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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杰
1912年2月，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然被选为副总统。副总统是个地位崇高的虚职，但黎元洪还身兼湖北都督，湖北是首义之省，这一虚一实两个职务加起来，使得黎元洪成了北洋派与同盟会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几乎与北京、南京成鼎足之势。当时，黎元洪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并称“民国四巨头”，但黎既不是革命党人，亦非北洋派系，在民初南北政争中，屡次以“首义元勋”之名居中调和，成为南北双方均极力争取的人物。随着局势的变化，在二次革命期间，黎氏一反常态，公开倾向袁世凯而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政治上的重大转折。
1913年3月2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案情暴露后，全国舆论哗然。袁世凯令人谋刺宋教仁，是他撕毁临时约法、消灭南方势力的重要步骤。孙中山从“宋案”中猛醒，检讨自己曾受袁世凯欺骗，积极准备用武力讨伐袁世凯。宋案发生后，3月底孙中山由日本赶回上海，举起反袁旗帜，准备发动二次革命。可是，这时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在反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孙中山为代表，一部分国民党员坚决主张迅速发动武装起义，联合南方各省倒袁。以黄兴为代表，则考虑到南北力量对比悬殊和国民党起义准备不够充分，主张宋案先诉诸法律，待真相大白、全国人民猛醒时，再发动武装起义。黄兴虽然倾向于用法律来制裁袁氏，但也不反对武力讨袁。他表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兵，他自告奋勇到前敌指挥，不能让孙中山冒炮火危险。孙中山讨袁决心很大，但他这时所能组织和影响的革命力量，仅限于苏、皖、赣、湘、粤五省。可是，袁世凯却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挥起屠刀。袁谋杀宋教仁后，就决定出兵进攻国民党在南方的几个省。
宋案前后，黎元洪的态度值得关注。湖北轮轨东西南北，北洋军南下可长驱湘粤，东进可直捣赣皖，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黄兴欲力争之省。宋案发生前，革命党人曾去争取过黎元洪，甚至宋教仁还有以“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的设想①，企图由此甩开袁世凯，组成强有力的内阁政府。为此，宋在武昌反复劝说黎元洪，希望得到他的配合。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和宋教仁的争取反应冷漠。宋教仁被刺后，最初，黎对宋教仁案真相表示怀疑，为袁世凯辩护，宋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黎元洪才发出了一封电报，一方面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另一方面又说宋教仁被“总统倚为指臂”②，将谋杀与被谋杀的二人硬拉在一起。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了刺杀宋教仁的凶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大量往来密电，证实了指使谋杀的正是“总统”袁世凯，全国震动。对此，黎元洪以顾全大局为由， 通电各省“力持镇静”。27日，黎元洪发表通电，呼吁各地“以镇定息浮言”，千万不能“激意气以相残”③。黎元洪还极力为袁世凯辩解道， “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④他在通电中认为， “查宋案证据为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亦系应、洪（应、洪指应桂馨、洪述祖——引者注）揣测邀功，招摇诈骗，均不可知。狡黠者流，希图功利，动或假一二大人为之标帜”， “要犯尚未就擒，爱书尚未确定，自当要胶督以引渡，听法庭之制裁”，“即政府有罪，亦不难详求信谳，昭示国人。共和国家首重司法，岂惟行政官厅不容干预，即至立法机关，亦当然不能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虑其非”， 指责“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之先，动辄任意通电，阑入政治，动摇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这是“破坏纪纲，为国民之公敌”， 甚至说：
“同属国民，尤当共图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⑤。
宋案后，孙中山是主张迅速举兵讨袁的最先觉悟者。黄兴则担心“南方武力不足恃”⑥，很想争取黎元洪的同情与支持，至少使之中立。
《亚细亚日报》记载说，黄兴“要求黎副总统，谓南北若有战事，望黎电告中立。”⑦为此，黄兴派遣章士钊专程赴鄂游说黎元洪， 《时报》说：
“岑春煊（时在汉口任粤汉川铁路督办）、李经羲、章士钊相继来鄂”， “均各单独晋谒黎公，进其说词”。他们告诫黎元洪，袁世凯将要帝制自为，奉劝黎“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然黎元洪“毫不为所惑……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⑧黄兴感到了“鄂对赣甚形逼迫，恐决裂在即”的压力，希望章士钊能“有善法以维持之。”⑨然而，黎元洪当天就将章士钊“送出”鄂境，黄兴争取黎元洪归于失败。
早在袁世凯因“江西民政长事件”与李烈钧发生激烈冲突，几乎酿成战争之时，袁世凯就看到了黎元洪和湖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多方笼络黎元洪，利用他从中斡旋，命令他“就近酌派兵轮、军队克日赴浔，借资震慑。”⑩宋教仁之死与南方革命党人反袁风紧之急，更增加了湖北的重要性，袁世凯的爪牙报告说：
“京汉路以黎副总统之坐镇武昌，得上游之势。”⑪“惟所可恃者，湖北绝对不之附和，彼（指革命党）虽野心勃勃，靡所凭借，犹幕上燕、釜中鱼耳。”⑫黎元洪在此之前已投向袁世凯怀抱，又感到湖北革命党人对他的巨大威胁，因而多次表示：
“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极端拥护项城”⑬。并且对袁世凯赌咒发誓：
“元洪惟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誓死撑拄，绝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世凯亦回电说， “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使袁世凯放胆进行北军南下、镇压国民党人的军事布置。⑭黎元洪和袁世凯正式结成了同盟，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黎袁两人共同镇压的。
1913年4月4日，黎元洪担心自己兵力不足，致电袁世凯，请求派北洋军进驻湖北：
“鄂省不靖，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以资震慑。”⑮这是北洋军队镇压武昌起义北撤之后再次进入湖北的肇端。湖北居全国要冲，袁世凯正愁如何拿下湖北这块战略要地，黎元洪的请求正好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接到黎元洪的请求后，他大喜过望。5月6日，袁世凯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总方略”：
“攻击南京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对湖北的具体部署是：命令北洋军队陆续开进湖北， “确实占领武昌及汉阳、汉口”， “自荆州以东亘新沟、蔡甸一带占领防御线。”⑯
南北战争时，大批北洋军之所以涌进湖北是因为：黎元洪感到自己的兵力十分薄弱，又听“谣言均谓军人多与乱党勾结，殊不足恃”，因此在1913年4月中旬致电中央调北军来鄂⑰。于是5月间北洋军愈来愈多， “前调北军不过四千人，殊嫌薄弱”，于是黎又“特再请中央增派军队”， “故四号由京汉车开来北洋第二师六团全军；
五号又到有姜桂题军三营；
同日下午又来有北洋第一镇第一团。汉口、汉阳及附近襄河和各镇公所、会馆房屋借住几满。闻总共已有一镇有余，在信阳者尚不在此数之内。”⑱到5月下旬， “所有武汉三镇附近军事要隘，如武昌之青山、金口，汉阳之黄陵矶、沌口，襄河之仙桃镇，汉口之姑嫂树及硚口、大智门、刘家庙、江岸、谌家矶各车站、迤逦孝感之三汊埠、三道桥、花园、广水，按站皆有北军扼守。”这样，近一个月的时间，北洋军源源不断地从京汉铁路开往湖北。一个月之内，开进湖北的北军，除第6师全部外，还有第2师、第4师所部各一混成旅及姜桂题的毅军、拱卫军、豫南巡防队等， “所以无处莫非北军队伍”，北军“沿铁路巡查严紧，俨如辛亥初战时之景象。”⑲北洋军开进湖北后，便将汉阳兵工厂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认为“鄂军之护厂者殊不可靠”，立即派“拱卫军一营，克日移驻汉阳守卫”。北洋军掌握汉阳兵工厂后，要求兵工厂“加工开全机赶造快枪与子弹”。至于存库的枪炮弹药，除鄂省应用留备防险，其余悉运北方。湖北各界对此十分愤慨， “多迁怒于黎公”，有人去劝说黎元洪，希望他守中立，要北军出境，截留北运的枪弹，而“黎公均严驳斥”，甚至谢绝来劝说的人⑳。不仅如此，黎还要求“派北军五千人常驻武汉以资镇守”，并要求从北军中“挑选精锐一营，驻扎军府”㉑。黎元洪投靠和信赖北洋军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
袁世凯谋杀宋教仁后，积极布置南北战争夺取国民党在南方的地盘，消灭国民党在南方的武装力量。这时，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竭力支持袁世凯。美国则带头承认袁世凯政府，从政治上给予支持。列宁当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借给中国新的公债被用于对中国的民主派：
‘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㉒
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撑腰后，先发制人，以地方不服从中央下令罢免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由国民党人担任的都督，称国民党为“乱党”，把孙中山叫做“乱党孙文”，黄兴也列为“逆首”，罪名都是“破坏民国统一”，于是发动南北战争，向江西、江苏等地发动进攻。7月，二次革命爆发，江西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发出讨袁通电，宣布起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地先后响应，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政府。
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讨袁军行动不一，在北洋军的进攻下，江西、南京两地的讨袁军很快失利，其他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就被打垮了，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北洋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
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充当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其中表演得最出色的事例，就是黎元洪出兵江西和瓦解湖南。
6月初，报纸上已登出了北洋军队“已布置完备，立可驱入赣省”的消息㉓，社会上亦盛传袁世凯将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作为向南方革命党人开的第一刀。为此，谭人凤匆匆来鄂，希望劝导黎元洪调和争端。但黎却表示了拥护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㉔。6月9日，袁世凯下达了免去李烈钧职务的命令，同时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发表后，黎元洪一方面恐“涉尤人自效之嫌”㉕，请袁世凯收回成命；
另一方面又敦促李烈钧迅速将军政事务先行分别移交，听候中央命令办理㉖。又催促新任命的护军使欧阳武代理江西政务，时时同他电商。
为了反抗袁世凯，李烈钧命令江西军队进驻南昌。黎元洪则命令与江西邻近的湖北广济县知事侦察江西军情、搜集情报，将江西军队“驻兵日期、名数，并地方军事实在情形逐一调查，火速飞报。”㉗他还派出军队进驻武穴，对付江西南昌方面的军队。他密电北洋军李纯，作出对付江西的军事部置：
“贵师将来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即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㉘
北洋军队向江西紧逼，激起了一部分参议员的担忧，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
“何事至有进兵江西谬举？”㉙阳新、武穴、广济等县知事均请黎退兵，但黎元洪坚决拒绝并表示：湖北军队是针对江西驻兵瑞昌才派兵保护商民的， “即云退兵，亦岂能相提并论？”㉚6月22日，他向江西保证：鄂境各军专为镇压内地，原与赣省无干……元洪可担保鄂军不入赣境一步。㉛10天后，黎元洪的保证墨迹未干，以效忠袁世凯的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电请派兵震慑九江为借口，命令驻扎在蕲春的李纯部向九江进军，三路齐进，步哨极严，断绝铁路，节节紧逼㉜。这是在李烈钧湖口起兵之前最先扑向江西的北洋军队。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袁世凯调集重兵开始进攻二次革命的中心地区——江西。黎元洪直接参与指挥北洋军队的军事行动，他身任副总统、湖北都督兼江西都督三职；
他所掌握的军队除湖北三师两旅外，还有受命归黎元洪节制的北洋第2、3、6师，宁军一师，奉天两混成团及20师的一个混成旅。各军的驻防、攻守、兵力配备、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等，黎元洪无不厕身其间。
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确实起到了袁世凯所希望的、以湖北为镇压二次革命的“主要策源地”的作用。7月4日，黎元洪密令北洋军第6师先行进入九江地区，于8日占领九江，燃起战火。北洋军队不仅首先由湖北进攻江西，而且还不断得到黎元洪水陆军队的增援。7月11日，为了加强九江地区的军事力量，黎元洪派出两艘军舰“赴援”㉝，14日，又派出北洋第6师全部、第2师一混成团赴九江，同日，黎还将鄂军与留鄂江南第1师合编成2个混成旅，赴浔助战；
命鄂军第1师师长石星川率部开赴鄂东，以阻江西讨袁军北进。诚如黎元洪自己所说，若非他事前预防、事后增援， “浔城已非国有。”㉞
15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1军军长，统辖第1、6师，连同海军次长汤芗铭的海军，归黎元洪节制。7月20日，黎元洪在武昌接见英国军官罗贝逊时，谈到镇压江西讨袁军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占领湖口所有的炮台，接着在这些炮台和九江设防，以防止江西军队的重新占领，北方部队在留下一支警卫部队驻扎江西后，将前往南京，同张勋合作”。他对北洋军取得胜利“极为乐观”。㉟
据《黎副总统政书》所载，黎元洪为进攻江西部队所发军饷和犒赏多达7万元之多。他还下令：“前敌胜利，全在激励将士志气，所有出力员弁，如有现款即随时酌赏。”㊱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谭人凤总结说，黎元洪为袁世凯镇压江西起义， “扬风助火，极力为虎作伥”， “赣宁由其反对而败”㊲。可谓深识卓见。
湖南都督谭延闿在二次革命中一直动摇不定，首鼠两端。迫于湖南革命党人的巨大压力，谭延闿才做出某种姿态，以示敷衍。黎元洪在江西独立之前就曾派专使赴湘，企图拉拢谭延闿倒向袁世凯。谭延闿向黎表示难言之苦，并说：
“大事决不糊涂”㊳，如果湖南独立，他就服毒自杀。黎元洪当即向谭延闿指示机宜：
“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㊴
由于湖南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7月25日，湖南终于宣告独立，成为响应江西、威胁湖北的一股力量。他们还曾商拟三路出兵会攻武汉的作战计划，要求四川熊克武师、湖北刘铁部与湖南军队联合行动，直取武汉， “则武汉不难一鼓而下”㊵，但这一计划最终并未实施。
黎元洪针对湖南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他派旅长伍祥桢向岳州进兵；
又派出一连步兵作为游击队扰乱湘军左侧；
还令与湘接壤的蒲圻、崇阳、通城三县知事侦探湘军分驻地点、人数及有无进发情形。此外，他又与贵州都督唐继尧勾结，要求唐“出师边境，牵制湘省。”㊶唐即派出一混成旅进驻镇远，虎视湖南；
又请广西陆荣廷派军队进驻全州，构成对湖南的围攻夹击。黎元洪多次威胁说：
“湖南如再不取消独立，即行进攻。”㊷
与此同时，黎元洪对谭延闿软硬兼施，劝诱谭早日取消独立。他对谭说：
“斩钉截铁，迅速处置，他事自迎刃而解矣。湘与鄂无二体，洪与公犹一人，藉有汤火，愿以身先。”㊸表示愿意在袁世凯面前全力担保。8月13日，谭延闿宣布湖南取消独立。当日，黎元洪就发表了致袁世凯为谭延闿辩解电：
“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延闿暗地维持，始终一致。”㊹一面电请袁世凯慰留谭延闿，一面劝慰谭继续留任。不久，袁世凯令谭延闿入京待罪，谭途经武汉，黎元洪多予慰勉。谭至京，被陆军部判处四等有期徒刑，经黎元洪出面缓颊，袁乃下令特赦。
孙中山、黄兴谋划在江西、南京起义反袁时，也布置指挥了湖北的反袁斗争。6月下旬，黄兴“决意做长江一带的实际军事工作”， “从军干部下手”，派宁调元、熊越山赴汉联络军队干部。他们在汉口 《民国日报》馆设立总机关，其目标是：“宣布袁罪，迫告湖北独立，组织讨袁军，请各省响应。”㊺他们联络军队，计划“萃于南湖，以攻起义门，而以城内四处放火接应。”事机不密，黎元洪出动军警，破获了《民国日报》等机关，仅在两天内，就残杀了80多人。宁调元、熊越山亦在汉口德租界被捕。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后，将袁世凯派往江西、并任命为江西护军使的北洋陆军少将余大鸿拘捕，并立即“通令电鄂，以释熊越山、宁调元两犯及撤退北军为请。”㊻黎元洪拒绝了李烈钧的建议，将宁、熊二人杀害。当黎元洪在湖北武汉进行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的时候，驻扎沙洋鄂军32团团长刘铁率部起义，打起“湖北讨袁军”的旗号，进攻沔阳，威逼武汉。刘铁与起义兵由于遭到“第七混成旅十四团及北军步兵二营、炮兵一营、机关枪二连驰往痛剿”㊼而失败。黎元洪对起义官兵进行残酷镇压，打死起义官兵140余人，打伤约百人。㊽二次革命时，黎元洪不仅诬称国民党为“乱党”，称革命人民为“乱匪”，而且对他们进行严酷镇压。
“在赣乱发生以后之十日，鄂省捕杀乱匪共56名。” “查此旬日间所杀已逾百数，与上月中旬并计必有200左右”㊾。
“鄂省近日以来无日不杀戮乱党，每日多则10余人，少者二、三人不等。” “而乱党机关破获，亦无日无之；
乱匪之被捕者，尤络绎于途。”㊿至于省垣所在地武汉三镇，更是遭到黎元洪的血腥屠杀。
“武汉连日捕获之乱党共有六七十名。除26、27两日正法其中首要及拒捕悍匪十余名外，所有20日继续在省垣、汉阳、汉口拿获之要匪（十三人）于29日午后一时、四时、六时分别斩决。”对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同样进行乱捕乱抓， “四处分途捕拿，连破机关十余处，半系工人之家。计共获五十六人。”
8月，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声称“有（湖北籍）参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院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私通匪徒……此次南京叛立，该员等私往上海、南京等处，分任兵职，公然叛乱。”他向袁世凯提出，按照内乱罪行，革除议员名籍，其得有勋位军职者，一律褫夺，按律拿办。
黎元洪还通令取消湖北各地国民党事务所。黎令军队所驻扎的各地，会同地方官吏将国民党事务所及各社会名目，一律查禁取消。黎派卫队长及副官率领卫队一排，到龙王庙后街牙厘局国民党湖北支部，会同警察三署实行抄搜。屋内杂役数人“驱逐出部”，所有牌匾及印章、党证、徽章等物“均予焚毁以绝根株”，党员名册则“携至都督府”，支部的房屋“当即查封”。并告示政学商各界，凡领有国民党徽章及证书者， “迅速各自焚毁，免于罪戾。”黎又于1913年11月12日派军警百余人，到鄂省议会驱逐国民党议员，并命令参加过国民党的议员， “自行宣布脱离则不株连”。
由于黎元洪在南北战争时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得到袁的欢心。袁称赞“黎副总统对于南北乱事，策划战守，呕心沥血，煞费苦心。”袁亲笔题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派专人送到武昌，表彰黎的“功劳”，以示对黎的宠幸。在送横匾来湖北的同时，袁还“拨发现洋四万元及金银奖牌若干”，至湖北各师旅团营进行慰劳。国民党失败后，袁又亲笔题写“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大字，挂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门外，以便给黎增添“光彩”。
二次革命后，黎元洪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注释：
①章开沅、林增平：
《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②③④⑤⑮㉕㉖㉗㉛㉞㊱㊶㊷㊸㊻易国干编：《黎副总统政书》，上海古今图书 局1915年版，第8、15、15、2—3、16、11、9、28、7、6、1、16、4、5、18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孙中山全集》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⑦《黎副总统就南北战事之态度》， 《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2日。
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⑩⑪⑫㉘㉚㊳㊴㊹㊺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5、316、293、397、431、424、763、763、451页。
⑭蔡寄鸥：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42页。
⑯《北洋军攻击南京敌军之策略》， 《中华民报》1912年6月5日。
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㉓《北洋军队部署之完毕》， 《民立报》1913年6月3日。
㉔㊲谭人凤：
《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160，104页。
㉙《鄂省参议员质问政府之情形》， 《民立报》1913年5月26日。
㉜《1913年赣宁之役档案史料选》， 《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㉝《黎元洪致袁世凯报告》 （1913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㉟《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5页。
㊵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资料》 （总26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3—124页。
