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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宇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宋代时期各种形式的示儿诗数量较前朝相比剧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全宋诗》中题目含“示儿”或“示子”的诗多达近两百首，而唐诗中题目含有“示儿”或“示子”的只有少数几首。除了这些题目直接含有“示儿”之类的诗，宋诗中还有很多题目不含“示儿”等字眼却属于示儿诗的情况，这些数量更多。宋代这些示儿诗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子女或者后辈进行了谆谆教诲，或诫勉用功读书，或诤言坚行正道，或以家事相托，或以国事而嘱；
其中皆发自肺腑而饱含深情，不惟其后世子孙读之当潸然涕下并发奋努力，即或外人读之亦可起废而发聩矣。两宋示儿诗增多原因较为复杂，但从文学所反映的政治、文化、教育、科举等方面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端倪。关于两宋示儿诗剧增原因之分析，到目前为止学界还付之阙如，故以此角度来探讨两宋示儿诗亦有较多可开拓的空间和价值。
宋太祖虽以武人身份得国，但是其对读书人却异常重视，明确提出“宰相要用读书人”的祖制，这其中可能有其对武人的猜忌，但更多却是对文人能力的重视和对文化力量的清醒认知。《宋史·选举志一》曰：“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放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1]2409可见北宋的选举虽承唐而来，但是却更加完备和重视，如对教官、武举、童子等试的补充和完善；
其中的童子试便属于对年少童子的选拔，做为将来官僚队伍的补充和储备，乃是宋代为国家育才选才的重要补充措施。既然增加了童子试，那么必然要同时加强对童蒙学子进行教育，故宋代童蒙教育便较于前朝而更为发达和兴盛。童蒙教育在两宋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质的变化，那就是从之前的少数贵族阶层子弟享有的特权被下放到了民间，平民百姓子弟第一次得以进入政府设立的公办学校并大规模得以接受童蒙教育，这在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故宋代童蒙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宋史》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1]2410，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的“三教外地”条也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2]。而且宋代童蒙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极其可观，并且是面向多种行业的。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俯事仰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俸。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3]足见当时社会民众对于童蒙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目的的开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童蒙教育的重视便表现为多种方面，如编撰童蒙读物、参与童蒙教学、无偿开设义塾等；
另外一个重要的补充形式就是撰写家训和示儿诗，宋代的示儿诗从多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当时对子弟的期望和精神传承。
宋代很多示儿诗体现了家族长辈对子弟后辈的殷切期望，是宋代童蒙教育的一种独特方式。南宋承北宋亡国之绪而立，加之金人不断南侵袭扰南宋，南宋举国军民均怀愤慨之气，大批爱国志士无不渴望收复失地，大批北方南来的所谓“归正人”莫不希望回归故土。陆游做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其爱国之情较之常人更为炽烈，所以其对子孙的爱国精神教育极其重视，体现在示儿诗方面就是陆游的示儿诗数量是宋代诗人中最多的，其以《示儿》《示儿子》《示诸孙》等为题目直接包含示儿字样的就多达数十首。再如南宋另一个亦是一生力主恢复的爱国志士辛弃疾，辛弃疾不仅在很多词作中抒发了壮志难酬的爱国之情，他在诗作中亦多有对儿辈进行家国情感的教育，如其《感怀示儿辈》(其一)：“安乐常思病苦时，静观山下有雷颐。十千一斗酒无分，六十三年事自知。错处真成九州铁，乐时能得几絇丝。新春老去惟梅在，一任狂风日夜吹。”[4]30007其中对于自己一生当中的恢复之志念念不忘，虽然现在已垂垂老矣，但英雄之心并没有改变，这是辛弃疾英雄之气的展现，也是其对儿辈的明志和教导。辛弃疾《感怀示儿辈》(其二)曰：“穷处幽人乐，徂年烈士悲。归田曾有志，责子且无诗。旧恨王夷甫，新交蔡克儿。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4]29998诗人赋闲在家后，也产生了归隐之意，只是内心之悲无可排解，这是对世事无法改变的悲叹，对自己壮志难酬无奈赋闲的不甘，传之儿辈，望其不忘国事。南宋谢枋得《示儿》(其一)曰：“门户兴衰不自由，乐天知命我无忧。大儿安得孔文举，生子何如孙仲谋。天上麒麟元有数，人间豚犬不须愁。养男不教父之过，莫视诗书如寇仇。”[4]41405谢枋得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和名臣，被元军俘后壮烈殉国；
在诗中谢枋得虽有对门户兴衰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之感叹，但是他勉励儿子要乐天知命，做一个像孔融那样的志节之士，即使不能如孙仲谋一样建立宏大功业，也并不妨碍成为一个通诗书、有节义的好男儿，实际上这也是诗人谢枋得自身的真实写照。
宋代的示儿诗目的多样，并不仅仅局限于爱国精神、家国理念的培养和教导，其他还有对子弟子孙的家族精神的传承、未来从事职业的希冀、为人处世的规范等等，不拘一格，均属于宋人对于子弟童蒙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北宋初名臣范质就写有《诫儿侄八百字》[4]48-49之诗，《宋史·范质传》中载宋太宗曾称赞范质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1]7275。范质有侄名范杲，少孤，质待之如子，范杲受范质荫庇而得校书郎之职，但其仍不满足，向范质寄书托其上奏皇帝迁转更高官职，“从子校书郎杲求奏迁秩，质作诗晓之，时人传诵以为劝诫”[1]7275。诗人在题目下自为小序曰：“昨得谢课书，希于京秩之中更与选转。余以诸儿侄辈生长以来，未谙外事，艰难损益，懵然莫知。因抒古诗一章晓之。”[4]48诗中述范杲去年开始入仕，脱白衣青，得选六品，尚不自足，来书求在京城迁转更高的官位；
诗人接着追述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宰辅地位，所谓“黄河润千里，草木皆浸渍”，进而整个家族都受荫庇，“吾宗凡九人，继踵升官次”，从而得以“门内无白丁，森森朱绿紫”，实际上这都是朝廷的恩泽，并非此数人皆由“资考”而得。朝廷的爵位皆是国家“公器”，升迁皆有规矩和秩序，那就是“才者禄及身，功者赏于世”，如果凭借自己的权势为其谋官，必将使二人皆面对“颙颙十目窥，龊龊千人指”的唾骂之名；
接下来其向范杲提出了六戒的人生指导，即学立身、学干禄、远耻辱、勿旷放、勿嗜酒、勿多言等六个方面，具体来讲就是学立身之要在“先孝悌”，学干禄之要在“勤道艺”，远耻辱之要在“恭则近乎礼”，勿旷放因为“旷放非端士”，勿嗜酒因“狂药非佳味”，而且嗜酒“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勿多言只因“多言者众忌”，而且多言易致“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并且劝导子侄不要过度交游、任侠、贱清素，要有临深履薄之心，要“闭门敛踪迹，缩首避名势”，因为“物盛必有衰，有隆还有替”，要有踏实进取、行稳致远之心，因为“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踬”，所以“寄语谢诸郎，躁进徒为耳”,可以说对包括范杲在内的子侄进行了用心良苦的劝诫和教育，后世人读之都为其苦心所感所动。南宋名臣史浩的《童丱须知》则以五言诗的形式并分为父子篇、夫妇篇、修德篇、长幼篇、恤民篇、乐声篇、舅姑篇、朋友篇、习尚篇等来进行童蒙诗教，对人伦关系、朋友之道、长幼之序、体恤百姓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指导和阐述，其中贯穿了作者自身的人生体会和心得，如《夫妇篇》中道：“天地生万物，阴阳相配偶。两家因媒妁，是以为夫妇。男贵有器识，不问财薄厚。女贵有贤行，不问色妍丑。二者既相值，家肥得长久。二者傥不然，举动多掣肘。夫无妇承顺，何以事父母。妇无夫应援，何以事姑舅。”[4]22174对男女婚配的标准问题提出了非常超越时代的看法，即对于男子来讲要看重其是否有“器识”，而不是其富有多财；
对于女子来讲要看其是否有“贤行”，而不是其姿色美艳，只有夫妇和合方能家庭和睦兴盛。这充分显现了史浩开明的婚姻观和非凡的见地，在古代乃至今天的社会都是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
其他很多当时的文人士夫也都留下了他们对子弟辈具有童蒙教育目的的示儿诗，如苏辙《汝南示三子》、李觏《寄小儿》《盆花示儿》、舒岳祥《示儿》、赵抃《信笔示诸弟侄子孙》等很多无不如此。足见当时宋人对子孙辈童蒙教育的重视程度之深，同时也足以反映宋代右文政策对整个社会教育的积极意义之深刻和广泛，而示儿诗这种形式既富于文采又充满教育意义，正是深富学识的宋人所喜爱使用的一种童蒙教育方式。
宋禅后周后，虽平定南唐和西蜀，但并未完成统一，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等国一直伴随着北宋的始终，直至靖康变后二帝蒙尘，北宋宣告灭亡。南宋在临安宣告成立而绪宋统，其地势更为局促，疆域更为偏狭，已然为偏安之势。《宋史·艺文志》卷首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代日降；
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1]3365处危者不安，故可以说从北宋开始宋人便天生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到南宋则更盛，对国家局势的忧患，对个人命运的忧患，对家族命运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到具体的行为上，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对家族子弟子孙进行忠告、警示和教育，警示教育的形式多样，示儿诗便是尚文之宋人最喜使用和使用最广的一种形式。
宋人在示儿诗中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为忧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后世子孙不能行正道继祖荣，故而通过示儿诗对子弟进行告诫。如北宋邵雍有《戒子吟》诗三首，其一曰“至宝明珠非有类，全珍良玉自无暇。为珠为玉尚如此，何况为人多过差”[4]4643。其二曰：“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肯亲。虽生人世上，未得谓之人。”[4]4643其三曰：“周孔不足法，轲雄不足师。还同弃常膳，除是适蛮夷。”[4]4643邵雍在诗中有对子弟的处事态度和世界观的指导，如为人不可事事追求完美，明珠良玉尚有瑕疵，何况面临世间无数头绪纷繁复杂之万事？其二诗中邵雍继言虽然允许犯错，但是一定要知过能改，如果知错不改，就不配被称作人。邵雍做为宋代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之一，还有着不迷信权威不盲目崇拜古代圣贤的学术勇气，他鼓励后人要有不法周孔、不师轲雄的高度自信，这正是邵雍自己能成为理学开创者之一的深刻体会，也是他希望后辈子弟可以此自勉从而不断推陈出新取得进步的谆谆告诫。
对子弟进行学识和德行等教育指导是宋代示儿诗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赵藩在《示儿》中谆谆教诲儿子要勤苦读书，以图自立：“我昔读书夜达晨，膏烛且尽继以薪。年来渐知得力处，箪瓢陋巷忘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幸逃薪水供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始悔终何益。”[4]30492赵藩在诗中先述自己年轻时读书通宵达旦、焚膏继晷的刻苦经历，如今年长后方知如今人生成功之原因所自，正是当年箪食瓢饮陋巷读书所成就，他叮嘱儿辈一定要努力而自立，方可脱离伐薪担水碌碌于一日三餐之奔忙，年少不勤苦向学，年长后终将后悔但已无益于事。赵藩曾任州文学，故以自身经历和人生感悟教诲子辈，所感所受皆自所亲历，故读来甚为感切。另外诗人所述也反映了宋时已经开始全面打破士族门阀集团的特权和垄断体制，平民百姓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象已经不再稀见。原来的士族门阀已经变得朝不保夕，科举取士、登科拜相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才是士子们的毕生追求，在此时代背景下，门阀世族已成为历史，进士状元才是今朝新贵和朝廷的倚重。故连北宋最重要的文化家族中的苏轼苏辙兄弟亦持此见，苏辙在《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二首》其一中道“卧闻诸子到西湖，鹄鹭翩翩众客俱。纨扇藤鞋试轻駃，只鸡斗酒助欢娱。行歌久已饶渠辈，睡美犹应属老夫。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门世不乏迂儒。”[5]苏辙当时久病未出，子侄辈多来探病，苏辙看到此辈诸子已皆少年有成，“鹄鹭翩翩”而俱少年才俊，众人均可吟诗属对而“行歌”，一如孔门之多士，更似孔子在《侍坐章》里所赞扬的曾点所描绘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儒门聚会场景，这场景正是苏辙所乐于看到的，也正是他所希望后辈成为的人，足可看出苏辙作这首示儿诗的目的正是为子侄辈展示自己的愿景，表达自己的愿望，以及对子侄辈的殷切期盼。
担忧国家民族命运，故而对子弟进行忠于朝廷和国家的训诫亦是示儿诗增多的一大重要原因。北宋名臣韩琦有《寒食亲拜二坟因诫子侄》诗，中有“仁睦周吾亲，忠义报吾主。间须求便官，坟陇善完补。死则托二茔，慎勿葬他所。得从祖考游，魂魄自宁处。无惑葬师言，背亲图福祜。有一废吾言，汝行则夷虏。宗族正其罪，声伐可鸣鼓。宗族不绳之，鬼得而诛汝”[4]3980。韩琦是北宋三朝宰相，乃真正的国家柱石，《宋史·韩琦传》总评其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1]8254。他能甘冒性命之危调解两宫、还政于帝所凭借的正是他心中装着社稷、无虑自身安危，所以他在此诗中表现出的也是这种忠义之情，其情忠勇，可动天地，传之子孙，亦足堪感励后人。南宋偏安于东南一隅，北方大片国土遭金人侵占，南宋臣民无不渴望收复失地、重整河山，一生忠君爱国的诗人陆游此种情感更加浓烈，故其多将此情形之于诗，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忠君之情的教育。如陆游的绝笔《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4]25722读之可谓悲从中来，其忠溢于纸间，其情流于天地，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忠愤之气，落落二十八字间。每读此未尝不滴泪也。”[6]明代徐伯龄《蟫精隽》评此诗曰：“较之宗泽三呼渡河之心。何以异哉！”[7]常人可能只对陆游的这首《示儿》比较熟悉，其实陆游还有至少数十首以《示儿》《示儿子》《示诸孙》《示子孙》《示儿孙辈》等为题的诗歌，另还有针对具体子孙个人的“示儿诗”，诸如《示子聿》《示子遹》《示子虚》《示元用》《示元敏》《示元礼》等即是如此。在这些示儿诗里，陆游除了教导子孙要努力向学用功读书，以及要见贤思齐、耕读传家，更多的还是表达了对朝廷国事的忠心和忧虑之情。其一首《示儿子》诗曰“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为农为士亦奚异，事国事亲惟不欺。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最亲切处今相付，熟读周公七月诗。”[4]25048诗中对自己食朝廷之禄却无以为报的歉疚之情和教诲子弟要报效朝廷的忠义之心跃然纸上，并勉励子弟要认识到无论“为农为士”都并无分别，只要做到“事国事亲”忠心耿耿不欺于心就足够了，国家无事之时躬耕于陇亩之中，国家有事之时忠心为国家出力就是最好的儒家报国之道。南宋韩淲在《示大儿峡州签书判官》一诗中叮嘱即将赴外任的儿子道：“看儿遥宦离吾身，吏在廉平稳问津。积世衣冠当报国，随时禄秩莫忧贫。”[4]32634韩淲叮嘱儿子为官之要在“廉平”，做为读书传家的儒家文化传人，当要积极报效国家，不要在意俸禄的多少和个人贫富。再如南宋末年重臣陈文龙在被元兵俘后以诗寄儿明志，以示必死之心，后在押解赴杭途中绝食而死，其诗为《元兵俘至合沙，诗寄仲子》：“斗垒孤危势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4]42383兴化军微弱之势，在元大军面前难以支持，但陈文龙绝不苟且偷生而降元，其心悲壮而以血书之，可以我血衅鼓，但绝不竖降旗，此赤胆忠心天地可表，这是诗人对世界的明志，更是对其儿子的亲身示范式教育。南宋末谢枋得在其《示儿》(其二)中则力诫儿子要在此朝廷飘摇之际坚守节义，学习古代那些以死守国的名士，其以死赴国难之心溢于诗外：“千古兴亡我尽知，一家消息又何疑。古来圣哲少才子，世乱英雄多义儿。靖节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人悲。只虞错改金根字，焉用城南劝学诗。”[4]41405陶渊明、杜甫尚能以诗自解，而像诸葛亮、王猛那样功盖一时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人却最令人悲叹，所以诗人只担心子辈志节不坚，不能以死守国，从而“错改金根字”，反映了南宋当时形势之凶险艰难，以及谢枋得这一末世忠臣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并以此教导子辈之耿耿忠心。
可见，从北宋开始宋朝便处于强敌环伺之境，南宋更是因金人南侵而导致朝廷南移，这一切都对宋人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甚或压迫，再加之北宋之初便开始的打破士族门阀体制，更使得宋人在心理上认识到唯有加强自身修养，方能“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成就自己的人生，也实现自己的胸中抱负。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宋人对家国对人生的忧虑形之于诗并以此教诲子侄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文学家族数量远超之前的朝代，宋代文学史上的父子词人、父子诗人、兄弟文学家数量非常多，著名的如晏殊、晏几道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程颢、程颐兄弟，吕氏文学家族，晁氏文学家族，陆游文学家族，谢氏文学家族等。这些文学家族的出现和宋代科举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些文学家族大多以科举立家，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抱负，改变了阶层地位，在得到科举制的利益之后，他们也希望通过家族内部的教育和传承而将家族的荣耀继续下去，所以，在家族内部用尽心思地写下各种示儿诗便是这种家族愿望的承载。
文学家族的长辈经常通过自己的人生感悟对子孙进行人生的指导，希望儿孙可以避免走自己不满意的人生道路，走出一条他们自认为比较好的对儿孙有利的人生之路。如苏轼在经历人生的风波之后，便深为自己文章惹祸的人生经历而懊悔，他在一首名为《洗儿》的诗中感慨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8]2535诗虽为洗儿而作，但实则是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所读，是苏轼对儿子将来长大以后的愿望和希冀。苏轼一生仕途多舛，他本人是持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的，由于坚持正义和百姓立场，所以在政坛上树敌较多，加之其又往往形之于文，故多次被政敌中伤而因文得祸，所以苏轼回顾自己的一生，面对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才会有此叹，这是其本人经历人生的痛苦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其对儿子将来的希冀和愿望。苏轼在另一首名为《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诗中有语曰:“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彷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还须略报老同叔，赢粮万里寻初平。”[8]2068此诗是苏轼被贬惠州后和小儿子苏过一起游览罗浮山而作，此行是苏轼在黄州贬后再次被贬，苏过陪父亲苏轼一同前往贬所。在人生的逆境中，苏过是苏轼的重要陪伴，苏轼对这个陪伴自己最久的小儿子也是极其喜爱，在此诗中苏轼勉励苏过要勉力读书作文，父子一起寻苏辙老同叔共同寻道，同时体现了苏轼的家族观念。陆游在《示元敏》一诗中也对自己的子孙报以极大的希冀和愿望，希望他们成为深富学识的对国家社会有用之人，其诗曰:“学问参千古，工夫始一经。宁论绶若若，且喜佩青青。汝业方当进，吾言要细听。仍须知稼穑，勉为国添丁。”[4]25324相较于苏轼，陆游更以极为饱满的热情勉励子孙要积极进取，并且还要坚持脚踏实地的精神，其勉励子孙不要以当官为第一要务，勉力向学成为儒家经世济用之才才是最重要的；
并且还要勉于农事，亲力体验劳动之艰辛；
同时要及时婚配，为家族同时也为朝廷和国家增丁添口。陆游还在另外一首名为《示子聿》(其一)的诗中说：“故山谁伴隐茅茨，幸有吾家大耳儿。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鑱共朝饥。名场未捷宁妨学，史限虽严不废诗。我死汝应传钵袋，勉持愚直报明时。”[4]25214在陆游的不以示儿为题而直接以示某子孙名字为题的诗中，以“示子聿”为题者最多，更可以说占了绝大多数，可见陆游对这个最小的儿子非常喜爱，父子二人总是一起读书学习，他勉励子聿即使暂时“名场未捷”也要坚持学习，朝廷虽对写史管辖甚严但不妨碍作诗，希望自己去世之后子聿要传承自己的人生准则，以“愚直”为人生的坚守而可以报效这个明君之世。
坚守儒家道义，世守耕读，是文学家族对子孙的又一要求。《管子》中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士也是古代社会历来所尊重之人，《白虎通·爵》上说“通古今，辩然否”[9]者谓之士，《后汉书·仲长统传》中道“以才智用者谓之士”[10]。所以不管是否能出仕做官，只要读书明道坚守正义即可谓之士，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很多有识之士对子孙后辈的要求即是不一定要为官，但是一定要读书传家和坚守道义，“学而优则仕”者则更佳。周紫芝在《九月十六日示内二首》诗其二中曰“书种吾家事，郎曹汝旧门”[4]17319。陆游在《黄祊小店野饭示子坦子聿》诗中说：“山林久衰病，生世几清明。未作松根卧，犹寻溪上行。食新炊麦饭，尝饁啜莼羹。孺子虽知学，家贫且力耕。”[4]24772二者均以“书种”“耕读”为家族之根本和坚守。宋代著名文学家族吕氏文学家族的吕本中也对子孙辈有同样的要求，他曾在一首名为《示儿》的诗中写道“忍穷吾有味，雕句汝无功。客舍嚣尘里，春随浩荡中。初无买山费，真与住庵同。更想颜氏宅，箪瓢亦屡空”[4]18181。在这首示儿诗中，吕本中勉励后辈要君子固穷，即使身处困顿亦要坚持学习，像孔门弟子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吕氏虽然是宦门，更是世代簪缨之家，但是吕本中却教导子弟要居安思危，要以学习来使自己立足于世。陆游在《示诸孙》一诗中写道：“蜗舍鹑衣老可哀，衰颜时为汝曹开。朱门莫羡煮羊脚，粝食且安羹芋魁。家塾读书须十纸，山园上树莫千回。但令学业无中绝，秀出安知有后来。”[4]25470在诗中，陆游对诸孙抱以极大希望，对自己虽已晚年并且身处“蜗舍鹑衣”的艰苦条件不以为意，只要看到诸孙便顿开衰颜，并教导诸孙不要羡慕锦衣玉食，要安于粗衣粝食并且还要在此条件下勉力读书，只要坚持学业，诸孙在将来自然会有杰出人物涌现出来，这是陆游做为一个咏诗生涯长达六十余年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对子孙的期许。宋末方回则在《示长儿存心》诗中深憾自己治产无术，只有累年所作诗稿三千，但自己心中并无愧疚，因为自己亦足堪称当世贤者，诗书亦足以传家：“文公有家礼，夙已书诸篇。父贫至累子，能不心恻然。揣量内无愧，视世差独贤。囊中也无物，积稿诗三千。讵敢望放翁，至有万首传。严陵所寓屋，稍已割东偏。邻翁觅菜地，更当乞西壖。今我欲裹粮，一汎涛江船。永谢麟阁梦，宁垂灶鼎涎。故人傥相济，匪伊归棹旋。”[4]41499他还希望儿子要勉力耕作，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学识跻身于世，而自己已谢绝仕宦之心，决意徜徉湖海，是一首结合自身经历力劝儿子勉于耕读的示儿诗。
家学渊源，家法祖传，示儿诗成为宋代文学家族文化和文学技能传承的载体。两宋之所以能出现大量的文学家族，除了前述的那些童蒙教育、科举取士等根本内动力外，从技术层面讲，父子相传、兄弟共研、祖传家法等才是具体化的直接原因。苏洵为了亲自教导二子读书，曾十年杜门不出，终究父子三人名动京师而一朝洛阳纸贵。苏轼和苏辙二兄弟则自小共学，一至于壮，而苏轼面对自己的儿孙后辈，也秉承了乃父苏洵的教育传授态度，极力勉励子孙辈读书，对于他们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非常惊喜。苏轼的小儿子苏过时号“小东坡”，在苏轼的一生中陪伴苏轼时间最长，轼谪惠州、儋州皆随行，也深得乃父真传，文学成就也超过了其二兄，苏轼曾在《与侄孙元老四首》中说“(苏过)作文极俊壮有家法”[11]，苏轼在所作《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节选)诗中道：“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岂惟万一许生还，尚恐九十烦珍従。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8]2304苏轼在这首写给诸子侄的诗中自承一向以“誉儿”为癖，同时他也指出“春秋古史”等是自家的家法，包括也要吸收采纳“诗笔离骚”等艺术技巧，这些均可看出苏轼对自己子侄等辈的家学传授是有家法的，同时本诗也是属于家法传授的一首示儿诗。宋代晁氏文学家族中的晁谦之在《送侄子靖还九经堂》诗中有：“少师睦宗族，誉望四海尊。具载涪翁诗，凛凛英气存。我方继先志，爱汝贤弟昆。郊天均霈泽，延赏光子孙。”[4]20337晁氏文学家族人才辈出，晁迥、晁宗悫、晁补之、晁冲之、晁说之、晁谦之、晁公武等均是宋代文学名家，晁氏是宋代的百年名门望族，故晁谦之在诗中对后辈人才可以继承先辈才学从而延续宗族辉煌持激赏之态度，并提出子弟们要向“涪翁”(黄庭坚)学习，继先辈之志而光大晁氏门庭，为后世子孙争光。陆游在《读经示儿子》诗中更是明确指出了一些读书为学的具体方法，其诗曰：“通经本训诂，讲字极声形。未尽寸心苦，已销双鬓青。惧如临战阵，敬若在朝廷。此是吾家事，儿曹要细听。”[4]25096对读经的方法揭示得很深刻，如对经书的内容要从训诂入手，对具体的字词则要从其声韵和字形来分析其义，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则要有皓首穷经的勇气和严肃恭敬的认真精神，并强调读经乃是自家世代相传之“家事”，要求儿孙辈要牢记在心并遵照践行。这正是陆游等文学家族通过示儿诗这一文学形式对儿孙后辈的指导和家法传授，也是当时很多士大夫文学家族家庭教育的缩影和具化。
有宋一代，示儿诗忽然如雨后春笋般数量剧增，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体味的文学现象。示儿诗肇自《诗经·大雅·文王》这首戒成王之诗，以后历朝虽偶有出现，但数量均甚少，唐时数量亦疏少，直至宋时数量忽然大增。此背后的原因我们通过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举、家族等多方面的原因来考察，认为宋代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的全面贯彻对宋代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对童蒙教育的重视又促进了示儿诗的增加；
同时，两宋的政治形势也对宋人的心理机制有一定的影响，这在示儿诗中有深刻体现；
以及宋代教育促成的宋代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示儿诗在文学家族内部产生，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最后造成了示儿诗在宋代的异军突起，这一文学特异现象的出现实则是其背后的政治、教育、科举、文化等多种因素变化的反映。宋代示儿诗做为宋诗中的重要一部分，其对宋诗题材的拓宽具有重要作用，对宋诗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也深具贡献，对宋诗最后取得的艺术成就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