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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兵
（暨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作为当前人口结构领域的焦点问题，老龄化问题成为增长-发展理论领域的热点话题。人口是增长-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已备受关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正是彼时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态的经典理论表征。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前提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对当前诸增长-发展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加以前提审视的方法论启示——“思想史-理论-现实”的三重互动结构平台下的前提批判。首先，围绕“思想史-理论”引出现实：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到恩格斯对其的前提批判，理论的衍化背后有着源自生产关系衍化的基础作用。其次，围绕“理论-现实”引出思想史：在对作为现实问题的“老龄化”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中，难免引证一系列思想史上的理论观点，分析这些观点在其形成之时所处的生产关系（理论-现实），廓清该理论所处历史阶段的具体生产关系到当前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即对思想史中该理论的特定社会基础有自觉，对该特定社会基础衍化为当前社会基础有自觉）该理论的前提。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实问题（包括针对该现实问题的先在理论），推动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有效路径。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部长期以来争议极大的著作，它作为增长-发展理论的经典著作，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负面，都影响了此后各类增长-发展理论以及研究者的思想取向和分析方法。这种影响表现在理论层面就是对诸理论的思考基点、价值倾向和分析方法的前提约束。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不应被视为“已过时”的理论而弃之不顾，也不应被视为不证自明或无须证明的理论背景被直接引证，而是需要也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该理论何以在其时以该种方式出现，它又以何种方式在约束和支配着此后的诸多增长-发展理论。
这不仅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理论发展梳理，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向意义。正如蔡昉在《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一文中引证凯恩斯的言论及蔡先生所作的延伸评论所揭示的那样，凯恩斯指出“以往理论”对当前决策的潜在影响在于“实干家总是以为自己不受任何成见的左右，其实他们往往已被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所俘获”。蔡先生的延伸是：其一，政策制定者有意识地制定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有其经济学思想渊源的；
其二，如果以上含义（凯恩斯所言与延伸一）确有其事并且不可避免的话，为了提高这种受启发过程的效率，并使其具有更精准的取向，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应该主动从学说史中汲取营养。该文系统梳理了自马尔萨斯处汲取思想灵感的贫困陷阱理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和长期停滞理论，说明诸理论都受到了马尔萨斯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影响。从思想史维度具体研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路径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从现实意义来说，思想史研究是应对现实挑战的需要：“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上，既遇到供给侧冲击，也即将面临需求侧冲击，应对挑战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带来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机遇。”［1］从理论影响上来说，思想史的研究是创新的根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专门从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而只是为了从中找到对于我们思考的现实问题有所启发的东西的话，务必要秉持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换句话说，需要以脑洞大开的态度对待学说史，非此则不能取得打开脑洞的结果。”［1］
诚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论证的那样，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并非实践政治派认为的因理论脱离德国社会现实而可以直接否弃，也非理论政治派认为的那样凌空虚蹈用“天空”中的理论体系套在“大地”的“事实”之上，从而理论在手便顿觉“世界通透”，太阳底下再无新鲜事；
而是虽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9。亦即：需要立足于不断演化的实践活动的“大地”上，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找到理论参与、影响和改变现实的介入点，通过推动理论层次跃迁的方式推动实践的发展。
蔡昉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马尔斯萨人口理论对此后经济理论的思想史影响，阐发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各种发展-增长理论的具体影响逻辑，并说明了这种思想史层面的研究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状况的思想参考意义。与此相类，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就马尔斯萨人口理论对现时代增长-发展问题的前提性价值而言，并非仅是经济理论领域的课题，更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需加以前提审视的课题。由此出发，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增长-发展理论，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主动探究。对此，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理论前提批判”的思想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对这一方法论的发生语境和思维方式的理解与把握是进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重审具体经验研究的基础。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一书从第一版出版至今已逾200年，该书自出版以来就引发了理论界长久的争论，它让人口理论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虽然在其之后，论证更为精致、数据更为详细、分析模型更为繁复的理论层出不穷，但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持观点的论证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倾向，却是至今仍可在诸种新的人口理论甚或增长-发展理论中显见的。这也包括风靡一时、不断再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其中就隐含着马尔萨斯的逻辑。［3］这些事实无不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确实切中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从经验直观层面即可感知到马尔萨斯指认的问题，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2］20。这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产生如此长久影响的根源所在，它在理论深层有着资本主义社会以竞争为逻辑的现实根源。这一现实根源以前提约束-逻辑强制的方式被繁复的理论话语遮蔽起来，以隐蔽的逻辑强制的方式约束着从马尔萨斯的增长-发展理论延续而来的新增长-发展理论，并在观念场域中衍生出诸多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倾向和行为取向。一旦缺失对观念的前提反思，在遇到具体问题时经验性地直接使用其中一个观念，也就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其理论前提，陷入如马尔萨斯给出的解决对策式的思维方式，即刺激-应激反应，从而在先定的逻辑框架中打转，无法通过前提批判的方式跳出隐含前提的逻辑强制。在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性解读中，恩格斯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基于理论前提批判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以“思想史-理论-现实”三者耦合的内在联结形态的理论结构，它作为思想操作平台可对观念场域中诸理论展开前提审视。
（一）从观点到前提：生活资料的绝对匮乏与相对匮乏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开篇即提出他的人口理论的“两条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4］6这是贯穿全书的论证起点。从这里出发，经由增长方式在几何比率和算术比率上的差异——“人类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4］7——马尔萨斯得出了他的人口原理的结论：必然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与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序言中所提到的“社会改善”的目标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而马尔萨斯的论战对手们也没能有效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无论是葛德文的基于社会（使用理性加以改造的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改良策略，还是孔多塞的对“增长极限”会在很遥远的未来才到来的乐观观点，他们的“社会改善”理论在马尔萨斯的“自然法则”面前都显得十分无力。马尔萨斯给出的“社会改善”策略针对的就是在他的“两条公理”逻辑支持下的“无可避免”的“人口过剩”。既然过剩，那就只能进行抑制。由此，马尔萨斯给出的抑制策略分为两种类型和三种方式：两种类型包括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
这两种类型以三种方式实现，即道德抑制、罪恶、苦难。其中，道德抑制属预防性抑制，主要是不婚进而不生育。而罪恶和苦难则是“以任何方式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4］170的积极抑制的方式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这也正是恩格斯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辞的绝望体系”［2］19。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论证逻辑可由一个关键词加以贯穿：匮乏。在马尔萨斯的“两条公理”的逻辑下，匮乏是必然要发生的，甚至是一种“自然法则”。但通过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前提批判可以看到，马尔萨斯所指认的这种必然发生的匮乏，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匮乏，而是一种相对匮乏。即：静态结构式的由于私有制支配下的分配不均，以及动态机能式的由于私有制造成的竞争逻辑下的类似于马太效应式的财富集聚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占有趋势（“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2］44）。因此，显而易见，马尔萨斯将一种相对匮乏指认为绝对。相对匮乏产生的原因是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的绝对竞争。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就能够看到，作为价值倾向和逻辑起点的理论前提形态的私有制及其绝对竞争的逻辑，直接影响着理论的建构，并直接宰制着人们持有观念中不自觉地被认为是“自明性”的东西。
（二）从前提到逻辑：人口的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
回到匮乏这一关键词上来，绝对匮乏和相对匮乏这一对立的揭示，直接引出的就是人口过剩之中的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的区分。由于匮乏仅仅是相对匮乏，那么在马尔萨斯的绝对匮乏逻辑下所指认的过剩问题，也就并非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问题在此可归列为：过剩的是什么？是抽象人口吗？就像斯密的“国民财富”那样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抽象的国民显然无法对应到现实中形态各异的具体个人。要知道，国民财富的增加与工人的日益贫困是同时发生的。与此逻辑一致的是：马尔萨斯所论证的抽象的人口过剩所对应的也仅仅是缺乏消费能力的那部分人口被视为过剩，即危机时期的剩余劳动力以及缺乏购买能力的群体。对此，恩格斯有着清晰的指认：土地所有者靠地租，资本所有者靠利息，而“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2］44，且资本和土地都可以得到“科学的帮助”，甚至“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2］46，机械的使用让手工劳动减少，从而失业增加。这加剧了同类主体间竞争（“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之间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2］38），私有制带来的竞争不但让整个社会生产处在高热状态，同时这种竞争逻辑也直接决定了对何为过剩的理解。“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2］41恩格斯充分说明了所谓过剩的相对性。在所谓人口已经过剩的同时，在竞争的驱使下资本和产品也在过剩，在牛奶被大量倾倒时，有人正在忍饥挨饿。“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2］42，一旦一个人无法提供等价物，那么这个人不再是“现实的”需求者和消费者，也就沦为了过剩人口。按照这样的前提和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人口就永远都会是过剩的。而那种以人口过剩为标榜的理论，不过是“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2］38所蕴含情绪的理论表征罢了。
（三）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前提：“客观”理论的价值反思
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存在着将其所得之结论标榜为“客观”的现象，追求客观是理论的动机所在，但何为客观却未有定论。实证直接宣称自身的客观性，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发展渐成一家独大甚至有走向科学主义的时代趋势有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看似以客观的道德无涉方式在进行，在增长-发展理论的继承者和后来人那里也多以罗列数据和提供例证等实证方式强化其“客观”的理论外观，以此将价值倾向以不自觉的或“自明”的前提预设方式隐藏在理论话语之中。恩格斯在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前提批判中就含有对其所隐含价值倾向的揭露。“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
有必要通过对就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2］19这提示我们，对理论表象上的道德无涉应有充分的价值反思，这一反思是使诸理论及其现实基础得以彻底敞露的重要维度，也是理论以批判的形式真正介入和改造现实的基础。
从以上论述出发，我们从“理论-现实”的维度切入，形成一个有着思想史背景的从经验主义维度跃升到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对具体观念进行前提批判的逻辑。需要指出的是：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必须是基于对我们当前的现实问题的理论把握（包含其价值倾向维度）。一方面，正像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实践，而非理论形态的实践哲学之一种。”［5］169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它需要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体认、把握和应用。另一方面，无论是逻辑地看还是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我们今天把握世界的科学理论，它依然是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智识来源。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通过思想史意义上的回溯，找到理论与现实的连接点，从而开展理论批判工作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前提批判，使我们廓清了前提批判的方法论路径。为了更细致地阐发这一方法论启示，我们以作为人口结构之焦点问题的“老龄化”为例，在研究增长问题时，把“老龄化”作为问题进行描述、构造、分析。这一“问题化”的理论活动隐含着一系列缺乏自觉的理论前提，在其前提性的逻辑强制下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则该对策就只会是隐含前提的逻辑延伸。在这一具体问题中应用前述从“理论-现实”引出思想史的梳理，完整地展示了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前提批判之当代价值，也即思考如何在理论与现实关系维度上，通过上述阐析，找到解除前提束缚、实现理论跃迁，进而形成对现实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实践创新的逻辑进路。
“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被视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和“问题”而被学界接受下来，进而直接地将其作为理论的“事实”前提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即从既定的“老龄化事实”出发给出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对于这一点，只要对现有研究的文献稍加检索就可知晓，这一思路在标题上的常见语式是：“老龄化视域下的……”。“老龄化”就这样被直接地、非反思地作为思考的背景和继而提出对策的“现实”起点不证自明并无须证明地接受进来。但作为人口结构问题之“老龄化”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我们知道，对一个事实的认识和理解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渗透着理论的前见，“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一系列缺乏自觉的前提。一旦对这一前见或前提缺少应有的反思，缺少起码的理论自觉，那么就只能是在其一系列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前见的“前提的逻辑强制性”的控制下寻找所谓的对策，这实际上已经蕴含在前提的理论背景和价值前见对“问题”的构造方式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为明证。
在“老龄化问题”中，界定“老龄化”这一“现实”的标准是什么？标准的合理性在哪里？这都应该也需要且能够被追问下去。一旦将“老龄化”视为一种“现实性”的既定事实状态，以及将此种既定事实状态视为一种问题，那么就会从这一“问题的提出”逻辑引出“问题的影响”和“问题的分析”，它常见的表达是“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业的影响……”。这些表达暗含着刺激-反应逻辑，即社会以如此这般的常轨运行，“老龄化”作为一个脱离常轨的要素，以影响到常轨中其他要素的方式影响到了常轨的整体运行，因而作为异质的点需要被重新调适到常轨之中。这是对社会生活中出现脱离常轨的社会现象-问题时的应激反应，是在现有的社会生产生活关系惯常的延长线上出现的脱离常轨的现象如何回到原有的“正常”轨道之上的应激思维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满足重复型实践而做出的应激反应，以此尝试通过改良型实践甚或创造型实践来重新审视、把握、改造并推动“问题”的解决，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的“问题”本身的再问题化就是首先要进行的理论工作。
第一，时间的资本化：老龄的界定。借助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前提批判方法论的阐发，反观如今观念场域中对于“老龄化”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到，“老龄化”作为问题并没有如一些理论将其视为既定事实那般简单。“老龄化”是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在这一点上它是客观的。某一年龄区段的人口比例发生变化，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看到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老龄化”的社会现象并不直接等同于“老龄化问题”。从事实到问题，这中间应有一个构造的过程。
第二，资本的时间化：作为“剩余”的老龄。“老龄化”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人在进入一定的年龄之后，其时间就已经无法被充分资本化，也就因此无法被纳入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力范围内了。从这一点上说，“老龄化”被视为一个问题，其客观性在于作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的存在，以及这种人口结构在资本逻辑看来是不利于被“充分使用”和作为“劳动力”的人口的。这带来的后果是，一旦忽视了这一问题的构造过程，那么“老龄化”就直接成为一个以“资本逻辑”加以定向和单一化的“问题”，也就因此对问题之为问题本身失去了理论自觉和前提批判的能力，随之受到不自觉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强制，看不到“老龄化”作为一种资本逻辑下的“剩余”之外的其他面向，从而陷入只能是对业已被视为是问题的“老龄化”应该如何在“人等于劳动力”的逻辑下去应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像马尔斯萨人口理论所显示的那样，人口的“过剩”已经成为一个“公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计算这一“过剩”何时到达顶点，到底是用“暴力”的方式抹去这种过剩还是通过控制生育的方式来平衡这种过剩的应激反应了。
一旦问题被限定在针对一个既定事实去谋求解决之道的理论困境上，那么要形成基于“老龄化”这一客观事实又能够突破“刺激-反应”这种非前提反思式的、单纯给出应激对策的理论逻辑，是绝无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龄化问题”的解决首先就应该是对“老龄化”作为一个问题被充分地再问题化，并对其隐含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倾向给予充分的敞露，从而在解除既有的前提约束、形成对价值倾向的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对“老龄化问题”之认识，以推进理论发展，进而介入和实现改造社会现实的目的；
而不是被他者的域外的所谓增长-发展理论构造出来的现成问题所左右，为其价值倾向和理论前提所强制，失去基于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这一理论优势。
如何形成对观念场域中存在的诸观念保有且时刻保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为基础的前提批判式的理论自觉？对“思想史-理论-现实”这一逻辑结构的理论把握，是理论得以参与和影响实践活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富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一）在何种意义上“回到马克思”
如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出发来观照现实，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毫无疑问，这是不能回避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张一兵教授在他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就不可能完整地获得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进程的科学认识”。他通过对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三个理论制高点”的发生过程及其内涵的阐发，指出：“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之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对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的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6］20这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史角度的丰厚理论资源。对这一理论资源的利用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是站在前辈学人的理论贡献基础之上继续推动理论发展的一种理论生长的可能性。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是其早期思想的代表，还存在诸多局限，但“从对立或矛盾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社会的各种现象，这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方法论切入点。正因有了它，恩格斯才会在随后的《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历史过程的丰富性、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等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才会与马克思一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过程作出经典性的概括与说明”［7］。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中的方法论的阐发就有了一重借由对经典文本的思想史基础和理论展开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基于对当前理论场域中诸理论的前提批判式的解读，从而展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具体应用的方法论示范。笔者认为，这是在前辈学人的文本-思想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工作的一种可能路径。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称之为哲学实践，以区别于以解释世界为焦点的“以往哲学”形态的实践哲学。但对我们来说，在看到哲学实践与实践哲学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勾连。我们要时刻牢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提示：“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2］8在从事哲学实践的过程中，解释形态的“以往哲学”诸理论带来的影响是会一直存在的，对这种影响的视而不见只会造成理论上对前提的非反思状态，从而仅仅是在前提强制下的表面花样翻新的“对策”制造式的重复性-应激式的实践，而无法达到以前提批判方式敞露既有前提、转变既有前提、形成理论自觉，进而在改造和创新的层次上开展实践活动的目的。
（二）警惕理论前提中的经验主义“强制”
对现实的解读最为常见的是一种经验主义式的解读逻辑，这是因为经验主义式的解读能够直面社会生活，贴在生存-生活活动上的，也因此是能够避免因观念的叠床架屋导致理论的玄虚凌空从而脱离现实的弊端。但经验主义式的理论逻辑并非没有风险，理论思维一旦陷入纯粹的经验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就很难真正贯彻于理论论证的始终。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视角是涵括着经验研究在其中的，这就造成了许多虽名之为“××马克思主义”，实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经验式的误读。唐正东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一书中，对当代西方理论中被冠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以及以经验化和脸谱化理解的马克思为其攻击或“继承”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揭示出其炫目的名词概念背后因经验主义基底的前提约束而沦为“解释”式理论的必然结局。［8］340所谓的直接对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其理论表象虽然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但实际上因其囿于经验式的理论解读，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维度，从而沦为仍然是以“解释世界”的形态为其最终归宿。所谓的批判、改变世界这一最终指向，要么依赖于某种无法预测的“偶然性”，要么依赖于某种诸如“出离”式的状态，要么就直接承认“资本社会的永恒存在”。这种“批判”更多的只是一种承认资本社会存在状态后的姿势大于内容的“撒娇”而已。但也正如唐正东同时强调的那样，“真正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是不容易的”，虽然这并不容易，却又非如此不可。因为要让经验研究摆脱经验主义的约束，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
否则，在经验主义的约束下，就会出现以某一固定的语词作为不变的基点来解释整体社会现象的情况，斯密的“分工”是这样，李嘉图的抽象劳动价值理论也是这样。一旦理论以一个固定的语词作为支点构造逻辑结构，那么再多的经验现实也不过是这一语词及其逻辑展开的注脚和现象“质料”罢了。
（三）经典文本学习和研究的一种尝试
鉴于上述两种情况，笔者认为，要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可能的理论尝试就是一种“一体两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想史意义的发掘，即对文本的方法论之形成以及这种方法论形成过程与作为其思想背景和理论参照的思想史进程相勾连，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在真实的思想史语境中是如何构造起来的，这对于我们进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如前所述，这一理论工作在前辈学人的努力下已经有了丰厚的累积，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正如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列宁理论是一种哲学实践而非实践哲学的论断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均有其具体的指向，这种指向的特点在于其面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总是以勾连其时代的既有理论观念并对其作出前提批判为方法逻辑，这种思想方法几乎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形成的过程始终。从《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观念，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马尔萨斯、英法国民经济学家的诸种理论，尤其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得以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都有着一重通过对其所处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诸理论的批判性解读来完成自身理论观点阐发和示范的思想线索，并以此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用前提批判的方式对那些“针对当前社会现象存在的问题”作出解释，给出对策的诸理论的理论前提加以敞露，从而解除经验主义式的前提约束，进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重新审视和把握经验，在理论的前提批判中参与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发展。因此，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提批判所揭示的“思想史-理论-现实”的分析结构，是深具现实意义的方法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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