返乡创业企业可能更易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
故此，如何凸显资源约束情境下返乡创业者的能动性，帮助返乡创业者利用手头资源开发创业机会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话题。众所周知，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自然条件(地理、生物等)等传统要素资源，若能基于乡村创业情境利用拼凑整合思维解决资源困境，即在资源匮乏背景下，创新性地运用手中资源，通过物质拼凑、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三种方式以实现服务和价值的创造[57]，或将有效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成功概率，帮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SHANE和VENKATARAMAN[58]提出，创业是机会开发的过程，其独特性就在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而创业拼凑可以通过激发创业者产生新的环境认知和创业灵感，进而有效提升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能力，并将创业机会转化为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绩效。
不过，创业拼凑虽能有效解决资源约束难题，但创业的根本在于个人独特的视角和能力，尤其是认知能力。在返乡创业既有研究中，相关学者主要关注返乡创业活动中的创业意愿、创业绩效等，较少关注创业者的社会认知，尤其缺乏对认知因素驱动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的探讨。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人类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与其他个体特征以及外部环境交互决定的。要了解个体行为，就要先考虑行为产生的情境，即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而未来研究可引入社会认知特征，探究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认知柔性、自我控制等认知因素与乡村创业资源情境的匹配度。
遵循社会认知理论，返乡创业活动需要嵌入到社会情境中，关系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有力地影响着新创企业的成长。良好的信任关系将有助于促进资源流动，激发拼凑行为，创造出更多有利可图的创业机会。与此同时，返乡创业活动还要嵌入到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之中。工作和家庭作为创业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场域，将极大程度地影响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然而工作与家庭之间存在一条“隐形边界”，企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重需要势必会引发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削弱创业者的幸福感并降低新创企业绩效[59]。因此，关系信任和工作-家庭冲突在社会认知与返乡创业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因此，本文结合创业拼凑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返乡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将社会认知特征作为个体因素，创业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行为因素，关系信任和工作-家庭冲突作为环境因素，尝试性构建出“个体-行为-环境”的未来研究框架(见图4)，以期系统探究返乡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创业拼凑和机会识别对创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考察关系信任和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企业绩效的边界条件，从而推动返乡创业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图4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创业拼凑理论的返乡创业研究框架
总之，未来研究有必要跨越创业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界限，基于不同视角、不同理论基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挖掘更加深刻而广泛的返乡创业议题。同时，有机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深刻探析影响返乡创业、返乡创业绩效提升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促进返乡创业研究的多元化，增强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的衔接性，为返乡创业实践提供有效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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