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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夏利 李言实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在戏剧创作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弗里尔成名于短篇小说写作，后转型创作戏剧，于1960年完成了第一部戏剧《亲法者》 (The Francophile)。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潜心笃志，笔耕不辍，共完成了29部戏剧，其中最著名的有《费城，我来了！》 (Philadelphia，Here I Come！)、《卡斯•马克基之爱》 (The Loves of Cass McGuire)、《爱人》(Lovers)等，这些作品均为弗里尔在世界剧坛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些作品使他成为“继奥凯西之后最为睿智、最具创造力和颠覆性、最受推崇的爱尔兰戏剧家”[1]p19。而1980年的《翻译》(Translations)，以及1990年的《卢纳莎之舞》(Dancing at Lughnasa)，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世界文坛的显赫地位，同时其剧作在爱尔兰以及英国、美国等地的上演也使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得以扩展。“在国际剧坛获得巨大声誉的剧作家中，布莱恩•弗里尔无疑是最成功的当代爱尔兰剧作家。”[2]p72基于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及人生经验，弗里尔总是将爱尔兰人民现实复杂的生活经历转写为曲折、深刻的舞台故事，以其独特的戏剧表现手法加以影射。同时也因其对现实的殷切关怀和厚重沉凝的语言质感，被人们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
在弗里尔的众多剧作中，家庭戏剧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日益受到瞩目。《生活区》（Living Quarter）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剧作。它讲述了战斗英雄弗兰克•巴特勒从战场载誉归来，在“生活区”遭遇家庭丑闻而沮丧自杀的悲剧。《生活区》于1977年在都柏林阿贝剧院首演，此后也在多个剧院轮番演出。该剧以弗里尔最具实验性的形式呈现故事：它没有历时性地上演弗兰克•巴特勒从英雄返乡到沮丧自杀的令人炫目的堕落，而是在“先生”这一画外音指导下，以记忆重构、剧本重演的方式回忆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日子。来自巴利贝格的指挥官弗兰克在中东的一次维和行动中奋身营救多位受伤士兵，因此荣誉加身，不久便返回家园。家乡的生活区为其英勇事迹举行庆祝活动，他将携手新婚妻子安娜一同出席，而他与前妻的四个孩子海伦、米利亚姆、蒂娜和唯一的儿子本也在长久分别后终于相聚，共同奔赴盛宴。然而，庆祝活动在一片混乱中结束，这个夜晚曾因弗兰克的英勇事迹而光芒璀璨，却最终因安娜的断然坦白而归于黯淡。她承认在弗兰克外出执行军务时，曾与他的儿子本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这一大胆的声明震惊了所有人，并最终导致弗兰克自杀的悲剧。该剧以非常规的叙事手法突破传统戏剧线性演绎的规则，以看似突然实则必然的结局解构了终极悬念，达到戏内戏外“曲终人散”的效果，令人唏嘘，引人深思。
当前，国外对于弗里尔的研究相对系统和深入，涉及他的相关专著有十余部，包括作品集、访谈录以及对其创作技巧和成就的研究成果。但当前研究仍着力于探析具体文本、创作技巧及主题意义，缺乏对创作的宏观探析和全面研究。国内对弗里尔的研究也聚焦于其高光作品，亟待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而国外学者对《生活区》的批判性接受主要集中在该剧对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图斯》的重新解读，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先生”和他的“账本”的本体论地位的关注以及“元文本”剧本构成模式；
同时，从主题出发，探究该剧与其他剧本的联系：一个家庭的痛苦动态、无法言说的负担、现实的多样性、对个人和公共领域历史决定论的质疑、记忆的模糊性和不可靠性以及有效或无效的虚构等。然而，《生活区》在国内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对其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将基于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从家族、社会和民族三个不同层面探析弗兰克的身份建构，进而追溯弗里尔通过该作品对爱尔兰后殖民语境的文化身份反思及其文本中所映射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期许。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创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3]p427詹金斯•理查德也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并非生而固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建构生成，它依赖于社会中的权势分配。在后殖民语境下，权力是身份建构的核心，掌握权力的一方是“拥有权力的主体”，被边缘化、遭受压迫的他者是“被规训的客体”[4]p74。《生活区》中的弗兰克以巴特勒家族“大家长”的身份自居，看似扮演着忠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等角色，却以其独断专行轻松支配着妻子和孩子们。妻子去世未满一年便一意孤行迎娶年轻貌美的安娜，孩子们无力反对，尽力迎合父亲的自负，却也心生愤懑；
长期的生活缺位与心理压制，使得唯一的儿子本优柔寡断，玩世不恭，对父亲爱恨交织。他曾小心翼翼地对父亲试探过——“判断着，注视着，一遍又一遍地向外窥视，却因畏惧害羞而退缩”[5]p224；
也曾试图诚挚坦白过——“我想对他说的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爱过他，也恨过他——但他一直是我的英雄”[5]p243。但高高凌驾于他之上的父亲不会在意，无从知晓，更不会回应，他依然屈从于弗兰克，受其“奴役”。而如奖品一般存在的新婚妻子安娜是弗兰克炫耀的资本，是其获得短暂快乐的源泉，但她的需求却被一直忽视，甚至都无权参与全家福的拍摄，被随意对待得敢怒不敢言正是弗兰克男性权威作用的体现。作为巴特勒家族的权力主体，弗兰克对本、安娜等他者的言语打压及行为无视，使他们逐渐丧失话语能力及主体意识，以此凸显自身的优越感，巩固其权威地位。回溯历史，自12世纪后期英国入侵爱尔兰以来，英爱冲突至今依然连绵不断，政治干预、经济剥削、文化殖民、宗教渗透等来自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得爱尔兰长期遭受重压。20世纪70年代末《生活区》创作完成并进行首演时，正值北爱尔兰战火纷飞之时，社会形势严峻复杂，人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弗里尔自身也在两种文化之间不断游移、撕扯，“本能地感到家是生命的中心，然而家却又使人产生巨大的压力与陌生感”[6]p421。《生活区》中，始终处于权力中心的弗兰克或许正是弗里尔对强势自负的殖民者的隐喻，通过本和安娜等边缘化的他者的构建，在关系形成与作用中，爱尔兰长期承受英国殖民压制而或妥协或对抗的民族情绪得以凸显。
同时，后殖民主义者也认为，身份的构建既来自于殖民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入侵和压制，也源于被压迫民族对殖民文化的反抗。既然身份是在特定的环境或语境中建构生成，边缘受压迫群体就必然要去挑战和重新协商强加于他们的身份。一味地沉默与屈从，只会慢慢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边缘身份者需要拿起多种武器去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模拟（mimicry）和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是抵制殖民权威和建构话语身份的有力工具。”[4]p75霍米•巴巴将模拟称为一种抵制殖民策略，被殖民者借助挪用（appropriate）、误用（catachresis）策略来抵制殖民权威和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是反殖民策略中不易被察觉但又具有破坏性的一种反抗方式。《生活区》中满心愤懑、压抑不堪的本与孤独绝望、痛苦挣扎的安娜陷入不伦关系，正是对弗兰克家长式霸权的挑战和反抗。通过模拟篡夺父权，取代父亲的地位，本完成了身份挪用。而身处家族边缘的安娜甚至自始至终都无法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最终不顾阻挠的坦白则是在尝试建构自己的话语身份。处在权力边缘的本和安娜以“背叛”的方式撕裂原有身份，逐步回归于权力中心。而弗兰克的最终自杀则直接宣告了虚妄的权力帝国的彻底崩塌，也体现了反抗的效力。在后殖民语境下，这充分印证了霍米•巴巴所坚持的观点，即模拟本质上是一种抵制殖民策略。同时，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不定的弗里尔尽管并未对爱尔兰所面临的民族身份困境提出明确的解决之道，但《生活区》无疑寄托了弗里尔的政治期许，即遭受殖民压制和文化裹挟的爱尔兰终将回归自身的位置，爱尔兰独特的民族身份也必然得以重新协商和确立。
从巴特勒家族的私人角色中抽离出来，作为指挥官的弗兰克在军事生涯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荣耀，实现了自我建构，却也无法摆脱自我质疑。弗兰克及其连队奉命参与了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在一次军事任务中，连队的前锋部队在哈里地区遭遇了敌人伏击。面对敌众我寡的作战形势，他们英勇抗争。作为指挥官的弗兰克更是骁勇善战，无畏无私，冒着敌军的炮火，单枪匹马穿梭枪林弹雨中，成功营救出九名受伤的士兵。他们的突围凯旋堪称爱尔兰军事历史中的一大奇迹。历时整整五个月后，他们结束维和任务，凯旋而归。为了庆祝“哈里英雄”弗兰克的回归，巴利贝格军营为其举办盛大宴会。《生活区》的故事开始于此，也终结于此。在霍米•巴巴看来，民族的混杂性不可避免，被压迫的群体总是置身于文化交界的“区间”（in-between），受到霸权话语的压制，一方面困惑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主体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和强加。弗兰克以其卓越的军事部署实现了对之前平淡如水的职业生涯的超越，重新书写了积极的公民身份，这在巴利贝格人民的光辉演说中可见一斑：“有模范习惯和行为的官员，一位杰出正直的公民……拥有基督教所推崇的最高尚的公正和诚实。”[5]p253虽然成为国民指挥官，但弗兰克也无疑受到了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的支配和利用。而调职到都柏林，并晋升到国家政治、军事集团的高层是弗兰克的职业抱负，也是其与高位权力妥协和解的产物。弗兰克似乎认可却又用“H”嘲讽公众对其大肆渲染与追随，体现了其不稳定的自我意识，无法解释的不安和不快，无所适从的不适感不仅产生于个人的心理失调，也产生于战争和文化移位造成的心理创伤。“上帝啊，我觉得自己太老了！”“快乐总是短暂的。”[5]p258不停歇地自我怀疑和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正是在被迫承受英国不间断的殖民渗透和坚守爱尔兰民族特性两者间不断撕扯的弗里尔及其同时代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心理困境。弗兰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新的社会身份构建，同时也达到了话语权力的临界点。虽然存在自我动摇和怀疑，但弗兰克社会身份的积极转变也暗示着弗里尔期望在英国殖民阴云笼罩下的爱尔兰，通过付诸努力，最终能够实现自我身份认可。
无论是作为巴特勒家族的“大家长”，还是作为巴利贝格军营的“模范”指挥官，弗兰克身上总是潜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矛盾感和悲剧感。看似威厉专横、位高权重，却注定无法摆脱被“背叛”的命运。巴利贝格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儿子本和继母发生了不伦关系，弗兰克本人却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他的家人、挚友、战友甚至围观的陌生人都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长期投身于纪律严明的军队，他无法决定自己身居何处、作何行动，但身为指挥官，他却认为一切都是可预见的。因此，他习惯性地以处置军事的视角看待自己生命中的危机：“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我别无选择。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确。我心里未曾有过任何迟疑。”[5]p219他总是以“可控”的心态去应对“失控”的状态，一边得意于自己的军事战绩，一边却难免惴惴不安。这些混杂的情绪和不断错乱的身份使得弗兰克终究不堪重击，自杀是无奈之举，也是必然选择。在他之上，爱尔兰总统等更高的权威支配着他；
在他之下，所有人都以“失语”的方式对抗着他。弗兰克的身份正是在多种利益聚合和对比中再现的，也是临时的和被“书写”的。弗里尔所运用的这种戏剧性的反讽使得弗兰克的悲剧命运得以进一步加剧，同时，也映射着爱尔兰深受殖民侵略和文化侵蚀的不可逆转的现实命运。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爱尔兰曾多次派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60年代末，维护和平已成为爱尔兰外交政策的一大核心特征。最初，这样的军事任务对“一支从未在海外服役、也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构成了极大挑战；
尽管如此，到1970年，爱尔兰军队已参加了七次单独的军事部署，虽然经历惨重伤亡，但这也被视为“国家威望的体现”。作为大英帝国的代理人和反抗英国霸权的叛乱者，爱尔兰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矛盾，面临着文化消亡和民族特性被蚕食的困境。经历争取独立的动荡岁月，弗兰克渴望“去定义我们的爱尔兰性”，于是诉诸于确立新的文化范式。身处地区战事频发的漩涡，爱尔兰并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弗兰克和他的国家一起，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参与全球公共事务。他率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守卫中东某处的“哈里前哨”，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人员，而非参与杀戮。这标志着爱尔兰战略的转变，从发动地区叛乱这一古老的命令，转变为维护全球和平的当代理想。在后殖民语境下，霍米•巴巴拒绝始源性（originality）的、稳固的文化身份认同，而宁愿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双重身份即混杂文化身份。混杂文化身份打破了非此即彼的身份二元对立局面，新的文化身份产生于矛盾和混杂地带即文化“区间”中，文化上的差异得以衔接（articulate）[4]p75，于是新的权力话语与多元身份得以构建。通过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独立发挥作用，是爱尔兰突破英国殖民束缚、确立自己民族价值的有益尝试。在英爱连绵不断冲突的历史背景中，爱尔兰在无法规避的文化“区间”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知，在坚持中妥协，重构全新的权力话语与多元身份——弗里尔正是通过弗兰克确立了自己新的文化范式。与此同时，他也在为军事英雄主义寻找机会。在创造他的虚构英雄时，弗里尔以历史模型为基础，如中尉帕特里克•里奥丹和骑士安东尼•布朗这些英雄正是弗兰克•巴特勒的前身。因在刚果东南部的一次伏击中救出了一名战友，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布朗都被称作“尼安巴英雄”，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因英勇行为而获得爱尔兰军事勋章的士兵。然而，这些历史人物均在英勇行为中牺牲，而“哈里英雄”弗兰克•巴特勒却凯旋而归。这样的人物塑造体现了爱尔兰人对英雄主义的幻想，以补充他们正在崛起的新兴的国家地位，并探索了爱尔兰人对一种全新英雄主义模式的容纳程度。通过消解英雄身份的始源型和单一性，弗里尔或许正试图引导人们摆脱对文化认同单一的束缚，以更加多元包容的态度创造民族身份认同，从而抵制文化霸权和争取平等话语权。
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爱尔兰虽已逐渐摆脱了英国殖民阴影，但在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和话语权力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从北爱问题再到全球化进程，爱尔兰人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种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实现去殖民化以及爱尔兰性和世界性的强力融合，从而实现爱尔兰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弗里尔正是从戏剧创作的视角关照现实，为定义和重塑爱尔兰提供了深刻启迪和有益借鉴，也成为爱尔兰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
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不断协商的动态转换过程。身份是区分一个人与他人的标签，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磨灭不掉的胎记。人不能脱离身份而存在，“一个人若没有了身份就如同浮萍一样四处漂流，没有归属感。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不断追寻是驱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4]p73。成长成熟于长期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纠葛中，深受英国殖民文化和爱尔兰本土文化的彼此冲突，弗里尔总是通过剧本创作、改编翻译等多种方式，将其政治意识和态度寓于不同权力关系的描述中，以内敛含蓄的方式表达其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民族创伤的阵痛。《生活区》中，弗里尔分别从弗兰克与家庭、社会和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抽离出多面立体的“弗兰克”，借此影射其在殖民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期许。身陷文化杂糅的泥淖中，弗里尔试图通过与过往达成和解，循序渐进地引导爱尔兰人民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樊篱，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方式去定义和表达爱尔兰性，站在时代的节点上重新书写爱尔兰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
注释：
[1] Roche，A. (200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an Fri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Roche，A. (1994). Contemporary Irish Drama：
From Beckett to McGuinness. Dublin：
Colour Brooks Ltd.
[3] 王宇根译，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
[4] 王李霞：《跨文化身份构建——基于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英语广场》，2020年第12期
[5] Friel，B. (1978). Living Quarter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6] 赵国新等译，Lois Tyson著：《当代翻译批评理论实用指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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